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费失踪之谜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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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
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
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
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安福（今临澧县）人。
早年加入同盟会。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
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
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中共五老”。
1960年林伯渠去世。
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2013年4月2日林伯渠同志骨灰回归故里。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
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
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
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
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
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
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
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
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
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
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曰：
快。
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
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
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邓发（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原名邓元钊，广东云浮人。
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和东怔战役。
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后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
1930年后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
长征中任纵队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民运委员会书记。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45年9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
1946年4月8日，同博古、叶挺、黄齐生等人一同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遇难。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
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
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
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
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
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
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
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
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
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
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
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
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
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
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
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
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
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
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
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
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
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
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
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
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
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
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
“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
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
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
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
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
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
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
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
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
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
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1900.07.07～1950.01.09江西省萍乡人，原名高省烦，曾用名高志立、高节源、化名李友生、周和生。
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中共七大正式代表。
1950年1月9日因病在沈阳逝世。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
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
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
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一、松江交割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
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
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
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
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
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
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
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
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
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
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
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
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
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
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
“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于是，第三组即赴南平，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
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
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
刘志纯说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算是有点儿稀罕的，于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
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
最后，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就发展他人了党。
入党后，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夏校长也不来找他了
两个月后，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
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
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
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暗语，说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了，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的，并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
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
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
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后，事儿就办完了。
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隋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就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
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估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
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
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了。
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
半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
对方向他交代：
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
刘志纯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松江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
如果三天内无人来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
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有人来敲竹行门了。
那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
当然，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作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后马上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对方就向他挥了挥手转身出门，融入了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刘志纯于次日以探望在青浦（当时属江苏省）的亲戚为名向竹行老板请假。
老板说你去青浦要从松江走的，正好，你拿着我的信去松江城里的“大天营造行”找张老板，快到年底了，请他把七月间买的那批毛竹款子结一下，最好是付现钞，不能的话就从银行转账，但必须你一起去，用你的名义划账，这样他就没法向银行取消划出的账了。
刘志纯于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
当时火车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临时停了一段时间，抵达松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点了。
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
因为一宿未睡，刘志纯入住客栈后就躺下睡觉了。
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
客栈是供应三餐的，稍停他就让伙房送来晚餐吃了。
踱出房间，旁边就是账房，正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打听“大天营造行”怎么走法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人住。
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拱手道：
“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
于是，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
两人人室坐定后，对上了暗语。
刘志纯出示锁具，对方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就打开了。
对方笑了笑，从钱包里取出凭证—一“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
至此，交割完成了。
对方冲刘志纯点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对于刘志纯来说，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险之旅——那个下线刚离开五分钟，警察就来盘查客栈了。
那时对共产党查得很严，警察又打着乘机敲竹杠的主意，对外码头来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兴趣，刘志纯竟然也人了他们的法眼，反复盘问他来松江办啥事儿。
幸亏刘志纯出示了竹行老板给“大天营造行”张老板的那封讨债信，警察才没再追问下去，但还是搜查了行李。
刘志纯事后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惊肉跳：
如果下线晚来几分钟，那“货”可就玩儿完了，说不定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顾客来竹行谈生意，要查看现货情况，老板就让刘志纯领往后院。
到了后院，那人见四下无人，忽然说出了暗语。
刘志纯于是知道是自己人，是来取凭证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个“撇”交给了对方。
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就算网满完成了。
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
他估计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事了。
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了。
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
正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这样，
“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
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
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
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三、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
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
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
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
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
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
蒋文增问：
“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
”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
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
”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
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
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
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
侦查员想撞撞运气。
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
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
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
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
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
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在1937年底栈房关闭时他都带回家去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
侦查员于是问明了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
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不敢寄予什么希望，因为住店的是刘志纯，而不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不过，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后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
当晚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确实是于1931年l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但这于他们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所以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据刘志纯所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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