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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建立后，在业已稳定地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情况下，虽将谯、许昌、长安、邺城与洛阳并列为“五都”，但还是放弃了曹操时代不断经营的许昌与邺城，以洛阳为都，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次受到肯定，并在魏晋延续近一个世纪之久。
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社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洛阳不断繁荣的过程，各地人口通过强行迁徙或自行择居，再次汇聚到洛阳。
魏文帝时期，皇室宗庙一直置于邺城，魏文帝虽曾“初营洛阳宫”，大致不过稍改其残破之状；
魏明帝曹睿利用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在洛阳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墉、陵云台、陵霄阙”。
虽有不少官僚严厉批评他违背了“二祖”即曹操与曹丕相承的节俭作风，但建设并末停止，这使洛阳越来越象一个都城。
据《水经注》卷16《谷水注》，在修筑宫殿的同时，又筑拦河堰阻断谷水，称为“千金堨”，并开凿五条人工渠道，引水进洛阳城中，号称“五龙渠”，解决城市用水问题。
沿渠设置水门，使水通于街巷，并兴置水碓，作为粟、稻脱壳加工之用。
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又“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对千金堨大加改造，将堰比先前提高1.4丈，又增修两道堤堰和引水渠，合称为“代龙渠”，又称“九龙渠”。
为解决洛阳对外交通与外地财富向洛阳转运，在修复利用前代道路与运渠的基础上，泰始十年，又“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
这是在三门峡西凿渠引黄河水至洛水，从而使今山西、陕西至洛阳的运船可以避开黄河险道。
随着洛阳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人口增加，西汉三辅、东汉洛阳那样“难治”的情形又一次出现。
《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西晋傅玄《傅子》说：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
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以洛阳为争夺的中心，洛阳城屡经兵火，繁荣不再。
及匈奴人刘矅攻占洛阳，有人劝他说：
“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
”天下之中，在当时各族伺机以图发展的政治背景下，亦是天下之冲，众矢之的。
刘曜“发掘陵墓，焚烧宫庙，城府荡尽，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余人”。
推翻西晋后，匈奴政权仍将本族聚居地附近的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作为都城，发挥在黄河流域的政治影响。
从此直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近两个世纪中，虽偶有统治者作过迁都洛阳的打算，但最终只不过从西晋废墟上搬走一些足以代表文化传承与统治象征的遗物而已。
公元493年九月，北魏孝文帝率军抵达洛阳，“周巡故宫基趾。
帝顾谓侍臣曰：
“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
”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
”决定迁都于此，以显示自己继承汉魏文化传统并实现全国统一的决心。
北魏新都洛阳是在西晋都城废墟上兴建的一个规模宏大的全新的城市。
从孝文帝下令迁都，到新都建设基本完成，大致经历了十年，其间邺城基本上作为北魏的临时都城发挥其作用。
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3年）十一月下诏说：
“京洛兵芜，岁逾十纪。
先皇定鼎旧都，惟新魏历，剪扫榛荒，创兹云构，鸿功茂绩，规模长远。
今庙社乃迁，宫极斯崇，便当以来月中旬，蠲吉徙御。
”此后三十年中，洛阳作为中国北方绝对的中心城市，民居与宗教建筑仍不断兴建，处处都显示着都城气象。
不仅皇宫内宫殿林立，巍峨壮观，一些居民小区里也有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佛殿有如宫殿。
紧靠宫城南门的永宁寺，“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璅绮疏，难得而言”。
永宁寺中呈四方形的九层佛塔，“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
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
……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
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
……合有五千四百枚。
……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里”。
