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下平时作业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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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下平时作业1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下）平时作业1
1．先复习专科阶段的学习内容，再阅读以下参考资料，然后讨论：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赵树理的遭遇和得到的评价为什么会明显不同？
（30分）
参考资料：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
他出身于一个祖上曾很显赫的农民家庭，三代单传，小名“得意”，寄托着祖父“金榜题名”的希望。
6岁开始随祖父读“三圣教道会经”以及《麻衣神相》、《奇门遁甲》，过目不忘，被乡里称为“神童”。
10岁时祖父去世，赵家彻底没落。
同年，上本村私塾，受尽屈辱，一年后退出，随父亲学会了两门手艺：
“农民的技术”和“农民的艺术”，最喜爱“上党绑子”、打鼓板等民间曲艺，接受了民间艺术和农民语言的熏陶。
1923年，从沁水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25年考入长治县省立第四师范，开始接触到新文学作品。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反对校长被开除，后又被捕，在狱中开始小说创作。
一年后出狱，改名“树礼”为“树理”，立志创作“老百姓喜欢看”的作品。
1931年再次入狱，1936年第三次入狱。
1937年参加牺盟会，1940年，任太行区新华日报社《抗战生活》（半月刊）编辑，同时一人独办《中国人》（周刊），后调入北方局调研室。
赵树理是少数几位在40年代和50年代都卓有成就的作家。
虽然其创作风格和特点几乎没有因时代的改变而变化，但他的遭遇和得到的评价却明显地被划为了两个时代。
1943年，赵树理因描写农村青年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却遭到双方父母“二诸葛”、“三仙姑”和掌握村政权的地头蛇的刁难和迫害，最后在民主政府支持下终成眷属的《小二黑结婚》一举成名。
当时，赵树理时年37岁，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时同岁。
作品经杨献珍、浦安修推荐，彭德怀给予了高度赞扬，出版后供不应求，特别是在被改编为上党绑子等各种戏曲之后，在解放区农村引起了一场真正的轰动。
但当时文艺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响，而是保持着一种“古怪的沉默”。
同年又完成中篇《李有才板话》，描写阎家山农民与地主阎恒元及其爪牙之间围绕着村政权的改造和减租减息开展的斗争，得到更高评价，被指定为整风学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材料。
在最初的评论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文章。
他认为，《小二黑结婚》主要围绕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由来展开情节，而《李有才板话》则正面地直接地描写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更有收获”，“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李大章：
《介绍〈李有才板话〉》）。
文艺批评家冯牧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这部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解放区农村中的农民生活和农村关系的急剧变化的图画”（冯牧：
《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
在这前后，《地板》（1944）作为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书，《催粮差》（1946）获得该年度太行区文化奖金甲等奖。
1945年底，赵树理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通过一个村庄从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20多年的变迁，表现农民命运的变化。
作品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由华北新华书店立即付印，随后北方各大新华书店以及上海知识出版社、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等都竞相翻印，其出版速度和发行范围都超过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而文艺界的反映也超乎寻常的热烈。
其主要原因，一是在1946年4月，赵树理成为了新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的常务理事；二是相继出现了当时文坛上三巨头郭沫若、茅盾、周扬的赞扬文字。
1947年，赵树理第一次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因为外国记者发现，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
在这个背景下，1947年7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举行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
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
”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发言：
“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
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
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
”
1948年发表的《邪不压正》描写的是一个中农女儿软英的婚姻故事。
软英先被地主刘锡元的儿子看中，狗腿子小旦为虎作伥，强下聘礼。
下河村解放后，农会主席小昌又唆使成为积极分子的小旦逼迫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
最后在整党运动中，小昌挨批，软英与情郎小宝终成眷属。
这是赵树理第一次遇到批评的小说，后未收入自己的文集，渐渐被人们遗忘，80年代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它的价值。
