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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2]所以对两人文学观点对比，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我国传统学者在面对大片袭来的西方文学进行的文学观转变。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思路是先对于王国维，梁启超两人的文学观先分开研究，再放在一起系统分析：
一、对于梁启超文学观进行系统分析与分别研究，从“守望家园”思想，到对于文学改变社会所用的强调意识，再到文学对于自身修身养性的思想与梁启超独特的“趣味说”思想，最后到梁启超晚年的简约但感情真实的文学观，体会梁启超文学观随着时代浪潮的变化，分析梁启超文学观的内核与改变过程，探索近现代大师的思想理念；
二、对于王国维文学观进行系统分析与分别研究，从“俯瞰苍生”思想到对于文学为精神自由所用的强调意识，再到文学对于自身仕途发展的思想与王国维独特的“嗜好说”思想，最后到王国维最后的对美学形而上的追求，研究王国维文学馆的改变过程与内核，分析其核心文学观理念。
三、对于王国维，梁启超进行文学观对比，探究两个同时代文学大师在中西方文学涌动年代的文学观选择与结果，通过文献进行对于两人的文学观不同之处系统分析，对于两人现代化成就的集中展示。
本文所使用研究手法较多，首先是对于比较法的使用，通过对于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大师的文学观比较，分析出两者文学观内核与两人思维的相同之处，其次就是文献参考法，本文参考了大量两人著作与其他人对于两人评价著作，以一个研究者外来角度进行对于两人文学观的分析，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相对客观的进行对于两人生平与文学馆的展示与评价，不进行个人化的武断包边，不进行为尊者为，掩盖两人本身文学成就。
二、梁启超
（一）为小说正名：
“守望家园”思想
虽然梁启超一直对于小说题材提倡实用新型新小说方式，但是对于梁启超著作分析发现，他的小说形式更多的是依赖传统的文能载道传统小说观念，梁启超主张：
“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
人而不群，禽兽奚择？
”[3]梁启超将小说作用体现成群体性的作用，始终以群体角度来看待个人发展与生存，所以对于梁启超来说，群体发展是首要的，这与我国传统文学本质的“群体本位”不谋而合，从而延伸出梁启超对于小说的“守望家园”思想。
梁启超在这一点接受传统儒学思想观念较为严重，对于“美”与“善”无法分出界限，所以在美的角度上更多体现出了伦理思想，强调社会之美，并不看重个人之美，所以梁启超始终认为，吟风弄月并不算真正的文学素养，只能称为浪子。
[4]因此在梁启超眼中，小说这种题材形式只是一种进行“新民”工具，并不能进行正规文学殿堂，因此相对而言，梁启超心中对于小说的重要性并不高。
（二）文学功能上：
强调文学为改变社会所用思想
梁启超思维经过一次重大的转变，在1918年进行欧洲游历之后，梁启超的文学思维开始从原有的《变法通议.论幼学》转变到《欧洲心影路》等，所以本章进行梁启超在转变前后的文学观系统分析。
在1896年到1918年属于梁启超早期文学功能思想阶段，早期梁启超认为文学功能更多的是进行功利主义的追逐，毋庸讳言的是，早期梁启超始终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追求更高的功利，梁启超早期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进行对于人思想与人心的全方位转变，进而进行对于社会的改良，并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5]。
梁启超在前期始终认为，道德观，宗教信仰，政治观念，人心，学艺，风俗，人格革新都完全要按照新型文学为基准进行改变。
但在游历欧洲之后，梁启超对于文学功能上的思考进行了改变，极大地削弱了其中的功利主义，更多的关注“趣味”，认为文学在功能上可以体现情感，增加趣味，提倡“文学功能功利主义”文学观。
（三）文学功能意识上：
强调对于自身的修身养性思想
在文学功能意识上，梁启超主张“趣味说”形式，对于自身修身养性进行了极度的强调。
梁启超并不主张文学文学功能在于为统治者提供思考，而是主张利用文学文学功能来进行对于个人个性的激发，对于新生活的向往，认为这些才是文学最根本的意义，与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思想完全对立。
传统“内圣外王”思想提倡权力的作用，使得国家的统治阶层拥有极大地特权，根据特权进行对于封建伦理的统一制定，使得大家无法藐视王权，只能就行个人个性化抑制，因此人性逐渐变得麻木压抑，没有创造力。
而梁启超在文学功能意识上正好与之相反，极度提倡个性化发展，生命热情的激发，梁启超认为：
“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
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
”[6]
虽然在思想上，梁启超思想与儒家传统“内圣外王”所背离，但是从本质上思考，两者也有许多共同点，首先就是对于个人发展的考虑，两者都认为个人内在修养与外在公事都很重要，发展个人需要放在集体中，只有社会与集体共同发展，个人才能进行发展。
