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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守而后战。
”熊廷弼跃然喜。
注意,袁崇焕是和熊廷弼观点一致的是“主守而后战”的。
兵部尚书经略高第上任后,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力主尽撤宁锦之兵于山海关。
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力拒,袁崇焕亦力争不可。
事见《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高第不听,仍令马世龙撤宁、前二城之兵。
(《孙承宗年谱》),袁崇焕说“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
必不去”(《边事小记》)高第只得尽撤锦州右屯松山杏山大小凌河等处兵马,弃粮粟尽十万余石。
十二月,袁崇焕升任按察使,仍主事宁前。
(《督师纪略》)
二、宁远大捷和拒救朝鲜及建魏忠贤生祠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后金兵渡辽河。
右屯守将周守廉逃,松山等处守将左辅亦烧毁粮储庐舍而退。
(《东华全录》)。
袁崇焕闻之,与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集将士誓守宁远。
(《三朝辽事实录》)。
又传令通知前屯赵率教,山海关杨麟有宁远之溃兵皆斩。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自称率军三十万,迫令袁崇焕投降。
后金攻城,袁崇焕等宁远守军以火器拒之。
“自辰至晡,杀三千人,敌少却。
二十五日佟养性督阵攻西门,势更悍,先登,益众。
敌俱冒死力攻,城中卫之如前,击杀更倍于昨”(《明季北略》)“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
而大炮以封,今所称‘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职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
”(《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
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
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石匮书后集》)
努尔哈赤自称“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高祖实录》)。
此战史称“宁远大捷”,也是袁崇焕军事生涯最辉煌的一页。
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七日,复设辽东巡抚,袁崇焕为之。
叙功,加袁崇焕兵部右侍郎,荫千户。
袁崇焕三疏辞之,不许。
在辽东巡抚任上,袁崇焕加入了请立魏忠贤生祠的行列,还是较早的一批。
大学士韩爌等本云:
“史永安、张凤翼、袁崇焕……。
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与诸奸宜减等论。
”从这件事看,袁崇焕有投机的倾向。
总兵满桂、赵率教交恶,袁崇焕袒护嫡系赵率教,而经略王之臣袒护满桂,自此经抚不和。
努尔哈赤伤重死,袁崇焕遣使者吊唁,后金皇太极趁机遣使回复,谋求议和。
这是袁崇焕议和的开始。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召回经略王之臣,关内关外之事尽付袁崇焕便宜行事(《三朝辽事史录》)。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一面遣使与袁崇焕议和,一面派大将阿敏出军征朝。
史称“丁卯之役”。
(《东华全录》),十四日,克义州,分兵攻打毛文龙东江铁山部。
毛文龙遁入云从岛(《三朝辽事实录》)。
朝鲜和毛文龙告急,朝廷命袁崇焕发兵援助,并拣轻兵捣巢,袁崇焕上疏无虚可捣,拒不出兵。
这是袁崇焕与毛文龙产生矛盾的起始。
而“丁卯之役”战况正激之时,就发生了在宁远、前屯两地为魏忠贤修建生祠的事情,《大明熹宗实录》记载“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送魏忠贤生祠”。
所以说,为魏忠贤建生祠有政治投机的倾向。
三、宁锦大捷
天启七年(即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藉口,亲率数万军队,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
十一日,后金军将锦州城包围。
明军撤入锦州,凭城固守。
后金兵攻城数日,伤亡惨重。
十六日,袁崇焕派人送给守城将领纪用、赵率教的书信被后金兵截获,内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
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云云。
皇太极信以为真,即收缩围锦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明援师。
至二十六日,后金军已围城15日不克,人马疲惫士气低落。
二十七日,后金军分兵为两部:
一部继续留驻锦州,在锦州城外凿三道濠,加以包围;
另一部由皇太极率领官兵数万,往攻宁远。
朝廷为确保宁远,不允许袁崇焕亲自率领援兵,前往救援;
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一万,驰援锦州。
二十八日,辽军与后金军在宁远城,展开激烈的攻守战。
袁崇焕列重兵,阵城外,背依城墙,迎击强敌。
皇太极欲驰进掩击,贝勒阿济格也欲进战;
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
天聪汗皇太极对于三位大贝勒的谏止,怒道:
“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
今我攻锦州,又未克。
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
明辽军与后金军在宁远城外展开激战,明总兵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伤;
后金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受伤。
两军伤亡惨重。
袁崇焕亲临城堞指挥,“凭堞大呼”,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房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重大。
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和第四子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
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
二十九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率军撤离宁远,转攻锦州。
先是二十八日,当后金兵在宁远城下激战之时,锦州的明兵趁后金军主力西进、势单力弱之机,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攻向后金大营,予敌一定杀伤。
稍获初胜之后,迅即撤退回城。
后锦州战报送到皇太极手里,他感到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从宁远撤军。
六月初三日,皇太极向锦州城发起进攻。
初四日,皇太极攻城不下,遂命撤军回营。
明总兵赵率教疏报:
此役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
明镇守太监纪用奏报:
“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
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
初五日,凌晨,天聪汗皇太极从锦州撤军。
初六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上《锦州报捷疏》。
此战史称“宁锦大捷”,这是袁崇焕军事生涯的又一辉煌一页。
注意,袁崇焕指挥的两次大捷都是守城防御战,这是和袁崇焕“先守后战”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
四、平台召对与擅杀毛文龙
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崇祯任命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明思宗召见平台。
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袁崇焕奏曰“以臣之力治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
一出国门,便成万里。
嫉能妒功夫岂无人?
