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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宋代稻麦二熟说

析宋代“稻麦二熟”说

  提要宋代南方地区稻作和麦作都得到了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稻麦复种。

然而,稻麦复种在宋代的发展还是有限的。

检讨前人用以证明宋代稻麦复种的资料,一些用来证明稻麦复种的史料并不成立,尚不足以得出宋代稻麦复种有“较大发展”,或“处于稳定的成熟的发展阶段”的结论。

稻、麦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异地而植,一般为高田种麦,低田种稻。

最初的稻麦复种可能出现在麦田上,这是宋代稻作由低田向高田发展的产物。

宋代稻麦复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存在,但并不普遍。

关键词宋代南方稻麦稻麦二熟所谓“稻麦二熟”是指在同一块田中,水稻收获之后种麦子,麦子收获之后种水稻。

它的实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是技术和经济的一大进步。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其表现之一就是粮食产量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

有学者认为,宋代粮食产量的提高得力于复种指数的增加,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江流域及太湖地区的稻麦两熟制。

[1]然而,宋代的稻麦二熟制的普及程度到底如何?

它在粮食生产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

怎样评估宋代长江流域的稻麦二熟制呢?

目前学术界尚存在着分歧。

有学者根据云南地区在唐就已出现稻麦二熟制的事实推测,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稻麦二熟已较为发达。

甚至认为,稻麦复种技术,大约在高宗武后时期,在长江流域少数最发达的地方已出现,作为一种较为普遍实行的种植制度,则大约形成于盛唐中唐时代,实行的地域主要是长江三角洲、成都平原和长江沿岸地带。

到晚唐以后,更进一步扩大。

宋代以来,直到近代,长江流域稻麦复种区的扩大,正是以此为基础。

但也有人认为,云南地区稻麦二熟制的实施,有其特殊的自然条件,江南的情况与云南不同,不能根据云南地区在唐代出现了稻麦二熟制就进而推断,江南地区已普遍实施了稻麦二熟制。

最近又有一种观点认为,长江下游的稻麦复种到宋代、尤其南宋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形成一种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

“处于稳定的成熟的发展阶段”。

的确,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麦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史书上经常引用宋人庄绰在《鸡肋编》中的一句话,“极目不减淮北”来形容当时南方麦作的盛况。

但是麦作的发展并不等于是稻麦二熟的发展。

同时,麦作在南方发展程度到底如何?

“极目不减淮北”是南宋初年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还是宋代普遍存在的现象?

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南方自古以水稻生产为主,在此基础上,麦在南方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稻麦二熟的形成。

稻作的存在有利于稻麦二熟的形成,但同时也阻碍着麦作在南方的发展。

特别是要将稻田改变成麦地,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经济技术,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因素。

众所周知,水稻属于水生作物,麦子则是旱地作物,要使水稻收割之后及时地种上麦子,必须排干田中积水,同样,要使麦子收割之后,及时地种上水稻,也必须解决灌溉问题。

也许对于江南这样一个水稻主产区来说,由于水源充沛,灌溉不成问题。

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水稻收之后的稻田排水。

而把这些问题和困难都解决之后,又会出现遇到季节上的矛盾。

因为麦收之后种稻,水稻收割之后种麦子,互相之间留给对方的有效生产时间不多,这又涉及到种子、劳动力的安排等等方面的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物力,特别是土壤肥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影响到稻麦二熟的普及和推广程度。

还有一个大田种植技术以外的问题,即粮食生产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江南自古饭稻羹鱼,不习惯麦食。

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这种饮食习惯也影响到麦作在江南的发展。

在研究宋代稻麦二熟制时,必须对上述因素加以通盘的考虑。

宋代麦作在南方得到了发展,但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和技术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历史原因,稻麦复种还是有限的。

文献中所看到的稻麦二熟,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稻麦在同一块田地中轮作复种的结果,而是因地制宜,宜稻则稻,宜麦则麦的产物。

宋代麦作在南方的发展,对于复种指数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促进南方山地和坡地的开发和利用,这些原本不宜种稻的土地,现在种上了麦子,对于粮食总量的增加起到一定的作用。

稻麦复种也主要分布所谓“高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我的老师游修龄教授和李根蟠教授商讨,他们的意见有助于本文的完善,特此志谢。

[1]游修龄:

