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绌指革除,就是把整个黄老学说都革除掉,后果相当于秦始皇焚书,除了《道悳经》保存下来之外,其他的黄帝书全部失传。

封建统治者和儒家之所以不喜欢黄老学说,是因为作为古典文化的代表,黄老学说具有强烈的自由民主与权利精神,和封建文化的宗旨是完全冲突的,和鼓吹王权与等级制度的儒家六经之旨是相抵杵的。

而《道悳经》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西汉末年严遵等援老入庄使《道悳经》虚诞化,削弱了《道悳经》的自由民主权利精神,到东汉魏晋则进一步玄学化,从而能为封建统治者所容忍。

由于黄帝书的失传,后人只知老不知黄,而且所知道的这个老是老庄的老,不是黄老的老。

黄老的老是严肃的政治哲学,而老庄的老已经完全变成了虚诞的玄学。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但儒术真正具有统治地位,是宋代将科举考试范围限定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之后,象魏晋风行的是老庄玄学,李唐统治者仍崇奉老庄。

中国文化从西汉的黄老变成魏晋的老庄,再从魏晋的老庄变成宋元明清的孔孟,文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最后变成历史的灰烬,能不悲乎。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根据同时出土的一件有纪年的木牍,可以确定该墓的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

马王堆有三座汉墓,一号墓墓主是第一代轪侯利苍之妻辛追,二号墓是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三号墓墓主为利苍之子第二代轪侯利豨。

三号汉墓下葬的年代正是汉初黄老学说盛行的时期,所出土的帛书正是以黄老学说为主体的。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达12万字,有《道德经》甲本及卷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道德经》乙本及卷前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以及易经、医书、阴阳五行等大量文献。

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写在《道德经》乙本之前,说明其地位比《道德经》还要高,经唐兰考证,这四篇古佚书应为《七略》道三十七家之《黄帝四经》。

《经》为黄帝与力黑、閹冉、果童等的问对,《七略》道三十七家与《经》体例相似的还有《黄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二篇。

《经》之《观》与《顺道》等在先秦诸子著作中被反复引用,《国语·

越语下》范蠡之言就反复引用《观》的言论。

这些事实证明《经法》、《经》、《称》、《道原》即《黄帝四经》这个结论是可靠的。

《黄帝四经》失而复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最大的幸运所在。

有了《黄帝四经》,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就清晰起来了,我们对黄帝书的性质也就建立起了完整的认识。

以《道悳经》、《黄帝四经》、《黄帝内经》、《金人铭》、《巾几铭》等为代表的黄帝书,属于封建文化之前的古典文化系统。

《黄帝四经》与《道悳经》尽管是春秋时期楚国学者所编纂的,但它的文化精神和先秦诸子所代表的封建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从整个面貌来看,《道悳经》和《黄帝四经·

经》不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是非常古老的,非常纯粹的,是没有受到封建文化的污染的。

而《经法》和慎到学派有着密切的关联,为先秦诸子根据黄帝学说的精神所撰写。

《黄帝四经》与《道悳经》均属于黄帝书系统,但这两部经籍讨论的主题是不一样的,《道悳经》围绕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展开讨论,属于权利价值系统。

《黄帝四经》则围绕权利与法律的关系来展开讨论,即所谓刑名学说,属于权利法学系统。

儒林列传》“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窦太后好《老子》书”,就是说,对黄老学说,孝文帝好《黄帝四经》,窦太后则好《道悳经》,各自喜欢的不一样。

“道生法”,这是《黄帝四经·

经法》第一篇《道法》的第一句,权利产生法律,这种权利法学的精神构成了《黄帝四经》整个刑名学说的基础。

所谓刑名,就是法律的权利性质。

这种权利法学的精神是只能在《黄帝四经》里头看到的。

韩非虽“喜刑名法术之学”,但《韩非子》一书却毫无黄帝刑名学说的权利法学精神,整个法家都是如此。

称为法家,是有混淆视听之嫌的,准确地说,应当称作刑家。

所谓法家只有刑可言,并无法可言。

法家主张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等级制度与王权,是没有任何权利精神可言的,这种无道之法和黄帝刑名学说的权利法学精神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这是古典文化和封建文化的重大区别所在。

就象《道悳经》歌颂权利至上,而先秦诸子则鼓吹权力至上一样,这是一种文化精神上的重大区隔,这样的区隔是原始民主时期的文化精神与王权时代的文化精神的巨大冲突所带来的,不是同一个时代不同倾向的思想家所能带来的。