在1949年前，除了《邪不压正》，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人们的推崇；而在1949年后，除了《登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评，也都曾受到一些人的赞同和支持，因此，这期间的赵树理始终处于“褒贬毁誉之间”。
1950年，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赶写的一篇评书体短篇小说《登记》受到的赞誉最多，被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后被改名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
同年，却因他主编的《说说唱唱》发表孟淑池的《金锁》而受到指责，并因他为之辩护而写检查，导致1951年初被解职。
1955年发表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以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三心二意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村长范登高和一心一意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农村合作化时期的社会的面貌，后被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和各种舞台剧。
为此，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协大会上，赵树理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起，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但《三里湾》与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柳青的《创业史》，以及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相比，仍然受到了明显的冷落。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由于指导思想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基本规律，各级领导好大喜功，争放“卫星”，盲目夸大生产产量，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农村参加基层工作的赵树理，对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十分忧虑，但是，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不允许作家暴露。
文艺界一方面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一方面又相应地发起了“拔白旗”的批判运动。
所以当时能够公开发表出来的，只能是歌颂“大跃进”的民歌和粉饰现实的作品。
此时，赵树理创作了《“锻炼锻炼”》，虽然主观意图“是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站在青年干部杨小四一边，维护农村中的新生事物，让自私落后的人出点丑，但客观上却表现了当时农村中日趋激化的“干群矛盾”。
因此，一经发表，便受到了批判。
1959年，《文艺报》组织的“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中对《“锻炼锻炼”》的讨论，最终导致了对赵树理的否定性意见，认为这篇作品是对农村现实的歪曲，丑化了正在进入共产主义的农民形象。
处在既无法回避，又不愿违心地说假话唱赞歌的两难境地的赵树理，为更多地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年底去山西，请求省委让他任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但在放“卫星”等问题上又与县委大唱反调，被看作是“神经病”。
1959年8月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投寄《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但文章尚发表，就赶上了“庐山会议”对以彭德怀为首“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赵树理的文章被陈伯达转批给作协党组，成为“反右倾”运动的靶子，连批三个月。
在1962年8月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史称“大连会议”）上，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正式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并将赵树理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
赵树理在发言时，仍然不能忘记他亲眼所见的农村现实，他十分尖锐而沉痛地说：
“1960年的情况是天聋地哑”（赵树理：
《赵树理全集》，第4卷，51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
但大连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完全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
此后，赵树理在创作了两篇失败之作《互作鉴定》（1962）和《卖烟叶》（1963）后，以“上党绑子”《十里店》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但1964年，先因《卖烟叶》再次被当作“写中间人物”的标本遭到批判，后因《“起码”与“高深”》一文，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追查。
1965年2月，全家迁到山西太原。
1966年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将赵树理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抓去山西全省各地到处批斗，打断肋骨。
1970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赵树理专案组”，对他隔离审查，9月23日被批斗至死。
2．先阅读以下参考资料，然后讨论：
“样板戏”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样板戏”的产生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40分）
参考资料一：
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延安的七八十位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座谈会，共举行了三次，5月23日结束。
