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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而完备的学科，其学术史研究非但不可或缺，恰恰相反，应当相应地成熟而完备。
反之，无论学科研究态势怎样地如火如荼，只能表明该学科的建设尚处于滥觞期。
甚至可以形成反证，证明学科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
学科研究态势越是如火如荼，越发证明学术史研究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有鉴于此，面对这一如此宏大而复杂的学科建设任务，本文倘能起到提出问题、引起重视的作用，即为幸事。
一、近十年出版理论研究之盛况
持中而论，我国出版理论研究的盛况，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
只是近十年来，随着出版行业改革发展突飞猛进，出版理论研究遂蔚为壮观。
其壮观之状，从以下若干标志性概况可以得见。
1.研究论文数量激增
据初步统计，2010年、2011年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出版类期刊的论文数量分别为4016篇和4254篇，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论文分别为3621篇和3911篇。
较之于2000年，前者数量增长约110%，后者数量增长率至少在300%以上。
此外，没有被列入上述两类期刊的其他出版类期刊年度发表论文数量总计均在2000篇以上。
上述数量显然属于不完全统计，尚有相当数量的出版论文发表在出版类报纸，以及出版类以外的各种报刊上。
再有，每年均有一批出版学专著出版，有若干出版业重要研究项目报告产生，这些都是出版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2.成果发布渠道迅速拓宽
在目前我国中文期刊两大评价体系中，被列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的出版类期刊为12种，列入CSSCI来源期刊的出版类期刊为11种。
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管理学类仅为5种，人才学类1种，军事类9种。
相比较而言，出版类显然是数量较多的门类。
而2000年，出版类期刊列入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只有7种，列入CSSCI来源期刊目录的仅为3种。
此外，全国性出版类报纸版面近十年大幅度增加，为研究成果发表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渠道。
除出版类报刊为出版理论研究提供平台渠道之外，尚有大量报刊媒体成为发表出版理论研究成果的园地。
再有，在出版行业内，各种论坛、研讨会乃至国际论坛应运而生、接踵而至，成为许多出版研究成果发布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3.研究队伍迅速壮大
20世纪80年代，我国编辑出版学研究正式起步，当时只有一家高校开办编辑出版专业，现已发展到51所高等院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
④2010年全国出版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堪称我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发展的标志性大事。
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发展，为出版理论研究集聚了雄厚的专业科研力量，同时也不断培养、输送出版理论研究的新生力量。
此外，出版理论研究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性大事，是2010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庆祝25周年华诞之际，更名扩展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走过25年历程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是我国出版理论研究的标志性机构，其更名扩展之举体现了出版理论研究格局的更大拓展。
再有，若干重要出版发行产业集团建立战略研究部门组织开展行业理论研究，一批企业领军人物、出版专家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产学研结合和教学活动，无疑为出版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行业基础。
4.研究质量不断提高
研究质量提高的主要标志是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出版科研论文奖的设立。
在国家调整规范行业评奖时，能够把原有的编辑出版科研论文奖保留下来并纳入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使之成为国家级三大奖之一，其本身表明出版理论研究的整体状况得到各方认可，近两届分别有59篇和60篇获得此项大奖。
此外，中国编辑学会等主办的“未来编辑杯征文”评奖和“网络编辑大赛”的参赛质量不断提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出版理论研究上升的状况。
再有，作为我国综合类刊中之刊的《新华文摘》，转载出版理论文章的数量相对稳定，篇幅时有增加，影响力不断提升，表明出版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一直能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上。
5.研究政策不断完善
国家主管行政部门关于出版理论研究的政策，一是在人员，二是在项目，三是在经费。
在对待研究人员的待遇上，能把出版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审纳入编辑出版序列，就是一项重要举措。
在研究项目方面，国家社科基金对出版类科研项目给予超过以往的重视；
新闻出版总署加大力度吸纳和招标重大出版科研项目，而且正在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开展工作。
国家经费为出版理论研究也做了充足的准备，不时会对优质项目的匮乏表示不满。
二、近十年出版理论研究之不足
显而易见，上述当前出版理论研究之盛况，主要表现在数量规模和外在条件的支持方面。
理论研究的成就从来就不主要在量，尽管数量是质量的基础。
理论研究的价值主要在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在于一系列新的观察发现和更深的思考总结上，还在于有利于指导、帮助新的研究和实践上。
