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新进展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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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肯定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在于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看不到其局限性和政府适度干预的必要性。
新自由主义坚定支持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虽然相对有利于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也能获得一定利益。
只要发展战略正确，采取措施得当，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
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王中保研讨了19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改革范式，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拉美诸国的自由化试验和苏联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表明了这种范式的实践悖论。
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应整合学术力量，超越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银娥、胡卿卿分析了近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经济全球化中空前发展的成因，认为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
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该理论也存在独特之处，一时还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山西财经大学薛志龙认为，尽管新经济自由主义凭借经济全球化浪潮已在世界上风行了20多年，但那种认为世界经济又回归到经济自由主义时代的看法站不住脚，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仍是凯恩斯主义在国际范围的扩展。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凯恩斯主义，运用政府力量稳定宏观经济，才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沈越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利大于弊，这已被2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所证明。
如果中国与时俱进地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并避害趋利，中国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国。
这是因为资源的全球性配置和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可以将中国人口众多的发展瓶颈转变为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市场潜力巨大的竞争优势，并通过全球化化解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发展劣势。
同时，经济全球化还有助于推动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型。
湖南财经高专的高建良、刘寒波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石油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并提出了保障石油安全供给的有效途径。
国家行政学院王健提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亟待研究的课题：
如何协调WTO规则与国内市场规则，国际收支长期顺差的利弊分析及应对措施，如何用国际规则来保护国内产业等。
南京师范大学卜海探讨了中国加入WTO遗留下来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分析了问题的由来和性质，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江苏省委党校黄希惠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泛中国经济区”的一体化问题。
南京工业大学刘碧云、朱忠祥探讨了如何通过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促进西南大开发问题。
二、区域经济学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1、区域经济学的新进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华中科技大学宋德勇评述了由克鲁格曼（Krugman，1991）开创，由藤田、维纳布尔斯等人拓展的“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等人的开创性工作主要是把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以及演进性的动态因素引入了空间经济学模型，对区域产业聚集和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探讨。
伴随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经济地理学》新的学术期刊于2001年创刊。
目前，新地理经济学已成为区域经济理论或空间经济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引起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权威刊物的广泛关注。
西安交通大学刘健诠释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认为新战略的思路是西部开发力度加大，中部全力自我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由此形成的东部地区之间新的联动关系，使经济增长动力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在战略理念上，新战略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谋求所有人的全面发展”。
统筹发展既非是均衡发展的“全面推进”，也非是非均衡“梯度推进”，而是强调中央政府统筹功能的“协调发展”；
强调的既非“均富”也非“先富”，而是“共富”；
区域统筹强调的既非地理区域也非行政区化，而是按市场规律和经济联系及区域特点形成的经济区域；
区域统筹发展绝非是强调分配均等的“一平二调”的复归，而着力的是强调起点平等的“机会均等”。
在战略机理上，新战略在对资金有效性和社会公正性的统筹考虑和相机抉择基础上，形成了“统筹发展、分区推进”的内在机理。
虽然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出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也出现了资金低效性和回收长期性问题，形成了西部开发自身无法破解的、国家资金稀缺性与整体建设对资金需求迫切性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稀缺和亟需缩小区域差距的背景下，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策，这既走出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新路子，又能为西部开发提供后续资金。
在战略部署的基本思路上，从各地区实际出发，整合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南京财经大学张为付在对我国的工业生产的区域聚集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发展战略调整的思路。
