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佩英-学术英语综合-译文(1.2.3.4.5.7.8)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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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感恩节这一天还是以后的每一天，愿我们都能心存感激。
TextB
案例一：
礼物信号
一位男士在思考给她女朋友送什么生日礼物。
“我知道了，”他对自己说道，“我要给她现金。
毕竟，她比我更了解自己的品味，而有了钱，她就可以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
”但是当他把现金递给她的时候，她生气了。
她认为他并不是真的爱自己，于是与他分手了。
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什么经济学原理呢？
在某些方面，送礼是一种奇怪的习俗。
正如这个故事中的男士，人们通常比他人更了解自己的喜好，所以我们猜测人们可能更喜欢收到现金而不是实物。
如果你的雇主用商品代替你的工资，你很可能会反对这种支付手段。
但是当（你希望）爱你的人做了同样的事以后，你的反应会大不相同。
送礼的一种解释是它反映了信息的不对称和信号传递。
故事里的男士有他女朋友想知道的私人信息：
他是真的爱她吗？
为她挑选一份好礼物是他爱的信号。
当然，挑选礼物作为一种暗示有它自己的特征。
它的代价很高（它需要花费时间），并且它的开支取决于私人信息（他有多爱她）。
如果他真的爱她，挑选一份好礼物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一直都在想着她。
如果他不爱她，想找到一份合适的礼物就很难。
因此，送一件适合女朋友的礼物是他向她传递私人信息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展现他对她的爱。
给现金则表明他甚至懒得去挑选礼物。
送礼的信号传递理论与另一种观点一致：
当感情的深浅成为关注点的时候，人们更在乎的是习俗。
因此，给女朋友或男朋友现金通常是个糟糕的举动。
但是当大学生收到父母的支票时，他们很少会感觉是受到了冒犯。
父母的爱不太可能被怀疑，所以接受者不会把现金礼物当成是一种缺乏感情的信号。
案例二：
微软垄断案
近几年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案子是于1998年美国政府针对微软公司的反托拉斯案件。
当然，这个案件很有戏剧性。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比尔·
盖茨）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监管机构之一（美国司法部）进行对抗。
，为政府辩护的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富兰克林·
希尔））。
，而为微软辩护的是一位同样杰出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理查德·
斯默兰）。
案件的焦点岌岌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计算机软件）中的一家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微软）的未来。
微软案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搭售——尤其是是否应该允许微软把互联网浏览器整合到Windows操作系统中。
政府称微软将这两种产品捆绑在一起，从而将其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市场力量扩大到一个不相关的市场（互联网浏览器）。
政府认为，允许微软将此类产品纳入其操作系统将阻止网景等其他软件公司进入市场并提供新产品。
微软回应指出，为旧产品添加新的功能是技术进步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
如今的汽车装载了曾经单独出售的音响和空调，相机也自带闪光灯，操作系统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微软给之前独立的Windows增加了许多功能。
这使得计算机变得更可靠并更容易使用，因为消费者认为这些功能可以协同工作。
微软认为，互联网技术的整合将是技术进步的下一步自然进程。
一个分歧点是关于微软的市场力量。
据发现，超过80%的新个人电脑使用的是微软操作系统，因此政府认为该公司有巨大的垄断力量，而且还在试图扩张。
微软回应说，软件市场总是在变化，而且微软的Windows系统不断受到竞争对手的挑战，比如苹果Mac操作系统和Linux操作系统。
微软还辩称，Windows系统的定价很低——仅约50美元，仅为典型计算机价格的3% ——这是它市场力量受到严重限制的有力证据。
TextC
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的遗产
N.G.曼昆
经济学家很早就明白贸易的利益。
下面一段话讲述了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是如何提出这个观点的：
每一位精明的当家人的座右铭都是：
当自己制作的成本比购买成品的成本更大时，就千万别自己做。
裁缝不会自己做鞋子穿，而是向鞋匠购买。
鞋匠不会自己制作衣服穿，而是请裁缝代劳。
农夫既不会去做衣服也不会去做鞋子，而是雇用不同的工匠。