先秦典籍《文子》是最接近黄帝书精髓的,但两者之间的区隔,和黄帝书与其他先秦诸子的区隔仍是一样的。

在先验领域,道是纯粹权利,这里没有任何权力可言。

一从道演化而来,其内涵是一切权利,即所有的权利仍然是完整的,没有任何分割和让渡的。

但既然提出了一切权利这样的概念,就是准备向分割和让渡过渡了,这就是“道生一”。

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需要建立公共权力部门来处理各种纠纷以至侵权问题,一切权利这个原始权利开始让渡一部分权利来组成公共权力,一切权利就被分割成基本权利和公共权力。

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不能剥夺也不能让渡的权利,而能够让渡的权利则划归公共权力。

这就是“一生二”。

公共权力从其来源来说是完全合法的,也是必要的。

设计公共权力的目的就是用来更好地维护基本权利的。

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质表明权力必须是以民主的方式来管理的,一旦以专制的方式来管理权力,权力的公共性质就丧失了,变成了权力私有。

权力私有化之后,权力的性质就变了,权力不再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为目的,变成了以侵害人的权利为目的,权力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了。

三的内涵是众多权利性质的类,即各个类的权利性质变得很复杂了,各个类对待权利和权力的态度及其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有些类的性质是遵循基本权利的,而有些类的性质是遵循权力的,就是在同一性质里面,各自的程度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二元化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权力就衍生出极其复杂的多元局面,这就是“二生三”。

要应对这个极其复杂的多元局面,《道悳经》和《黄帝四经》因为范畴的不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两者相互补充,两部经籍的宗旨是一致的,就是要致力于维护人的基本权利。

《道悳经》强调人的权利精神对于控制公共权力的重要性,强调从价值范畴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

而《黄帝四经》则强调把权利变成法律以控制公共权力,强调从法治范畴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

价值范畴和法治范畴相互补充,价值范畴为本,法治范畴为用,人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权利产生法律,这是《黄帝四经》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确立了《黄帝四经》一书的基本精神。

权利产生法律,法律是用来维护权利的,这个权利法学的精神贯穿了整个《黄帝四经》。

权利法学精神是《黄帝四经》的旗帜和灵魂所在。

《黄帝四经·

经·

成法》“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无乱紀”,我听说社会建立政权的法律,本来不多,讲到一切权利就停止,遵循权利性质,返回一切权利,人就不会扰乱准绳。

一切权利这个概念所阐明的,是公共权力的权利性质,即公共权力是权利的一部分,设计公共权力的目的就是维护基本权利,没有任何其他目的。

这种单一目的的设计,是公共权力的权利性质所在,是法律的权利性质所在,也是法治的精神所在。

道家经典:

《黄帝四经》《黄帝四经》是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抄在《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经》《称》《道原》)的合称。

唐兰先生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从内容上看是一部书,从思想方法上说,大体上是继承老子而加以发挥。

它被认为代表了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

《道德经》即《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

其作者老子不仅被公认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也被道教尊奉为道祖和天尊。

可以说,老子及其《道德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黄帝在他的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

他说: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

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道生法”,是他法道思想的根本和源起,信仰遵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

“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

“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按照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

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

虚静谨听,以法为符”(《黄帝四经》)。

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是唯道独尊,同时也是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

只有修之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

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

经法》中还说:

“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

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起来。

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

“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之意,“执一以为天下牧”(《老子·

德道经》)之义。

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

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

修身境界是贤人层次的人,他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

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

姓争》中说:

“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

”这一段解释开来就是:

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皇皇:

高上,明亮、旺盛之义)的德性能量;

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

用道所产生的法(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

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内和社会之中。

世间的法治虽然要依照天德而制定,但是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穆:

古时宗庙制度,父居左为昭,子居右为穆。

穆穆:

端庄盛美)。

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

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

大雅》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黄帝四经》中说:

“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吾畏天爱地亲民”。

“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

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

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

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知。

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

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

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

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凝聚力象车辐之聚于轴心)”,“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等。

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

德道經》)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

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自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进行解读。

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

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

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人弄失传了。

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

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突然被人为地堙灭于黄土之下。

《黄帝四经》在尘封二千余年以后,在上世纪末重现于世。

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21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21世纪的东方中国。

十六经》中说:

“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

这一段话白话释意就是:

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无名天地之始——《老子·

德道经》),崇尚对大道的信仰。

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象恭滔天——《书·

尧典》)。

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并舟同行为方),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就像《老子·

德道经》中所说:

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

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

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黄帝四经》)。

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

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对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

这也说明黄帝他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

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

相传黄帝在乘龙归位以后,他的孙子高阳即位,就是颛顼帝。

颛顼传位给帝喾,帝喾传位给尧。

据《史记》所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大道。

孔子曾赞叹:

“伟大崇高的尧啊!