座谈会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联系延安文艺界的思想和创作实际，进行了检查和批判。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到会讲话。
毛泽东于会议开幕和结束时作了两次长篇讲演，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问题以及工作问题、学习问题等，指出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结论”系统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普及与提高、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问题，并对“人性论”、“超功利主义”等观点进行了批判。
强调了“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应“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讲话》具有深远的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完全改变了“五四”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真正实现了文学的大众化，而且在解放区文艺界实现了思想大统一，确立了战争文化规范的主体地位。
从此，作家和作品被当作了“一支军队”，各种文学运动也都打上了战时文化的烙印，这对于当时的解放区文学，和后来在解放区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讲话》不仅成为了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指导性文献，而且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拟定文艺政策和方针的理论基础。
1942年后，解放区文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作家们在《讲话》指导下，深入农村，奔赴前线，自觉改造世界观，产生了一大批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优秀作品。
小说方面，以赵树理和孙犁为代表，主要形成了农村和战争两大题材。
诗歌方面，以李季为代表的民歌体叙事诗创作风行一时。
在散文方面，在抒情性散文几乎销声匿迹的情况下，报告文学则一枝独秀。
在戏剧方面，群众性的演剧活动蓬蓬勃勃，传统旧戏的改革和利用也有所收获，而《白毛女》更在融合中西戏剧艺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被看作是中国“民族新歌剧”的成功尝试。
而所有这些成就和特点，都在新中国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解放区文学为新中国文学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1949年7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正式确立了《讲话》所规定的新文艺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惟一方向，使战争文化规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然而，战争文化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是启蒙文化规范的继承和发展，但毕竟不是文学发展必然的逻辑结果，而是战争外力的产物，因此，在整个20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两个文化规范始终处于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之中。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意味着长期被分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不同政治性区域的作家正式“会师”。
但是，由于这次大会是在对国统区作家进行大范围批判，对解放区创作进行热情肯定的背景下召开的，因此，从国统区来的作家，虽然对新的生活充满深情，激动万分，却因为思想压力过大，不少作家丧失了应有的自信。
除老舍等极少数作家外，绝大多数都没能在创作上继续创造辉煌。
加之接连不断的政治性批判运动，又使一批作家被迫离开了文坛。
因此，50年代初期最为活跃的作家，多是从解放区来的。
他们纵情地歌唱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歌唱火热的工农业生产，歌唱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
“颂歌”从此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流。
以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孙犁、杜鹏程为代表的战争题材小说，都直接继承了解放区文艺的传统和风格。
50年代中期，由于一批“干预生活”以及描写爱情的作品相继受到批判，现实题材的作品一度冷落，许多作家纷纷转向历史题材。
在历史题材方面，最先取得重大成就的是老舍的话剧和姚雪垠的小说。
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吴强、曲波、梁斌以及罗广斌等创作的以革命战争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量涌现，形成了新中国文学的第一个创作高潮。
同时，诗歌和散文创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和秦牧、杨朔、刘白羽等，都以各自不同的特色展示了时代的风采，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
随着“阶级斗争”主旋律越唱越高，“颂歌”潮流的政治性也越来越强，并逐渐从“颂歌”变化为“战歌”。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后，中国文学遭到了灭顶之灾，除极少数外，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迫害，著名作家老舍、赵树理、杨朔、魏金枝、陈翔鹤、海默、肖也牧等先后殉难，甚至连身居高位的文艺界领导周扬，也与那些曾先后被他打倒的“反动作家”们一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整个文坛几乎只剩下了江青一手培植的“革命样板戏”。
参考资料二：
传统旧戏的改编和新编现代戏的出现，是解放区戏剧的另一个成就。
1942年10月，“鲁艺”的平剧研究团（平剧即“京剧”）与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平剧社合并后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提出了改造京剧的主张，毛泽东为之题词：