他们全都发现，为了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应当集中精力生产与其邻居相比存在着相对优势的产品，然后用部分自己的产品去购买，或者低价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这段引言出自亚当·
斯密1776年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是关于贸易和经济独立性分析的一座里程碑。
斯密的著作启发了靠股票交易发达的百万富翁大卫·
李嘉图，促使他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
在他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提出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比较优势原理。
在书中他讨论了两种商品（酒和布料）和两个国家（英国和葡萄牙）的例子。
他向读者展示两国可以通过开放贸易和专攻比较优势而获得利益。
李嘉图的理论是现代国际经济学的出发点，但他对自由贸易的辩护不仅仅停留在学术上。
李嘉图在英国议会的任职期间，把自己的信念贯彻到了工作中，在那里他对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提出了反对。
李嘉图关于从交易中获利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屹立不倒。
虽然经济学家经常在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他们对于自由贸易始终持统一的支持态度。
此外，关于自由贸易的核心论点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没有发生变化。
从亚当·
李嘉图那时起，尽管经济学不断扩大它的领域并且改进了一些理论，但是经济学家们反对限制自由贸易的观点基本上还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
第二单元商业道德
努力追求平衡
尤金·
F·
布里格姆，乔尔·
休斯敦
1776年，亚当·
斯密描述了“看不见的手”是如何指导公司获取利益，并指导他们做出有益于社会的决定。
通过经验和感悟，亚当·
斯密总结出利益最大化是一个企业的正确目标，并且自由企业制度是对社会最有利的。
但是1776年以来，世界开始改变了。
现在公司的规模更大，采用全球化经营模式，它们有成千上万的员工，并且公司有成百万的股东。
这让我们怀疑是否“看不见的手”仍然能够提供可靠的指导，公司是否应该继续追求利益最大化，或者他们是否应该放宽眼界，采取更加均衡的行动来使顾客、员工、供应商和社会共同受益？
今天的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以下修订版本的亚当·
斯密理论：
一个公司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使股东的财富最大化，这就意味着股值的最大化。
从整体来看，自由企业仍然是对国家最有益的经济体系。
在自由企业的机制下，公司生产顾客需要的、对社会有益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一些限制也是必要的——公司不应当造成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不应当存在不正当的雇佣行为，也不应通过垄断来剥削消费者。
这些限制有多种表现形式。
通过政治手段，社会强制推行一系列规章制度以防止公司参与有害社会的活动。
另一种限制是根据公司危害社会的程度来估算其应付出的代价。
操作合理的话，这些费用将公平合理地把价值转移到受害方并激励防止未来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最近两件事戏剧性地例证了这些观点。
第一，许多在华尔街上的公司参与了非常有风险的活动，这些活动使金融体系在2007年和2008年濒临崩溃。
挽救这个金融系统需要银行和其他财务集团的紧急援助，而这个紧急援助不仅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而且造成了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除了强加在社会上的巨大成本，金融企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许多领头金融机构的股价大幅下跌，其中一些破产退出了市场，还有许多华尔街高管失去了工作。
最近，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的石油在墨西哥湾大量泄漏对墨西哥地区的环境和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最初泄露后的三个月里，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价下跌了一半，没有人知道这是多么高的代价，也没人知道公司是否能够死里逃生。
石油泄漏也致使美国和其他国家重新审视有关深水钻井的政策，因为它可能会危害石油的长期供应。
即使这样，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英国石油公司上付出的代价不足以弥补大自然所遭受的破坏，而且限制利益最大化的理论是不全面的。
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首席执行官杰夫·
伊梅尔特认为只遵守法律是不够的，企业应发扬商业道德，经营企业时谨记社会利益。
伊梅尔特还说，企业的价值和声誉是齐头并进的，如果想要价值最大化，那么在顾客、供应商，职员和监管员那里保有良好声誉是必不可少的。
用他本人的话说：
