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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语应该全面认识，不能搞片面化；
或者认为汉语太复杂，不如形态语言好，失去自信，妄自菲薄；
或者认为汉语最伟大，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好的语言，妄自尊大。
其实，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有形态也好，没有形态也好，都不影响交际的实际效能，都能很好地为本民族的全体成员服务。
因此，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考察各种语言，可以互相比较，但不要较量长短。
以上总说汉语的特点，下边分别说说汉语的各个组成部分。
二、汉语语音
汉语语音，主要指汉语普通话的语音。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汉语语音以元音为主体，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很多，可以说大量的都是开音节（有的方言里保留着入声，入声是以辅音结尾的闭音节，但现代普通话里已经没有）。
现在惟一的以辅音结尾的是鼻音，如“ｎ，ｎｇ”；
但鼻音本身是浊辅音，带有元音性，又不独立使用，大都是与某些元音一起构成一个成分（韵母），如“ɑn,en,in,un,ɑng,eng,ing,ong”等，非常像开音节。
汉语发音响亮，中国人多的地方声音往往比较高，大概就是开音节（特别是用前开元音结尾的音节，声音非常响亮）多的缘故。
其他语言的语音很多是闭音节（以辅音结尾的音节），因此，声音似乎比较轻、低（当然这里也有某些风习问题）。
第二，汉语是声调语言，语素和词有声调，声调有区别语义的作用。
这是外国人或外族人学汉语感到最困难的一点，就连我们以汉语为母语的人互相学方言，语音方面除少数音素难于模仿得很像之外，一般不难，最困难的也是声调。
普通话有四个声调：
阴平、阳平、上声、去声。
有些方言声调比较多，最多的甚至多到八九个、十来个；
有些方言虽然也是四个声调，但调值不同，似是而非，互相学起来也有困难。
声调再加上语言里的语调，使得汉语说起来富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有的外国人说中国人说起话来像唱歌一样，原因也就在此。
声调不仅区别语义，而且两个平声调子高，上声和去声调子偏低，高、低、升、降的不同也给人以不同的语感或色彩。
汉语语音不复杂，元音和辅音拼合起来，只有400多个音节，加上声调的变化，总共有1000多个音节，这其中的难点是声调。
了解了语音的这两个特点，就要运用它。
口头语言且不说，就连书面语言，无论诗歌、散文，也应读来上口，听来悦耳，当刚者刚，当柔者柔，当扬者扬，当抑者抑。
这就要求音素、声调、语调，配合协调得当。
在教学中，要抓住这两个特点和难点，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三、汉语语汇
汉语语汇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汉语语汇丰富。
其所以丰富，与汉语的两个主要特点有密切关系。
首先，汉语是非形态语言，语汇单位的形成不受形态的束缚，非常灵活、方便。
语素组合成词，词组合成短语、俗语等，非常容易。
汉语中很多小的语言成分，尤其是语素和词，它们的界限很难划分，这是语汇不受形态限制的反映。
汉语中像“子”“儿”“头”这类语素，不像形态语言中的形素，能决定语法类别。
有了它们不一定是名词，如“好好儿”就不是名词。
这也是汉语组合不受形态约束的反映。
不受形态约束，组合起来就很方便、灵活；
方便、灵活的组合，产生了大量的语汇，使得汉语语汇非常丰富。
所谓丰富，不是说固定的语汇数目很大，而是说可能产生的词语很多很多。
汉语语汇的各种成分中，成分越小，多义性越大，与不同的成分组合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意思。
这也是汉语语汇丰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恰恰是汉语没有形态变化的结果。
语汇的各个部分都有多义性，从语素、词，到短语，一直到成语、俗语都是这样，成分越小，多义现象越突出。
比如“打”，《现代汉语词典》列举了24个义项之多（还不一定全，俞敏先生写了一篇题为“打雅”的论文，意思是一个“打”字就可以编成一部“雅”书），是个地地道道的多义词。
把它组合成短语，如“打鼓”“打电话”“打草稿”等，多义性就大大减少了；
但也不是没有，放到一定的语境中，仍然可能有不同的意思。
在下边这两句话中，“打鼓”的意思就不一样：
“外边敲锣打鼓，热闹极了”，“他理由讲得虽然很充足，但说完之后心里还是在不停地打鼓，不知道能不能说服大家”。
成语、俗语也是这样，虽然语素多了，可以互为语境，表达一个比较明确的意思；
但它本身再有了语境，仍然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
比如“不到黄河不死心”，指好事还是坏事?