其它如瑶光寺、正始寺、景明寺、永明寺等国家财政或达官贵人出资修建的寺院，无不以其华丽刺激人们的感观，同时也成为京城人们游玩的好去处。
特别是四月八日佛诞日，举城奉佛像至皇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
百戏腾骧，所在骈比。
名僧德众，负锡成群；
信徒法侣，持花成薮。
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为了显示京城的繁荣及迁都的决心，甚至节俭的孝文帝也支持官僚在新都修建豪宅，北魏后期，政治腐败，京城之内，“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
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
高台芳榭，家家而筑；
花林曲池，园园而有。
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作为黄河流域的统治中心，众多的居民与奢侈的王公贵族巨大的消费能力，使新都洛阳，同时也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性经济中心。
据《洛阳伽蓝记》，洛阳城中有一方圆8里的大市场，周围分布着分别叫通商、达货、调音、乐律、延沽、治觞、孝慈、奉终、阜财、金肆等十个小区，居住的多是“诸工商货殖之民”，生产与销售日常生活用品，中多富人，“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
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
城东又有一个较小的市场和称为“货殖里”的小区，这个市场以交易肉食及水产品为主。
城南又有金陵、燕然、扶桑、崦嵫四馆和归正、归德、慕义、慕化四个小区，“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
乐中国之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这里专设有一个市，称为“四通市”，以供远商交易，“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北魏新都洛阳的繁荣只维持了不到30年，便因北魏末年的政治动乱而结束其中心城市的使命。
公元532年，执掌北魏政权的高欢“以为洛阳久经丧乱，王气衰尽，虽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狭，不如邺，请迁都”。
公元534年，北魏皇帝元修西奔宇文泰，在长安重新建立起中央政府，高欢另立皇帝，东西魏正式分裂，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高欢“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陕，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乃议迁邺”。
将都城迁至自己易于控制的邺城，洛阳居民被迁至邺城安置，洛阳宫殿被撤除，材料用来修建邺城的宫殿，此后，东西魏以洛阳为中心展开拉锯战，洛阳成为东魏北齐一边防城镇，迅速衰落。
在《洛阳伽蓝记》序言中，杨衒之描述他于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所见洛阳说：
“城廓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
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
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
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
”一如西晋灭亡后的洛阳。
公元579年，北周灭北齐，统一长江以北后不久，周宣帝开始注意洛阳作为传统中心城市的地位，下诏说：
“河洛之地，世称朝市。
上则于天，阴阳所会。
下纪于地，职贡路均。
圣人以万物阜安，乃建王国。
时经五代，世历千祀，规模弘远，邑居壮丽。
自魏氏失驭，城阙为墟，君子有恋旧之风，小人深怀土之思。
……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为功易立。
”“于是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
常役四万人，以迄于晏驾。
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
”“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
”周宣帝修复洛阳的工作并未完成，其未竟之业则由后来的隋炀帝发扬光大。
西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在东汉定都洛阳以后，重要性已远不如前，但帝都气象仍存。
东汉末年的动乱，同样使之荡为灰烬。
董卓死后，其部将以长安为中心自相攻击，“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
“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曹魏、西晋都曾向长安迁徙人口，但西晋元康二年（公元292年）潘岳任长安县令，所见所见长安城仍是一派破败景象，其《西征赋》说：
“街里萧条，邑居散逸，营宇、寺署、肆廛、管库，蕞芮于城隅者，百不处一。
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
……鷩雉雊于台陂，狐兔窟于殿傍。
何黍苗之离离，而余思之芒芒!
