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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河北阳原泥河湾发现的一些早更新世地点,虽然没有人类化石出土,但是测定的年龄十分古老。

比如小长梁遗址大约距今160万年,近几年发现的沟底遗址更早,有可能接近200万年”。

由上述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湖南郧县人等“猿人”;

到广东韶关马坝人、山西襄汾丁村人等“古人”;

再到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新人”,三个阶段构成原始人类时期。

  根据考古成果研究,我国稻作农业文化可推进到一万年前。

“从人类结束漂泊的生涯在大地上定居下来,开始从事农业活动算起,到现在仅仅大约500代人的时间。

500代对所有生命形态而言,只是演化历程中微不足道的一瞬间,即使最精细的生物学家也难以发现物种特征的变化。

对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而言,则完全不是这样。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1万年前祖先的生活方式”。

经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发展,中华文明经历了从起源到逐步形成的过程,社会的复杂程度更加明显,夏、商、周时期逐渐进入高度发达的阶级社会,再经过秦、汉及其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衰落,中华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都提出过十分重要的见解。

夏鼐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他们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科研究成果所证明。

  特别是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北方地区,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

南方地区,长江下游的杭嘉湖地区发现了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周围数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大墓、祭坛以及随葬的琮、钺、璧等精美玉礼器。

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考古学前辈的科学论断,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中华文明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原生性特征。

  

(二)中华文明的可信性

  我国古代文献中,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期,把夏代作为第一个王朝。

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

作为历史依据,见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正史,即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而《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

在《史记》里面关于黄帝的记载带有一些神话色彩,可是也有很多看起来符合历史事实的内容。

今天,海内外的华人都将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人文初祖”。

但是,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都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且均为后代的文献,很难据此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真正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部分国外学者甚至怀疑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

要解决这一问题,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种种疑虑,仅仅依靠古代文献是远远不够的。

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以大量的考古资料为证据,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科学地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对于消除对中华文明的种种怀疑,以及确立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80年代,夏鼐先生在名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了考古学研究我国文明起源这一学术课题,需要着重探索三种标志性遗存,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活动中心的城市、文字记载、冶炼金属,被称为“文明三要素”。

一是关于城市。

我国已经发现不少古代城址,其中较大规模的城址至少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已经出现。

如河南郑州西山古城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都始建距今已超过6000年。

而更多的古代城址,出现于龙山文化、或相当于稍晚的龙山时代,地点包括今天的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一带。

二是关于文字记载。

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虽然存在争议,但是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出现的一些符号,普遍认为与文字有关。

大汶口文化有符号的陶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

良渚文化陶器上和玉器上的文字,则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300年。

三是关于冶炼金属。

在我国出现很早,如在陕西姜寨遗址发现的半圆形黄铜铜片,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器;

在甘肃林家遗址发现的小铜刀,属于马家窑文化,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从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首次发现甲骨刻辞,到1928年我国学术机构首次组织对殷墟的发掘,再到1999年考古学家又在殷墟保护范围的东北部发现洹北商城,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使河南殷墟遗址具有了“文明三要素”的典型特征。

在城市方面,殷墟作为晚商都邑遗址,它的文化遗存可与文献中的商王朝相联系,进一步证实了文献中只有零星记载的商王朝的存在,更使《史记·

殷本纪》等文献所载内容成为信史。

在文字记载方面,甲骨文是世界古老的

文字体系之一。

殷墟出土的15余万片甲骨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我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

对3000年以来的我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至今仍为世界上1/4的人口所使用。

在冶炼金属方面,殷墟是出土商代铜器最多的遗址,总数约6000件,其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创造文明成果的技术手段是独有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块范法青铜器铸造技术,正是这种技术铸造了包括重达832.84千克的司母戊鼎在内的巨型青铜器。

  这些古代文明因素的发现,虽然说还不够完整、不够系统。

但是通过对这些文明因素的综合研究,可以断定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相当早,不晚于古史传说的年代。