必须有了一定的语境才能明确。
有的成语、俗语，按原来的观点已经成为一个句子了，但仍然不能自足。
如“刘备摔孩子”，表面上有一层意思，内里还有另一层意思，而这内里的意思仅仅靠语言本身来理解是不行的，还必须了解刘备摔孩子时的特定背景。
因此，可以说，汉语从语素到词，到短语的多义性，也是汉语语汇丰富的一个突出表现。
其次，汉语的“三大”，使语言发展纵横交错，语汇越来越丰富。
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准备编《汉语成语俗语辞海》，预计收录条目上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就是汉语从历史到今天，从普通话到各种方言纵横交错，不断融合、不断互相影响的结果。
汉语语汇的第二个特点是：
变化快，发展迅速。
语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同语音特别是语法相比较，语汇的变化最迅速、最频繁。
这是因为，语汇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最快、最敏感，它随着社会生活（包括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科学生活等）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别的语言语汇的变化也很快，但没有汉语语汇这么突出。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变革，或者社会生活急剧变化时，汉语随时会产生新的语汇成分或者抛弃旧的成分。
比如“大跃进”时代，很快就产生了像“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这样的适应社会潮流的俗语。
汉语发展过程中，这样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迅速产生出来的新语汇非常多。
汉语语汇的第三个特点是：
不守规矩，很难概括出规律。
比如江南说“吃茶”“吃酒”，有时也说“喝”，很难划一；
北方也是，“吃”一般以固体食物为对象，如“吃饭”“吃菜”，但“汤药”是液体的，也说“吃”而很少说“喝”。
正因为如此，汉语的语汇成分很难下定义，越是最基本的、最常用的语汇成分，下定义越难。
比如早期的词典给“吃”下的定义是：
“把食物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吞下去。
”但实际上，有的“吃”并不需要咀嚼，如小孩“吃奶”，所以，后来的词典加上了“包括吸、喝”。
又比如“跳”，《新华字典》原始的定义是：
“两脚离地，全身向上。
”有人说这是上吊，当然是开玩笑。
但并不是所有的“跳”都向上，还可以向左、向右、向后、向下。
因此，后来改成：
“利用两腿一屈一伸的动作，使身体突然离开原来的位置。
”这样好一些，但还不全面。
有的词典定义更完备些：
“利用两腿一屈一伸的动作（或尾巴，如鱼），使身体突然离开原来的位置。
”另外，语言中概念的表达往往很复杂，使得规律性很难掌握，有时纯然是社会需要的产物。
比如曾经有男子篮球队，就有了“男篮”的简称，后来又有了女子篮球队，相应的有了“女篮”的说法。
又如“男足”“女足”，“男棒”“女棒”等，都是随着实际的需要而出现的相应的语汇，非常灵活。
由于语汇的这种灵活性，丰富性，使得语言运用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汇掌握的多少。
语汇掌握得多，使用得灵活而且恰当，语言运用能力就会比较高。
自古以来，对语汇的运用就反对陈词滥调，因为，陈词滥调信息量少，甚至为零。
我们反对八股文，就是因为八股文里很多话都是同义反复，基本上没有什么信息。
唐朝韩愈提倡“惟陈言之务去”，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都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出语惊人，就是要新颖，而新颖传达的信息量就大。
汉语语汇那么丰富，那么灵便，真想找出最恰如其分的词语来，非常难，但是我们应该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四、汉语语法
一般讲语法总是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形态学，也叫词法，一部分是造句法。
汉语既然是非形态语言，就没有形态学这个部分。
所以，我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过：
我们整个的语法间架，从马建忠引进西洋语法一直到今天，就不适合于汉语。
其责任不在马建忠，他的功劳很大，使我们知道语言有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规律。
仅仅这一点常识，对我们就非常有用。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一个人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与认为太阳围绕地球转相比，两个脑袋相差不知多少世纪。
同样，知道语言是有规律的，说话是有规矩的，与不知道，脑袋也差了好几个世纪。
汉语有语法，但是汉语语法没有形态学和造句法这样两个部分。
那么会有人问：
你是不是也像有的学者一样，认为汉语的词不能分类呢?
不。
天下事物没有不可分类的，汉语的词也一样；
但不是一分类就非得有形态学不可。
那么，是不是汉语只有造句法而没有词法呢?
不能这样说。
汉语是非形态语言，没有形态变化，因此汉语语法没有形态学这个部分；
但也不能说汉语只有造句法，这样说就表明仍受着形态学的控制，还认为语法必须包括形态学和造句法两部分不可；
汉语语法有汉语本身的特点。
我认为，汉语的语法就是组合法。
其实，任何语言的语法都是组合法，汉语则是最标准的组合法，是如何把小的语言成分一步一步地组合成大的语言成分。
首先，语素和语素组合成词，像“祖国”“人民”“电脑”“贮存”；
进一步，词和词组合成短语，像“祖国人民”“电脑贮存”；
再进一步，词或短语带上一定的语气语调，构成句子，如：
“祖国!
