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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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则进，不变则退”，无不体现着“与时俱进”的哲辩理念。
“进”就是旧我的否变，新我的再生，是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创新、文明的进化。
以进为先，既是实践的准则，也是检验的准绳。
我们常说：
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唯一出路，稳定是压倒一切，三者如何把握？
关键就看，谁体现了“进”，就把谁摆在首位。
那么，对待发展问题，同样需要反思，需要摒弃不合时宜、不求创新、不讲文明的发展观。
为什么发展的观念要变？
有三点考虑：
第一，历史的经验。
回顾2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小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每一次跃升，无不缘起于改革的不断突破。
而改革的不断突破，无不缘起于观念的不断更新。
从“政治高于一切”，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观念的每一次更新和觉醒，无不延伸着改革的新视线，扩张着实践的新疆域，赢得了发展的新空间。
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11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
硬件设施方面，高速公路达2.5万公里，位于世界第二；
光缆近5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电话有5亿户，也是世界第一。
观念的更新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这也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检验。
第二，现实的选择。
反思我们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经济的单兵突进，依赖于资源的过度透支，也预付了巨大的隐形成本。
一是人力的透支。
长期采用“低工资、低收入、低就业”的方式，靠的是廉价的劳力资源的推动，而教育、培训、技能等劳动力素质方面，重视不够，使用不足，提升也不够。
二是财力的透支。
最重要的是财政债务问题。
当然，要考虑利用外资和加快发展的因素。
但是，举债适度和经济安全问题不可忽视。
据统计，全国仅乡镇财政负债就平均达400万元，村级债务达20多万元。
基层的同志说，以前是“吃饭财政”，现在是“讨饭财政”。
三是物力的透支。
全国每万元GDP的物质消耗和国际平均水平比，耗能是3倍，耗水是5倍。
此外，矿藏资源，特别是不少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消耗太多、浪费太大、衰竭太快。
有专家测算，从1985年到2000到，我们创造的国民财富中，约有21.8%是应付成本，如果扣除，那么GDP的“含金量”只有78%左右。
有人说，这是“借来的发展”、“虚热的发展”、“有泡沫的发展”。
长此以往，资源将难以为继，环境将不堪重负。
资源的透支，也意味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承担巨大的改革成本、发展成本和社会成本。
所以，更新发展观，已刻不容缓，我们要有紧迫感。
第三，时代的呼唤。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增长，把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有三大标志：
一是人均GDP总体上达到800美元，进入了一个小康型社会。
二是按国际标准检测，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已达69%，已经成为一个市场型国家。
三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信息浪潮，使我国信息产业迅猛发展，其速度是GDP的2-3倍，仅互联网网民就达7000万人。
学则进，不学则退。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学习型时代。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
一是社会的转型期。
就是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转型，并为小康阶段向富裕阶段挺进奠定基础。
二是经济的机遇期。
除了国际上有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最重要的是国内市场体制的完善，为新的生产、消费、投资、创业，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三是改革的完善期。
特别是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人权”、“产权”、“私有财产权”、“个人所有权”以及“政治文明”等，不仅是在体制上改，而且也写入了《宪法》。
对此，我们发展的目标要有新的定位，发展的重点要有新的调整，发展的方式要有新的转变。
党中央及时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是顺潮流、应时代、合民心的战略之举。
（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髓。
古人说，天地之间人为贵。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形形色色的民本思想，从盘庚的“重民”到周公的“保民”，再到孔子的“爱民”，从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君舟民水”再到汉唐以来的“民为邦本”，民本理念有几千年的历史传承。
可以说，在关于民本思想的问题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古人论述的那样多，那样精深和富于哲理。
应该看到，我们党倡导的“以人为本”，既吸收了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同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
”在我国，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党是人民的公仆。
以人为本，既是立党之基，也是执政之要，更是发展之道。
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是发展的第一要义，也是发展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说，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人类的进步史，发展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去年SARS危机，对树立新的发展观至少有三条启示：
一是在发展的理念上，要体现人本思想；
二是在发展的内涵上，要体现人文精神；
三是在发展的方式上，要体现人性关怀。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健康的、文明的发展观。
当务之急，要破除三种观念：
第一，单一的经济增长观。
长期以来，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就是不顾一切增加GDP。
如果视GDP高于一切，那么失业率、犯罪率、通胀率等事关社会稳定的问题，地区差、分配差、收入差等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与人密切相关的“负效应”，统统都会被一俊遮百丑地掩盖。
就会搞不合实际的高指标、高速度，就会不顾实际的层层分解、级级加码，就会有意无意地把社会事务摆到一个“配角”和“服务”的地位。