（四）独特思想上：
“趣味说”思想
梁启超的“趣味说”思想提倡个人修身养性与社会活力的激发，“趣味说”的核心来自于传统儒家的“仁”。
传统儒家不进行对于个体人的思考，更多的关注社会团体与群体，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观念就是责任意识。
儒家对于责任意识十分关注，先有范仲淹所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有顾炎武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能体现出这一责任意识，而梁启超的“趣味说”同样对于这一意识进行了体现。
梁启超认为“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
”[7]但梁启超认为，趣味与责任并不冲突，反而是相互调节，相辅相成的作用。
梁启超认为，现代人民缺乏的就是对于麻痹过久的个性进行激活与释放，增加对于生活热情与未来向往。
梁启超认为：
“国民树立的根本，在发展个性。
”[8]梁启超极度反对无所事事与没有生机的生命，他始终坚信：
“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意义，如果哭丧脸过几十年，那么生命就是沙漠。
”[9]梁启超一生都将趣味当做生活的基础动力，同样作为人生观的根本。
（五）晚年思想上：
《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中用极简单的语句，表达出极真的情感
晚年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中》认为，本能是情感的最终本质，他具有极其强大的力量，可以将人带到超本能的维度上，同样现在是感情的性质，他可以让人进入超现在的维度上，如果想进入生命之奥，就需要将思想行为与感情进行统一，除了感情，别无他法，梁启超晚年始终认为感情属于宇宙建设的一个秘密存在。
梁启超虽然认可了感情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并不完全认为感情都是善的，同样认为感情存在恶与盲目的，并且感情并不可以规划，而是好坏变化极快。
与其他思想家与文学家不同的是，其他人虽然强调情感，但是并没有提出如何培养情感或是进行情感熏陶，梁启超对此做出了补充，梁启超认为应该将情感教育放在学生教育的首要地位，将情感中好的部分，美的部分进行仅可以多的展示，压抑住情感中丑，恶的部分，当压抑住一分的情感丑，恶就体现出人类的进步了一分。
在《中国韵文里所体现的情感中》中情感教育提倡使用方法就是品读我国古代韵律文章，例如：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莪》）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黄鸟》）
前一章是父母身亡悲痛至极。
「哀哀……劬劳」这八个字迸发出连泪带血。
后一章体现出秦穆公用人来进行殉葬，使人看着哀痛怜悯，群众悲痛心理的表现的淋漓尽致。
三、王国维
“俯瞰苍生”思想
王国维与梁启超对于小说态度极其不同，王国维相比之下更为理性，没有被当时的“救国”时代潮流所绑架，王国维对于小说有极其清晰地认识，他认为小说是文学，文学与政治并无关系，王国维对于小说研究目的仅仅在于想从中了解到人生真理。
王国维认为小说不能仅仅满足一个人表达的情感，应该通过一己之力迸发出全体人类的感情。
王国维有诗说到：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觉得自己是开了天眼的存在，可以按照自己的发展进行对于全体人类感情的表达，通过偶然发现的天眼“俯瞰苍生”。
小说与散文，杂文有所不同，散文与杂文可以进行“守望家园”视角分析，从特殊角度进行对于世界的观察，但是小说很难，小说需要全方位的进行对于世界的观察，王国维认为“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
而王国维同样认为，小说中才能发现的东西，就是一个真实世界的创造。
对于真实世界创造，需要进行“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小说家对于小说宇宙能够自由出入，才能即不与小说世界相隔过远，又能免于沉迷小说世界无法自拔。
王国维的文学观相对更加开阔“夫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
”王国维的文学观突破了一时一国乃至一个时代的思考范围，他追求真理但又对于人类生命痛苦感同身受，王国维说过：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8]对于“俯瞰苍生”的王国维来说，小说写作能入能出，可以感同身受，同时又会超脱世外进行审视，更适合小说进行真实世界的展示。
（二）文学功能：
强调文学为精神自由所用思想
王国维对于生活文学功能有着独特的思考：
“生活本质上就是对于欲望的追逐，欲望来自于自身不足的产生，且不足会使人产生痛苦的状态。
”（取自《红楼梦评论》）同样，王国维认为文学文学功能本质上就是为了精神自由：
“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
”[10]
对于王国维的文学文学功能意识进行整理发现，王国维对于文学思路极为清晰，从开始的欲望来源到欲望产生痛苦到消除痛苦最后得出结论文学是成人游戏。
