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90年代前联合国舞台上的中国与第三世界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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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第三世界属性,是中国制定对第三世界国家战略的出发点。
2、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同情和支持。
例如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3、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
邓小平在1974年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指出,广大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1]。
应该看到,联合国组织从设想到建立,都是在美英等西方强国的主导下进行的,它的组织结构、运作程序、章程制度等都有利于西方大国。
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名义上享有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同等的权力,但由于国力所限,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影响力与这些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在联合国舞台上努力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利益,以获得这些国家的支持,抵制少数霸权国家垄断国际论坛和国际事务的图谋。
4、第三世界是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也是具有丰富资源、广阔市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邓小平在1984年论述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时明确指出:
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2]P99。
所以与对欧美等主要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不同,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更多地表现出连续性,而且常常把这些国家当做一个整体看待。
二
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遵循一条主线:
双方平等相待,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协调和沟通,在维护自身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上坚持相互支持和帮助。
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内外政策的调整、第三世界面临的问题和利益诉求的改变,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971年,由“两阿”等23个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共同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在第26届联大通过,投票支持中国的76个国家主要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来自非洲的占26个。
毛泽东曾形象地称“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既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又壮大了联合国中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力量;
既是中国和第三世界良好关系的见证,又是进一步发展双方关系的新起点,使得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有了一个更加广阔而稳定的平台。
70年代,寻求民族解放和独立、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当时第三世界的首要任务,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积极呼应第三世界的主张,把联合国作为争取第三世界合法权益的舞台。
1、中国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坚决维护第三世界的政治独立。
中国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1]。
1971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26届会议时就明确表示: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
随后在每一届联大常会上,中国代表团都要阐述中国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的立场。
具有代表性的是1972年9月,中国否决了英国等西欧国家在安理会提出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修正案草案。
2、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一致,相互配合,使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保护第三世界国家权益的决议,以至于美国攻击这一时期的联合国是“多数暴政”。
特别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密切合作使联合国建立了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制度性保障。
具体来说,中国支持并参与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纲领的制定及有关活动。
1974年,邓小平在联大举行的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指出,中国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具体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联大先后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
这三个文件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共同纲领,推动和指导着第三世界国家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
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提高在联合国经济组织和机构中的地位、扩大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决策权的斗争。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粮农组织中,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斗争,挫败了发达国家想利用它们改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时机来夺回控制权的企图。
到1985年工业发展组织改组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时,第三世界国家不仅在该组织理事会中的席位比例由原来的55.5%增加到62.3%,而且还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规定为该组织的宗旨。
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资源主权的斗争。
中国政府指出“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1]。
为了限制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于1976年设立政府间工作组,专门负责草拟跨国公司行为守则。
1980年中国当选为该工作组的成员国,积极参加了《跨国公司行为守则》的拟订工作。
该守则的拟订对限制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资源掠夺等活动起到积极的作用。
中国参加了1973～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中的谈判与协商工作,同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中小国家一道反对海洋霸权主义,并与以超级大国为代表的海洋大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会议最后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该公约在一些大的方面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要求和主张。
另外,中国还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斗争及其为改善国际贸易条件和技术转让条件的斗争[3]。
70年代,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一次向世界阐述了这一理论。
按照该理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这一理论使中国与大部分亚非拉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身份认同上有了重要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在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邓小平曾这样评价:
“三个世界”理论“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4]。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虽然自身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仍然给予了第三世界国家几乎是超出其能力的援助。
对外援助成为中国发展与第三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大部分援助都投入到非洲最贫困落后的国家。
