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及其发展的影响的中期调研总结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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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目标 

部门目标、 

企业目标。

义：

正义，大义，义气。

桃园三结义，千古传诵。

关云长大义参天，后人敬仰。

舍小利而求团队集体企业大利。

以期达到个体与团体的双赢。

要想取得团体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就得沟通协作，才能实现团队整体的目标，发挥系统整体效能。

有边界分工，无边界协作，全员参与改善。

利行同事，当问题发生时，不迁怒于下属、他人或部门，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积极对策。

不贰过。

礼：

规范 

规律 

通“理”。

为人处事要不违背天理，合乎道理，顺乎情理。

国家有法律法规我们必须遵守。

企业有管理体系及制度。

岗位有标准作业，不断的优化规范流程。

有规定按规定执行—法制化。

前人经验的结晶，我们要严格遵守高效推行，否则就要受到市场或社会的惩罚。

智:

智慧通过学习而产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生发智慧,才能不断的细化流程,优化流程实现成本最小化,质量最优化-------价值工程。

天行健君子而自强不息。

信

诚信，信实。

为人要诚信守约，做事要扎扎实实，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万丈高楼平地起，突变来源于渐变。

打好基础，才能实现飞跃。

基础管理至关重要。

凡事从小处着眼，做细做强作大。

深入现场实际，根据实际情况对策。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二千年的文化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

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

将儒家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中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

为了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及其发展的影响，我们先后去了中石化咨询公司，中国科技馆，中国开发投资公司，中国电子工程设计公司等地方进行实地调研，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与座谈会，互动交流等活动进行信息采集。

为了更好的分析问题，完善调研内容，我们的调查问卷分为两种：

1、针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2、针对企业员工。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1）大多数企业高层人员认为企业运用了儒家文化，而认为企业运用儒家文化的员工比例就相对较少；

2），21.28%的人认为仁是最为重要的，觉得义的比较重要的人数占18.89%，而礼、智、信的比例分别为14.33%、18.89%、21.82%，忠和和约为13.68%和8.79%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发现运用儒家文化的企业比没运用儒家文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

但是，儒家文化对企业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负面意义，比如

一、重政治而轻效益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总把本阶级的政治利益置于首位，不惜阻碍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

久而久之，政治中心成为了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我们党没有及时地把注重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深深渗透到社会各地区、各部门中，使得我国企业治理工作上也披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企业行为政府化。

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缺乏独立的人格。

企业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目标选择、经营观念等主要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为此，企业经常主动迎合上级行政部门的意愿，甚至不惜牺牲经济利益。

其次，企业内部结构行政化。

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组织机构和编制同国家行政机构对口，治理规章制度参照国家行政机构标准制定，企业行为中政治任务压倒一切的倾向较为严重，经济色彩大大淡化。

第三，企业治理方法和手段行政化。

在生产经营中，领导者往往注重行政命令，爱算政治帐，不善于算经济帐。

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来治理经济工作，领导者经常凭主观理想办事，企业不遵循效益第一的原则。

二重专制而轻民主的偏向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封建专制治理的国家，民主治理的空气非常稀薄。

战国时期，孟子曾主张民贵君轻。

但这种爱民、为民之说并没有真正得到封建帝王的认同。

相反，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治理方式。

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的个别企业中经常表现为领导者的个人决策，家长制、一言堂。

在这种绝对权威面前，上有所好，下必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使得一些敢于直言，富有才华的治理者被拒之门外，任人唯亲的现象比较严重。

广大职工的聪明和潜能受到压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难以形成。

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难以杜绝。

三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偏向

中国儒家治理思想表现在企业治理机制上，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原动力。

它过分重视人情治理，忽视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

结果导致一些企业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的现象司空见惯。

规章制度停留在嘴上、纸上，而不能见之于行动。

这种人情虽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和谐，但企业究竟不是一个家庭。

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需要一种客观公正的标准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四重情意而轻利益的偏向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的义被一些传统观念理解为合乎治理阶层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

孔子的治理学说显示出贵义贱利的明确意向。

孟子继续了孔子的主张，进一步把义利对立，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动乱的总根源。

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

而宋明礼学，更直接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治理思想行为规范和物质欲望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

建国以来一个时期，我们在左倾治理思想的影响下，脱离群众对实际生活的物质需求，幻想不去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是十分可笑的。

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治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治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同时，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

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

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治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

当前我们讲义，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治理思想，也不再是与利的对立，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

五重均同而轻个性的偏向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西方治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

它虽然处处讲人，但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

在均同思想影响下，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尚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

这种总体对个体的排斥，构成了中国儒家治理思想的本质。

在企业治理上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企业治理思想上，我们曾经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

比如：

建国后，重视对原苏联治理思想的引进、吸收和探讨，而这种治理思想的一个特点是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念。

反之，对西方国家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积极性的治理思想，弃之不顾或否定批判。

其次，企业在治理制度和方法上趋于共同，缺少特点。

从前，由于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不是独立自主经营的法人实体，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因此，国家的方针目标就是企业的方针目标；

国家的价值观念就是企业的价值观念；

国家的治理文化就是企业的治理文化……所有企业同遵一旨，同出一源。

第三，在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上，铁饭碗、大锅饭至今仍是个别企业改革发展的阻碍。

具体表现就是讲攀比，不讲竞争；

讲均同，不讲贡献；

讲公平，不讲效率等等。

长期以来这种求和去异的儒家治理思想，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均同性思想，顽固地保护着人们的心理长城。

第四，以往在企业职工个性上，共同性胜于非凡性，群体性高于个性性。

使职工个性长期处于抑制和闭锁状态，个人需要绝对服从集体的利益，排斥任何做法的个人主义。

其结果，使一些企业失去了生气和活力。

六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儒家治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治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治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

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七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儒家治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

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

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在儒家治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

治理伦理为质，治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

而“正心诚意”、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才最有价值。

这种儒家治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外形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八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治理一直占主导地位。

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治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

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反传统倡革新的思想家和勇士，他们的治理思想也产生过广泛影响，但最终多被儒家治理思想吞没。

其根本原因是：

首先，当维新者在治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

如：

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

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续传统者。

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闻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

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治理思想和行为。

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

儒家文化在企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应该利用儒学中好的因素管理企业，让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儒家的精髓是叫人怎么做人和怎么治人。

想必治人、治家、治企业、治国应该都在可以遵循儒家的精神。

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抛弃了这种精神，你的企业就不会成为一个有灵魂有作为企业。

儒家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应该学习并加以运用的。

套用过去一个词来形容儒家学说和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就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如此，美国如此，全球人都如此。

因为，那是做人的基本底数，是根本。

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所以就要以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使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为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今经济科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越来越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