也正是由于前述大量文明因素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可信性,并为最终形成更为完整、系统的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中华文明的整体性

  中华文明的形成既是多元的,也是一体的,即所谓“多元一体化”。

秦汉以后形成了中华民族,它既是指生活在中国的各民族共同建造的国家,又是在中国领域内56个民族的总称。

“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首先是多元文明的融合,是互相整合,而不是互相灭绝。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隔阻,如果不是靠文化思想和文字为连系纽带,中国不知道将要分裂成多少个独立小朝廷”。

各个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竞争、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中华文明。

无论各个地区的文明发展当初多么辉煌,其文化成就多么显赫,最后都以百川归海的态势,纳入到中华文明的轨道之中。

  探讨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原因,一是中华文明本身的规模因素,即地域的广阔和整体规模的巨大,形成了一种难以征服与分割的力量。

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相互关联的文化整体。

曾经对中华文明构成威胁的其他文明最终都被这一规模巨大的文化整体所吸收和同化。

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文化因素,以血缘为纽带的关系,发挥着巨大的维系文明的作用。

如对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炎、黄二帝的崇拜,影响深远,使中华文明在多元发展的同时,一以贯之地保持了完整性。

  戴逸先生分析了对我国文化影响较大的诸项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这些都对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有所影响。

首先,我国是农业社会,至少6000年以前,我国就种植农作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

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的一面。

其次,我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

从秦代算起已有2000多年历史。

专制主义、官僚结构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第三,我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

过去人们从小到老,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

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传统文化普遍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形成。

第四,地理环境也对我国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国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与其他文化发达地区相隔较远,交流较少。

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立而完整的,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系统⑦。

  铸成我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横亘千古的再生力的条件,是中华文明本身所具备的内聚力和感召力。

祖先崇拜的底蕴是强烈的本根意识,就是对自身本源之探究、认同、尊重与返归。

《老子》十六章: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淮南子·

原道》: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归根、守根与现在常说的寻根,都体现了同一种本根意识,成为维系中华文明使之延绵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祖先崇拜相关,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模式,家庭、宗族与国家的同构性,以及宗族作为国与家的中介,都发挥着协调关系、维系国家、延续历史的作用,也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具有更加鲜明的整体性特征。

  (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人类四大古老的文明,都是沿着江河发祥的。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500年间,世界各地先后出现了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

之后还有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希腊文明、罗马文明。

然而,除中华文明之外,几乎所有这些古老的文明都曾在其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中断现象。

在历史上,古代埃及是文明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古代埃及和现代埃及之间的关系非常曲折和遥远,无论在人种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很大的距离。

古代的两河流域,包括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等几个古国,和今天的伊拉克的关系也很少,它们的文明在很早以前,可以说在希腊、罗马时代就被断绝。

即使希腊、罗马这样文明兴起比较晚的古代国家,它们的文化到中世纪也已经中断,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文艺复兴。

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A.Toynbee)在著作《历史研究》中分析了各种文明的循环发展和衰落规律后指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有20多种文明已经消逝,而今天存在于世界上的几种古老文明,都是在历史长河中经过筛选、淘洗而传衍下来的。

纵观世界,俯仰古今,数千年来,世界不少文明古国,都曾有兴盛一时的文明,但终因丧失了传统文化,文明也就走到了尽头。

  如果与其它三大古代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算最早,但是中华文明却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

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历经磨难,饱受风霜,然而其文化传统却始终一以贯之,未曾中绝。

中华文明同根同种同文完整地保留下来,延绵不绝,传至今天,这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上是很独特的现象。

对此袁行霈教授认为:

“我们可以从地理环境中找到一些答案,前三种文明都是在相对集中的一个较小范围内展开的,回旋的余地不大,一旦遭到强悍的外族入侵和战争的破坏或自然灾害,就难以延续和恢复。