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

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

”《五帝本纪》上说,尧帝的仁德如天,智慧似神,同样是一位修身有明显成就者。

他按照28星宿在天空中出现的方位,来掌握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节气,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教民众按照节令从事生产。

尧在位七十年后的一天,他问掌管四方诸侯的领袖说:

“四岳,我在位已经70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

”。

四岳回答说:

“为人君者,当德配天地,光被四表,我们的德行都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

有一个叫舜的人,德行出众,或许可以担此重任。

”四岳看到尧的探询目光,就继续说道:

“舜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但是舜却能和他们和睦相处,力尽孝悌之道,使他们不走向邪路。

”尧说:

“好啊,我将令我的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以观舜的德性品格。

”舜是冀州人,他曾经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做陶器。

因为舜的道德教化,他耕田的地方,人们都能互相推让地界;

他捕鱼的地方,人们都推让好的捕鱼位置;

他制作陶器的地方,再也没有出现过次品。

他无论住在哪里,那个地方一年就会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就会变成小镇,三年就会变成一个大都市了。

尧认为舜很好,就让他担任司徒之职,于是百姓就都懂得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理;

舜管理百官,百官制事就有条不紊;

舜接待诸侯宾客,远方的客人就变得庄敬和悦了。

最后,尧让舜到山林川泽去,遇上了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

尧认为舜具备圣智圣德,就让舜代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舜于是观测北斗七星以判断政策得失,祭拜上帝和天地四时,又祭祀名山大川和各路神祗。

接着他召见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统一音律和度量衡的标准,修明五种礼仪,按照四方诸侯公、侯、伯、子、男这五种封爵,分发给他们象征瑞信的五种玉圭,并且宽减五种刑罚制度。

舜又每五年一次巡行天下各地,向诸侯言传身教地讲述治国的道理。

尧帝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就没有把帝位传给他。

尧说:

“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得利但是天下人受害,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不得利,但是天下人得利。

总不能为了一个丹朱害了天下的人啊!

”尧观政于舜20年后,让舜接掌天子之位,又过了28年,尧帝驾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

舜治丧三年,然后将天下让给丹朱,自己避居南河。

但是来朝觐的诸侯都到舜那里去而不朝觐丹朱,诉讼的人也来找舜而不找丹朱,讴歌者讴歌舜而不讴歌丹朱。

舜说:

“这是天意啊!

”由于这样他才登临帝位治国。

尧舜治世之时,百姓自觉摄受教化,敬天畏神,自我约束,传说当时“景星耀天,甘露下降,行人让路,犬无吠声,稻生双穗,夜雨昼晴”。

诗人屈原歌颂这段盛世时唱道:

“皇天无私阿兮,揽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其意思是:

上天对一切人都是公正无私、平等慈爱的,见具有德性的人就给以扶持。

古代的圣王贤君都是因为德行高尚,才能够享有天下的土地。

从黄帝开始,五帝的统治都自然承传了“唯道独尊,尊道贵德,清静修身,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

孔子赞叹说: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回顾这段天下为公、大道昌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文明之初是一个对大道恭敬顺从、唯道独尊、自然地信仰天道的时代,而那时代的君王德配阴阳,允恭克让,顺应天道,从而使百姓过着童真般无忧无虑的生活。

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未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禹帝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启却传给益,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

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的后世之人,丢失了修之身对大道进行体悟的人,不相信在尊道贵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品德能诞生出最和谐的民主。

许多学者对这段史实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说那是愚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

《尚书》和《史记》其实都忠实地记载着在仁治时代,人心离道失德远未达到后来那么严重,尊道贵德而民主推选,是一个必然的社会规则。

大禹说:

“舜你是非常信奉大道、顺应大道旨意的一个人。

由于你顺应大道旨意,上天就总是赐下幸福给你。

”舜听到大禹讲这样的话,就说:

“啊!

你看,神州列祖的神就降下来了,凤凰也来了,百兽也起舞了。

”他又说:

“奉天之命治理万民,唯有顺应,唯有敬虔,要敬虔直到永远。

”他就以对大道恭敬的心让位给大禹。

古经《左传》上说:

“所谓道,忠于民信于神也。

”然而,如果不是唯道独尊,人们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那么哪有什么力量能够保证孤寡不善、权倾天下的人间帝王“忠于民”呢?

