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师生如何反奴化教育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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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依兰县一位女学生，为乞求佛爷保佑自己久病的母亲康复，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

该县为此召集千余人开会，将其树立为典。

对于日伪的奴化教育，中国师生以各种方式尝试反抗。

一些学生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奴化教育。

每逢日语课，懿女中的同学就竭尽所能“捣乱”：

一部分学生积极围着日本教官问问题，实际上是为让其他同学能抓紧时间写别科作业。

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

有中国教师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含蓄教育大家，面对外侮要保持气节。

也有老师为学生讲戚继光平倭寇的故事，还针对日伪在农村强行征粮的恶行，布置《对倭寇征粮有感》的命题作文。

除了直接反抗外，还有一些学校师生，阳奉阴违，准备两套教材，一套专门应付日伪教育机关检查，另一套专门用于平日上课。

北平幼童亲历“最后一课”，初尝亡国之痛

1937年秋季，新学期开始了。

当时在北平师大第二附小念书的史会，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全然没有以往开学时的喜庆气氛。

师生见面时打招呼，也饱含恐慌与警惕。

那是北平沦陷后，史会和他的同学们第一次踏进校门。

校门口不见了国旗彩旗，映入史会眼帘的，只有黑板上匆忙写就的“中日提携，友好亲善”。

所有人静静地在教室里坐着，空气中一片死寂，史会脑袋里不停地担心着：

我还能上学吗？

这学还怎么上？

受人尊敬的贾老师终于走进教室，却没能像以前一样为同学们讲课。

他沉痛地告诉大家，学校处境艰难，如果想要继续办下去，就必须服从当局的安排。

重新编印的课本还没到，因此不能讲新课；

旧课本中不符合“中日共荣亲善”的部分，则需要同学们亲自用笔墨涂掉。

老师难掩心中的痛苦，只短短说了一句：

“都记在心里罢。

”

包括史会在，满教室十岁左右的孩子，眼里噙着泪水，默默翻开高小国文第三册课本，用黑墨涂掉“中华民族”、“精忠报国”、“自强”、“奋斗”等字样。

其中一些专讲爱国情怀的课文，甚至被整页整页地撕掉。

从这一刻起，史会幼小的心灵深深烙印上了亡国的屈辱与不甘。

学校全面日本化，连中国话也不能说

在侵占华北之前，日本早已控制东北全境。

东北地区的孩子们，也已在日本奴化教育之下，度过6年时间。

在玉清——当时省绥中县一个普通小女孩——的眼里，学校从来就不是她无忧无虑成长的摇篮，而是时时萦绕着仇恨和屈辱的牢笼。

在玉清的学校里，所有人不准讲中国话，只能讲日语。

这是日伪政府早期在整个东北地区实行的规定。

语言侵略是奴化教育与洗脑教育的基础，侵略者意图让中国孩子丧失对母语的认同，进而丧失中国人的身份而亲近日本。

1937年，伪满政府在东北地区颁布的《新学制》明确规定学校应将日语作为国语教授，并且严重挤占了语文、数学、史地等其他科目的时间。

女子国高的同学在上物理课。

最让玉清反感的，是学校生活全面日本化。

根据规定，老师要穿伪满洲国公职人员统一制服“协和服”，学生要戴“勤劳奉世”的帽子。

早上大家要在操场集合升日本国旗、唱日本国歌、念日本诏书，最后向日本国旗敬礼，还要冲着东京的方向给日本天皇祝福。

这一套繁琐的程序，是由官方钦定的朝会和“式日”制度。

据玉清回忆，学生们不愿祝福天皇，都悄悄地用东北话说“嘎本儿”，就是“死了”的意思。

但另一方面，大家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敢怒不敢言。

女子国高的朝会。

日伪宣扬愚孝，褒扬割肉孝亲行为

相较于前述日式语文、仪礼教育，对师生影响更为恶劣深远的，恐怕是沦陷区“精神教育”课的倒行逆施。

精神教育课在伪满洲国学校中的地位仅次于日语课，往往由各学校负责人、教务主任或日伪政府派来的日籍人士讲授。

他们歪曲“四书”、《孝经》，宣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糟粕，向沦陷区学生灌输盲目“忠君”、“爱国”的思想，以愚昧学生心智，使他们感恩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帮助”，并一味顺从。