王国维的文学文学功能意识很明显接受了康德与叔本华的美学思考，经过了自身的整体改造。
从唯意识论开始，进行对于人生苦难的经历，再进行对于文学的阅读与创作，体会成人游戏的乐趣，从而减轻人生苦难。
在席勒的《文学功能教育书简》中认为：
人最开始的状态就是需要满足自身最低食物，再之后产生物质富余，继而进行对于物质之外文学功能的要求，最终人事为了生存而生活的，人除了在工作，都是在游戏。
[11]而席勒的文学文学功能意识来自于康德，康德认为人精神活动可以进行划分，分为知情意三类，从而进行对于人体精神活动的深入探究。
但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并没有进行思维活动的整体化，而是进行了对于思维活动的割裂，使得情感与感情对立分离，王国维在这一点进行了补充，希望通过自己的精神自由方式使得人体感情与理性进行融合。
王国维在文学文学功能上基本剔除了功利性，只希望从文学世界中寻找到个人的感情富足，追求自身文学欲望，王国维从来不避讳“欲”，并将它作为自身文学功能意识的核心，认为只有满足了“欲”，文学才有其意义。
（三）审美意识上：
强调文学无用之用
王国维独特的创造出了无用之用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王国维从小就受到传统心学的影响，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因此陷入心学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怪圈中，王国维认为文学与政治无关，与思想无关，文学本身是独立的，仅仅是进行追求真理的步骤。
王国维深感当时人的感情世界匮乏，精神极度空虚，甚至不少人已经以来鸦片来满足自己生活。
所以提倡文学来满足欲望，填补生活的空缺。
王国维希望，通过进行对于国民的“嗜好”培养，满足人们精神世界的匮乏，减少对于鸦片的依赖，王国维始终认为，人在工作之后需要“嗜好”来满足自身的空虚，但鸦片是最低级的嗜好，王国维希望培养人们进行文学的嗜好阅读，强调文学并不是高等人看得，而是所有人能够共同欣赏的，文学与政治无关，属于无用之用范畴但是可以满足人的基本欲望。
用文学阅读与写作方式来替代当时国民的鸦片嗜好，王国维努力需要，曾说：
“一言以蔽之：
其原因存在于感情上而已。
”[12]文学恰好能呈现国民感情上需要的填补。
王国维认为根治鸦片的方式就是用文学，用艺术来满足国民，填充空虚。
王国维的这种美学意识与其本身的悲惨命运有关，王国维早年丧母，“体素羸弱，性复忧郁。
”[13]所以王国维更加关注个体发展，虽然王国维不提倡功利文学，但是他并不是武士人生，只是不局限于一时，眼界更为开阔。
王国维认为政治家只能看到一时一事，局限性太大，而文学家可以用更远的眼光看世界。
王国维认为：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14]
“嗜好说”思想
王国维创造性的提出了“嗜好说”的文学思想，王国维认为，人生痛苦过多，分为积极的痛苦与消极的痛苦，而为工作奔波属于积极的痛苦，而闲暇的空虚属于空虚的痛苦，为了诊治这种消极空虚的痛苦，需要借助嗜好。
[15]王国维对于痛苦的分析明显是参考了康德的研究。
康德将人体感情分为了感情与理性，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整合理性与感情，王国维创造性的提出了解决方式，就是通过“嗜好”。
在我国当时社会上，理性之所以与感性分裂，都是由于之前封建主义对于个人个性化的压抑，使得群体与个人都将自身感情与理性所割裂，在进入民国时代后，以王国维为主的反抗文学运动中，都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对于“人”的尊重。
王国维借助了席勒的“游戏说”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中和”概念，以非功利化的角度通过文学使个人的情感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王国维并不掩盖文学的目的性，他认为文学家就是来满足个人的“欲”。
所以提出了“嗜好说”，通过文学满足人的“欲”，从而让人美学意识提升一个台阶。
王国维的“嗜好说”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他提出了文学的本质，还为当时社会上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就是国民大范围吸食鸦片的行为，王国维认为吸食鸦片是由于国民感情生活于内心极度空虚，需要刺激来填补空虚，所以食用鸦片，王国维提倡使用文学来填补国民空虚。
所以王国维终其一生来使文学下放化，通过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向广大群众普及文学，提高文学的接受群体数量，希望通过文学来填补国民的“欲”，从而摆脱鸦片的依赖，因此就算去除掉“嗜好说”中的唯心主义，王国维的“嗜好说”至今仍有极高的社会价值。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中美学应该脱离社会基层追求形而上的状态
在晚年思想上，王国维认为文学应该脱离现实，追求形而上的境界状态，王国维极度反对将文学与现实进行一一对照入座，他认为：
“夫哲学与美术所之志者，真理也。