反思我国非典疫情的发生和我们防治非典的过程，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
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
突发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
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急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等等。
这都是造成非典疫情疯狂蔓延的重要原因，而深层次原因是陈旧的发展观在起支配作用。
近年来，在一切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下，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由增进人民健康，变成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经济增长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家财力不足的约束下，支持和鼓励社会各方面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不能用市场行为替代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把公共产品的提供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商品推向市场。
如此结果，造成了我国公共卫生，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其费用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由1980年的2.4%下降到2000年的1.71%，属于世界最低的一档，非洲最穷的国家都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高出1倍。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第188位。
不仅如此，在非典已经开始扩散的紧急情况下，一些地区和部门仍然受旧的发展观的影响，“一心扑在经济建设上”，生怕公布疫情会影响当地的招商引资，结果错过了最佳控制时机。
许多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由盛而衰、乐极生悲的戏剧性变化，应该引起我们的警示。
第二，片面的物质生产观。
为消除贫困，解决吃饱穿暖的问题，我们过去习惯于采取一条增加生产、增加总量、增加供给的发展思路，把发展局限于狭小的物质生产空间，各行各业都片面追求产品、产量、产值。
现在进入全面小康建设阶段，如果还继续沿用温饱式的发展观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人类自身的发展、精神产品的生产，甚至可能出现一种“只见其物，不见其人”的社会现象。
我们要防止坠入“错位”、“扭曲”乃至“异化”的发展陷阱，防止出现“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的增长病兆，防止步入“人是物的依附，物是人的主宰”的生产歧途。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人摆在生产的中心，发展理念必须从“怎么生产”转到“为谁生产”上来，把人的生活和物的生产统一起来，特别是在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信息化进程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更需要高度关注人的发展乃至人的生产。
所谓人的生产，绝不仅仅指控制人口数量，如何造就更高素质、更富知识、更具技能的社会劳动者，也是当今发展的重要内涵。
第三，简单的生活需求观。
小康社会的到来，表明我们已告别了温饱时代，也意味着人的需求升级。
美国学者马斯洛，研究了人的需求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逐步升级。
因此，发展的观念不能一成不变地停留在满足于温饱的层面上，而要开拓更丰富的、更高级的公共型、服务型、精神型的产品需求。
一味的物质待遇不能吸引或留住人才，这说明人的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生活待遇和物质欲求层面，更多地是上升到了追求事业创造、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的精神层面。
所以，我们说，要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靠环境留人。
当前，要针对社会上日益强烈的文化、科技、政治等需求，来调整改革发展的方向。
经济生活，要强调广大劳动者的公平竞争；
社会生活，要强调广大公民的群众监督；
政治生活，要强调广大选民的民主参与。
使人民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人，享受发展成果的主人。
（三）要把握以和为贵的发展方式
以和为贵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命题。
道教强调“天地人和”，讲究“阴阳调和”。
佛教以“和合众缘”为宗义，所谓“和尚”，就是指“以和为尚”。
做生意讲究诚信经商，和气生财。
为人讲究志趣相投，和睦相处。
干事业讲究精诚团结，和衷共济。
“和”就是追求和谐、协调、统筹。
新的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就是要解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内外之间的不同步，就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就是要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变化的程度之间的不平衡。
否则，不和谐的发展，就会造成两极分化，导致阶层对立，进而酿成社会矛盾。
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就会引发群体退化，产生逆向演替，并导致系统崩溃。
当前，强调和谐发展，必须把握好五个重点。
第一，城市和乡村的和谐发展。
城乡发展上的差距由来已久，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发展上的差距尤为突出。
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但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且愈益明显地制约着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扩张。
农村的公共服务、农业的生产方式、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比，反差强烈，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从1997年的1:
2.47扩大到1:
3.24，对这种城乡分割的局面，有人戏称为“两种世界”。
“三农”问题日益凸显。
“三农”问题不解决，全面小康就是一句空话，也就是我们讲的发展“瓶颈”。
就农业抓农业是行不通的。
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的出台，这是中央继20世纪80年代就“三农”问题连续下发5个一号文件，时隔18年，后下发的第6个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集中反映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
一号文件把农村经济工作的基本目标确定为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克服了以往见事不见人的弊端，总体上贯穿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发展的理念上，体现了人本思想。
