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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0.78%。

此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进出口总额在20世纪80年代以年均11.5%的速度增长。

到1990年,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1154.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15位。

1990—1996年年均增速达18%。

1996年,中国对进出口税制进行了较大改革,相继出台调低出口退税率、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取消部分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加工贸易保证金台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外贸的增速减缓,但进出口总额仍达2899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以上,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上升第11位,并连续5年保持这一地位;

1997年第一次跃居世界第10位,全年进出口总额达321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进出口总额为3239.23亿美元,与上一年基本持平。

1999年,进出口贸易有较大增长,为360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3%。

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顺差,为292.1亿美元。

2000年,贸易出口明显加快,出口总额2492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进口总额2252亿美元,同比增长35.8%。

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24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也相应上升到第7位。

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11547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一举跃升至第3位。

200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4200亿美元。

截止2006年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达8537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850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2.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改善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得到不断改善。

以食品、农副产品及原油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53.5%下降到1999年的10.2%,下降了43.3个百分点;

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46.5%上升到1999年89.8%,上升了43.3个百分点。

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显著增长,由1980年的14.1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2274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1.9%,超过纺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

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初级产品出口国向工业产品出口国的转变。

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工业产品出口特别是机电产品出口,仍以手表、收音机、照相机、灯具、照明装置为主,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不多。

今后要继续扩大出口,必须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中国沿海开放省市,提出了以品质、品种和品牌为中心的“三品”战略,以高新科技为依托,培育骨干机电产品。

此外,大力发展以成套设备为主的技术贸易,如中小型的化肥、水泥及发电厂等成套设备,以适应亚非发展中国家需要,扩大出口。

3.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外贸易方式比较单一,1980年一般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94.3%,来料加工贸易只占4.4%。

自从1979年中国国务院颁布、实施《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以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周边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境外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大批转移到中国境内,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各种优惠政策待遇。

以“两头在外,进出结合”为特点的加工贸易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和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长的重要因素。

1991—1995年,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高达4458亿美元,相当于1986—1990年的3倍多,年均增速24.5%,高于整体增速5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2470亿美元,年均增速23.7%,高于整体增速4.6个百分点,占整体出口的47.6%;

进口1988亿美元,年均增速25.5%,高于整体增速5.6个百分点,占整体进口的40.1%。

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最大的进口贸易方式。

199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首次达到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51%,为14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

1997年进一步提高到52.3%的水平,进出口额高达1698.1亿美元。

2005年01-11月份,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6205.6亿美元,加工贸易已成为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方式。

加工贸易对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就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由于其投入品主要靠进口,所以,对中国国内产品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因边际进口的增加而削弱。

与此同时,边境易货贸易、补偿贸易、租赁贸易等灵活多样的贸易方式也得到较快发展,2005年全国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额为131.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其中,出口74.1亿美元,同比增长67.2%,高出全国同期出口总体增速38.8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一般贸易、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补偿贸易、租赁贸易、边境小额贸易竞相发展,共同推动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局面。

4.新型外贸体制初步形成

1978年以前的中国外贸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

当时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贸易方式是政府间的易货贸易。

这种以垄断贸易为特征的外贸体制,同当时的主要贸易对象和贸易方式是适应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但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贸易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对外贸易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若不进行改革,势必限制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和参与国际贸易活动。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其主要内容是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允许工业生产部门和地方经营对外贸易。

国家对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产品、资源性产品和竞争激烈、价格敏感的出口商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和计划列名管理。

从1987年开始,在政企分开原则的指导下,外贸企业逐步从原来隶属的行政部门中独立出来,成为经济实体,承担国家规定的进出口计划任务。

从1988年开始,外贸企业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及全国性外贸总公司和国家签订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合同,在轻工、工艺和服装三个行业实行将大部分外汇留归企业,自负盈亏。

1991—1993年新一轮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在调整汇率的基础上取消国家对外贸出口的财政补贴,改变外汇留成办法,外贸出口企业实行自负盈亏。

通过上述改革,改变了对外贸易独家经营的局面,扩大了经营渠道,调动了地方、部门的积极性;

缩小了外贸指令性计划范围,发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

增强了外贸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活力,推动外贸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

自1993年开始,中国进入外贸体制的改革深化阶段。

这一时期改革的总体目标是:

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汇率并轨,建立银行间的外汇交易市场,以其加权平均价形成基准汇率,在此基础上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以银行结汇、售汇制取代原有的外汇留成和上缴制度;

取消建立在外汇留成额度基础上的出口自负盈亏的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

完善出口退税制,实行有利于出口的信贷政策;

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深化外贸经济体制改革,转化企业经营机制等。

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外贸体制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

1997年3月25日颁布并实施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法》,2000年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2003年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衔条例》,2004年重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进行了修订。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在制定中。

这些法律推进中国对外贸易按照国际通行法规运作,保证中国的合法权益。

在中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外贸体制已初步形成。

二、引进和利用外资

积极吸收和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给中国资金和技术的支援,加快了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

此后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对外政策的偏差,中国与西方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利用外资陷于停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利用外资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和重大的结构性转变。