“人们来到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原因是他们想要成为比他们更强大的事物的一份子。
他们想要努力工作、赢得升职的机会、获得丰厚的报酬，但是他们也想要为一个能有所创举的公司工作，一个能为世界做贡献的公司…….这就意味通用电力公司要成为一个好市民。
这不仅是一件高尚的事情，而且对公司业务和股票价格提升也很有帮助。
”
这样的公司不止通用电气公司一个。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他们不应该仅仅是为股东赚钱。
谷歌著名的企业格言是“不作恶”。
与这个使命相一致的是，谷歌内部有一个基金会，它在世界范围内大量投资各类慈善事业。
此外，还有一些企业领导人捐献个人基金的例子。
2008年，微软公司的比尔·
盖茨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为“创新型资本主义”进行了充分阐述。
盖茨表示，“这样的体系将有两项使命——创造利润和为那些没有完全从自由市场运行中获利的人改善生活。
盖茨确实说到做到了。
2000年，他和他的妻子建立了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
目前基金会资产总计335亿美元。
2006年，基金会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推力——著名的投资家沃伦·
巴菲特宣布他将会把大部分个人财产捐赠给基金会。
至今，巴菲特已经捐赠了60多亿美元，长此以往，巴菲特计划捐出额外的现今价值已超过400亿美元的股票。
这些努力说明了生活中比金钱重要的事还有很多，但是做好事往往需要钱。
（888字）
社会责任的两面观
威廉·
M·
普赖德等
政府法规和公众意识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力量。
但是决策仍取决于公司内部——在这里，社会责任起源于管理层的态度。
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想，或者说是模型，定义了管理层对社会责任的态度范围。
经济模型
按照企业的传统概念，一个公司存在的意义是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赚取一个合理的利润并提供就业机会。
依据这个观念，社会责任的经济模型认为，企业独自生产和销售社会所需的、可盈利的产品对社会最有益。
这种经济模型起源于18世纪，那时的生意大多属于企业家或是所有者经理人。
小规模企业间竞争激烈，短期利润和在在市场中存活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对于拥有这种传统态度的管理者来说，社会责任是其他人的工作。
毕竟，股东投资一个企业是为了获取回报而不是因为这个企业对社会有责任，而且企业在法律上有义务从股东的经济利益点出发。
而且，获利的公司需要支付满足社会需求的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
因此，那些注重利润的管理者认为他们通过交税的方式间接地承担了社会责任。
结果是，社会责任成为了政府、各种环境组织、慈善基金会和一些类似机构应该关心的问题。
社会经济模型
相反，一些管理者认为他们不仅对股东负有责任，而且对顾客、职员、供应商和整个大众群体都有责任。
这个较宽泛的观点即被称为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模型，它不仅将重点放在利润上，也兼顾企业决策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
最近，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和公司开始采用这个社会经济模型，而且有至少三个原因促使他们这么做。
首先，企业由所有制形式主导，而企业又是社会的产物。
如果企业不好好表现为好公民，那么社会可以也必将要求其变革。
其次，许多公司开始把他们履行过的社会责任看作是一种荣誉，比如星巴克咖啡、惠普公司、高露洁棕榄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
这些公司分别在关爱环境、响应职员、关注机会平等和参与社区活动领域获得了企业道德奖。
当然，很多其他企业与十年前相比，也变得更加有社会责任。
第三，许多商人认为在这个领域主动采取行动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某些活动可能是由某些特殊利益团体对公司提起的法律诉讼；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能会失去对活动的控制。
社会责任的利弊
多年以来，企业家、管理者、消费者和政府官员一直在争论经济模型和社会经济模型的利弊。
每一方似乎都有四个主要理由支撑他们的观点。
增加社会责任的论据
社会经济模型的支持者称，一个公司不应该只是谋求利益。
为了证明他们的立场，他们提供了以下论据：
1.因为公司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公司不能忽视社会问题。
2.公司具有处理目前复杂社会问题所需的技术、财务和管理资源。
3.通过协助解决社会问题，公司能够为谋求长期利益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
4.公司做出的对社会有责任的决策会防止政府干预的增加，否则政府的干预会强迫公司做一些他们未能自愿去做的事情。
这些论据是以一个公司不仅对它的股东负有责任而且对消费者、员工和普通大众也有责任这个假设为基础的。
反对增加社会责任的论据
社会经济模式的反对者称，公司应该做最擅长的事情：
通过制造和销售人们想要的商品来获取利益。
支持这个观点的人提出以下论据：
1.公司管理者主要对股东负责，所以管理人员必须要重视回报股东股资。
