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巨贪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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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计有金锭、金条、金饼、金叶、沙金等1.3万余两，纯金器皿3100余件，金镶珠宝器皿253件，金镶珠宝首饰1800多件。

此外还有金绦钩208件、金绦环68件、金折丝带环33件……仅黄金一项就共重三万两千九百多两。

金器之外，从严氏家中还抄出白银201万两，银器和银首饰1.36万两；

玉器875件；

玉带202条，金带124条；

象牙、犀角、牛角、玳瑁、檀香、珐琅、堆漆等镶金器皿563件，镶金银象牙筷2000多双；

珍珠凤冠头箍306两、大圆珍珠962颗、次等珍珠127两；

各色宝石86两，珊瑚树60株，大象牙4根，玛瑙、水晶、玻璃、龙卵（有异纹的大鸟蛋）、象牙、犀角、玳瑁、朱砂、哥窑瓷等珍玩3500余件；

书籍6854部，石刻墨迹法帖358册，晋唐宋元名画3200余轴册等等。

《天水冰山录》记载的另一样大宗物品是锦缎、绢绫、纱罗、绸绒、改机、琐幅、葛布等纺织品，共计4.1万余匹，织有五爪云龙、蟒龙、云凤、仙鹤、锦鸡、麒麟、狮子、獬豸等图案，工艺则有织金、妆花、暗花、遍地金、闪色、剪绒等名目。

此外还抄出锦缎绢罗等衣服1.83万件，扇子2.76万把，古琴54张，笔墨文具上万件，铜器2.65万斤，锡器6900斤，屏风、围屏108架，大理石螺钿雕漆等床648张。

至于桌椅橱柜、帐幔被褥、手帕靴鞋、漆瓷木器等家用杂物更是不计其数。

此外还没收了严氏在南昌府、宜春县、分宜县、萍乡县等地的府第五所，书院一所，店铺房屋六千四百余间，土地两万七千三百多亩。

按照《天水冰山录》的记载，主持这次查抄工作的是江西左布政使侯一元、按察使栗永禄，以及南昌府、饶州府、建昌府、抚州府的知府，新建、高安、弋阳等县的知县。

初次查抄之后，又继续追拷索问被转移的赃物，查出黄金及金器74两、银子7015两，银器6885两，首饰、玉器、珍玩113件，以及绸缎绢布、香料药材、旧木家具、帐幔被褥、鞋袜毡伞等杂项。

两次查抄所得的赃物共折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

从北京右安门外明宪宗万贵妃之父墓中出土的錾海水瑞兽纹寿字金盘，反映了明代金器工艺的高超水平。

其直径为18.2厘米，重251.7克，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从严嵩家中查抄出来的金器有3185件，共重11033两，其中仅金盘类就有金龙盘、金葵花飞鱼盘、金凤穿花盘、金八仙庆寿盘、金王母蟠桃盘、金瀛洲学士盘、金松竹梅大葵花盘、金八角玉堂学士盘、金鹦鹉摘桃盘、金草兽松鹿长盘等等，共计五百九十二个。

图为首都博物馆资料。

抄没严氏家产的时间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

由于朝廷一开始对其家财数目估计过高，主持抄家的大臣与地方官员唯恐赃物于数不符，于是“株连影捕，旁挖远取，所籍之物强半出于无辜之民”，连累江西南昌、饶州、建昌、抚州诸府百姓甚多。

以至于二十年后，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籍没张居正家产时，许多官员纷纷上疏反对，认为如果再仿效当年查抄严府之事，将“流毒三楚，更有十倍于江西之民者”。

但是万历帝不为所动，仍命对张府彻底查抄，铢锱必计。

根据《万历邸抄》上报的数字，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2426两、白银157790两，金器首饰4709两、银器首饰5410两，玛瑙、水晶、犀角、象牙等器皿183件，锦缎纱绸3500余匹，衣服500多件，玉带16条。

此外头一年查抄太监冯保家财时，还有人举报说冯保曾在张居正死时向其家人勒索了黄金3万两、银10万两、名琴7张、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