1978—1992年,中国利用外资以借用国外贷款为主。

1992年至今,则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对外借款继续大规模增加,并探索在境外发行股票、债券等利用外资的新形式。

与此同时,中国制定了吸引外商投资的法规、政策,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地区,外商投资保持高速发展势态,在数量、质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1.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

1979年7月,中国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980—2004年8月底,中国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47万项,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9.4万家,利用外资协议额达5317.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3078.5亿美元。

1992年至2000年是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以后,对外开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从1992年开始,我国外商投资协议金额与实际实用额就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递增。

规模迅速扩大,水平显著提高。

1992—1997年的6年间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改革开放20年来利用外资总额的86.1%、89.8%和88.7%。

1988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到4%,1993年超过了10%。

从1993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1997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450亿美元,占流入亚洲总额的一半以上,占世界总数的11%。

1998年和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中国引进外资有所回落,新批准利用外资项目数、合同利用外资额、实际使用外资额都呈下降趋势。

据统计,1999年中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71万家,合同外资金额433.63亿美元,与1998年同比分别下降13.8%和21.0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421.90亿美元,同比下降11.95%。

新批合同金额净减少115.8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净减少57.2亿美元。

中国虽然利用外资下降幅度较大,但是达到这样的水平的确不易。

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仍然高居榜首。

进入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先后开放了一些竞争性行业如石油、化工、建筑、医药等行业和服务领域,制定并完善这些相关领域吸收外资的政策,进一步直接刺激了我国吸引外资的速度与规模,使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5全年进出口总额142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2%。

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

进口6601亿美元,增长17.6%。

出口大于进口1019亿美元。

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为83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

其中,出口额4442亿美元,增长31.2%;

进口额3875亿美元,增长19.4%。

除了投资数额继续增加以外,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西部地区已成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地区

在利用外资方面,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还有明显的差距。

截至2003年年底,西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45家,合同外资金额49.88亿,实际使用外资17.23亿美元,同比下降14.1%,仅占全国同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5.6%。

“十五”期间,贯彻中央提出的开发西部战略时,一定要以“开放促开发”,加大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力度,拓宽利用外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

2000年我国阐明了鼓励外商到西部投资的主要政策。

它包括:

鼓励外商投资农业、生态、水利、交通、能源、市政、矿产、旅游、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

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将外商投资于银行、商业零售企业、外贸企业的试点扩大到直辖市、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

允许西部地区外资银行在条件成熟时逐步经营人民币业务,允许外商在西部地区依照有关规定,投资于电信、保险、旅游业,兴办中外合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工程设计公司、铁路和公路货运企业、市政公用企业等。

积极扩展吸收外资的方式,开展以BOT方式和TOT方式利用外资的试点,允许采取发行股票、项目融资、出让企业股权、转让经营权、兼并和收购等多种形式吸引外商投资到西部地区。

鼓励在华的外商合资企业到西部地区再投资,其再投资项目中的外资比例超过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待遇。

积极探索把中外合资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引入外资的方式。

对设在西部地区的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内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在西部地区新办的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

对在西部地区新办的高新科技企业,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后,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

上述政策的实行,使西部的外资利用形成了新的局面,出现了新的面貌。

外资更多地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

过去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由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实力都相对弱小,很难成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东,更谈不上它们的控股问题。

限于资本市场不开放,外资也很难参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因此,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只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之间相互参股,实质上仍是国家的独资企业,根本上不存在股权多元化问题。

与此不同,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的“入世”,国外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

它们通过资本市场收购、兼并、控股、参股等方式参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大大加速了国有企业的改组与改造。

为了鼓励世界上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我国政府规定:

在与外商合资经营时,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必须由我方控股外,其他企业不必都要控股。

这样做,有利于吸引外资。

第三产业成为外资投入的重点领域

在第三产业内部,先开放旅游、国内贸易、生活服务等一般性行业,然后再开放金融、保险、电讯等重点行业。

与此相适应,外资进入中国也大体按照上述的顺序。

进入2000年以后,外商虽然还继续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内进行大量投资,但是,它们关注的重点已经移至第三产业领域,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更加关注中国的金融、保险、电讯、外贸等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更希望将资金投入这些领域。

改革是开放的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适应这种新情况,将重点移至第三产业领域,尤其是金融、保险、电讯、外贸等行业上。

2.投资来源、地区和领域日益扩大

到2004年,中国实际吸收境外投资的国家(地区)已达150多个,投资主体形成多元化格局。

从外资来源看,首先是港、澳、台地区,其次是美国、日本、欧盟各国和东南亚各国。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投资的重点区域,美国的杜邦、摩托罗拉、通用电气、PPG、施乐,日本的日立、松下、NEC、丰田、本田,荷兰的菲利浦,德国的大众汽车、西门子等公司都已先后在中国投资设厂。

仅1999年,就有13家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区投资。

迄今为止,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多家在华投资。

其中98家企业在上海浦东新区共投资了188个项目,使上海浦东开始成为世界著名企业的生产基地。

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外资投资领域初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如今已经覆盖了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零售业、饮食娱乐业、金融保险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和部门,绝大多数服务业领域已开始逐步对外开放。

