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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低碳发展研究Word文件下载.docx

在中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历史,虽然只有最近一二十年,但是排放的增加速度和总量都不容忽视。

2007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并且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发展排放”肯定会有所增加。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减排行动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中国需要在未来20-50年间,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

中国产业选择只能是化压力为动力,寻求低碳发展道路。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性,认识到应该更广泛地贯彻低碳经济理念,实现产业的低碳发展,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一、“低碳经济”与“低碳发展”的提出及内涵

(一)“低碳经济”理论的提出

“低碳经济”概念首先于2003年2月24日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①中提出。

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

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低碳经济”以及“低碳发展”的内涵

自英国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实现的可能性、市场价值等方面给予了自己的理解和探析。

尽管他们研究的角度不同,所提出的概念也有所差异,但都是为了表达同样的内涵:

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

具体来说,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②。

所谓低碳发展,是指在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低碳发展,重点在低碳,目的在发展,是一种更具竞争力、更可持续的发展。

低碳约束将制约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决定经济社会向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向演化发展。

在保持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碳排放的总量约束会限制经济发展的速度。

而在保持现有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不变甚至更优的条件下,通过改善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增加碳汇等措施可以实现碳排放总量和单位排放量的减少。

由此看来,为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和经济规模持续增长的双重目标,我国需要重新审视现有发展模式,重新选择更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而低碳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低碳发展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

当然,要实现低碳发展,技术创新是关键,因为能源效率的调高,低碳新能源的开发,化石能源的低碳化都要依赖于技术创新。

二、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产业低碳发展面临的压力

(一)以重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

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

必然要在充分工业化之后,才可能由服务业来主导国民经济。

因此,能耗高的重化工业所占的比例不仅不会大幅降低,而且还可能升高。

加上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具备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还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靠发展高端服务业来实现低碳发展。

因此,一定时期内,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很难发生根本的变化。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

近年来,我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6年超过了50%。

2000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60%,2003年达到63.15%,2006年更是接近70%,增长势头迅猛。

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60.22%提高到2004年的67.85%。

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重化工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重化工产业具有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的基本特征。

就发展速度和趋势而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

从2005-2007年,三年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基本维持在11%上下④,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高增长的动力和压力,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较大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⑤。

而且这种趋势并没有丝毫的减弱,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和趋势,无论在投资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对重化工业产业的需求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在投资领域,城市化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都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巨大的需求;

在消费领域,居民的需求增量将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汽车、住房、家用电器等以重化工产品为基础的产品上。

(二)产业发展传统能源结构带来的压力

由于受本身能源资源禀赋的约束,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而化石能源中更是以煤炭为主。

根据2008年6月出版的BP关于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7年,与欧盟能源消费总量下降2.2%相比,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上升了7.7%。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能源总量以及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仍可能增加,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占到全世界能源增长总额的52%,而中国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41.3%⑥。

当前,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接近70%,比国际平均水平高41个百分点。

虽然石油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只能以满足国内基本需求为目标,不可能用来替代煤炭。

因此,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难以在近十年内得到根本改变。

图1 1978-2006年全国能源消费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能源数据整理。

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24.6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9.3%。

其中,煤炭消费量23.7亿吨,增长9.6%;

原油3.2亿吨,增长7.1%;

天然气556亿立方米,增长19.9%;

水电4167亿千瓦小时,增长5.0%;

核电543亿千瓦小时,增长2.4%。

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4.5亿吨,增长17.2%;

铜372万吨,下降4.0%;

铝865万吨,增长32.1%;

乙烯939万吨,增长23.9%;

水泥12.0亿吨,增长14.5%。

能耗增长主要体现在钢铁、煤炭、石油、电力等行业。

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1.21吨标准煤,比上年下降1.23%,未能实现“十一五”时期每年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的目标⑦。

另一方面,在给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一段时期内,能源结构调整受到功能与成本的约束。

交通运输业(除铁路外)的主要能源形式是液态的石油或天然气制品。

虽然石油和天然气可以替代煤炭发电,但煤却很难代替石油制品作飞机汽车的液体燃料。

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的商业化受到成本约束,难以与常规的化石能源竞争。

另外,能源替代也受到资源禀赋的约束。

中国化石能源的“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以煤为主的格局。

这种格局也造成了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二氧化碳强度较高,尤其是跟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印度相比,几乎要高出一倍(见表2)。

关键是如果延续现有的能源政策和技术发展趋势,中国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到2020年将达到44.6亿吨标准煤,2030年将达到50.9亿吨标准煤,2050年为59.0亿吨标准煤。

2020年以前,煤炭的消费量会继续增长,到2020年煤炭消费会达27.8亿吨标准煤,2050年以前,会稳定在28亿吨标准煤左右的水平。

2020年之前,能源消费将会以较快速度增长,中国到2020年,CO[,2]排放量将比2005年增长60%以上,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虽然2020年之后,能源消费和相应CO[,2]排放的增长趋缓,但到2050年之前,还不能做到CO[,2]排放的零增长。