实际上，虽然张居正生活讲究、口味奢侈，为官也算不上清廉，但比起严嵩来要好得多了。

他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贪恋的是权力，并不屑于敛财。

万历七年辽东名将李成梁受封为宁远伯时，曾馈赠张居正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被其婉拒。

谈迁撰写《国榷》时，在列出张氏抄家清单后，也特地写明“居正虽显贵，罕受所馈赠。

所籍资率父弟所敛”。

张居正的政敌主要是抓准了万历帝年纪轻轻（当时二十二岁）就对财货贪多没够这一点，对张氏的财产大加渲染，并声称张居正吞没了荆州废辽王府“金宝万计”，有“银火盆三百……碎玉碗玉杯数百”。

这戳中了万历帝好财的要害。

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被要求供认“赃银”达二百万两之多，最终不堪拷掠，自缢身亡。

根据《天水冰山录》的统计，严嵩父子被抄没的家产总值白银236万两。

那么，这笔财富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如果单纯以白银价值计算的话，明朝一两约合37.2克。

考虑到明代纹银成色因素，按照今日银价每克3.9元左右来计算，严嵩家产236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人民币3.4亿元。

另一方面，计算明清货币购买力（价值）的一个方法是粮食本位，也就是根据古代粮价，将金额折合成粮食数量，然后换算成今日的粮食价格。

其中最常用的基准谷物是大米，其他粮食如麦、豆等都按比例折算为米（征收赋税时一石麦折七斗米）。

对这种换算方法提出批评的人认为，由于今天广泛使用杂交改良、化肥等先进的农业技术，现代的粮食产量和古代有天壤之别，此外古代在蝗旱之年有米价腾贵的现象，因此用“一两银子可以购买多少大米”这种购买力标准来换算明代银两在今天的价值并不是非常科学的。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粮食产量的增加必然会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如果用人均粮食产量或占有量换算的话，明后期全国南北水旱粮食平均亩产256市斤（郭松义：

《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

1950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441万公顷、产量13215万吨（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每公顷（15亩）产粮11550公斤，相当于亩产1540市斤，是明朝的6倍。

1950年时全国人口5.5亿，明朝中叶以后的人口，官方统计是6000余万，但现代人口学家估算是9000万左右，也是六倍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妨用粮食本位来换算一下。

明代粮食平价是米一石合银七钱左右，遇到灾荒会上涨到一两甚至三两一石。

按照平时每石米折银七钱计算，则严嵩家产236万两白银能够买337万石米。

这里的米应指已经脱壳的糙米或白米（如果未脱壳，史料中多称为“稻谷”）。

一石稻谷约重188斤，一石糙米或白米重120斤左右。

如果按照白米算，2014年8月北京大米价格2.4至3.0元一斤，取中间价格2.7元，则一石米合324元，严嵩的家产合人民币10.92亿元。

另一方面，如果按照严嵩家产与朝廷岁入的比例来计算，根据《大明会典》的记载，弘治十二年天下田赋收入是2680万石，按照洪武年间规定的米二石折银一两比例换算，则严氏父子金银田产这一部分的折价银236万两就超过明朝田赋岁入的十分之一了（明朝岁入历朝各不相同。

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之后，田赋、徭役折赋、加上盐茶税和杂色收入，全国税收在3700万两左右），甚至接近当时京师太仓存银的数目（200万到300万两左右）。

按照2013年中国全年财政收入12.9万亿元的十分之一比例换算，则严嵩的家产相当于今天的1.29万亿元人民币。

从这两个数字来看，和珅的家产相当于国家岁入的六分之一，而严嵩的家产相当于国家岁入的十分之一，无论是按照这个换算标准，还是按照折算为粮食或纯银之后的价格，显然都是和珅更有钱。