难怪当万章询问孟子,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是否真有其事时。

孟子干脆地回答说:

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利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

这全是唯道独尊的必然。

这就是孔子所神往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尊道贵德时代,这就是经过修身实践而自觉地尊道贵德信于神、畏于天、顺于道、敬大道的古老神州。

尽管人间的罪孽从未中断过,尽管出现了荒淫暴虐的夏桀与商纣,祖先们却未失去对大道的坚定信仰。

这就是:

皇天公义荡荡,大道明察昭昭,罪恶必遭惩罚,因果周期律循环必有报应。

这个道德的信仰,就是扬善弃恶的力量,就是天下大同的基石,也就是孔子当年的梦想。

从炎黄起,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凡两千五百年间,唯道独尊,尊道贵德,信仰大道,修身证道是神州大地上的主旋律。

祖先们确信,他们与昊天大道之间有天经地义的血缘关系。

“凡人皆道之子”,“天生庶民,有物有则”。

大道是炎黄的大道,是尧、舜、禹的大道,是文武周公的大道。

在清纯古朴的眼睛里,大道并不遥远。

盈盈万物,生生不息,无一不是大道的奇妙作为;

“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

德道经》),无一不饱含着大道的深情厚爱。

在解《黄帝阴符经》这本书之前,我们需要先回答关于这本书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黄帝阴符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第二个问题是,《黄帝阴符经》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

第三个问题,《黄帝阴符经》里的阴符是什么意思?

一、《黄帝阴符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很多人都认为,《黄帝阴符经》是一本天书,这个直觉是对的,它的确是一本道尽天机之书。

进一步,有人认为,《黄帝阴符经》是道家经天纬地之书,有人认为是兵书,有人认为是纵横家之书,有人认为是内丹术之书。

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阴符经有道家治世之用,有兵家克敌之用,有纵横家纵横捭阖之用,但又不仅仅限于一家之用,而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无所不克。

并且,这本书只用几百字,就把天地人之道,阐述得极其通透,用字凝练传神且玄奥峻达。

所以至道学宫把《黄帝阴符经》列为至道四经之一。

具体地说,它是一本教人如何体察大道,把握大道,运用大道的书。

二、《黄帝阴符经》的作者到底是谁?

流俗的考据派和疑古派认为,阴符经是后世托名的伪书,并非黄帝所作。

之所以存在这种浅薄的认知,是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道术传承,缺乏基本的了解。

在唐代,阴符经被道士李筌在嵩山的一个石室里发现,得以重现于世。

书是寇谦之所藏。

从李筌对阴符经的注解看,他并没有读懂这本书。

一个连读都读不懂的人,显然不可能是这本书的作者。

那寇谦之会是这本书的作者吗?

也不是。

寇谦之又是个什么人,《黄帝阴符经》为什么流传到寇谦之的手里呢?

我们接着分析。

寇谦之是北天师道的创始人,当时中国处于南北朝时代,天师道出现分化,在南朝逐渐演变出来一个上清派,在北朝演变出来一个新天师道。

所以,寇谦之的藏书和道术源头,是张道陵所创立的天师道。

我们继续往前追溯。

现在有两个问题,天师是什么?

为什么创立天师道的人是张道陵?

我们先解答天师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人一想到天师这个词,就觉的是画符捉鬼的道士。

完全错了,天师的本意,是天子之师。

祖龙之后,天子改称皇帝,天师也就随之变成了帝师。

天师和帝师,是同义词。

比如,岐伯,老子,这样的人,都是天师。

天师的职责有三个,一是负责守道,掌管皇家图书馆。

二是传道,负责培养天师接班人。

三是以道辅佐君王,经世济国。

老子是一个分水岭,可以认为,他是末代天师。

因为在老子之时,守道,传道,治世,这三件事同时出了问题。

首先,周王室内乱,王子朝带着皇家藏书奔楚,这造成了王官学术失守,典籍流落民间,以至于后面,社会上私学百出,王官之学,下移庶民,变成诸子之学,这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根源。

原本,老百姓都是看不到这些秘藏之书的。

孔子非史官出身而修《春秋》,这就是学术下逮庶民的表现。

为什么官学会失守呢?

因为犬戎入侵,周平王东迁,周王室式微。

所以说,蛮族入侵,是我们华夏文明,每一次文明倒退的根本原因。

其次,遴选天师的接班人,也出现了问题。

老子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天师接班人传道。

孔子到周朝向老子问道,只是对周礼之道感兴趣,对无为而治的天道不感兴趣,大概老子比较失望吧。

第三,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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