一些过去未对外开放的行业,如航空、航运代理、商业、保险、会计师事务所、国际旅行社等第三产业,也开始吸收外商投资的试点。

目前,受中国加入WTO的影响,外商在服务业的投资十分踊跃,服务业投资渐成热点。

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也不断改善,1979—1994年,累计协议外资金额中,工业项目占56%,农业项目占1.4%,第三产业项目占39.5%。

在中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中,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一般加工项目较多,产品出口型和先进技术型企业所占比重较小。

近几年来,外商投资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工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第三产业项目大幅度增加。

这些项目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提高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水平,加快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例如广东省吸收外资的项目数和外资金额居全国首位,2005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123.9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20.5%。

在利用外资的结构上也得到了优化,目前世界500强企业已经在广东省投资设立583家企业。

其次是福建、江苏、山东、上海等沿海省市。

在中国政府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政策的影响下,中西部地区许多省份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体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使外资投向由东部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展,呈加速上升之势。

1997年外商在中国东、中、西部实际投资比重为87%、9.9%和3.1%。

1998年东部地区全年新批准合同外资金额仅比上年增长0.01%,而中西部地区却增长了10.4%。

1999年,中国政府作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外商到中国中西部地区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

可以预计,随着各项外商投资优惠政策措施的出台,外商赴中西部投资的数量和质量都会进一步提高。

3.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中国重要经济力量

1981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0.1%,进口额占0.5%。

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所占比重达12.6%,进口额所占比重达23.1%。

到1997年,在出口额中所占比重达到14%,为749亿美元;

在进口额中所占比重达到54.6%,为777.2亿美元。

扣除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额,其进出口大体平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来华投资迅猛增加,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也随之增加,占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2%;

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为767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54.7%;

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为80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4%;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8.7%;

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2%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0年8月底,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就业的中国员工达2300万人,占中国城镇职工人数的15%。

在中国GNP的年增长率中,有2—3个百分点源于外资。

4.对外借款迅速发展

中国借用的外资,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和商业贷款。

中国借用国外贷款,由少到多,逐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每年仅10多亿美元,1991—1995年期间每年达到50多亿美元,近几年每年已达上百亿美元。

1979—1997年,中国共签订对外借款项目1528个,协议金额1207.5亿美元,实际使用国外贷款总额1159.5亿美元。

优惠贷款在对外借款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1997年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优惠贷款约占90%以上。

截至1997年年初,中国政府曾先后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笔贷款,累计13.5亿特别提款权(合16.5亿美元);

世界银行已批准对中国贷款累计162.87亿美元;

亚洲开发银行已批准对中国贷款64亿美元,技术援助赠款1亿多美元;

已有20多个国家向中国承诺提供政府贷款累计近400亿美元,其中,日本政府已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政府贷款累计2.3万亿日元,约占中国借用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二。

在中国所借用的外国政府贷款和商业贷款中,最初约85%来自日本和香港等少数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贷款较少。

目前中国借用外资地区来源过分集中的状况有所改变。

虽然来自日本的基金仍位居第一,但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基金已经明显增加。

港、澳仍然是中国获得海外信贷资金的主要地区。

这种多样化的变化,对减少债务风险是有利的。

中国借用的外资中绝大部分是中长期资金,短期债务一直保持合理的比重。

1985年前,中国借用的外资只有美元、日元、德国马克和港币等少数几种货币,目前已发展到20多种,货币构成日趋多样化。

借用外资的经济效益和偿还能力与资金投向结构密切相关。

从产业分布来看,中国借用的长期资金主要投向于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采掘、机械、化学工业等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产业;

借用的短期资金则主要投向于轻纺工业、商业、居民服务业等能创汇、见效快的行业。

中国借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已由“基础设施型”开始向“基础设施—出口创汇混合型”转变,结构趋于合理。

这对强化中国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汲取一些陷入债务危机国家的经验教训,对借用外资十分慎重。

1987年以后,中国加强对借用国外资金的管理,政府对借用外资确定了专门的对外窗口机构,对国外贷款实行了全口径管理,并建立起一个较为有效的外债统计监测系统。

2004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我国2003年末全国外债情况:

2003年底我国外债1936.3亿美元,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1165.9亿美元,占60.2%,短期外债余额为770.4亿美元,占39.8%;

在外债来源结构上,政府部门债务为27.25%,金融机构债务为30.2%,国内企业债务占3.9%,外商投资企业占19.5%。

贸易信贷及其他形式债务19.15%。

在外债币种结构上,美元债务与日元债务合计超过3/4。

汇率变动对我国外债影响大,按照国际口径测算,我国2003年外债偿债率为6.85%,债务率为48%,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

由于外债结构比较合理、安全,对外资的流入和流出进行有效控制,外资投向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和约束,外资企业出口增长较快,贸易长期保持顺差。

因此,中国能够避免发生金融危机。

1992年以来,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银行最大的借款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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