近十年来，业内外人士对出版理论研究一面肯定有大的进展，一面发出不满和批评的声音。
归纳起来，来自于行业人士的批评，大体为：
一是不新，二是不实，三是不严。
所谓不新，无非是问题不新，见解不新，方法不新，结论不新。
前不久看到一位科学家批评一个时期来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认为不是假的东西太多，而是原创性的发现太少。
此话拿来批评出版理论研究，一点都不为过。
不说常有千人一面，也是千人一题、千文一说的现象并非危言耸听。
因循守旧已令人生厌，照抄照搬更令人恶心。
故而，一年中数以万计的出版论文，真正有一点创见和新意的论文实在是凤毛麟角，以至于我请几位业内好友举证上一年度有创见、有影响力的论文，竟成讨论上的坎坷。
所谓不实，无非是指理论文章不实在、不实用、不实际。
无实事求是之心，有为文造情之意。
从概念到概念，以诠释重大理念为名，行的是为文而文之实。
论题并非来自实践，更没有打算服务实践，凌空蹈虚，假大空严重。
所谓不严，无非指不严谨、不严格、不严肃。
研究工作和论文写作不严谨，举证不准确，学术不规范，结论过于随意。
论文发表审稿不够严格，论文评价机制也不够严格。
但得文章发表，并无坊间人士评说，大体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你好我好大家好，唯独文章不怎么好。
还有来自于高校专业人士的批评意见，归纳起来，一是陈旧，理论体例陈旧，内容观点陈旧；
二是混乱，缺乏严谨性、科学性；
三是学术不规范，抄袭仿作严重；
四是两头不靠，理论性不足，操作性也不足。
总之，与行业人士的意见基本一致。
上述种种不足与流弊，说到底，还是整个出版理论研究的学科规范和基础建设问题，需要从学科规范和基础建设上来进行讨论。
窃以为，深层次的问题主要是：
1.尚未开展有规模的学科发展史研究
迄今为止，出版理论研究尚缺少一部比较权威、系统、完整的出版学科发展史或出版研究发展史。
学科常规性观点、概念还有待学科经典著作来予以确定，而不能总是处于讨论中。
由此可以看出，出版理论研究学科的研究基础尚未完全确立。
2.尚未开展有规模的学科文献整理与研究
迄今为止，出版理论研究尚缺少一整套比较客观、独立、精细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机制。
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的重要基础。
在这项基础性工作机制尚未建立和完善之前，出版理论研究学科的评价体系建立和完善也就尚需等待时日。
3.尚未与出版业实践形成科学互助的关系
活生生的专业实践从来就是专业学科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同时，活生生的专业理论研究还应当具有系统性和内在逻辑性。
出版理论研究应当既具有实践性，又具有客观性，由此形成一种科学互助的关系。
目前出版理论研究与出版实践尚未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出版理论研究脱离实践的现象一直被业内人士所诟病。
反过来想，出版理论研究缺乏客观性、独立性，难道不也一样需要反思吗？
4.尚未建立理论研究中的系统性案例研究
出版业内人士对编辑出版案例有着天然强烈的兴趣，发端自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其魅力一直为世人推崇。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出版业案例通常来自于实操者的写作，这本应当是实用型学科研究者的活计。
案例写作不仅需要实录，还需要理论、理念的点化，更需要形成精细、专业、成体系的案例分析，这正是出版理论研究的任务之一，目前理论专业人士对此作为甚少，更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
5.尚未形成思想哲学层面的深入研究和讨论
缺少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的理论往往流于庸俗和教条，而庸俗和教条的理论将难以自证。
出版理论研究目前在思想研究、哲学研究、人文精神研究、科学精神研究等方面尚着力不多，成果很少，阻碍了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学科格局的提升。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去看看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等领域研究的状况，看看这些领域的专家使用了多少思想的武器和理论的工具，曾经达到怎样的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就能清晰地意识到出版理论研究存在的差距。
三、出版理论研究改进与发展对策构想
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这样两句话。
这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和基本态度。
前面回顾总结近十年来出版理论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和态度去做的。
回顾总结的目的是把出版理论研究做得更好，接下来就来讨论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
1.出版理论研究需要更加自觉地接受正确思想的指导
中国特色的出版理论研究，应当更加自觉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更加自觉地从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类先进思想的宝库中获取各种思想理论工具，更加自觉地继承优秀的传统研究精神和运用创新的科学研究方法。
缺少正确思想指导，缺乏科学理论工具的理论研究，往往成为概念的重复演绎和教条的枯燥说教，抑或成为既无价值理性又无工具理性、既无人文精神又无科学精神的形而下的生意经，至多也只是一些正确观点的浅层诠释。
理论研究当然包括诠释性研究。
然而，包括诠释性研究在内的一切理论研究，都应当是思想逻辑和实践逻辑推演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一是实践二是思想，是思想烛照下的实践，是实践检验后的思想。
二者都是理论研究中最活跃的因素，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思想因素在理论研究中则要更为活跃，更具推动力和引领力。
出版理论研究倘能更加自觉地强化思想因素、哲学方法、理论色彩，相信会有更大发展和更高提升。
2.出版理论研究需要更加强化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通常是理论研究的起点。