“推陈出新”，成为后来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
1943年底《逼上梁山》演出成功，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第二次观看此剧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此剧是“旧戏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此后，平剧研究院还创作了《三打祝家庄》等剧目。
同时，利用旧戏的形式改编现代戏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健翎的《血泪仇》等“新秦腔”。
但真正的有艺术水平的作品在50年代以后才出现。
在5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一大批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话剧和地方戏曲。
它们的出现与这时期历史剧的繁荣无关，而是40年代戏剧改革的继续和收获。
其中，话剧《智取威虎山》（1958）、《红色娘子军》（1964），沪剧《碧水红旗》（1959）、《红灯记》（1962），昆剧《红灯传》（1962）、京剧《奇袭白虎团》（1959）、《杜鹃山》（1962）、《革命自有后来人》（1962）、《红灯记》（1964）、《智取威虎山》（1964）等不少作品，后来都被移植为“样板戏”。
1963年2月，江青在上海观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后，开始插手“京剧现代戏”的改革，并同时开始了对《李慧娘》等历史剧的批判。
而1965年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则成为了“文革”开始的导火索。
3．先阅读以下参考资料，然后讨论：
在朦胧诗运动出现前，中国当代诗坛是一种什么状况？
朦胧诗出现后为什么被称为“朦胧诗”？
（30分）
参考资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本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的最令人震撼也最令人激动的重大事件。
从1949年底开始，著名的“七月派”诗人胡风就陆续发表了长诗《时间开始了》，以他特有的诗人语汇和热情，开创了颂歌诗潮的先河。
在“五四”时期曾掀起浪漫主义诗歌狂潮的郭沫若、曾以忧郁的歌声赢得众多读者喜爱的艾青，以及臧克家、冯至、何其芳等在现代诗歌史上曾有着重大影响的老诗人们，虽然来不及从崭新的生活中提炼出深刻的思想和富于诗意的构思，但他们仍以豪迈的气势和大胆的想象，直抒胸臆，表达了对新生的共和国火一样的热情。
他们这时期的创作，对于五六十年代颂歌潮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1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受尽了外族的欺辱后，第一次以一个强者的身份在境外的抗争，也是中国人第一次与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美国进行的直接的军事较量，自然也成为了当时社会关注的最大热点和诗人们争相歌咏的题材和主题。
未央、张永枚、胡昭、韩笑等50年代前期活跃在诗坛的青年诗人，就是以表现朝鲜战争题材而引起人们注意的。
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翻开了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崭新一页，给那些从连绵不断的战争中走过来的每一位中国人很大的鼓舞，也给那些以前习惯于描写苦难岁月和战争风云的新老诗人，带来了全新的题材和主题。
因此，无论是从农村来的民歌手，还是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诗人，全都加入了劳动和建设的大合唱。
曾以陕北民歌“信天游”形式显示出延安整风运动文学实绩的李季，举家迁往大西北的玉门油田，成为中国第一位以表现油田建设和石油工人著称的“石油诗人”。
曾以太行山民歌加入到解放区民歌手行列的阮章竞，也来到内蒙古草原上的新兴钢铁基地，写出了叙事长诗《白云鄂博交响诗》等。
这时期，表现经济建设的年青诗人更是成批涌现，除了以雁翼、梁上泉、傅仇、高缨、流沙河、孙静轩等为代表的“四川诗人群”外，还有表现铁道兵生活的魏钢焰、周纲，表现农村生活的严阵、苗得雨，表现工人生活的李学螯、温承训等。
随着经济建设而出现的“颂歌”题材的大规模转移，是5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1955年开展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特别是1957年开展的“反右”斗争，不仅使中国诗坛损失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有才华的诗人，而且，使颂歌以外的其他风格的诗歌逐渐失去了面世的机会和存在的权利。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级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镇压后，终于导致了“七月诗派”的整体消失。
而从50年代初就逐渐失势，并在“反右”斗争前后因艺术观念与时代要求的不符，早早地便从诗坛隐退的诗歌团体，还有以穆旦等诗人为代表的“九叶诗派”。
在“反右”运动中被迫离开诗坛的诗人，则远远超出了这两个诗派的范围，既有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成名的老诗人，如公木、吕剑、陈梦家、苏金伞、李白凤等，也有在1949年以后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如邵燕祥、公刘、白桦、流沙河、周良沛、高平、梁南、胡昭、昌耀、孙静轩、林希等，而在这前后遭到指责或批判的诗人和作品则更多。
在政治路线越来越左倾的情况下，这些诗人们虽然无法用自己的作品来“干预生活”，但并没有放弃对国家、民族和个人命运的思考，他们或将个人的受难经历赋予民族的象征，或从个人的感受出发，表达了一个社会零畸者对人间真情的挚爱；或从丰富的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潜心于民间生活的抒写，表现出一个文坛流浪者对诗歌艺术的忠诚，绿原、曾卓、唐湜等便是当时这类潜在创作的代表。
50年代中期，在各种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的诗人成批退出诗坛后，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以闻捷为代表的叙事性抒情诗，以及以李瑛为代表的军旅生活抒情诗等格调高昂、风格轻快的作品，便成为了“颂歌”的主要形式。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再一次掀起了颂歌的狂潮，整个诗坛几乎都沉浸在歌唱“三面红旗”的欢乐海洋里，一个“新民歌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席卷全国，并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大跃进诗歌”不仅成为当时从“反右”斗争中走出来的诗人们惟一的出路，而且，由此形成的浮夸风长期弥漫在文坛上，影响深远。