2.企业的时间、金钱和人才应该被用来最大化利益，而不是解决社会问题。
3.大体上，社会问题影响社会，所以不应该期望个体公司来解决这些问题。
4.社会问题是那些为此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的职责，他们对他们的选民的选择负有责任。
这些论据明显是以公司的主要目标是赚钱而政府和社会机构应该处理社会问题这个假设为基础的。
目前，纵观市场，几乎没有公司采取纯粹的经济模型或是社会经济模型；
大多数选择了两个极端的中间地带。
然而，我们的社会似乎想要——而且甚至期待——某种程度上来自企业的社会责任。
因此，在这中间地带里，公司正向经济模型倾斜。
（836字）
鼓励道德规范行为
威廉姆M.普莱德等
许多政府认同商业道德还有进步的空间。
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
在现实世界里商业行为有可能变得更加合乎道德标准吗？
针对这个问题的的大多数观点表明，政府、贸易组织以及个体企业的确可以建立合适的道德行为水平。
政府在鼓励道德规范中的角色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更为严格的条例来促进合乎道德的行为。
例如，2002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为那些举报公司不当行为的人提供全面的法律保护。
在签字仪式上，乔治W.布什总统说到，“该法采用严格的新规定，威慑和惩治公司会计舞弊和腐败，确保司法正义，维护职工和股东的利益。
”在其他方面，该法涉及公司责任、利益冲突和公司责任。
然而，规则需要执行，一些不道德的商人经常“逃过一劫”而不被抓住。
增加监管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毫无疑问这并不能解决整个道德问题。
贸易组织在鼓励道德规范中的角色
贸易组织能够也经常为它们的成员提供道德规范指导。
这些在特定行业里运行的组织，非常适合给堕落到采取不正当商业行为的成员施加压力。
例如，最近一个有关制药的贸易组织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来阻止那些销售代表们请医生吃奢靡的晚餐或者送他们礼物。
然而，实施情况和权威性因组织而异。
而且因为贸易组织存在的理由本身就是为了成员的利益，那么严厉的对策或许反而会弄巧成拙。
个体企业在鼓励道德规范中的角色
公司给职员规定的行为准则或许是鼓励道德规范最有效的方式。
行为准则是书面上由组织定义的可接受并合乎道德的指导方针；
它概述了统一的政策、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因为员工知道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如果他们违反了规则会发生什么，道德规范对鼓励道德行为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它们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
公司还必须创造一个环境，使员工认识到遵守书面准则的重要性。
管理者必须通过促进沟通、积极建模和鼓励道德决策、培训员工做出道德决策的方式来提供指导。
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组织建立并实施道德准则。
最近《财富》杂志在100个企业的调查中发现，93%的企业已经有了正式的道德准则。
一些企业甚至采取了措施来增强它们准则的实施。
例如，为了强化自身的责任，美国医疗保健财务管理协会最近就以下各项修订了它的准则：
选派处理违反道德标准报告的联系人，阐明董事会应如何处理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以及如何保证一个公平的听证程序。
美国庄臣公司，是一家生产碧丽珠（一种家具）、通乐（一种管道疏通剂）、稳洁（一种清洁剂）和其他许多家用产品的制造商，也是一家认为其行为表现必须让公众认为是合乎道德的；
它的准则包括对职员的期望，对消费者、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承诺。
指派一个协调道德行为的道德官给员工，让他们在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候可以去咨询。
道德官与职员和高层管理人员会面，提供道德方面的建议，建立和维护一个回答有关道德问题的匿名机密服务，并就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采取行动。
第三单元心理学
两种看待生活的方式
马丁·
E.P.塞利格曼
父亲正低头看着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她出生没多久，刚从医院回到家。
她的漂亮和完美让他心中充满了感激。
这时婴儿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盯着。
父亲叫了声她的名字，期待着她转头看他。
但是她的眼睛一动不动。
他拿起系在床头的一个小毛绒玩具摇起来，玩具上的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婴儿的眼睛还是一动不动。
他的心跳开始加速。
他去卧室跟妻子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她似乎对任何声音都没有反应”他说，“就好像她根本听不见一样”。
“我敢肯定她一切正常”妻子说着，一边披上睡袍，他们一起走进婴儿房。
她呼唤着孩子的名字。
把铃摇得叮当响，还拍手。
然后她抱起孩子，这时孩子一下子活跃起来，扭动着身子，咕咕地叫着。
“我的天”父亲说道，“她是个聋子”。
“不，不会的”。