特别是出版理论研究这一类实用型学科，更应当高度强调问题意识，这是研究工作赖以安身立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深得清末民初大学者梁启超肯定的清代颜李学派，其掌门人颜习斋曾经这样强调问题意识，他说：
“必有事焉，学之要也。
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
无事则治与道皆废。
”⑤马克思更是在《集权问题》一文中直接强调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他说：
“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他指出：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⑥出版业近十年来演出了多少令人目不暇接的改革发展活剧，产生了多少需要研究廓清而又不一定说得清楚的问题，催生了更加丰富多样甚至不无悖论的专业理论课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当下正是出版理论研究的黄金期。
研究者们倘若勇于强化问题意识，敏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那么，出版理论研究很有可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又务实有效的生动局面。
3.出版理论研究需要更加主动开展跨学科研究
出版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在许多方面，却与许多学科相关联。
单拿出版内容来说，出版涉及的内容可谓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各种内容的出版必然有自身特殊的规律和法则。
出版活动的历史、现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专业等方面的意义更是不一而足。
出版业在改革发展进程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也不是过去那些传统出版理念所能解决的。
至于出版业的本体性、目的性研究，更是一个复杂的形而上的问题。
总之，出版理论研究的对象就像一个多层面而又不断旋转的立方体，需要进行综合性研究才可能接近于把握住这个对象的全部。
为此，需要对出版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大趋势。
出版理论研究应当顺应这一趋势，主动借助其他专门学科的工具、知识和成果，积极吸引其他学科人才进入出版理论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手段，壮大研究力量，提高研究质量。
4.出版理论研究需要尽快建立学科范式
自从美国科学哲学学者托马斯•库恩提出了学科范式理论，范式的建立就成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性要求。
所谓范式，简言之，即指学科已有的获得公认的研究成就，而且这些成就既可以成为后来研究的合理起点，又足以无限制地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自然科学的学科范式存在于常规的科学知识和结论中，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式则通常体现在它的经典著作和教科书里。
⑦我们可以借鉴库恩的这一理论，加强出版理论研究学科史研究，开展学科文献整理，对于出版理论经典作家和经典著作予以充分肯定，对于历史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十年出版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成果，做出科学的界定，解决一些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由此而形成出版学科的范式。
建立学科范式，可以减少一些低层次常规问题的重复研究，为学科提供学术规范，为创新研究提供更高的起点。
5.出版理论研究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时期以来，逐渐有一些其他学科的中坚人物间或进入出版理论研究领域，发出他们清新而智慧的声音，让我们受到激励和鼓舞。
出版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壮大研究人才队伍，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求。
现在可以在现有的人才队伍基础上，吸引其他学科更多高端人才进入，吸收更多高校优秀毕业生加入，邀约更多业内领军人物和专家参与，同时应当进一步发挥老一辈专家的作用，由此形成一支多层次多学科结构的研究队伍。
同时，对于优秀研究专家和优秀研究专著，完全可以像推介作家和作品那样进行各种形式的推介。
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这样的推介活动一直较少见到，远不如文学界和其他学界活跃。
这究竟出于怎样一种心理和价值取向，我们不得而知。
研究者本人可以对自己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保持应有的谦虚谨慎，但研究界作为一个整体则不能太过矜持乃至自我矮化。
作为一项具有重要价值的工作，宣传推介其优秀人物及其成果是正当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反之，不这么做，既不利于出版理论研究的持续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也不符合出版经营的基本原理和应有精神，最终是不利于出版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注释：
①张志强.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M].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
②王彦祥，朱宇.编辑出版学研究进展（2009）[M].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③见2011年10月25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④刘灿娇.我国高等院校编辑出版专业调查报告（2008）[EB/OL].
⑤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⑥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⑦[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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