中央尽管强调要促进粮食生产，但一号文件中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农民生产粮食的做法，而是围绕如何增加粮食生产区种粮农民的收入，强调从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增加投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体制保障等方面，为农民种粮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强调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引导农民增种粮食。
二是在发展的内涵上，体现了人文精神。
一号文件克服了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民增收谈农民增收的狭隘性，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来阐述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智力支持和安定的社会环境。
三是在发展的方式上，体现了人文关怀。
在许多具体的政策中，一号文件直接体现了对农民生存权、发展权的尊重和重视。
如“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等。
第二，区域之间的和谐发展。
目前，地区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问题。
从人均GDP来看，东部14205元，中部6545元，西部5335元。
造成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的原因极其复杂，缩小地区差距就不能急于求成，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
发展经济学指出：
地区协调，不是各地区的均速发展，更不是GDP的等量分摊，重点是要缩小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差距，最终是要缩小人均提供的生产能力和享受的服务质量方面的差距。
无论省、市、县、乡，不论基础、不论条件，都盲目地“翻番”、“工业化”、“赶超”，搞齐步走，发展就会更加被动，更加强化不合理的“行政区域经济”，违背资源的市场配置，破坏生态环境的总体功能，助长招商引资的过渡竞争，导致区域结构的产业趋同。
我们强调区域和谐发展，是指经济分布在空间格局上要配置适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分工的合理，二是市场的统一，三是利益的协调（主要是福利的均衡）。
目前，全国四大空间格局中，东部是领跑，率先现代化；
西部是提速，搞大开发；
东北是转型，抓老工业基地；
那么中部呢？
尚未有明确的政策，这也是不和谐，要防止中产中塌陷，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第三，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经济的发展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进步。
经济与社会不和谐主要体现在“一腿长、一腿短”、“一手硬、一手软”，突出地表现为“高增长、低就业”的矛盾。
今年，全国增加就业的预期目标是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而需要就业的城市新增劳动力，包括毕业生在1000多万人，国有、集体下岗职工有600万人；
登记失业人员约800万人，共有2400万人，这还不包括农村需要转移的1.5亿劳动力，缺口仍然很大。
此外，社会收入、社会保障、社会援助、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相对滞后。
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社会的稳定，也会动摇经济发展的根基。
和谐的发展，就必须坚持经济与社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必须改变把经济增长当作“硬任务”，把社会发展当作“软指标”的做法，正确履行政府“调节经济、监督市场、管理社会、服务公众”的职能。
第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这是世界性的课题，人口爆炸、资源衰竭、生态退化，也是全球面临的发展难题。
视自然为奴仆，采取掠夺性的发展，饱尝了苦果，也走到了尽头。
有专家称：
如果说历次的中东战争、前年的美伊战争，以至去年的里海开发，是为石油之争的话，那么未来将是为水而战。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
大家对黄河断流，已习以为常，但现在，长江也断流。
有专家说，要不了几年，珠江也会断流。
我们湖南，水灾不断、酸雨频频、垃圾围城，这都是长期“与天斗，与地斗”的结果。
现在，修一段路、挖一座山、毁一片林、淤一条河的现象很普遍。
对此，新的发展观就要考虑人的发展，考虑人类的长远生存。
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要考虑后代人的需要，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自然规律。
要防止出现“一代人的发展，几代人的包袱”的现象，使整个社会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五，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和谐。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全方位开放，加上经济全球化浪潮，原来的发展战略，必将受到新的开放环境和竞争格局的挑战。
以往的单边政策，也要受到世贸公则的制约。
因此，要由“内外有别”转向“内外和谐”，要将产业发展战略与对外贸易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结合起来，走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当前比较突出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经济安全问题。
加入世贸组织，我们要大幅度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度放开大多数行业和领域。
外商、外资、外企的长驱直入，国内产业安全、经济安全都不可忽视。
2002年底，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6000亿美元，经济的外向依存度已达25.7%。
2003年，进出口突破8000亿美元。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呈现多层次性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仍然要以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作为基点。
二是贸易摩擦问题。
什么“中国制造”、“中国威胁”的论调不断。
一度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升值，对国内出口会形成很大压力。
三是待遇平等问题。
一方面，外企在国内要平等；
另一方面，内企也要与外企平等。
目前，经济特区、新区及各类开发区等区域性的优惠政策，过多过乱，对外企甚至个人都普遍给予税收优惠，享受超国民待遇，使内外企业待遇严重失衡。
这些，都需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去探索、去解决。
所以说，科学的发展观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瞻远瞩的把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他需要我们共产党人去认识、去确立、去实践。
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去年以来，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怎样衡量政绩等重大问题。