通过对27种主要工业品的空间布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1）中西部地区在资源类产品上具有优势；
（2）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中东部地区集聚；
（3）中高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大多数产品向东部集聚，而一些技术非常成熟和有污染的产品向中西部集聚，其中京津沪三个城市在多数中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家电产品上已出现明显萎缩和转移；
（4）IT产业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其中集成电路产品向广东和浙江快速集聚。
根据这一趋势，他提出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建议：
东部大城市要以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为主，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研究中心落户；
东部中小城市应成为中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和FDI产业资本的主要聚集地，同时发展一些中低技术劳动密集产业以形成对中高技术产业群的配套和解决就业。
中西部大城市要以发展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同时向中高技术加工业方向延伸，迎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中西部中小城市要发挥资源优势，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制造业提供能源和原材料，其产业结构要以中低技术的资本劳动密集产业和为东部产业配套为主。
南京大学葛扬和史先诚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葛扬认为，推进一体化进程应建立官方和非官方的多层次的协调机构，依据市场规则构建企业、政府间的运作机制，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提升产业、产品的竞争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建立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环境治理以构筑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基础。
史先诚认为地区一体化的内涵是统一的竞争规则和一体化的市场，阻碍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有：
地区市场分割是一体化的直接障碍，政府限制竞争和直接参与竞争是地区经济分割的直接原因，竞争规则不统一是一体化进程缓慢的症结所在。
据此他提出，以协调竞争规则为核心，以政府创造宏微观经济环境为基础，引导企业成为经济一体化为主导力量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战略。
这要求政府转换职能，以维护竞争为己任，协调沪苏浙三地地方性政策法规和各项制度，积极从事市场竞争的基础环境建设。
同时，他主张借鉴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从具体领域共同市场建设做起。
浙江财经学院张佑林从管理体制角度探讨了阻碍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他认为过度竞争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而行政分割下形成的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又是造成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城市间错位发展、阻碍资源自由流动和跨地区合作、地方政府代替企业自主决策、强化行政性垄断的根本原因。
依此他提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管理体制进行制度创新。
在宏观管理层面有两种选择：
一是不改变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的权宜之计，设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特别行政区，改变目前上海经济区只有协调责任，而无决策权力的局面；
二是打破现行两省一市的行政管理格局，借鉴西方大都市区管理模式，设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管理局”，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再设立隶属于管理局的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大都市区。
在微观管理层面，进行规划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市场、产业布局与结构、财政税收制度、法律与政策、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福建师范大学黄家骅在分析福建经济的区位优势和劣势基础上，提出“泛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
随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区的崛起，福建经济就像哑铃中部一样面临着不断变细的挑战：
被南北两大经济区排挤而边缘化，被南北两大经济区抽走资本和产业而稀释化，被南北两大经济区置于配角地位而低端化。
但随着台湾产业和资本向西转移的加速，福建经济又面临着新的机遇，他借鉴西方区域经济学的梯度发展理论阐述了发展新思路：
其关键在于福建经济的做大做强，形成“增长极”，借助以台湾海峡为中心的“拉力”和“推力”，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开辟一段东西双向的要素与产品充分流动、产业与资本快速增长的陆桥通道。
其具体设想包括构建产业极平台、构建西进物流大道、构建东出西进大港、构建以福州为核心的大都会城市中心极。
2、区域经济协调与生产要素、产业聚集
西南师范大学朱泽山批评了那种把发展差距是否缩小作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的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构筑有利于收入流转趋于平衡的市场互补关系，形成分工合作、共同发展关系。
这种互补关系有可能建立在区域间行业分工，产业技术水平差异，同一产业在产品品种、品牌、规格等方面的差异，资源占有差异等供给方面因素的基础上；
也可能建立在区域间需求差异以及供需结构差异基础上，在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的背景下，这些差异也能形成市场互补关系。
落后地区不仅要抓住上述差异中存在的市场机会，更应该注意利用第三方资源、捕捉不平衡增长过程中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市场互补机会。
暨南大学陈雪梅从产业集群角度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及政府行为问题，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仅须具备产品生产过程可分性和最终产品可运输性的必要条件，还须具备一系列充分条件：
产业有较长的生产链、不同生产工序差异性大、把不同专业技能联合起来的网络创新能力、以及市场易变性使多个柔性生产的协作企业比单个大型企业有更低的转换成本。
产业集群形成的这些条件，以及珠三角地区已形成的产业集群案例表明，其形成具有自发性和偶然性，不是所有产业在所有地区都能形成某一产业集群，地方政府不宜言必称集群，人为指定聚集某一产业，而应采取辅助性的集群政策，为其形成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福州大学张烨分析了福建沿海地区劳动力集聚的5个趋势：
农村劳动力向农村第二、三产业集聚，农业劳动力向渔业和牧业集聚，第一产业向劳动密集制造业和含有劳动密集工序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第一产业劳动力向城镇第三产业尤其是商贸行业集聚，山区劳动力向沿海转移。
在此分析基础上，他提出发展民营经济、壮大产业集群，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加快生产要素集聚，培育福建沿海地区区位优势的对策建议。
3、剩余劳动转移与城乡区域经济发展