”魏晋时代洛阳的复兴没有在长安出现。
与洛阳地处四冲，无险可守的相反，长安处山河四固之地，使其在十六国时代成为理想的建都之处。
匈奴前赵、氐族前秦、羌族后秦均在此建都，不过，各政权除强行迁徙人口于该地外，财政紧张与战事频繁，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顶多修复或兴建一两座宫殿而已，而伴随这些政权灭亡的则是新的破坏。
东晋末占有长安后，“收其彝器，归诸京师”，守将朱龄石受到赫连勃勃的进攻，遂“焚长安宫殿，奔于潼关”。
北魏时，长安只不过是西边一个军事重镇，不可能也不允许恢复昔日作为首都象征的建筑。
西魏、北周相继于长安建都，西魏初创，孝武帝元修“入长安，以雍州公廨为宫”，即以北魏时代雍州刺史官衙作为皇宫，可见汉代乃至十六国时作为首都而修建的宫殿早已不存。
西魏北周限于财力，亦未大肆建设，周武帝甚至下令将权臣宇文护执政时修建的一些宫殿全部撤毁，“雕斫之物，并赐平民，缮造之宜，务从卑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只在前秦及北周统治的十多年间，扮演过黄河流域统治中心的角色，这与这一时期关陇地区经济衰退不无关系，其重新恢复作为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的地位，进行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城市建设，亦需等待隋唐时代的到来。
2．邺城、平城等城市地位的提升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兴起
长安、洛阳的衰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众多区域性的政权的建立，意味着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心城市的兴起，邺城与平城在其中颇具代表性。
邺城在魏晋南北朝大部分时期，政治与经济影响甚至超过了洛阳与长安，其城市建设规模也相当可观。
邺城
邺城地在今河北临漳与河南安阳二县交界处，战国时代作为赵国都城邯郸南面的重要县邑，即以西门豹革除旧俗、引漳水灌溉农田而着称于史，两汉为魏郡治所。
邺城地区河北平原西南部东靠太行山，南去黄河不远，淇水、洹水、漳水出太行山麓流经附近，“旁及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蹑燕、赵”，被称为“河北之襟喉，天下之腰脊”，地理条件优越。
在政治动荡与分裂时代，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据有河北后，将邺城作为自已施政的中心，在袁绍的的基础上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并着修复与改善邺城周围的产生与交通。
史称：
当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堰引漳水溉邺，以实魏之河南。
后，史起为邺令，引漳水十二渠，灌溉于魏数百顷，魏益丰实。
后，废堰田荒，魏武王更修通天井堰，堨邺西面漳水十八里中细流，东注邺城南，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相灌注。
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二十堰。
水所溉之处，名晏陂泽，故左思之赋魏都也，谓“墱流十二，同源异口”者也。
堰陂泽除有灌溉之利外，还为邺城提供了重要的水源。
曹操“引漳流自城西东入，经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鸣沟也。
渠水又经南经止车门下，……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下，注之湟水。
故魏武《登台赋》曰：
‘引长鸣灌街里’，谓此渠也。
”。
洹水亦被引向邺城。
《水经注》卷9“洹水注”注说：
“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洹水又东，枝津出焉。
东北流迳邺城南，谓之‘新河’。
又东，分为二水，北迳东明观下，……又北迳建春门”。
所谓“枝津”、“新河”均因人工引水而成。
此外，曹操还兴建了从邺城通往黄河边的人工运河，加强了邺城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兴建，促进了邺城周边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晋时左思所着《魏都赋》称：
“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稉稌，陆莳稷黍。
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芉充茂，桃李荫翳。
”北魏中期，崔光请孝文帝迁都邺城时亦：
“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遗迹，可以饶富。
三国魏政权建立后，以洛阳为都城，但作为曹魏“王业之本基”的邺城，仍首次与洛阳、长安及谯、许昌并列为“五都”。
魏晋时期，邺城一直是控御河北平原的一方重镇。
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马牧帅汲桑聚众反，败魏郡太守冯嵩，遂陷邺城，害新蔡王腾。
烧邺宫，火旬日不灭”。
西晋灭亡后，羯人石勒试图在河北发展，其谋士张宾建议说：
“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
”石勒遂以襄国（今河北邢台）为中心，逐步全据河北，进而进军关陇，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
在攻占邺城后不久，石勒便开始加以修复，“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
公元335年，石勒的继承人石虎正式迁都邺城，复大加兴建。
《水经注》卷10“浊漳水”述曹魏创始、后赵修复增广的邺城说：
城有七门：
南曰凤阳门，中曰中阳门，次曰广阳门；
东曰建春门；
北曰广德门，次曰厩门；
西曰金明门，一曰白门。
凤阳门三台洞开，高三十五丈。
石氏作层观架其上，置铜凤，头高一丈六尺。
东城上，石氏立东明观，观上加金博山，谓之“锵天”。
北城上有齐斗楼，超出群榭，孤高特立。
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
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