”“伟大的祖国!
”单句和单句还可以组合成复句，如：
“伟大的祖国培育了伟大的人民，伟大的人民建设着伟大的祖国。
”句子和句子还可以进一步组合成句群。
那么，需要组合到什么程度呢?
最基本的，就是能比较完整地、全面地表达一个很小的意思，完成一次简单的交际任务，尽可能地避免（不能完全避免）错解、误解、歧义。
所以汉语语法首先是组合，不是切分，研究汉语语法首先应该研究组合法，而不是首先研究切分法。
那么，汉语的组合有哪些特征呢?
首先，汉语组合有二合、三合，还有多合的。
汉语以二合为主，但不仅仅是二合，比如联合式就可以是三合、四合等，递进式就是三合。
汉语组合以二合为主体，带有民族的特点。
汉民族喜欢对称，喜欢整齐，所以北方的院子大都是四合院，庙宇都是方方正正的；
送人东西，要送双数；
对联，要有上联、下联。
美学也讲究整齐、对称，偶然穿插、点缀一些不平衡、不对称的东西，但不是主体。
这种传统也许同早期人类对自然的观察有关：
动物大都是两个两个在一起，从昆虫往上，都是这样。
这种观念影响到语言，使得我们语言的组合也以二合为主。
有的语法学派首先注意到的是如何切分。
我总觉得要先组合后切分，如果还没有组合到一起，那有什么可切分的呢?
当然，不同的语言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背景，如宗教、文化、思想等，因此，语言的组合规律也不尽相同。
其次，汉语组合简便、容易。
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不靠形态变化这个手段，而是依靠语义、逻辑事理、约定俗成。
这样，强制性的规则有，比较少，而可选择性的规则比较多。
有些例子，过去我们当笑话说，至多视之为标点符号问题，而没有从语法方面考虑过，其实正是语法问题。
比如七言绝句《清明》，把停顿的位置调整一下，变成：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就成为一首自度曲的词或曰散曲了。
如果有形态，主语、谓语、修饰语都由形态反映出来了，那就不可能自由变动了。
又比如七言绝句《凉州词》，有人在抄写时漏掉两个字，却巧妙地改变了结构，也成了一首很好的自度曲：
“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些说明，汉语由于没有形态变化的束缚，组合起来相当简便、容易。
可以这样说，汉语的各级语言单位之间只要符合语义、逻辑事理，符合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就能组合到一起。
由此也可以推断：
汉语有自己的语法规则，但这个规则非常的简明扼要，除了少数根本的强制性的规则外，大部分都是非强制性规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选择性。
再次，汉语各级语言单位的组合具有一致性。
从语素与语素的组合、词与词的组合、短语与短语的组合，到句与句的组合，组合方式和组合关系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有些单位的组合方式多一些，组合关系复杂一些，有些单位方式少一些，关系简单一些。
汉语的组合方式主要有两种，从而产生两类不同的组合关系。
一种是直接组合，主要产生联合、修饰、陈述、动宾、补充等五种组合关系。
直接组合就是以语序为主要手段，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直接组合成一个较大的语言单位。
像语素组合成词，词或短语组合成单句，主要采取直接组合的方式。
另一种是关联组合，主要产生并列、承接、递进、选择、转折、因果、假设、条件等几种组合关系。
关联组合就是以起关联作用的虚词为主要手段，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连接起来组成一个较大的语言单位。
像词组合成短语，单句组合成复句，句子组合成句群，就不仅采用直接组合的方式，还往往采用关联组合的方式。
以上我们说了汉语语法的几个方面，研究辞章学要结合这些特点去考察。
尤其是汉语语法组合的灵活性、简易性，更使语法与辞章学密不可分。
我设想这么一条路：
从学术角度说，要对汉语语音、语汇、语法分别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从应用角度说，要把这几个方面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一门具有桥梁性的辞章学；
从语文教学上说，则要采取辞章学的路子，按辞章学的系统组织教材、设计教法，从而达到培养、提高听说读写的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的目的。
理想的阶梯——陈群
青年最爱谈理想，青年最苦恼的是理想和现实常常有矛盾。
有的青年虽有理想，但刻苦勤奋不足；
有的也很想为理想努力，但不能抓紧一点一滴的时间；
有的自以为条件差，岗位平凡，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结果，常常在碌碌无为的苦闷中慨叹蹉跎。
奋斗，是实现理想的阶梯。
离开奋斗，理想就只能是幻想而已。
有理想的青年，都应从眼前的现实起步，以非常艰苦的奋斗，作为通往理想境界的阶梯。
理想的阶梯，属于刻苦勤奋的人。
马克思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奋斗一生。