而中华文明则是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开展的,回旋的余地很大,便于将不同民族的势力和文化加以吸纳与整合,也不致因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而全体毁灭,所以能够传承数千年而绵亘不绝”。

  自从文明的曙光初照神州,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生存、繁育。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那创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这片土地上是同一种文明按照自身的逻辑演进、发展,并一直延续下来。

同时,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凝聚力,不仅没有中断,也没有分裂;

只有新的文明因素不断增加进来。

苏秉琦先生指出: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举世罕见的,它不仅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承传不辍,也表现在我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和文化精神,只有一以贯之的发展,而绝无中绝或转向。

一般认为其连续发展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

孔子曾说:

“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

这就是说,周代沿袭了夏、商的文化,并又进一步加以发展。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专门整理了周代典籍,修订了鲁史《春秋》,创立了儒家学说。

到汉代,董仲舒继承《春秋》,研究经学,司马迁也继承了《春秋》,但专治史学。

从此,经学与史学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主要支柱,一直没有中断。

即使在中国社会处于南北分割,传统也未曾中绝。

“例如在西晋以后的公元4~6世纪期间,北方经学仍然遵循汉儒传统,其繁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南方。

就以北方最乱的十六国时期来看,其史学不仅未断,而且还相当繁盛,这在古代世界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五)中华文明的先进性

  技术发明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取向。

帝国兴衰、王朝更迭、战争胜负,虽然各有其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是无一例外都与人类的技术发明活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中国为人类贡献了不可缺少的许多重大发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发明家引领着技术创新的潮流。

从春秋时期到宋代,1800年间中国发明家走在世界前列”。

  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多年的迁徒、演化和融合,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创造了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

影响深远的诸子学说,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气象万千的诗词歌赋,匠心独运的书画雕塑,泽被后世的四大发明等等,这些都令世人推崇备至,令世界惊叹不已。

“正如黑格尔所说,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河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中徘徊”。

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对欧洲文明进程具有深远影响,无论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还是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我国的古代发明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公元前600年,我国发明了液态生铁冶炼技术,使铁矿石源源不断地变成铁,并且直接铸造成型。

这项发明解决了困扰人类千年之久的难题,促进了世界范围金属工具和兵器的更新,使人类迅速进入铁器时代。

“公元前300年,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深井钻探技术,使人类能够获取深藏在地下的财富。

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瓷器取代了陶器,为人类抹去了石器时代留下的最后一道痕迹,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用品”。

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要有成效得多。

盛唐时代,中国就已是世界各国取经、朝拜和交流的主要目标国。

1700年时,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大国的经济收入各占当时世界总收入的23%,与整个欧洲相当。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已经为许多西方学者所重视。

1988年,许多国家的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聚集法国巴黎并发表宣言,指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这就是说,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

实际上,孔子和老子早已是历代欧洲哲学家们心中伟大的思想家。

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也都非常推崇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与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和墨子。

今天人们看到,在联合国大厅里,赫然写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格言,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六)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虽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但它也有过与外来文化的广泛接触。

其中大规模的接触、交流有过三次。

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

从东汉起,历经几百年,经过长期的消化,文化的整合,到唐代,发展到高峰,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

到宋代,产生了在佛学影响下的儒学。

佛教的传人经过了几百年的过程,这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

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从利玛窦到汤若望、南怀仁,从明末到康熙年间,100多年期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数以百计,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武器、地图、建筑、绘画和其他自然科学。

第三次文化交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形成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吸收、交流、冲突,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当然,现在封闭的局面已打破了,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那样的闭关状态。

中国已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将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随着全人类文化一起前进”。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保存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欧洲人聚居地和亚洲早期贸易港的完整面貌。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葡两国居民在这片城区内,合力营造了不同风格和特色的生活社区。

在这里供奉中国海神的妈阁庙与葡萄牙人航海主保的圣老愣佐教堂前后呼应;

在这里中国商人聚会交流的关帝庙与葡萄牙人的慈善机构仁慈堂面对统一广场;