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
不仅城内建筑巍峨壮观，石虎还“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
又“从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桥，直行榆，五十里置行宫”，直抵邺城。
时虎时期城周24里的邺城，不仅是黄河流域的统治中心，亦是当时黄河流域最繁华的城市。
后赵灭亡后，慕容鲜卑前燕继续以邺为都城，并有所增修，以此为中心统治黄河中下游地区，至直公元376年被前秦消灭。
淝水之战后北方的战乱，使邺城受到反复的破坏。
慕容垂最终放弃了建都邺城的打算，改以中山（河北定县）为都。
从此至公元534年东魏建都于此，邺城中宫殿作为地方城市不当有的建筑被撤毁焚烧，但邺城一直是河北平原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所以北魏初即有迁都于邺的动议，孝文帝准备从平城向南迁都时，亦有人建议迁都邺城。
东魏迁都邺城，事出突然，“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40万狼狈就道”。
同时对邺城及其周围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整，“分邺置临漳县，以魏郡、林虑、广平、阳邱、汲郡、黎阳、东濮阳、清河、广宗等郡为皇畿”。
北魏时期作为相州治所的邺城已不适应新的需要。
于是，迁都的次年九月，“发众七万六千营新宫”；
兴和元年（公元539年），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
”据史书记载，邺城新城是在原邺城之南，“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以北魏洛阳为样板，参考前代都城模式，于邺城旧城南再作一规模稍大的新城，两城两接，构成一个整体，并对城市水利设施进行了整治。
《北齐书》卷18《高隆之传》说：
迁邺以后，“又领营构大将军，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增筑南城，周回二十五里。
以漳水近于帝城，起长堤以防泛溢之患。
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硙，并有利于时。
”《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司州条说：
“天平中，决漳水为万金渠，今世号‘天平渠’。
”明崔铣撰《彰德府志》卷1《地理志》引佚名《邺都故事》说：
“（东）魏都邺后，起石塞堰，自安阳南引洹水入邺，自邺入临漳，东至洹水县，当时溉田，有万金利。
”北齐建立后，又增建了一系列宫殿园林。
文宣帝天保七年开始，“发丁匠三十余万人营三台于邺，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
至是（天保九年），三台成。
改铜爵曰金凤，金武曰圣应，冰井曰崇光”；
后主时，“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宫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
东魏北齐邺城的繁华与西魏北周长安城的简朴两相对照，不仅是两方统治者节俭与奢侈的作风使然，亦是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远较关陇繁荣的反映。
公元577年，北周消灭北齐，意味着邺城彻底丧失其作为黄河中下游中心城市的地位。
该年正月，北周武帝率军进入邺城后，下诏说：
“伪齐叛涣，窃有漳滨，世纵淫风，事穷雕饰。
或穿池运石，为山学海。
或层台累构，槩日凌云。
以暴乱之心，极奢侈之事，有一于此，未或弗亡。
朕菲食蒲衣，以弘风教，追念生民之费，尚想力役之劳。
方当易兹弊俗，率归节俭。
其东山、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
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下民。
山园之田，各还本主。
”同年五月，以邺城“华侈过度”，再次下诏要求：
“诸堂殿壮丽，并宜荡除，甍宇杂物，分赐穷人。
”北周末，驻镇邺城的相州刺史尉迟迥举兵与执政的杨坚相对抗，杨坚胜利后，下令焚毁邺城。
《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
河北道》“相州·
邺县”条说：
“周大象二年，隋文辅政，相州刺史尉迟迥举兵不顺，杨坚令韦孝宽讨回，平之。
乃焚烧邺城，徙其居人，南迁四十五里。
以安阳城为相州理所，仍为邺县。
炀帝初，于邺故都大慈恩寺置邺县。
贞观八年，始筑今治所小城。
”则北周末邺城经撤毁焚烧，只剩下大慈恩寺这一佛教寺院作为邺县衙门。
平城
平城地当今山西大同市，两汉时是防御北方游牧民族进入河北的军事要地，公元398年至公元493年间作为北魏建都于此，在公元439年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平城成为黄河流域政治中心，随着北魏政权围绕平城进行的一系列道路交通建设，它俨然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
公元398年，拓跋珪在消灭后燕据有河北后，下令定都平城，将随之从草原南下的各游牧部落及从河北迁徙的40多万人口安置在平城附近。
平城地理位置靠近漠南，即拓跋鲜卑兴王之地，又比其原有的政治中心盛乐更易控制河北，因而平城从一个边防城镇提升为政治中心城市。
北魏定都平城的近100年中，平城的城市建设一直未停止过。
拓跋珪时，参照邺城、洛阳及长安的建筑模式，修有天文殿、天华殿、太庙、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西昭阳殿、西宫、北宫、灅南宫。
游玩兼有经济作用的场所则，方圆数十里的鹿苑、东西鱼池等，并“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途洞达”。
第二代皇帝拓跋嗣修有丰宫、白台、西苑宫、蓬台宫等。
作为防御禁奸之用的城墙也不断修筑。
不过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前的平城，在强调京城建筑雄伟壮丽的南方人看来，实微不足道，平城的建设要到拓跋焘统治时期（公元423～451）才真正开始。
《南齐书》卷57《魏虏传》说：
“什翼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即拓跋嗣）始土著居处。
佛狸（即拓跋焘）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