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主张通过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20多年来乡——城的人口流动确确实实发生了刘易斯模式所预期效果，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但有两个关键问题始终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力资本的开发，农民工只能从事附加价值不高的劳动；
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缺少社会资本的支持，在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不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如果不重视把农民工的原始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如果不重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改进使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并享有与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将长期“异化”在城市中。
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有限的，他们给城市的贡献也是有限的。
南京大学李晓春分析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双重机制：
一是“离土不离乡”型的转移机制，二是“民工潮”型的转移机制。
这两种机制分别对应着两个理论模型：
前者对应于刘易斯模型，后者对应于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是以单一模型进行分析，忽视了理论模型的针对性。
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还就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亚经济区、东亚经济区、两岸四地经济整合等区域经济问题以及本省市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交流。
三、国际贸易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进展及其评析
武汉大学马颖评析了2003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资深会员奖”获得者、著名国际经济学家J.N.巴格瓦蒂的国际贸易理论。
萨缪尔森曾把战后继俄林、瓦伊纳和哈伯勒以后的1960-90年代称为“国际贸易的巴格瓦蒂时代”。
巴氏的涉猎领域甚广，其评介只集中于3个领域：
一是贫困化增长理论。
这一理论首次把经济增长、贸易条件和福利效应三者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即使是那些在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也有可能造成福利恶化，因为贸易条件恶化最终会导致亏损超过增长的收益。
而造成贫困化增长的根源是市场扭曲。
二是市场扭曲条件下政策选择理论。
该理论在前人非此即彼的推论——即自由贸易政策对应着自由竞争市场，当市场失效时，自由贸易就不再是最优政策——面前前进了一大步。
他讨论了在市场扭曲时，应如何比较各种政策工具，以选出相对最优的政策工具。
由于该理论将以往各种有关外部性和非经济目标的理论纳入到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便于比较各种政策干预带来的福利效应。
同时，这还证明了外部性和非经济目标不能成为实现贸易保护的理由，最优政策也就是最适合于特定条件政策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因市场失效或扭曲而放弃自由贸易的观念。
三是直接非生产性寻利（DUP）理论。
该理论的意义在于：
（1）拓宽了A.克鲁格“寻租”分析的空间。
（2）否认“寻租”理论认为这种行为必然导致负福利效应的结论。
两种扭曲的叠加结果不一定是福利的亏损，而可能是福利的改进；
另外，DUP行为在短期内造成的福利亏损，但最终不一定导致真实资源的浪费。
（3）推进了“哈伯格三角”的“无谓亏损”的度量，认为还应加上DUP行为造成的损失。
（4）为发展中国家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南京大学刘厚俊、袁志田介评了克鲁格曼“北—南贸易模型”。
新贸易理论从技术要素入手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规律，以及技术作为独立要素对全球贸易格局和南北经济关系的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这一模型没有抓住南北贸易的本质，尤其在技术要素与北南贸易格局的关系上，其逻辑演绎过程是机械的，结论也不正确。
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相比，其方法论更显得缺乏完整性和体系性，较西方传统贸易理论并无实质性进展。
南京政治学院崔战利研究了作为自由贸易理论基础的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的两大缺陷：
一是不具有普适性。
其模型不仅应满足a1/a2b1/b2的必要条件，而且需要a1b1且a2b2或a1b1且a2b2的充分条件，否则缺乏普适性。
二是模型比较优势的分布具有非对称性。
非对称性源于各国资源存量的结构和比例不同，它会使“双赢”格局中有的国家“多赢”，有的国家“少赢”。
日积月累，财富的马太效应就会显现出来。
该研究工作的意义在于：
说明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大都实行保护贸易。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当比较优势尚未形成时，应适度保护幼稚产业；
当比较优势形成后，应加快资本、技术等要素积累，努力培育“任意比较优势”，方能在互惠贸易中“多赢”。
在这个过程中，实施政府主导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必要的。
黑龙江大学邢艳霞论证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与经验实证的悖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基本上是沿着古典主义的比较成本和资源禀赋理论的路径演进而来，其各种理论都集中论证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她在考察了新古典主义主张的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政府干预应致力于消除国际贸易壁垒的“贸易决定论”；
以及因保护主义引起的价格扭曲会导致无效率的增长，政府作用应致力于消除国内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的“理顺价格论”后，考察美国等发达国家得自由贸易路径，而后用博弈分析和福利分析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冲突。
南京师范大学田文等人把以垂直专业化国际生产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并从产品内贸易的计量、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用传统贸易理论对这种贸易的分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这种贸易的分析、这种贸易对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对西方贸易理论界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
面对产品内贸易这一国际贸易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与西方贸易理论在这方面的新进展，田文认为国内理论发展与这些新进展存在两个“接口”：
一个接口是进一步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关于垂直专业化分析来发展贸易理论。
在这方面，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改造是不彻底的，而格罗斯曼（Grossman）、赫尔普曼（Helpman）和芬斯特拉（Feenstra）等人近年的工作，更多地吸收了交易成本、博弈论和市场结构分析等微观理论的新进展，尤其是将贸易对经济影响的研究视角从收入分配转向企业组织方式、企业的策略行为及其市场势力跨国界运用，因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台阶。
