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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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作者：

为纪念邓小平诞生110周年，

特此重新刊登写于2008年7月28日一文

纪念云南知青大返城30周年

－－－－谢谢邓小平

为什么要谢谢邓小平老人家呢？

不去说在三十年前是他带领我们勇敢地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不去说这三十年来我们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说老人家在处理我们云南知青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的。

1978年的中国是极具神奇色彩的。

在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爆发了举世震惊的知青罢工请愿的事件。

面对着中国的百废待新，是邓小平以他的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妥善解决了这样的难题，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今天，历史正在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关于邓小平对云南知青事件的重要指示得到了公布。

据记载，邓小平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专门就云南农场知青问题以及西双版纳的发展问题先后作出了5次指示和批示。

第一、 

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专门就云南搞好知青工作和关于西双版纳的开发利用问题作重要指示，其中指出：

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好，发展潜力很大，对这一地区要搞一个发展经济的规划，可借鉴外国的经验如用南斯拉夫“佩卡贝”的办法搞。

以发展经济作物为主，首先是种橡胶，还可以种甘蔗建糖厂，这样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快。

要用新的办法来办，不要对他们干涉太多。

国家投资不足，就用贷款，经济发展了，再还国家贷款。

把国营农场经济发展起来，带动周围农村社队的各族群众发展。

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就是当前的政治。

要注意搞好与知识青年相关的各项工作。

第二、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家中约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等同志，研究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起草问题。

即使在这样繁忙的一天中，邓小平仍然挤出时间来审阅《中国青年报》写给他的信，并作出：

“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

第三、1978年12月12日，正在运筹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邓小平针对西双版纳经济发展缓慢及农场知青不安心的问题，再次就该地区的发展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西双版纳面积大于海南岛，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好，自然资源很丰富，气候也很好，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产。

可给他们一个政策，搞专业队自负盈亏，国家不调拨，不交利润。

发展生产资金困难，可由国家贷款，还款期长到20年或15年，到时再归还。

第四、1978年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他提出：

处理遗留问题的原则是“有错必纠”，“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为此，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此次会议的召开，为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五、1979年元旦前一天，小平同志仍然没有休息，找王震副总理等同志商量，指示说知青问题事关国家安定团结大局，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请注意，正是邓小平同志的“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才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

”的历史原因。

我曾经在上一篇文章里作过许多“假如”，为什么这些“假如”没有变为现实呢？

我们知青真的要千谢万谢邓小平老人家了。

“不应压制”，四个字挽救了多少知青的命运啊！

看看云南农场的历史，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数据：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

“仅就4个师2个独立团的不完全统计，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

”据记载“从1969年至1979年十年中牺牲在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近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1978年，知青们起来“造反”了，动用一下专政的工具来解决一下不是不可能的。

（是有这样的打算的）区区几个知青，在当时领导人的眼中是不足挂齿的。

难怪在丁惠民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关于丁惠民被抓的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农场。

但是，似乎有一种来自上层的力量在保护着我们苦难的知青。

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就是这四个字----“不应压制”。

凭着邓小平在当时国内的崇高威望，这样的“最高指示”到了下面谁敢违抗！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知青今天的一切。

”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

这就能够解释丁惠民们在一开始就会写信给邓小平的原因。

这就能够解释知青们从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的原因。

今天，当年率先起来写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

邓小平确实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点明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

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了。

其实这不能怪党中央是否早一点认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

关键是在当时的中国的现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当时，知青得知《联名信》省知青办没有代为转交邓小平的情况后，便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反映他们的诉求受到压制的情况。

1978年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其群众工作部编的《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上印发了景洪农场10分场部分知青这封来信。

信中写道：

今年10月中旬，我们农场一名上海知青受大家委托，执笔起草了一封表达广大知青意愿的给邓副主席的联名信。

在这封信中我们汇报了目前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坦率地表明想回家的愿望，恳请邓副主席能酌情帮助解决。

按理来说给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是件很平常的事，何况又是公开信，是合法的。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联名写信过程中，竟遇到了本单位领导的种种非议，甚至干涉。

联名信刚发出的第二天，农场派来调查小组，专程调查联名信的来龙去脉。

一系列对写联名信青年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的流言蜚语也自此盛行起来，给这些青年在精神上造成极大压力。

我们不知这种做法与《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民通信权利的精神是否一致。

我们真不明白给邓副主席写信究竟罪在何处？

为此想请编辑同志给予指教。

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就云南农场知青写信给小平同志被压一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并将《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连同丁惠民等知青《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一齐呈送邓小平。

中国青年报社在信中写道：

云南景洪农场10分场知识青年写好给您的联名信寄给云南省知青办负责同志后，他们没有将该信转呈给您，而压在赴京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云南省知青办同志手里。

在这次知青会议上，我报社同志曾向参加会议的云南省知青办主任崔勇、云南农垦总局副局长吉来喜询问：

这封信如何处理？

什么时候转给邓副主席？

崔、吉二人回答说：

“信没必要往上转了，省里已派调查组解决去了。

”我们认为：

知识青年联名写信向您反映情况是正当的，是宪法允许的。

而云南省知青办将知青的联名信扣压则是错误的。

为了使知识青年的呼声能够传到您那里，也为了使您了解这件事的有关情况，我们特将《青年来信摘编》送上，请您一阅。

当中国青年报社呈送的这些材料转到小平同志手里，引起了他对此事的极大关注。

他从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知青写给他的信中敏锐地洞悉到，知青们闹回城，一方面系知青政策的桎梏。

另一方面，当地经济不发达，让绝大多数知青成为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无从发挥其知识的作用，限制了特长的发展，使知青难以在这样的条件下长期工作。

正是这个原因，邓小平在后来1个多月的时间里，专门就云南农场知青问题以及西双版纳的发展问题先后作出了5次指示和批示。

“下乡知青进去一人由财政部一次拨给五百元,现在如果一部份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持城市安排知青就业,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你不解决不行。

”邓小平这话站在政治家的高度如何解决当时复杂的知青问题。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在《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一文中对此有一段极好的总结：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贯穿解决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问题全过程的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时刻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以及从大局着眼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

中国知青问题的解决突出地向全世界表明：

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实行一条重视国计民生的务实路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