在这里中国富商大宅卢家大屋则与天主教主教座堂垂直相对;

在这里与巍峨的大三巴牌坊并立的是精致小巧的哪吒庙。

在当今因经济利益或者价值信仰而纷争不断、暴力不断的世界,澳门提供了一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信仰,和平共处、多元发展、共同进步的典范。

澳门历史城区不但具有中西文化多元共存的独特景观,而且是集合不同种族、思想、信仰、文化和居民生活习惯的文化空间。

不但展示了中、西式建筑艺术特色,更展示了中葡两国不同宗教、文化以至生活习惯的交融与尊重。

这片历史城区,见证了中华文化永不衰败的生命力及其开放性和包容性。

  事实上,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不同种族、年龄、区域的人们共同创造、交流、融合的结果,从未有一种传统文化可以完全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纯之又纯”的本土文化,基本不存在。

中华文明就是由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的文化,经过不断冲突和融合,形成和发展而成的。

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从来不采取盲目排斥,而是有选择地吸收,改造,使之为我所用。

“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还吸收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外来文化因素,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其中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处。

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魄,历来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因兼容并蓄而丰富多彩,因推陈出新而永葆活力,因特色鲜明而远播四方,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的仅存硕果。

中华民族以自己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二、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定、保护与弘扬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民族特色鲜明,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精神追求,蕴藏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这个延绵数千年的文化呈现出独特的智慧和特色,可以为今天人们探索和解决诸多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文化方式和思维选择。

因此,应该注重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定,保护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弘扬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这样对于今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注重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定

  什么是传统?

这是一个有着各种不同看法和争议的问题。

罗国杰教授认为:

“传统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物,是长期以来积淀在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并在今天的现实中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的一种现象”。

传统不是陈旧的、落后的东西,传统是指一个民族中具有生命力的、一直在起作用的因素。

虽然有些民族的传统会被一些陈旧的、落后的形式所包裹,但它并不是内容本身。

传统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而且一直起着作用,主宰着民族的精神,就在于它具有容纳新的文化因素的功能。

传统与文化密不可分,其表现形式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

但是,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什么是文化传统?

一般来说,是指同精神、思想、文化道德有关的传统,是对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精神现象的总称,其内容主要包括从一定价值导向出发的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艺术的、宗教的等等,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

文化传统不具有物质的实体,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却无所不在,即留存于传统文化之内,又表现于现实文化之中。

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高尚道德品质的向往。

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因素,而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在整个人类的各种传统中,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安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什么是传统文化?

顾名思义就是指传统社会形成的文化,往往对应于当代文化或外来文化等。

传统文化不仅包括历史上存在,并延续至今的种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例如民族服饰、地方戏曲、古典诗歌、生活习俗等,还包括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

刘梦溪教授认为:

“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

传统文化产生于历史过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传统文化形成于民族传承,带有独特的民族色彩;

传统文化成长于当地环境,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因此,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表现得最为鲜明。

  今天之所以要继承和弘扬文化传统,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值得人们借鉴、吸收和弘扬的因素和内容。

张岱年先生指出:

“在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

而爱国意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必须感到祖国的可爱,才可能具有爱国意识。

而要感到祖国的可爱,又必须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正确的理解”。

他认为,我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

一是天人合一;

二是以人为本;

三是刚健自强;

四是以和为贵。

这些为中华民族在共同生活中所孕育、所崇尚、所提倡的文化传统,不断得到鼓励和推崇,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相互影响、互相激荡,形成巨大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

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天然纽带,是全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始终保持着连续性。

  传统文化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文化进步的智慧源泉。

因此,有必要对传统文化加以系统的、科学的挖掘和研究,以充分体现其积极的价值。

虽然近年来陆续出版众多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文章,丰富的学术思想散见于各种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各类志书中,但是总体来看研究成果依然十分薄弱。

宋健先生在2002年4月的一次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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