1962年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特别是随后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全国的政治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对政治情绪和社会动向反应敏捷的诗歌创作，随之也产生了一个重大转折，从对劳动和建设的歌唱，变成了对阶级斗争的宣扬。
诗人们更加自觉地以流行的政治概念为创作的出发点，以演绎和阐发政治概念为创作目的，政治抒情诗成为了诗坛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其总体风格也由“颂歌”转向了“战歌”。
当时的诗歌创作还存在着“第三种情况”，那些挺立在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他们既无法超越时代，也无法回避自己内心的矛盾，面对高昂的时代精神，诗人们既想让自己的作品回荡着时代的主旋律，又希望在时代的“大合唱”中保持自己独特的声音，从而流露出创作者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了惶惑的印迹。
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虽然没有出现像小说那样的“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但也表现出对社会生活多层面的反映。
此外，以“白洋淀诗派”为代表的青年诗人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自觉追求和探索，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
1976年4月5日（丙辰清明）前后出现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代表了人民怒不可遏的心声，敲响了这个黑暗时代的丧钟，是文革十年最为激动人心的辉煌乐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下）平时作业2
一、填空题（每空1分，共20分）
1．在《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和三仙姑在反对儿女的争取婚姻自由的问题上，与坏分子金旺和兴旺站在一个立场上。
2．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狱警传，似狼嚎”的唱段，李铁梅“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唱段等，都是个性化的，很好地表现了人物在特定场景中的心态。
3．江河在1985年创作的“史诗”代表作是《太阳和他的反光》。
4．在赵树理研究中，对赵树理作品的再认识有着重要意义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年召开于大连。
5．“样板戏”在整体的写实风格的基础上，也发挥了传统京剧的虚拟特长，如《智取威虎山》第五场“打虎上山”中杨子荣的“马舞”等。
6．汪曾祺被看作是最后一位“京派”作家，他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时就曾师从沈从文。
7．同样是描写土改运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小说，明显不同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作品。
8．京剧“样板戏”除了两部作品外，均取材于革命历史斗争。
这两部作品是《海港》和《龙江颂》。
9．“朦胧诗”一词最初带有贬义，后来却作为一个下面概念得到广泛认同。
这个词得名于1980年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10．1958年创作的《“锻炼锻炼”》是赵树理最具“问题小说”特征的作品。
11．样板戏大多没有爱情描写，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改编过程中，也删去了原电影本中洪常青与吴琼花的爱情描写。
12．王安忆引起较多争议的“性题材”作品，主要有“三恋”和《岗上的世纪》。
13．《邪不压正》是赵树理新中国成立以前创作中惟一引起争论的一篇作品。
14．所谓“二革”创作方法（又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指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15．北岛原名赵振开，在“文革”中他曾以“艾珊”的笔名创作过小说《波动》。
16．在20世纪90年代的赵树理研究中，陈思和有意发掘赵树理的“民间立场”的意义，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尤其是《“锻炼锻炼”》，作为“民间文化形态”表达了与国家意志的“时代共名”不一致的“农民立场”、“民间立场”。
17．构成“样板戏”主体的“京剧现代戏”，大多开始创作于1958年。
18．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用调侃的语调对普通人的平庸生活的逼真描写，因表现出“超语义的美”而被看作是“生命意识的觉醒”的代表作。
19．1950年，赵树理担任通俗刊物《说说唱唱》的执行主编时，因发表一个描写落后农民的故事《金锁》，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
20．《诺日朗》、《半坡》、《敦煌》、《西藏》等大型组诗的作者是杨炼。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10分）
要求：
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
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错选或多选均不得分。
1．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第一篇作品是（C）。
A．《三里湾》B．《“锻炼锻炼”》
C．《登记》D．《邪不压正》
2．样板戏《红灯记》中鸠山逼李玉和承认自己身份的“王牌”是（B）。
A．以金钱作诱饵B．让王连举出场
C．以酷刑相威胁D．逼李奶奶招供
3．收录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和杨炼《五人诗选》的出版社是（B）。
A．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B．作家出版社
C．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D．人民文学出版社
4．江青对“样板戏”的一些修改，由于效果太差，不得不又恢复原状。
如（C）等。
A．将郭建光作为一号人物，最后让他率领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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