《新学制》颁布后，“精神教育”科改为“国民道德”科，进一步宣扬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

这类邪说，慢慢磨灭了沦陷区学生的民族意识，使他们甘心听命于日伪殖民统治。

很多仍然欠缺分辨是非能力的沦陷区少儿，便深受日伪精神教育课的荼毒。

当时，东北地区出现不少令人痛惜扼腕的事例。

1940年，省依兰县国民优级学校女学生孔某，学着“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做法，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供奉佛爷，乞求佛爷保佑自己久病的母亲。

学校得知此事后，极力褒奖孔某。

该县甚至为此召开“奖励孝女”大会，召集千余人参加，将孔某树立为典，进一步扩大日伪“精神教育”的影响。

1942年冬，市民老汉带着子上街。

在街上，他子与偶遇的同学用日语交谈，还当着老汉的面说：

“中国人不好，日本人好，中国人是猪一样的蠢东西！

”老汉怒而掌掴子。

这一幕，被两名日本宪兵撞见。

老汉随即被以“反满抗日”罪名带走，最终惨死在集中营里。

学生挨打做苦工，在学校难读书

沦陷区学生不仅面临日伪的精神控制，还不得不承受严苛的体罚。

中国学生遭日籍老师毒打的事情，屡见不鲜。

在省依兰国民高等学校，一位名叫朗多寿的学生，因为在日语课上没有回答好问题，被日籍教师古贺叫到讲台，并遭其痛扇耳光。

第二天，朗多寿便退学了。

日伪还在沦陷区学校开设实习课，对学生进行“劳作教育”。

这门课程，有把学生当成免费劳役之嫌。

尤其在日伪接近垮台的后期，学生终日都要参加劳作，几乎没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

对此，极其厌恶实习课的学生们，以消极怠工、破坏工具等方式进行反抗。

他们有时会故意把树苗扔进壕沟里，或在播种时故意把种子扔掉。

虽然学生发泄了心中的怨愤，但终究是极耽误了文化学习。

在上日语课的小学生。

1937年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围，无法逃出沦陷区的中国学生，不得不面临与东北沦陷区学生相似的屈辱与困境。

北平沦陷后，日军强占校舍，破坏学校设施，抓捕爱国教师，使学校一度陷入停滞。

据时任师大男附中教师的卓吾回忆，日军不仅占领了学校的操场，还拆改了学校的教室，用来做马厩。

在冀中、北岳、平西等地区，日军对城镇乡村的学校实施扫荡，摧毁校舍4466所，校舍四万多间。

日军把砖运走修炮楼，桌凳门窗和黑板成了日军做饭或取暖用的柴火，绝大多数教具、图书、仪器都被日军烧毁。

学生自发抵制日语课，组织秘密社团

面对日伪在学校所推行的奴化教育，年纪尚轻的学生所能想到的最直接反抗方式，就是调皮捣蛋、拒不合作。

学生们对日语课的反感情绪最大，虽是必修课，但很多同学都恨恨地称之为“不修课”。

他们对待日语课的“十六字方针”是：

上课不听，课后不练，随学随忘，毕业忘光。

抗战初期，省一些教会学校在中方爱国校长的努力下，得以不采用日伪教材，抵制日语教学。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教会学校，派驻日本教官，这些学校的学生也不得不上起了日语课。

每逢日语课，懿女中的同学就竭尽所能地“捣乱”，一部分学生积极围着日本教官问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让其他同学能抓紧时间写别科作业。

日本教官想学中文时，同学们就故意把词颠倒过来教他。

在这些孩子眼里，戏耍日本教官就是他们能做到的抗日行动。

课堂外，年纪稍大的学生用组织秘密社团的方式反抗精神奴化教育。

日伪政权规定学校不得有任何组织，但学生们想方设法借阅被禁的进步书刊，还秘密组织各种“读书会”。

1943年，师学校发生了一次“偷书”事件。

20多名学生从图书馆“偷”出了被封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日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书籍。