但是《天水冰山录》中只统计了金银、田产、房屋等实物的价值，而玉器古玩、名琴珠宝、古画法帖等物品的价值并未计算在内。

江西分宜介桥严氏宗祠

周石林在编纂《天水冰山录》时评论说，严氏的财产可谓多极了，但是比起钱、江二人来，黄金不及其三分之一，白银仅及其半，这是什么原因呢？

【注】主要是昔日严嵩受宠时，经常用大量金钱贿赂嘉靖帝左右的太监，以密侦上意，再加上其子严世蕃生性奢侈，珠米桂薪，仆从侍女上百人全都锦衣玉食，花钱如流水，因此并没有存下太多的金银。

此外严氏父子财产不如钱、江二人的只是金银而已，至于“古玉瑰宝以至书画之类，出其一可以当百者，二竖子所不敢望也”。

【注】：

《天水冰山录》在附录中还收录了明武宗死后查抄太监钱宁家产的数字，计有黄金10.5万两，白银498万两，碎金银14箱柜，金银器皿台盏820副，金首饰511箱，珍珠两柜，玉带2500条，屏风80座，苏木73扛，胡椒3500石，缎匹绢布3910扛，锡器瓷器300扛，佛像130柜，铜铁狮子400车，铜盆500，古铜炉830，铜器50扛，古画40扛，以及祖母绿佛、白玉琴、玉船、白玉琵琶等罕见之物。

明武宗另一名宠臣江彬的财产也与之相埒。

但是这些财产显然也和前面的和珅家产清单一样，恐怕会有不少猎奇和注水的成分。

在严氏家产中，所藏的玉器、古玩暂且不论，仅书画法帖一项中，就有大量的稀世珍品。

除了《天水冰山录》中记录的书画作品外，明代画家文征明之子文承休还编纂了一卷《钤山堂书画记》（钤山堂是严嵩的堂号）。

按照文承休自跋，写这本书的缘起是嘉靖乙丑（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即查抄严嵩家产当年）五月，江西官员何滨涯邀请他去严嵩在南昌府、袁州、分宜县的各处宅第亲自鉴别书画真伪，前后历时三个月，文氏记录了严嵩家中籍没之书画名录，并笺注收藏经过及作品之真赝。

根据文承休的记载，严嵩家中藏有钟繇《季直戎路表》等二卷，王羲之《服食帖》、《此事帖》等七卷（其中五卷为唐宋摹本），以及欧阳询、颜真卿、褚遂良、怀素、柳公权、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诸人的法帖真迹。

古画类当中有顾恺之《卫索像》、展子虔《游春图》、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王维、韩滉、周昉、韩干、荆浩、关仝、董源等人的画作。

还有宋徽宗御笔鹰图和手书《女史帖》，宋高宗《度人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以及明宣宗、代宗、宪宗的亲笔御画。

至于赵孟頫、沈周、祝允明、文征明等元明名家的书画更是不足为论。

这些书画在今天的价值恐怕每幅都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了。

《清明上河图》卷尾的两则跋记，反映的正是这幅画作在严嵩手中的流转过程。

上面的跋记出于前兵部尚书陆完之手，陆完在嘉靖三年得到《清明上河图》，死后被其子卖给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

严氏败后，《清明上河图》与其它书画全部收入皇宫中。

上图中万历六年题写跋记的冯保就是万历初期的司礼监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

严嵩、和珅都是以柔媚事主而获宠的，而且因为办事能力而受到皇帝宠信。

然而二人服侍的嘉靖帝和乾隆帝是乾纲独断、权柄自持，而又刚毅自用、好大喜功的两位强势皇帝。

嘉靖帝和乾隆帝都自视甚高、颇护己短，而且特别善于用皇权来打击和制裁臣下。

那么，以二帝之果断，为何竟然能放任严嵩、和珅二人成为权倾一世的大贪官呢？

有一篇后人假托的《宇文泰苏绰问对录》也许能够回答这个疑问。

《宇文泰苏绰问对录》当中的问答者分别是南北朝时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与大臣苏绰。

宇文泰在西魏末年实际控制朝政达二十二年之久。

根据史书记载，有一次他与公卿前往长安西郊的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

有人说：

“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

”宇文泰乃召苏绰，后者具以状对，宇文泰大悦，又问天地造化、历代兴亡，苏绰对答如流。

宇文泰愈发欣喜，与苏绰骑马并行至昆明池，不待设渔网便返回皇宫，连夜问以治国之道，起初“卧而听之”，到后来“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一直密谈到天亮，苏绰随即被拜为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