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崇祯纪事》)二十四日崇祯赐崇焕尚方宝剑,便宜行事。
袁崇焕的权力达到顶峰。
袁崇焕拿到尚方宝剑的第一件事是擅杀大将毛文龙。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开洋出海,二十八日泊毛文龙驻地双岛。
六月初五,以“十二大罪”矫诏杀毛文龙。
明思宗置不问。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军数万绕道蒙古,避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
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京师震动而戒严,诏令各路兵马勤王。
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
认为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
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威胁北京。
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派出的援军也被遣回。
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五、入口之战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
袁崇焕做出以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
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
赵率教战死,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
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
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
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
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
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誓死保卫京师。
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
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
皇太极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
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
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
十二月初一日,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
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虽然袁崇焕决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八旗军入京师之路。
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城下。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
副总兵周文郁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
袁崇焕说:
“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
苟得济事,虽死无憾。
”(事见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
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保卫京师的战斗就打响了。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德胜门之战: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托、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
后金军先发炮轰击。
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
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拚搏厮斗,追至城下。
城上明军,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
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
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
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
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
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
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
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
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
袁崇焕部将直追敌军至运河边。
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
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
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
皇太极说:
“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
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
”便宽宥了他。
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至此,北京保卫战惨胜。
六、含冤被斩及功过评说(上)
明思宗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
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的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将袁崇焕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
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口占绝命诗: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当时“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
顷间肉已沽清。
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
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事见《石匮书》)
老百姓太易愚弄,崇祯帝太过刻薄寡恩!
袁崇焕卒年四十七岁。
袁崇焕死得太惨!
袁崇焕死后留下了几个问题:
首先,袁崇焕是不是内奸?
其次,袁崇焕是不是存在“资敌”问题?
其三,袁崇焕是不是有权杀毛文龙?
该不该杀毛文龙?
其四,袁崇焕有没有引敌入京的不臣之心?
以上四个问题,就是袁崇焕问题的关键。
袁崇焕是不是内奸?
这个问题,我相信连崇祯帝自己也不相信。
只是崇祯是一个死要面子的皇帝,被皇太极兵临城下,丢尽了面子,找袁崇焕泄愤而已。
看袁崇焕虽然始终主守、主和,但是与后金军屡屡死战,其志甚明。
特别是北京保卫战,袁崇焕死战保护京城,身被数创,力战不退。
哪有这样的内奸。
可以怀疑袁崇焕的才能,也可以怀疑袁崇焕的方略,但是不能怀疑袁崇焕对大明王朝的忠诚。
袁崇焕和他的前任熊廷弼是东北诸将中下场最惨的两位统帅,熊廷弼处死还要传首九边,袁崇焕更是身遭极刑死无完尸,这充分看出朱家皇帝家传的刻薄残忍,因此后来清王朝以大加褒扬熊廷弼、袁崇焕二将而显现朱明王朝的失德,真是击中了要害。
袁崇焕是不是存在“资敌”问题?
这是指与蒙古插汉部的交往。
史料记载:
帝曰:
“插汉意不受抚,何如?
”(象乾)对曰:
“当从容笼络。
”帝曰:
“如不欵,何如?
”象乾密奏语不尽闻。
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
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
这里看到,决策的是皇帝,袁崇焕只是奉命执行。
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
“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从这件事看,崇祯帝就是一个文过饰非,善于诿过臣下的皇帝。
袁崇焕资敌的罪名不成立。
七、“反间计”的神话及南明的平反
最后说说“反间计”和袁崇焕的平反问题。
皇太极设反间计见诸正史,《明史》袁崇焕传记载:
“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
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具体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世传皇太极捕捉了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
明思宗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云云。
《明季北略》的记载就更生动了:
“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
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
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
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记,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
‘知道了,多谢袁爷。
’又佯惊云:
‘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
’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
珰归,上其事。
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
这样的事情太富有故事性,完全就是《三国演义》“蒋干中计”杀蔡瑁张允二将的翻版。
这个太监又不可考,完全可以看做是清廷为丑化明王朝而设计的政治谎言。
乾隆朝,清廷大加褒扬被明思宗屈杀的熊廷弼,誉之为“旷世奇才”;
同时出现了反间计杀袁崇焕的故事,两件事联系起来看,清廷的用心显而易见。
所谓正史就是这样不可信。
其实,南明小朝廷已经多次为袁崇焕平反。
据钱海岳的《南明史》记载了南明政府对袁崇焕的三次平反,层次不断提高。
第一次:
(崇祯十七年五月),安宗(弘光帝)《登极恩诏》……又复袁崇焕、赵光抃原官。
第二次
弘光元年二月,(安宗)予袁崇焕、王在晋祭葬。
第三次
昭宗(永历帝)以邝露言,谥袁崇焕“襄愍”。
“襄愍”解释为:
“甲胄有劳曰襄”(见《正义.谥法解》);
“佐国逢难曰愍”(见《经世大典.臣谥》,刘熙曰:
志义未究,遇难而死,可悯惜者也,故曰愍”)。
用来表扬有军功但蒙冤遇害的大臣。
崇祯为熊廷弼平反后,赠给的谥号,也是“襄愍”。
这是永历帝替明思宗认错,以挽回人心了。
可惜太晚了。
袁崇焕被杀肯定是冤案,但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也是冤案。
袁崇焕功在社稷,但是他绝对没有史学家们宣传的那样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