大家分散保管，秘密传阅，在学校里掀起了秘密阅读进步书刊的热潮。

省立第七中学的同学组织了“鹏程剧社”，表面上是话剧爱好者的活动，实际上，他们经常在话剧社掩护下秘密聚会，偷偷油印抗日宣传单。

中国师生以文天祥岳飞为榜样砥砺品节

沦陷区学生在战争和死亡威胁中懵懂长大，生存已属不易，若还要指望他们以自身尚不成熟的心智，去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并不现实。

在此境况下，一些敢于反抗日伪奴化教育的教师，成为沦陷区学生唯一的指路明灯。

对于沦陷区的爱国教师而言，最艰难也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时时刻刻记住自己仍是中国人，应当保有民族气节与尊严。

许多老师利用课堂时间，借着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硬是把本应灌输奴化思想的课，上成了激发学生志气的爱国教育课。

据当时就读于四存中学的王振中回忆，那时，教国文的耿澍瀛老师和教导主任孟泉老师，极富爱国热情与正义感。

耿澍瀛老师曾在课上用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含蓄地教育大家，面对外侮要保持气节。

孟泉老师则让学生们熟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岳飞的《满江红》，朗诵书声，响彻全校。

此外，很多老师还大胆抛弃了经日伪删改后的教材，只讲授自选教材的容。

这在当时东北地区的一些学校里十分常见。

为了不让学生忘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奉天省第一师学校的校长国庆、依兰国高的语文教师，无视日伪当局规定的教案，在课堂上大讲实际上被禁的中国古典文学，力图使学生们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

同样，热河沦陷后，小学校长徐化民非常担心学生受到汉奸教导主任的腐蚀，因此想方设法为学生补上传统文化课程。

他当时的学生，后来回忆道：

徐化民利用寒暑假时间，趁着教导主任等人离校后，悄悄教学生读《三字经》和“四书”，给他们讲炎黄子的历史，让这些孩子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

沦陷期间，在县褚村，一个名为“退一步斋”的私塾里，老师为学生重点讲解《国殇》《过零丁洋》等诗词，讲述戚继光平倭寇的故事，还针对日伪在农村强行征粮的恶行，给学生布置了《对倭寇征粮有感》的命题作文。

日本占领北平时期的日本语读本。

“我要让你们学点真东西，别让那些假玩意儿骗了你们”

在抵制日伪奴化教育时，有的老师勇敢一些，会明目胆地与日伪当局对着干。

在当时的北满特别区师学校，一位地理老师在课上大力宣讲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的情况，夸赞联是最进步、最有希望的国家。

这种说法，与日伪当局谩骂联、以联为敌的地理教学容针锋相对。

同属这所学校的一位哲学老师，放弃日伪当局所规定的唯心主义哲学，专讲唯物主义哲学；

还给同学们讲解马克思《资本论》，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

依兰国高的数学老师承志，直接对学生说：

“我要让你们学点真东西，别让那些假玩意儿骗了你们。

”他自己编写教材，向学生讲授教科书中没有收录的《查理斯密小代数》和《三S平面几何》。

除直接抵制外，还有一些学校的师生，会采用阳奉阴违的办法，巧妙规避日伪奴化教育对中国学生的戕害。

有的学校会准备两套教材，一套专门应付日伪教育机关检查，另一套才是平日上课时使用。

面对日伪勒令删改教材、扭曲事实的行为，沦陷区师生表面上不得不服从，但“教材是死的，人的嘴巴是活的”，一些教师常在授课时，曲折传递出对奴化教育的抵制。

沦陷期间曾任私立正谊中学校长的綦际霖，曾告诉他所聘请的青年教师：

讲课时未必要直白地与日伪唱反调，而要讲究斗争方法。

譬如，在讲日本历史时，老师只要按事实讲出日本是受了中国文化熏和影响才进入文明时期，学生自然会产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至于一些不得不讲的奴化宣传材料，綦际霖让教师们先向学生说明，“这是皇军讲的”或“这是报纸上登的”，然后，照本宣科念完了事，学生自然就会明白老师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