他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工人运动，研读无数种著作，学会了欧洲好几个国家的语言。
他不断在图书馆钻研，数十年如一日，座位下的地面竟然磨掉一层。
化学家诺贝尔为减轻工地上挖土工人的繁重劳动，决心发明炸药。
废寝忘食，四年里做了几百次试验。
最后一次试验时，他聚精会神地盯着燃延的导火线。
一声巨响，在旁的人们惊叫：
“诺贝尔完了！
”诺贝尔却从浓烟中跳出来，面孔乌黑，身上还带着血，兴奋地狂呼：
“成功了！
”那些杰出的人物正是被一种崇高的目标所鼓舞，才产生了惊人的毅力与忘我的精神。
是理想的浪涛激励着他们去刻苦奋斗。
今天，我们为实现四化而奋斗，这是中华民族空前的事业，其任务之艰，难度之大，更需要亿万人民，特别是青年，百折不回地艰苦奋斗。
有志于为这一崇高理想而奋斗的青年要敢于面对现实，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不怨天尤人，以凌云的壮志，用刻苦勤奋的汗水浇开灿烂的理想之花。
理想的阶梯，属于珍惜时间的人。
富兰克林有句名言：
“你热爱生命吗？
那么别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许多科学家、文艺家都是同时间赛跑的能手。
爱迪生一生有一千多项发明。
这无数次试验的时间从哪里来？
就是从常常连续工作两天三天的极度紧张中挤出来的。
鲁迅以“时间就是生命”的格言律己，从事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30年，视时间如生命，笔耕不辍。
巴尔扎克用如痴如狂的拼劲，每天奋笔疾书十六七个小时，即使累得手臂疼痛，双眼流泪，也不肯浪费一刻时间。
他一生留下为人民深深喜爱的巨著《人间喜剧》，共九十四部小说。
这些血汗的结晶不正是时间与生命的光辉记录吗？
时间的流逝是无情的，可怕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三分之一要睡去，再除去幼年玩耍的时间，学习与工作大约只有三十几年，一万多天。
虚度一日就等于耗费生命的万分之一。
朱自清在散文《匆匆》中说：
“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
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
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
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可是，有人甚至从未想过遮挽一下时光呢。
对时间的态度，可以检验一个人的世界观。
没有理想的人，不懂人生的意义，自然不爱惜时间。
真正有理想的人，必定珍惜一分一秒，因为每一瞬间的奋斗都关系着目标的实现。
理想的阶梯，属于迎难而上的人。
奋斗的必要，正是由于困难的存在。
在通往四化的征途上，坎坷、曲折、荆棘、浪涛是不会少的。
幻想一切都顺顺利利，就等于在四化面前止步。
有的青年埋怨条件差。
这也许是事实。
但今天的处境，总不致像伽利略、布鲁诺那样冒着受宗教极刑的危险，总不致像高尔基那样在老板的皮鞭下学写作吧。
艰苦的环境更能激发有理想的人奋发向上。
高尔基从小饱尝人间的辛酸，旧社会血泪的鞭笞铸成了他伟大的心灵。
他坚持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下写作，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中战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不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屈服、畏缩，永远像海燕一样在雷鸣电闪中展翅翱翔。
相比之下，我们的困难又算什么呢？
有的青年埋怨自己的岗位平凡。
这也可能是事实。
但革命事业需要三百六十行，绝大多数人都要在平凡岗位上工作。
无志之人，将使生命比岗位更平凡；
有志之人，将在平凡岗位上成功。
华罗庚年轻时在一个中学干杂活，夜间在如豆的昏黄油灯下演算，打下牢固的根基，后来才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开普勒长期操劳杂役，业余苦钻，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道尔顿是中学教员，爱因斯坦是小职员，那些发明纺织机、蒸汽机、飞机、火车的，他们的职业、岗位不也都很平凡吗？
可见问题不在于岗位，而在于有没有真正的崇高理想和为这理想而奋斗不息的顽强精神。
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决不应让困难攫住自己的心灵，而要在奋斗中舒展自己的双臂。
当为崇高理想而奋斗一生的双臂收拢时，抱住的必将是令人欣慰的硕果。
奋斗，是改变现实的杠杆，是亿万人民共攀四化高峰的坚实阶梯。
只有以不懈的韧劲，一级级攀登，才能一步步接近那光辉灿烂的理想高峰。
让我们在四化的伟大征途上谱写出自己的奋斗之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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