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
”[16]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认为，文学不能进行对于功利性彻底的摆脱，也就是无法进行“生活之欲”的脱离，但是追求脱离的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物质世界到审美世界中的跨越需要来脱离物质的约束，审美世界不以感性作为基础，同样也不以理性作为基石。
审美世界中，所有人都摆脱了强制的束缚，成就了自由与平等。
三、两人对比
王国维与梁启超的文学观比较主要分在四个方面，分别是文学功能上的对比，审美意识上的对比，独特思想上的对比，对小说态度上的对比。
首先在文学功能上，梁启超认为文学是功利的工具，通过文学的书写与表达可以达到功利成果的获取，但王国维认为文学仅仅是满足自身精神世界追求的路径，文学可以填补内心的空虚。
其次在审美意识上，梁启超认为文学可以修身养性，王国维提倡文学无用之用，并没有将文学作为人生必须品，而是一种填补路径。
在独特思想上梁启超秉持着“趣味说”，希望能够以趣味方式阅读文学，理解文学，不将文学严肃化，在这一点上与王国维的“嗜好说”异曲同工，王国维认为文学就是一种优化高级的嗜好而已，并不是奠定世界的基础。
最后在对于小说态度上，梁启超仍然认为小说是成就仕途的路径，并没有与其他文学方式同一地位，而王国维认为小说写作是在创造一个新型的世界，具有极大的艺术价值与欣赏价值。
其次，从生平上来看，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而梁启超早他四年在1873年出生，两人求学时国家正处于受尽屈辱列强分割的时代，两人都有过多次国外旅学经历，受到过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
1898年梁启超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生活到1912年回国从政，才1918年仕途不顺旅居欧洲，在欧洲完成自己著作《欧洲心影路》。
相比而下王国维的旅居之路更为崎岖，王国维在1900年受到资助前往日本物理学院留学，1901年初学成归来，在1911年武汉起义爆发后王国维携带亲属去往动静，在1916年国家安稳后才返回上海。
两人学识经历相近，都是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梁启超出身教书先生家，王国维出身书香门第，两人都拥有较高的国学底蕴且早年都才气侧漏。
梁启超五岁读诗经，十岁参与科举，十二岁中秀才，十七岁过乡试，被人称为天纵奇才。
王国维十六岁过“州学”，名震大躁被当时的人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综上所述，王国维梁启超两人的观点正是我国从旧社会迈向新时代时，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
根据吸纳西方文化的方向与深度，两人呈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看似格格不入，但都是当时文学大家的文学观选择。
对于核心文学观来说，王国维力求文学减负，让文学称为大众读物，不再是仅仅属于精英的装饰品，希望文学可以照进现实，而梁启超力求文学推动社会发展，通过文学的力量实现自身功利追求，从而影响一批人，最终改变整个社会。
四、结论分析
最终通过文学功能上的对比，审美意识上的对比，独特思想上的对比，对小说态度上的对比发现，同样是想改变当时国民现状，改善国家衰败情景，梁启超的文学观相对而言更具有普世价值，提倡学为所用，希望用文学的内涵来改进国民，增加国民的文学素养，形成了一种相对普世化的文学观。
而王国维的文学观相对而言比较超脱，认为文学只能用来追求真理与满足自身欲望，属于无用之用范畴，并不能使人获得功利，希望通过文学来填补国民内心的空虚，从而让国民素质得到提升。
王国维与梁启超的文学观差异，如果王国维曾说的两派一样，梁启超秉承着强国新民的思想，但王国维却认为国民应该从文学中寻求短暂慰藉，文学是阅读者的理想之国。
两个人对于文学的核心态度不同导致了两人观点，文学观以及著作类型有所差异，梁启超著作中刚毅之气，坚忍之志不断体现，而王国维主张非理性思潮，文学摆脱痛苦。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算是梁启超的仕途文学，还是王国维的精神自由文学，这些思想都在当时具有前卫的现金意义，与当时封建社会所不被认可，所以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具有叫深刻的启蒙意义。
两人的作品与文学观对于当今后代都具有着极为强烈的意义，作为政治家兼学者，梁启超的著作给予了后代对于政治思想的新角度，梁启超利用他饱含深情的文字展示了社会进步需要改进的方方面面，也为我们当今后代展示了一个崛起的民族富有活力的样貌。
作为一个纯学者，王国维向我们当今后代展示的是对于真理追逐的勇气与决心，王国维不受世俗影响，不为现实诱惑，用纯学术的方式改变一时之风气，影响一世之天地，为我们当今后代拓宽了文学的认知视野，摆脱了道德政治的束缚，将文学作为单独探索真理的阶梯分离出来，深化了人文主义的关怀与人文学科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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