《稻作史论集》,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第266页。

参见李伯重:

《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我国稻麦复种制产生于唐代长江流域考》,《农业考古》第2期,1982年,第71页。

参见韩茂莉:

《宋代农业地理》,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参见李根蟠:

《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王曾瑜:

《宋代的复种制》,《平准学刊》第3辑,上册,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

一麦作在南方的发展及稻麦复种的形成麦类原是种植于北方的旱地作物。

虽然引入南方的时间较早,但分布不广,种植也不多。

东晋南朝,麦类在江南地区有所发展。

入宋以后,由于习食面食的北方人口大量南移,社会对麦类的需要量空前增加,因而促使小麦在南方的大发展。

不仅长江流域广泛种植小麦,就是在气候炎热的珠江流域也推广种植麦类。

淮南距北方最近,自然条件相当,麦作发展最为迅速。

戴复古在《刈麦行》诗句中“我闻淮南麦最多”[1]句,足为佐证。

其次是长江下游地区,现存宋代江浙两省的地方志如嘉泰《吴兴志》、嘉泰《会稽志》、乾道《临安志》、宝佑《琴川志》、淳佑《玉峰志》、绍定《吴郡志》上都有麦类的记载。

麦类中不仅有小麦和大麦,而且还有不同的品种。

再就是长江中游的湖南等地也有麦类的种植。

《宋史·食货志》说:

“湖南一路,惟衡、永等数郡宜麦。

”陈了翁在“自廉到郴”诗中有“瘴岭只将梅作雪,湘山今见麦为春”的诗句,证明当时郴州一带山地上有麦的种植。

麦这时亦被推广到岭南,北宋时,已“诏岭南诸县令劝民种田种豆及黍、粟、大麦、荞麦,以备水旱”。

北宋初年,陈尧佐出任惠州知州,当时“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二麦之类,益民弗知有也。

公始于南津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

”惠州博罗有香积寺,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苏轼在游此寺时,就曾看到“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

”岭南的连州、桂林等地也有麦类种植。

吕本中在连州有诗云:

“今年饱新麦,忧虑则未已。

”范成大在桂林也留下了“秀麦一番冷,送梅三日霖”的诗句。

麦作随着两宋之交的人口大量南迁,在南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两宋之交,北方人大量南迁,将食麦的习惯带到了南方,使得原来产麦不多的南方,麦价上涨,加上客户可以独享种麦之利,于是种麦一度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

据当时人的记载,麦类在南方的分布,当时已到达江、浙、湘、湖、闽、广等地。

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

“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

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这个记载中没有提到四川的情况,实际上当时“四川田土无不种麦”。

各种迹象表明,南宋之后麦作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随着麦作的发展,麦类在以水稻为主粮的南方地区的粮食供应中也开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仅次于水稻。

范成大有诗云:

“二麦俱秋斗百钱,田家唤作小丰年;饼炉饭甑无饥色,接到西风稻熟天。

”可见当时二麦已成稻农之家数月之食,二麦的丰收也因此称作“小丰年”。

在水稻因干旱等原因导致歉收的情况下,更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

北宋初年杨亿在《奏雨状》中提到浙东处州的情况,说:

“本州自去年已来,秋稼薄熟,时物虽至腾踊,人户免于流离,爰自今春雨水调适,粟麦倍稔,蚕绩颇登,餱粮渐充,菜色稍减。

”[10]麦子不仅缓解了粮食紧张的状况,麦子的收成还直接影响到市场的粮价。

[11]麦作在南方的发展,除了上文所说人口南迁,北方人将面食习惯带到了南方,使社会对麦的需要量增加、麦价猛涨,种麦的利益超出种稻,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南方出现了“竞种春稼”,“不减淮北”的局面。

除此之外,还同政府及一些地方官吏的提倡也不无关系。

据《宋史·食货志》载,宋政府十分重视在南方推广种植麦类等旱谷:

北宋初年,“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

南宋时亦屡有诏下,劝民种麦,孝宗淳熙七年(1180),“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

宁宗嘉定八年(1215),又“诏两浙、两淮、江东西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

稻田种麦不收租赋,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的种麦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

一些地方官也劝民种麦,晓以利害,以提高农民对种麦之利的认识。

如《宋史·食货志》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已有”。

黄震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文中说:

“近世有田者不种,种田者无田,尔民终岁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麦秆,当初夏无人入山樵采之时,可代柴薪,是麦之所收甚多也。

”[12]方大琮《将乐劝农文》也说:

“汝知种麦之利乎?