中国政府还在联大第26届会议上明确提出对第三世界国家援助的基本原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
为了指导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中国对外经济联络部连续召开了五次对外援助工作会议。
在7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外援占同时期国家财政支出比例的5.88%,其中1973年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6.92%。
从1970—1978年,共帮助37个国家建成470个项目,超过前16年（1955—1970年）建成项目的总和。
其支出为新中国成立以来21年总和的159%[5]（P60-61、68-69）。
但是,中国政府还一再强调“由于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们提供的物质援助是很有限的,我们的支持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6]。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中国主动将联合国会费比例从4%提高到5.5%,在所有会员国中居于第六位,超过了中国的实际承受能力。
中国这么做的初衷主要就是想获得第三世界的认可,提高在第三世界中的威望和影响力。
三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一如既往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和维护民族权利的斗争。
1984年5月,中国领导人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斗争,只要是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我们都坚决支持。
不管它们的斗争锋芒是指向哪一个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我们决不会因为考虑国家关系而对侵略和干涉行为姑息迁就。
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为实现世界的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进行的各种努力,都会给予坚决的支持[7]P503。
中国支持柬埔寨、阿富汗、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支持南非人民反种族歧视的斗争;
支持纳米比亚、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人民维护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的斗争。
为推动柬埔寨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中国参加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国会议,为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80年代,中国积极推动裁军,反对军备竞赛,并把它作为与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措施。
这一时期,美苏争霸出现了新特点,美苏军备竞赛转向太空和其他高技术领域,美国总统里根制定的“星球大战”计划即是例证。
针对这种情况,在整个8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都致力于通过推动裁军、反对军备竞赛来反霸。
“争取实现裁军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结合起来,反对任何国家谋求霸权,使用武力侵犯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就是中国在1982年联大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大会上提出的裁军六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条。
1985年中国代表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指出,“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是我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
从1980年起中国正式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
1986年,中国在联大就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提出两项提案,均在大会获得通过。
为了响应联合国关于国际和平年的倡议,中国在1986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维护和平大会。
1987年,中国同联合国合作,在北京召开了世界裁军运动区域研讨会[8]P124。
同时,中国还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1985年中国政府宣布裁军一百万。
中国不主张核扩散,也不搞核扩散,不帮助别的国家发展核武器,更反对外空军备竞赛。
1986年春,中国宣布今后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并将一批军事工业和设施转向民用或军民合用。
80年代,发展民族经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任务。
改革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要求。
中国继续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主张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和解决第三世界国家当时的紧迫问题结合起来。
同时,中国也主张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1988年12月邓小平指出:
“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9]邓小平还指出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要发挥联合国的作用。
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就是1981年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
邓小平曾讲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算一个。
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2]P94。
联合国自成立到1981年,秘书长的人选都来自西方国家。
中国政府迫切希望联合国秘书长能充分代表广大会员国的利益,充分顾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大国政策的执行者。
因而,在1981年秘书长选举问题上,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和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斗争。
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中国代表坚持“一否到底”的精神,最终达到安理会秘书长第一次通过选举由第三世界国家人担任。
中国的态度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要求平等权利的支持,让联合国,也让世界人民明白了中国的意志,瓦尔德海姆之后的连续四任秘书长都来自第三世界。
这一做法对联合国工作重心有所影响,德奎利亚尔当选后称:
“我不能不优先注意影响到第三世界的一切问题。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我将捍卫第三世界利益。
”[10]
8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不仅要加强南北对话,而且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指出:
“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
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够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
”[11]1984年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重申了中国加强南南合作的立场:
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它们之间的分歧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排除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即使一时得不到解决,有关各方也应当以大局为重,采取克制的态度,防止事态扩大。
有利于第三世界团结的事,我们就努力去做;
不利于第三世界团结的事,我们就坚决不做。
我们永远坚持这一方针[7]P505。
1987年,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二届常委会审议国际经济和社会政策议题时,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政府间协商会议”的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
该项决议在同年的联大上再次获得一致通过,这是联合国第一次就此问题通过决议。
1988年的第43届联大第二委员会上,中国又提出了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粮食和农业技术合作”的提案,获得一致通过。
同年,中国支持77国集团的倡议,要求在1990年召开特别联大,讨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发起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等问题。
应77国集团的邀请,中国主持了关于经济特别联大“共同谅解案文”的初期磋商。
中国还承办援助第三世界的联合国项目,包括举办各种题目和形式的研讨会、考察活动或培训班,建立各类研究和培训中心,与来自亚、非、拉等地区的代表共同探讨发展经验。
1986年,中国与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合作,在北京共同举办“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经济讨论会”,这些具体项目推动了南北对话,促进了南南合作[8]P127-128。