母亲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这么下结论还太早。
看，她刚出生不久，都还不会盯着东西看呢”。
“但是你刚才都拍得那么用力了，她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母亲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
“让我们来看看这本育儿书是怎么说的”，她说道。
她查到“试听”一栏并大声读到：
“如果你的新生儿听到响声不吃惊，也不会转向声源，不必慌张，婴儿通常要一段时间才会形成惊吓反射以及对声音产生注意。
你的儿科医生可以从神经系统方面对孩子的听觉进行测试。
“瞧”母亲说到，“这样你感觉好些了么？
“没好多少”，父亲说，“它甚至没有提到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孩子是一个聋子。
我只知道我的孩子什么也听不见。
我有一种最可怕的预感。
也许这是因为我的外祖父是个聋子。
如果我们漂亮的宝贝是一个聋子而且是我这边的原因，我将永远无法原谅我自己”。
“嘿，等等，”妻子说，“你不要贸然下结论，星期一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夫打电话。
但是现在，振作起来吧。
来，你抱着孩子，我弄一下毯子，都给拉散了”。
父亲接过孩子但是很快又把她还给了妻子。
整个周末他发现自己都不能打开公文包准备下周的工作。
他跟着妻子在屋里转，满脑子想的都是孩子的听觉问题以及失聪会如何毁了她的一生。
他只想到最坏的一面：
没有听觉，无法学习语言，他那漂亮的宝贝将与世隔绝，一生困在无声的世界中。
熬到星期天晚上，他已经彻底绝望了。
母亲在儿科医生的代接电话服务处留了言，预约星期一一大早与医生见面。
周末就锻炼锻炼、阅读然后尽力安慰丈夫。
医生检查的结果令人欣慰，但是丈夫的情绪依旧很低落。
直到一周后，过路卡车因回火而发出的巨响让孩子第一次有了惊吓反映，他的心情才开始逐渐好转，并又沉浸在有了新生女儿的幸福中。
故事中的父亲和母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世事的方式。
一旦有丁点不好的事情发生在父亲身上——税务审查、夫妻争吵，甚至是上司皱一下眉——他都会往最坏的方向想：
破产入狱、离婚、解雇。
他很容易情绪低落，长时间无精打采，他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
而与他正相反，母亲总是从最乐观的角度来看待坏事。
对她来说，这些只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困难。
在经历挫折之后，她能很快恢复过来，并又重新恢复活力，身体十分健康。
在过去的25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这两类人。
悲观主义者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往往相信坏事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会危及他们所做的每件事，并且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而乐观主义者在面临同样的生活不幸时，则以相反的方式看待厄运。
他们认为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并且也只会影响这一件事。
乐观主义者相信失败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而是环境、运气不佳或是其他人造成了自己的失败。
这些人从不为失败所困扰。
面临逆境时，他们会把它看作考验并更加努力。
这两种考虑起因的习惯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毫不夸张地说，大量研究表明，悲观主义者更容易放弃并且更容易沮丧。
这些试验还表明，乐观主义者在初高中和大学、工作以及运动场上的表现更加出色。
他们的表现往往超出了能力测试的预判。
当乐观主义者参加竞选时，他们比悲观主义者更容易当选。
他们的健康状况出乎意料的好。
他们优雅地变老，在中年阶段会比我们更容易摆脱常见的身体疾病。
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更长寿。
我看到在数十万接受测试的人里，有着数量惊人的彻底悲观主义者，而另外一大部分的人则有着严重的、让人衰弱的悲观主义倾向。
我发现认清自己是否是悲观主义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更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正活在这一阴影下。
这些实验从人们的讲话里揭露出悲观主义的迹象，而且这些人从不认为自己是悲观主义者；
实验还表明，他人在说话者的言语里感知到这些悲观迹象后，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说话者。
悲观主义的心态或许看起来会永远深深地扎根在心里，然而我发现它们是可以摆脱的。
事实上，悲观主义者可以学着成为乐观主义者，但并不是通过不用脑子的方式，比如吹欢快的口哨或者言不由衷地说那些陈词滥调（“每一天，在每一方面，我都在变得越来越好”），而是通过学习一系列认知方面的技能。
这些技能远不是加油打气者或者流行媒体的产物，而是杰出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实验室和诊所里发现的，然后经过严格的证实确认有效。
以貌取人
索尔·
卡辛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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