第二个接口是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来研究产品内贸易与相关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调整。
由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从他们的国情出发的，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他们并不一样，其研究重点有两个方面：
（1）关于贸易发展战略问题。
在水平贸易的方式下，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是基本选择，产品内贸易的发展赋予了贸易战略新的内容，使加工贸易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新型道路，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变化和调整，为贸易发展战略研究的广阔空间。
（2）关于贸易对经济作用的基础变化问题。
随产品内贸易的增长，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如一国贸易对总需求的作用可能变小，因产品内贸易受短期价格波动影响较小而使短期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变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调节能力也变弱。
但与之对应的是，产品内贸易的外在经济作用却会增强，生产定制产品对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素质的提高起正面作用，对环境却起负面作用，因而在计算产品内贸易的得失时，时间跨度要拉长，要从着重于需求转向着重于供给。
2、国际贸易与我国经济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刘红、荔吉元、李逢春等人在分析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的外贸战略与以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为依据的外贸战略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的前提条件大多不复存在，并研究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中运用的条件，认为已经形成的大国经济使中国已具备了实施这种外贸战略的必要条件，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基础应从比较优势理论转为竞争优势理论。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陆艳苹探讨了国际贸易的物化技术的溢出效应，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证明：
国外技术通过国际贸易对我国有较强的溢出效应，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对我国的溢出越明显。
我国应通过提高企业的消化能力、产权改革尤其是国有产权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促进国外技术的溢出。
南京师范大学魏向杰借鉴近20多年来发达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和理论，认为这种以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的贸易理论比传统的贸易理论更接近现实，因而是贸易保护政策理论嬗变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具备了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些基本条件。
针对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干预不力的情况，在一些战略技术和产业发展上，缺乏明显国家目标以及长期规划和战略安排，也有必要推行这种以国家战略目标为重心的政策。
中国应该通过提高政府能力，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与鼓励产业内研发能力为目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许多与会者还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专门问题进行了交流。
江苏省委党校杨志琴研究了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发展战略。
河海大学李锋针对国外反倾销给我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必须建立应对的反倾销预警机制。
这一机制的形成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通力合作，其中企业居于主体地位。
南京师范大学李家俊比较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政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江苏省委党校张蔚菊研究了我国如何突破农产品国际贸易绿色壁垒的对策。
南京财经大学汪素芹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产业安全问题。
此外，与会代表还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交流，对如何在WTO框架下冲破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壁垒，保护国内幼稚产业，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对策展开了热烈讨论。
四、国际金融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
1、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南京大学范从来从考察中西文中的“金融”概念出发，比较了国内外金融学的界定，认为国内以宏观金融为主的传统金融学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经济运行的需求，应拓展金融、金融学及其研究内容。
金融学应包括宏观金融、微观金融和公司金融三个部分：
宏观金融是从宏观角度研究货币以及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的功能和效应，并研究货币运行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
微观金融则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
公司金融则是从金融体系运行角度研究公司的融资行为。
微观金融和公司金融是中国金融学急需建设的两大领域。
华中科技大学方齐云、项本武通过对决定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的梳理，认为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在宏观层面：
东道国市场规模、双边贸易联系、汇率水平及波动、国家治理基础、东道国税收政策、母国经济发展水平；
在微观层面公司技术水平，即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部分取决于其是否拥有包括技术在内的垄断优势。
南京大学安同良、张金华批评以理性市场为基础的股票市场价格运行机制理论为出发点，系统梳理了凯恩斯、凡勃伦、加尔布雷斯、希勒（KVGS）对股市投机行为分析的演化进程，并运用投机市场的KVGS模型分析我国股市的投机性，提出严格控制股市操纵行为、重新思考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的作用、积极发挥监管部门、新闻媒体和中介机构对市场投机心理的引导作用等建议。
南京审计学院汪祖杰考察了所谓的货币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的“托宾悖论”，以及后来西方学者对托宾模型的修补。
认为导致“悖论”的原因是托宾没有区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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