这一时期,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终结、中国国内工作中心的转移、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看法的改变及对70年代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政策的反思,中国政府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政策内容上有了较大的变化,主张我国同一切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关系遵循“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
中国领导人指出,“我们对外援助既要量力而行,又必须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指钱,尽力而为指精神”[5]P70。
从1983年开始,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偿援助减少了,在继续给第三世界国家一些无息贷款,实施承建成套项目的同时,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如承包工程、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独资或合资经营、合作管理以及提供零件等,对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邓小平曾对来访的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说:
“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
”[2]P290
80年代,中国政府重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1984年5月,邓小平指出:
“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
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2]P561982年,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华时,在谈话中几次提到: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袖,“中国有特殊条件能在发展中国家发挥领导作用”。
邓小平明确表示“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
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发展中国家的头头名誉也不好。
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12]。
不当头的思想与邓小平提出的反霸思想是密切相连的,当头就可能会称霸,反霸就不能当头,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所以邓小平多次说,不称霸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不当头也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由于反霸斗争是长期的,所以中国不当头的策略也是长期的。
四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因第三世界的大力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
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带动了更多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交,仅非洲就有24个国家。
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与这样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使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重要的战略依托,对当时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善有着重大的意义。
由于国际形势、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和对联合国认识的局限,中国当时仅仅把联合国作为政治斗争的讲坛、政治宣示的场所、伸张正义的舞台,而这恰恰与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国际社会对其寻求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诉求的支持不谋而合,对加强双方的团结合作、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在联合国令人瞩目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破旧立新的斗争（也称南北对话）,虽然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南北对话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处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同时,由于中国奉行计划经济政策,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正常的国际贸易所占比重很小,核心内容是单向的对外援助,而且多数援助项目都是作为不计成本的政治任务来执行的。
这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如援助规模过大,超出了我国的承受能力,影响了自身的发展;
援助中浪费现象严重,效果不好;
援助方式大包大揽,未能为我国赢得真正的朋友,反而出现有些国家以怨报德。
另外,由于国内政治的影响,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挂帅,这不为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所认同,给双方关系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指导下,外交政策开始重大调整。
中国处理国家间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除了把联合国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场所之外,也开始强调利用联合国体系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为了吸引外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加强了与发达国家的交往。
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虽不居核心地位,但从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出发,中国的“第三世界”政治属性仍然未变,中国仍然重视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中国支持南北对话,在联合国舞台与第三世界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代言人——“77国集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但由于南方国家的总体经济地位急剧恶化,在南北对话中的立场趋于软弱。
同时,发达国家也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竭力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危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南北对话中采取十分强硬的立场,使南北对话处于僵局。
相反,同时期的南南合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这一时期,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也有了较大的调整,经历了从弱化意识形态、拓宽合作领域到强调互利合作的转变,表现在对外援助方面,援助政策、援助方式和管理方法等都有所变革,引入了市场竞争规则和利润原则,使得援助规模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能力,提供的援助内容更加丰富,援助项目更加贴近受援国的需求。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以平等的政治关系为主,更多的是通过对第三方的斗争来求得合作,经济关系（以援助为主）比较单薄,这使得双方关系有些脆弱。
中国还常常把第三世界当做一个整体看待,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异。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舞台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调整和新的发展时期。
注释:
①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本文探讨联合国舞台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便是从那时到80年代末这一时间段。
1952年,法国经济学家AlfredSauvy在他的《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第三世界”的概念。
“第三世界”是一个描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概念;
它所指涉的国家和区域,虽然没有绝对明确的界定,但一般指一些在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们习惯称第三世界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则是更多地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本文论述中心在90年代前,故称为“中国与第三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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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池州学院人文重点课题“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若干问题研究”（XK0803）。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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