青黄未接,以麦为秋,如行千里,施担得浆,故禾则主佃均之,而麦则农专其利。

”[13]这是促进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自然条件来看,南方地势低洼,雨量充沛,总体上说来是宜稻不宜麦,但在一些排水条件较好的丘陵缓坡地带,及干旱少雨年份,麦作可能比稻作有更好的收成。

也说是说,不宜种稻的地方或年份往往适宜于种麦。

这也就是宋代各级政府在干旱之年极力推广种麦的主要原因。

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农业自古以来便有“杂种五谷,以备灾害”的传统。

宋代的许多劝农文都劝告农民,因地制宜进行种植,“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

”又“有水者为田,其无水之地可以种粟麦……粟麦所以为食,则或遇水旱之忧,二稻虽捐,不至于冻馁也”。

[14]而在干旱的年份,水稻歉收,地方官员们更致力于种推广麦类杂作。

比如,《宋史·食货志》载宁宗嘉定八年(1215),由于“雨泽愆期,地多荒白”,余杭知县赵师恕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

有时这种作法的确可以起到救荒的作用。

元代江西抚州人危素在《暮冬》一诗中写道:

“种稻南谷口,凶岁囷仓虚,晚值老农语,出口三嘻吁,幸有髙亢田,种麦给群需,有麦且勿忧,无麦将焉如。

”[15]麦作在南方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麦子本身。

由于麦子可以越冬,可以利用秋收之后,空闲的土地进行种植,并且在青黄不接的夏季收成,起到“继绝续乏”的作用,这对于过去单纯种稻的稻农来说,无疑是个额外的收成。

而当这种收成成为一种依靠,一种指望,稻收之后种麦,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欲罢不能。

[16]这也就是稻麦复种在南方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戴复古:

《石屏诗集》卷1,四部丛刊本。

王象之:

《舆地纪胜》卷57《荆湖南路·郴州》,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552页。

陈侠:

《西塘集》卷3《惠州太守陈惠公祠堂记》,四库全书本。

苏轼:

《苏东坡全集》上,北京:

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508页。

吕本中:

《东莱先生诗集》卷12《连州行衙水阁望溪西诸山》,四部丛刊本。

范成大:

《石湖居士诗集》卷14《宜斋雨中》,四部丛刊本。

北宋元佑六年,苏轼在《乞赐度牒籴斛斗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提到两组粮食的价格,一组是粳米每斗计一百一十八文有畸,小麦每斗计五十四文有畸。

一组是粳米每斗八十文,小麦每斗六十文。

这两组价格中,小麦的价格都明显要低于粳米。

汪应辰:

《文定集》卷4《御札再问蜀中旱歉》,四库全书本。

范成大:

《石湖居士诗集》卷27《四时田园杂兴·夏日田园杂兴之三》,四部丛刊本。

[10]杨亿:

《武夷新集》卷15,四库全书本。

[11]陆游:

《剑南诗稿》卷32《麦熟市米价减,邻里病者亦皆愈,欣然有赋》,《陆放翁全集》中,北京:

中国书店,1986年,第509页。

[12]黄震:

《黄氏日抄》卷78,四库全书本。

[13]方大琮:

《铁庵集》卷30,四库全书本。

[14]韩元吉:

《南涧甲乙稿》卷18《建宁府劝农文》,四库全书本。

[15]孙存吾:

《元风雅后集》卷6,四库全书本。

[16]近代潘曾沂在推广区田种稻时,就遇到了这种阻碍。

潘推广的区种法,要求播种极早,这便与传统的作法相抵触。

因为在稻麦复种底下,“直待刈麦毕后莳秧,近有迟延至六月内方得莳秧者。

”麦作在南方的发展,使得原来农业景观较为单一南方地区,同时出现了稻、麦两种景观,尤其是在阴历四五月份麦子收割,水稻移栽的季节。

这在宋人的笔下多有反映。

表1:

宋人笔下的割麦移稻景观稻麦景观的同时存在,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在客观上准备了条件。