正确的政绩观与正确的发展观、人才观、群众观一道，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是时代赋予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一）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正确的政绩观
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紧密相关，科学的发展观引导着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政绩观实践着科学的发展观。
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往往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
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往往会在实践中偏离科学的发展观。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对领导干部来说，为一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一方百姓造福，应该有政绩，也必须追求政绩。
在现代化建设中，广大共产党人奋发有为。
身先士卒，兢兢业业，开拓进取，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得到党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但也有少数干部不是把心思放在为人民办实事、谋实利上，而往往是考虑个人得失、心浮气躁，搞违背科学的瞎指挥、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搞劳民伤财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政绩观是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干部健康成长的必然选择，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成长道路。
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正确与否，无论是对事业的发展还是对个人的成长，其影响都是决定性的。
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可能干出实实在在的政绩，个人也会随着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进步；
如果政绩观错了，为一已之私利，沽名钓誉，搞虚假政绩，不仅会贻误党的事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会妨碍个人的健康成长。
因此，追求什么样的政绩，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自己的试金石。
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正确的政绩观。
第一，用政治的观点看政绩。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
用政治的观点看政绩，要求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善于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问题，分析判断形势要掌握好政治动态，安排部署工作要把握好政治方向，解决和处理问题要注意政治影响。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用政治的观点看政绩，最主要的是看领导干部是否带领人民群众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看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所取得的绩效，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要用群众的观点看政绩，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
胡锦涛同志指出：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说到底就是要忠实实践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用群众的观点看政绩，就是要解决创造政绩为了谁，依靠谁、谁来评判的问题。
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还是为个人谋私利，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的分水岭。
共产党人的政绩，说到底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树政绩的根本途径是将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客观规律，提高领导水平，脚踏实地工作，俯首为民办事。
现实生活中那种盲目攀比，追求高指标，铺摊子，上项目，留下一堆胡子工程的做法；
那种“一个艄公一道河”，“新官上任三把火”，热衷标新立异，贪大求奢，好高骛远，今天一个大规划，明天一个大思路，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的做法；
那种只求本届有政绩，不给下届留财富，花光用光，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的做法，不是造福，而是添乱，不是政绩，而是包袱。
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
有的干部说话办事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
不怕群众不高兴，就怕领导不开心。
这是搞花架子、形式主义屡禁不止的根源。
还有一些干部，只抓那些容易出成果的“显绩”，不啃“硬骨头”；
只做保险事，不探新路子；
只关注局部利益，不顾及全局得失。
他们树“政绩”的目的，是给自己留名，给自己立碑，为自己邀官。
这样的干部，不仅不能办事，也是靠不住的；
这样的政绩，不仅对国家，对社会，对百姓毫无益处，最终也会毁了自己。
第三，要用发展的观点看政绩。
任何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
用发展的观点看政绩，就是要把创造政绩作为一个过程，充分认识到现任的政绩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取得的，同时也为后任创造政绩打下基础；
充分认识到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政绩也是在发展中创造的，我们不能停留在已有的政绩上，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取得崭新的政绩，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既立足于当前，又着眼于长远，使创造出的政绩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们应对那些没有显赫的成绩，没有轰动一时的效应，但踏踏实实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可持续发展艰苦创业奠定基础的潜在政绩要格外留意；
对那些勇于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勤奋工作的同志，我们要高看一眼。
第四，要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
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就是重实干、办实事、求实效，各项政绩应该经得起实践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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