图3 历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变化情况

(三)现有产业进程中能源效率低下

我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3.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

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

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是巨大的。

因此,提高经济活动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是控制碳排放量的重要战略措施。

(四)低碳技术水平的约束

到目前为止,虽然很多的学者认为投资低碳技术的成本是有限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压力还是很大的,它们面临着二氧化碳减排和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

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有引进低碳技术的成本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低碳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特别要谨防在引进西方所谓“先进”技术时,实际是陷入用西方传统高碳技术所带来的更深的技术锁定,不能像工业化国家那样,深陷于石油能源技术-经济系统的“碳锁定”之中。

(五)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压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也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相应的影响。

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下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处于“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部门如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等行业将面临强制性的减排要求。

它们一方面会挖掘自身的节能潜力,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

而另一方面会向海外开拓市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外购”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增加企业利润,弥补因为在国内履约而造成的损失。

面对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

虽然得到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取得了经济增长,但代价也不可忽视。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的物理扩张,多数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而且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个人大宗耐用消费品一旦投入,其使用期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这样投入的资金便被“锁定”(lock-in),立即更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当未来中国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义务时,却可能被这些投资“锁住”。

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

(六)国际舆论的压力

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3.6%,仅次于美国。

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呼声强烈。

国际上的流行观点认为,要实现公约提出的“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最终目标,要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中国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

另外,欧洲和一些国家很可能会根据中国一些工业出口产品的排放来制定一些标准,以形成绿色壁垒,中国钢铁产品以及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产品可能将最先受到压力。

三、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的机遇

虽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发展面临了各种压力,但是也应该看到机遇与挑战并存。

首先,国际上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我国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特别是低碳经济中对传统化石能源利用的技术革新,对我国更有价值。

同时,有关激励低碳经济技术研发的政策和制度创新,也可为我国借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避免走发达国家能源密集型的生产老路。

其次,为降低履约成本,发达国家还将利用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到中国实施减排项目。

《京都议定书》生效向中国企业发出了市场信号,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不再是免费的公共资源,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合作也能带来经济利益。

由于发达国家国内的减排增量成本比发展中国家高5—20倍,所以发达国家愿意以资金援助与技术转移的方式在没有减排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CDM),由此获得低成本的减排量。

作为回报,发达国家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义务,同时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具有很多有利条件来实施CDM项目,如技术能力强、国家风险低、比较容易获取项目投资等。

对于中国来说,应采取积极的CDM政策,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获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与资金支持。

世界银行曾预测,中国将占据全球CDM市场50%的份额。

虽然截止2006年4月1日,在CDM执行理事会已经注册的149个CDM项目中,只有7个来自中国,落后于印度的28个、巴西的37个;

在申请渠道(Pipeline)中的542个项目中,只有39个来自中国,而印度为239个、巴西94个;

可以说,中国CDM活动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印度和巴西,但这预示着中国在参与国际CDM上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在理想状态下,仅通过CDM这一渠道,2010年当年的投资流量就可达到52亿至174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五年的承诺期内2008年到2010年,累计CDM项目的投资流量可达250亿至850亿美元。

这种仅考虑能源部门选择的评价模型还表明,其中有50%—70%的CDM投资将流向中国。

也就是说在2010年通过CDM流入中国能源相关部门的外资流量潜力可达6%—20%。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减排承诺期还可能在2012年之后滚动延续下去。

由此,中国—欧盟环境管理合作计划机制开发项目的专家认为,“对中国而言,过去只能作为公共物品而难于实现市场价值的温室气体减排额就有可能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变现为具有货币价值的国民财富,所以也是一个将潜在国民财富转化为现实国民财富并扩展资源配置途径的机会。

对于中国的一些企业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CDM机制便意味着一种融资手段”⑧。

再次,当全球金融危机时,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刺激内需的政策和支持,无疑是改善各种基础设施的难得机遇。

比如,交通部计划在3—5年内投入5万亿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测算未来5年的年均公路建设投资规模约9800亿元,将是原来计划的160%。

预计60%投资在高速公路建设,20%投资在国省公路建设,20%投资在农村公路建设⑨。

但是在各个部分,如果有重点地改善交通基本设施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展新能源交通的研发,无疑也是中国交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契机。

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产业发展的低碳之路

低碳经济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

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实现产业发展的低碳之路,必须推行以下政策措施。

(一)调整产业结构,控制高碳产业发展速度

同等规模或总量的经济,处于同样的技术水平。

如果产业结构不同,碳排放量就可能相去甚远。

传统的农业生产几乎不使用商品能源,即使现代农业生产,也改变不了农作物和动物生长过程中对光、热、土地等自然因素的依赖,商品能源的使用只是辅助性的,或是对劳动力的替代,因而较为有限。

第三产业提供的产品主要是服务,虽然在服务过程中,为了提高效率需要一些办公和运行设备,需要消耗商品能源,但其单位产值消耗的能源也非常有限。

真正需要大量消耗能源的是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

因此,应加快低碳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对于传统的高排放、高耗能的钢铁、石化、电机电子、人造纤维、水泥和造纸等行业在《京都议定书》实施后受到了冲击,应该严格控制。