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
南门外立二土门，内立庙，开四门，各随方色，凡五庙，一世一间，瓦屋。
其西立太社。
佛狸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
……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
伪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
妃妾住皆土屋。
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
太官八十余窖，窖四千斛，半谷半米。
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置尚方作铁及木。
其袍衣，使宫内婢为之，伪太子别有仓库。
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
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
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
”后来孝文帝时，认为京城建筑“盖所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理应宏大，而前代所修宫殿之类的建筑“颇为未允”，致使“三元庆飨，万国充廷，观光之使，具瞻有阙”。
于是派人到魏晋首都洛阳的废墟上“量准魏晋基趾”，据称还派人到建康偷偷地观摩城市格局，重新规划改筑。
但随着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此前一两年间在平城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建设戛然而止。
作为控制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平城对外没有水路可通，陆路畅通显得尤其重要。
平城与河北平原之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脉横阻其间，从这里通向河北，汉代以来使用的道路主要有两条：
一是从平城西南行，穿过雁门关南至今山西太原，再向东南沿浊漳水形成的河谷穿越太行山，进入今太行山东麓河北、河南二省交界地区，或从太原东大致沿滹沱河东行，经井陉关到达今河北石家庄一带；
另一条更为迂回的道路则是沿桑干河东行至今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境，再折而南下，抵达今北京市区。
为了使平城与河北平原之间的交通更为快捷，拓跋在征服河北即将北返时，便“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
据研究，这条新开的“直道”大致从今河北满城沿滱水（今唐河）穿越今清虚山山麓进入今河北涞源县，再翻越山岭经今山西灵丘、浑源以达平城，基本上呈南北直线，较之前有道路行程大大缩短。
不过这条新修的道路需要经过许多天险，如所经过广昌岭（今涞源县东南），“岭高四十余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达其上岭，故岭有‘五回’之名”。
为了保证该路畅通，后来又反复整治。
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
孝文帝太和六年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
“灵丘道”成为北魏时期从平城通向河北平原中部最繁忙的交通要道，所谓“灵丘郡土既褊塉，又诸州要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
北魏据有关陇及河西走廊后，原来由西域经河西走廊至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北移，自河西走廊东端的姑臧，经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过黄河，东至平城。
“太延中，魏德益以远闻，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诸国王始遣使来献。
”“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倍矣。
”东北各部族及南方政权也常以“朝贡”的方式到平城贸易，平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城市，商业活动也趋于繁荣，北魏统治者甚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或“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以此向来平城的外国使节夸耀北魏物资丰富，市场繁荣。
平城作为中心城市的崛起，是特殊的政治背景的产物，其经济上的繁荣也是建立在北魏政权前期对外掠夺及河北等地财富转运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当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平城地位便一落千丈，仍旧作为畜牧与农耕结合部的军事性城镇发挥其历史作用。
姑臧与和龙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区域性政权甚多，这些政权定都之处亦因此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汉以来主要城市的地区布局。
我们在此仅以姑臧与和龙两座城市为例，作一简单交待。
姑臧地当今甘肃武威，汉武帝时经营西域，开河西走廊，自东而西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地位相当，姑臧为武威郡治所。
魏晋时，将此河西四郡与西域地区划归凉州刺史管辖，以姑臧为治所，使其地位得到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姑臧附近水源充足，水草丰美，农牧业生产条件都较好，为姑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西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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