现有关于稻麦复种制的最明确的记载首见于唐代云南地区。

[1]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麦复种则始见于南宋陈旉《农书》。

其文:

“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

”徐经孙《秀岩》诗中的“早田得雨秋耕遍”,也可能与稻麦复种有关,秋耕是为种麦等作准备。

这是早稻收获之后用稻田种麦的情况,当时也有二麦收割后再用麦田种晚稻的记载。

绍兴初年,江东一带“二麦收刈后,合重行耕犁,再种晩禾。

今已将毕,约于六月终周遍。

”杨万里在途经江山道中也看到“却破麦田秧晚稻,未教水牯卧斜晖”的稻麦复种景象。

乾道年间,浙东台州也有“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的记载。

淮南地区也出现了麦地种稻,稻田种麦的记载。

陈造《田家谣》提到:

“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

”当时“土豪大姓、诸色人就耕淮南,开垦荒闲田地归官庄者,岁收谷麦两熟,欲只理一熟。

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

”据此,江淮流域在宋代已出现稻麦复种是可以肯定的。

[1]樊绰:

《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说:

“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种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

收大麦后,还种粳稻。

”陈旉:

《农书》卷上《耕耨之宜篇》。

徐经孙:

《秀岩》,引自《全宋诗》卷三一一四,第59册,第37183页。

叶梦得:

《石林奏议》卷11《奏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利害状》。

杨万里:

《诚斋集》卷13《江山道中蚕麦大熟》。

曹勋:

《松隐集》卷21《山居杂诗》,四库全书本。

陈造:

《江湖长翁集》卷9《田家谣》,四库全书本。

徐松:

《宋会要辑稿》食货63之117。

  二稻麦复种在宋代江南并不普遍

但是,宋代南方的稻麦复种是否成为一种种植制度?

它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宋人笔下有关“刈麦栽禾”的描述并不能全部看成是稻麦复种,因为复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在一年之内;二是在同一块田地之中。

根据这两条硬性标准,我以为历史上许多有关“稻麦二熟”或“一岁二熟”都很难说是稻麦复种,因为它们可能发生在同一地区不同的田块上,古人所说的稻麦二熟是从收成上来说的,说农民一年中有二次收成,比如东田夏收有麦;西田秋成有稻。

而实际上是东田不干西田,稻麦并不构成轮作复种。

甚至像《吴郡图经续记》所载的“刈麦种禾”也仅仅是农事安排上的衔接,并非土地利用上的衔接。

原文在“刈麦种禾”之后,提到“农夫随其力之所及,择其土之所宜,以此种焉”。

[1]“刈麦种禾”,也应视为“择其土之所宜”,因地种植的结果。

即使象真德秀所说的:

“今禾既登场,所至告稔,拜神之赐渥矣。

乃季秋以来,雨不时至,高田之麦欲种而无水以耕,下田之麦,已种而无水以溉。

此农人之所甚忧。

”也很难说“都是在水稻收获后复种的”。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麦一定是种在原来的稻田之中,而之所以在收稻之后种麦,是因为麦的播种期是在稻收之后,即仲秋到初冬这段时间,在此之前,即使田地中没有别的作物,也不会将麦种上,因为过早出苗容易遭受后期的低温影响。

这种猜想在客观上是存在的。

就像北方以旱作为主,同时也存在水稻种植一样,南方虽然是以水田为主,但南方并非只有水田。

南方地形多样,有山有水,高低错落,为因地制宜种植稻、麦等各种农作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结果是在南方的许多地方是有田又有地,或者是半田半地。

在南方人的观念中,田和地是有区别的。

田,指的是水田;地,指的是旱地。

作田、整地是两种不同的作业。

在分析宋代的情况以前,我先说一点个人的经验。

我的家乡江西省新干县三湖镇,和南方的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也有小麦种植,只不过小麦仅种于旱地上,而非水稻收获之后的稻田中。

这并不是说,当时的稻田不存在复种制,实际上在水稻收获之后,也会种植一些黄豆或荞麦之类的作物。

据说邻近的一些县乡,也有在稻田中种麦的情况,但仅限于高田。

70年代以后,我的家乡已不见有麦子种植,稻麦复种更无从说起。

宋代虽然在南方广泛地推广种麦,但并不是在南方的稻田上推广种麦,而只是在一些不宜种稻的地方推广种麦。

这就像在江北诸州推广种稻时,并不是在麦田中种稻,而只是如《宋史·食货志》所云“令就水广种秔稻”一样。

这在宋人的许多劝农文中都写得清楚明白。

韩元吉《建宁府劝农文》:

“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

”朱熹《劝农文》:

“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

”真德秀《再守泉州劝农文》:

“高田种早,低田种晚,燥处宜麦,湿处宜禾,田硬宜豆,山畲宜粟,随地所宜,无不栽种,此便是因地之利”。

黄震在江西抚州任上时,也劝百姓利用山坡高地种麦。

前引元人危太朴的诗也证明抚州的麦子系种于高田之上,所以说:

“幸有高亢田,种麦给群需”。

因地种植的结果,使南方出现了“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的景象,于是在春日里人们便看到:

“水陂漫漫新秧绿,山垅离离大麦黄”;“高田二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

[10]最典型的旱地农业和水田农业交错出现的景观要数荆门军。

“此间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陆亩者只种麦、豆、麻、粟,或莳蔬栽菜,不复种禾,水田乃种禾。

”[11]邻近的襄阳府也是“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

[12]高原种麦,大泽种稻,泾渭分明。

宋代诗文中大量出现的“陂稻”、“陇麦”的说法,正是这种土地分工利用的反映。

北魏时有一首民歌:

“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男儿在他乡,那得不憔悴。

”意思是说,在水分不足的高田上种麦子,没有好的收成。

但这只是北方的情况,各种迹象表明,宋代南方麦作主要分布于山地或坡地,即所谓“高田”。

宋朝政府劝南方地区种麦,也主要是针对高田来而言,如朱熹就要求稻收之后,“人户速将所收禾谷,日下打持,趁此土脉未干,并力耕垦。

其高田堪种麦处,即仰一面种麦;其水田不堪种麦处,亦仰趂早耕翻,多着遍数,务要均熟,庶得久远,耐旱宜禾。

”[13]并未强调所有稻田都应种麦,而仅指所谓“高田”。

宋人的诗文中也多是将麦与山或山坡联系在一起。

如,苏东坡的“破甑蒸山麦”[14];杨万里的“山麦掀髯翠拂天”[15];苏辙的“山上麦熟可作醪”[16];陆游的“山村处处晴收麦”[17]、“又见山坡下麦忙”,[18]在题为“山家暮春”的诗中也有“新麦已磨镰”的诗句。

戴复古的“梯山畦麦秀”。

[19]陈旉《农书》也说可种蔬茹、麻、麦、粟、豆的地方是“欹斜坡阤之处”。

而“山有宿麦,海无飓风”[20]更是人们的理想。

“小麦”和“麦地”一类的字眼,也多见于《山家》和《山居》这样的一些诗题中。

[21]这一切表明两宋时期南方麦作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山坡来实现的。

在山坡上种麦的同时,山坡底下可能就种稻。

对于一些既有山坡地,又有山下田的农民来说,他可以在收完山坡地上的麦子之后,又赶着去山下插秧。

于是人们才会在看到“小麦连湖熟”的同时,看到“妇姑插秧归”。

[22]元人戴表元也有诗描写兄弟二人同时在不同的两块田中进行收麦移秧的情形:

“伯收东冈麦,仲移西塍秧”。

[23]这就是所谓的“割麦栽禾”,等到秋收之后,他在一年之内所获的收成就是所谓“稻麦两熟”,即夏熟的麦子和秋收的稻子。

但“东冈麦”和“西塍秧”并不构成复种关系。

稻麦在南方的并存有时会在农事活动上产生重合,这种重合有时被误以为是稻麦复种,但稻麦复种必须是时间和土地利用上的连续,即在同一块土地上,先收麦,再整地,再插秧;稻收之后,再整地,再种麦。

而从苏轼的“插秧未遍麦已秋”,[24]到洪适“冬耕春复犁,麦秀禾方插”,[25]从张舜民的“麦秋正急又秧禾”,[26]再到杨万里的“插秧收麦喜村村”[27]的诗句来看,当时收麦和插秧并非两项在时间上衔接的作业,而是同时进行的,甚至是先插秧后收麦,显然稻麦并非在同一块田地中的轮作复种。

这种情况在元代诗人刘诜的一首描写江南农夫插秧的诗中最能说明问题:

“五更负秧栽南田,黄昏刈麦渡东船。

我家麦田硬如石,他家秧田青如烟。

”[28]这里的插秧和收麦显然不是在同一块田中先后衔接的两个过程。

宋代江南地区的水稻移栽时间一般是从夏初开始,如果要实行稻麦复种的话,则此时麦必须收割完毕,而且麦田要经过重新整地灌水。

但从范成大《四月十日出郊》[29]和陆游的《初夏道中》[30]等诗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初夏时节,农民正忙于稻田插秧,而此时的麦还正在黄熟,并无收割,更谈不上整地。

这种情况一直可以持续到五月,“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水稻移栽的五月时节,天气还有些寒意,麦子还正在孕穗结实,显然也不是在麦收之后,才进行水稻移栽。

洪适“饭牛亭”诗中所说的“冬耕春复犁,麦秀禾方插”[31]也属于这种情况。

“冬耕春复犁”,系指稻田在收获之后,要经过冬耕和春耕两次整地,显然,稻田中是没有麦子的;“麦秀禾方插”,是指在麦子孕穗时,才进行水稻移栽。

此处的“麦秀”仅是一种物候,它指示着农人要去插秧了,而并非稻麦复种。

如果是稻麦复种的话,则此处的诗句应该改为“麦收禾又插”。

即便是有些地方在四月份麦子已经收获,也不能肯定水稻移栽是在收获后的麦田上,从陆游《五月一日作》“处处稻分秧,家家麦上场”[32]的顺序来看,是分秧在前,麦收在后。

同样的情况还有杨万里的《夏日杂兴》“金陵六月晓犹寒……插秧收麦喜村村。

”[33]就算是麦收在前,分秧在后,也难以说它们就发生在同一块地中,如“麦苗黄熟稻苗青,饷妇耘夫笑语声”。

[34]

又据朱熹所言,二麦和早稻的收获期相隔不过四、五十日。

[35]显然,二麦和早稻是被分别种植在不同的地方,它们之间不存在复种关系。

否则的话,在麦子收割之后,经过整地、移秧,再到稻子成熟、收割,四、五十天的功夫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

[1]朱文长:

《吴郡图经续记》卷上。

真德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8《诸庙祈雨祝文》。

李根蟠:

《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第13页。

韩元吉:

《南涧甲乙稿》卷18《劝农文》。

朱熹:

《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

真德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

黄震:

《黄氏日抄》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

“今绕城既已盛水种稻,何为不可乘高种麦。

陆游:

《陆放翁全集》中,第502页。

陆游:

《陆放翁全集》中,第503页。

[10]范成大:

《石湖居士诗集》卷27《春日田园杂兴》。

[11]陆九渊:

《象山集》卷17《与章德茂书三》。

[12]苏辙:

《栾城集》卷1《襄阳古乐府二首·襄阳乐》:

“汉水南流岘山碧,种稻耕田泥没尺。

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

泽中多水原上干,越人为种楚人食”。

[13]朱熹:

《晦庵朱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再谕上户恤下户借贷》。

[14]苏轼:

《苏东坡全集》下,第30页。

[15]杨万里:

《诚斋集》卷34《明发黄土龛过高路》。

[16]苏辙:

《苏辙集》卷1《巫山庙》。

[17]陆游:

《陆放翁全集》中,第594页。

[18]陆游:

《陆放翁全集》中,第578页。

[19]戴复古:

《石屏诗集》卷2《山中即事二首》。

[20]苏轼:

《白鹤新居上梁文》,引自魏齐贤: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十二。

[21]周南:

《山房集》卷1。

[22]周南:

《山房集》卷1《山家》。

[23]戴表元:

《剡源文集》卷27。

[24]苏轼:

《苏东坡全集》上,第66页。

[25]洪适:

《盘洲文集》卷8《饭牛亭》。

[26]张舜民:

《画墁集》卷1《打麦》。

[27]杨万里:

《诚斋集》卷31《夏日杂兴》。

[28]刘诜:

《桂隐诗集》卷4《秧老歌五首》。

[29]范成大:

《石湖居士诗集》卷17《四月十日出郊》:

“约束南风彻晓忙,收云卷雨一川凉,涨江混混无声緑,熟麦骚骚有意黄,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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