而全氟化碳(PFC)是半导体产业及面板业在铅洗制程中所使用的主要气体,虽其排放量相当低,但对地球温室效应而言,是二氧化碳的数千倍。

目前,半导体和光电子产业正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吸引投资的最大方向之一。

实施《京都议定书》后,预计将有更多的产业转移,对于这种行业也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能盲目引进。

在调整国内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要对我国现行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作出必要的调整。

我国目前每年出口大量高碳经济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例如数千万吨的钢铁,在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

据统计,我国大约23%的污染是在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产品卖给了外国人,污染和环境破坏留给了我们自己,这不是低碳经济,更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要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作出必要的调整,限制高碳经济模式下生产出的产品出口,大力发展低碳产品的出口。

(二)培育新兴低碳产业

由于石油能源在未来将日益短缺,而可再生能源具有环保无污染的特性,目前是各国政府大力扶植的产业,加上《京都议定书》通过,未来替代能源产业的成长将更加蓬勃发展。

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把握全球产业变化的趋势,及时制定新产业创造战略,将燃料电池、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作为产业发展的重点,从政策上鼓励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

同时,对于兴起的环境金融等中介行业,也应该给予适当的政策鼓励。

(三)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降低能源强度

从能源利用效率上看,中国科学院《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选取一次能源、淡水、水泥、钢材和常用有色金属的消耗量来计算节约系数,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丹麦是资源绩效最好的国家,中国仅排在第54位,属于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

在这一形势下,降低我国单位GDP能源、资源消耗,节能降耗,缓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我国政府已制定了从2006年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从能源结构看,在三种化石能源中,煤的含碳量最高,油次之,天然气的单位热值碳密集只有煤炭碳含量的60%。

其他形式的能源如核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属于无碳能源。

这就需要碳中和技术,在消费前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

在此格局下,加速发展天然气,适当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深入开发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向。

如果在未来能源战略中考虑减缓CO[,2]排放目标,争取在2030年前后实现CO[,2]排放的零增长,则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加快可再生能源、核能等非化石能源的发展,同时必须引入与先进发电技术(如IGCC、多联产)相结合的CO[,2]捕获和埋存技术(CCS)。

到2030年,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要从参考方案的16.4%提高到20.5%,煤炭比重从54.5%下降到50.4%。

2030年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要占总装机容量的50%以上,2050年要占总装机容量的70%以上⑩。

从保证能源安全和保护环境的角度看,发展低碳和无碳能源,促进能源供应的多样化,是减少煤炭消费,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必然选择。

尽管能源结构的调整可以大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但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减排的潜力并不是无限的,而是要受到资源禀赋与市场的约束。

有关研究表明,从1978-2006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从1978年的15.68万吨标准煤每万元下降到2006年的1.17万吨标准煤每万元(见图4)。

我国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各产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其中工业能源强度下降是总体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目前我国的综合能源效率约33%,比发达国家低约10%。

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

钢、水泥、纸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

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

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11)。

这些数据既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能源使用比较浪费,但也充分表明中国提高能源效率的潜力巨大。

中国一贯以节能作为能源领域的优先工作,今后仍必须坚持节能优先的战略。

因为只有节能,才能同时有利于能源供应安全、环境保护和提高竞争力等多重目标。

有专家认为,通过强化节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措施,中国有望将202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减少15%以上。

未来20年,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预测,世界能源强度年均下降约为111%,中国要实现节能目标,至少要保持能源强度年均下降213%。

从部门结构看,工业用能的比例虽在下降,但仍是最大的能源消费部门,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则是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部门,因此,这三大部门无疑是节能工作的重点。

图4 各年能源强度的变化情况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计算整理。

(四)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的低碳政策环境

无论是促进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还是限制现有高碳产业的速度,按照目前现有的市场容量和发展趋势,在一定时期内,要使市场自觉地作出反应,是不现实的,政府必须在政策环境上给予相应的引导。

比如在产业规划、产业税收政策以及产业标准的制定以及产业环境规制等方面,采取有利于低碳产业的各种措施。

另外,由于减排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公共产品的性质,要鼓励企业或个人自觉采取减排的行动,尤其是在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方面,是有一定困难的。

政府碳基金是依靠政府出资的方式专门用于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的专项基金。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

此外,由于到目前为止,关于低碳经济的经验和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实践主要是在一些发达国家进行,要使国内企业和个人享受并参与低碳经济的建设,政府应该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

尤其是在争取一些国际组织资助的项目上,政府应该尽快搭建一个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信息平台,以便国内的产业发展与全球产业发展具有同步趋势。

(五)坚持技术和市场两条腿走路

发达国家将通过“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动”两条重要途径来推动能源技术进步和国际能源技术合作。

所谓“技术推动”,是指政府和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R&

D)投入,加快技术开发的速度,通过为市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来推动技术创新;

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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