在《问对录》中，宇文泰问：

“国何以立？

”苏绰说：

“具官。

”宇文泰问：

“如何具官？

”，苏答：

“用贪官、去贪官。

“贪官何以用？

”苏答：

“为君者，以臣忠为之大。

臣忠则君安，君安则社稷安矣。

然无利则臣不忠，官多财寡，奈何？

予其权，以权谋财，官必喜。

官之利，乃君权所授，权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是以官必忠。

天下汹汹，觊觎御位者不知凡几，臣工佐命而治，江山万世可期。

”也就是说，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官员最重要的品质是忠心，只有让官员取利，才能让其保持对皇帝的忠心，“江山万世可期”。

随后苏绰又说：

“贪官必用，又必弃之，此乃权术之髓也”，为什么呢？

“天下无不贪之官，贪墨何所惧？

所惧者不忠也。

凡不忠者，异己者，以肃贪之名弃之，则内可安枕，外得民心，何乐而不为？

此一也。

其二，官有贪渎，君必知之，君既知，则官必恐，恐则愈忠，是以弃罢贪墨，乃驭官之术也。

不用贪官，何以弃贪官？

是以必用又必弃之也。

倘或国中之官皆清廉，民必喜，然则君危矣。

”

简单地说，天下没有不贪的官，不怕他贪，只怕他对皇帝不忠。

不忠的官员，就以肃贪的名义罢免他，既可以内固政权，又可以外取民心。

第二点，官员贪污，把柄就掌握在皇帝的手里了；

皇帝手里捏着把柄，则官员就会诚惶诚恐，愈发忠诚。

所以对贪官既要任用，又要惩治。

如果全国的官员都不贪污，老百姓高兴了，那皇帝就危险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清官或以清廉为恃，犯上非忠，直言强项，君以何名弃罢之？

弃罢清官，则民不喜，不喜则生怨，生怨则国危，是以清官多不可用也。

”清官自恃清廉，经常会讪君卖直，触犯皇上，而皇上如果将其黜免，那么老百姓就会不高兴，就会产生怨气，那么国家就危险了，所以清官不可多用。

随后苏绰又反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所用者皆贪渎之官，民怨沸腾，何如？

”宇文泰遂再度移席，匍匐问计。

苏绰笑曰：

“斥之可也。

斥其贪墨，恨其无状，使朝野皆知君之恨，使草民皆知君之明，坏法度者贪官也，国之不国，非君之过，乃官吏之过也，如此则民怨可消。

”对于大贪官，要毫不犹豫地罢免，并公布其贪污的罪状，使得朝野都知道皇帝对贪官恨之入骨，使老百姓都知道皇帝是圣明的，破坏法度的只是贪官，国家变成这个样子全是贪官造成的。

这样民怨就可以消解了。

宇文泰又问：

“果有大贪，且民怨愤极者，何如？

”苏绰回答说：

“杀之可也。

检其家，没其财，如是则民怨息，颂声起，收贿财，又何乐而不为？

简单地说，《宇文泰苏绰问对录》的意思就是应当用贪官。

用贪官可以建死党；

反贪官可以除异己；

杀贪官可赢民心；

收贪赃可缴国库；

故贪官大有用之，反贪不可太干净。

皇帝手中总是有一批贪官名单，时机成熟时当众“宰杀”，祭旗“立威”，安抚民心。

至于先抛出谁后抛弃谁，那就要看政治需要了。

当然，上面这段对话只是后人的假托之作，历史上宇文泰与苏绰君臣问答的内容见于《北周书》，主要内容是提出强国富民的六条治国方针——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而宇文泰采纳了苏绰的这六点建议，称之为《六条》，“常置诸座右。

又令百司习诵之。

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

”而北周国力也因此日渐强大，最终剪灭北齐，为其继承者隋朝统一中国创下了基础。

这就是帝王的驭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