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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党内称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抗日救国会。
西部的边联县属三地委管辖，三地委的职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和青救会会长分别是于康、宋宜安、何毅、杨士敬；
东部的临郯边区属四地委管辖。
12月21日，临郯妇女抗敌救国会在沙埠召开成立大会，临郯各区妇女救国会代表和邳县及兰陵妇救会代表300多人参加，会上选举傅大娘（袁明）为会长，何奇为副会长。
12月24日，临郯鞋业工人救国会宣告成立。
1940年1月，四地委在二庙南的徐圩子成立了苏鲁边区农救总会、赵民三任会长，赵广俭任组织部长，蒋诚任宣传部长，刘成吉任武装部长。
总会下设临沂、郯城、邳县和铜山4县农救会。
继之，妇救总会和青救总会，会长分别由孙宇维、蓝铭述担任。
在四县边区，1939年3月成立了边联县妇女抗日救国会。
1940年8月根据山东省妇女抗日救国联合总会组织章程规定，正式定名为“四县边联妇女救国联合总会”，简称边联县妇救会。
梁仲侠、木林等先后任会长。
当时临郯边区有傅大娘（涌泉人）、任大娘（沙埠人）、周大娘（东盘石沟人）、徐大娘、朱大娘（张坤，兰西区妇救会长）等被誉为“鲁南五大娘”，成为抗战时期妇女界的模范代表。
如周大娘叫方兰婷，东盘石沟人（今属卞庄镇），其丈夫周振苍参加过苍山暴动，失败后去了东北，抗战爆发回到家乡，卖掉土地参加革命，1939年因送情报，被汉奸捕杀。
周大娘化名高玉兰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她的家成了临郯边区到边联根据地的地下交通战，为交通员安排食宿，曾动员土匪头目石邦杰反正。
后来周大娘担任了边联县妇救会副会长，为了抗战，不顾小脚走路的困苦，背着幼小的女儿在山区打游击，曾将自己的女儿卖给一户农民，换回10斤高梁，给山上坚持打游击的3名战士做饭吃，后来战士知道后，又凑钱赎回孩子。
但为了抗战，周大娘将女儿寄养了一家又一家，直到革命胜利。
1940年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各级群众团体组织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不断建立健全和发展壮大。
3月15日，在大炉召开大会，成立了鲁南民众总动委会第三分会，选举刘兴元、万春圃、王雪樵、于康、彭畏三、宋宜安、狄井芗、杨士敬等17人为常务委员。
同时成立鲁南宪政促进会第三分会，选举陈光等57人为鲁南宪政促进会第三分会执委。
刘兴元、于化琪、万春圃、宋鲁泉、刘子才、朱道南、刘秉周、狄井芗、于康、杨士敬、彭亮、彭畏三、盛清沂等17人为常务委员。
同日，临郯地区也召开会议，成立了鲁南宪政促进会第四分会，选举许言、蓝名述、韩去非、张林等为常务委员，许言为主任。
6月11日，在选举产生鲁南专署和参议会的同时，选举产生了鲁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以及各分会。
宋宜安为鲁南农民抗日救国会会长。
同年7月，鲁南一、三地委分别召开本地区的各界群众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抗日救国群众团体领导机构。
各级抗日救国群众团体的普遍建立，对广泛地发动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武装进行对敌斗争、反击顽固派以及参与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都起了重大作用。
设立财政经济保障部门
抗日救国纲领的实施，是随着抗日斗争的形势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巩固、扩大而逐步开展起来的，它始终带有战时的特点并围绕着共产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而展开的。
抗战初期，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所需的经费和武器、弹药、装备，主要是靠募捐和没收汉奸财产及战斗缴获物资来解决。
根据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所规定的财政经济政策，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口号，当时这一口号反映了全国人民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因而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也为国民党地方政府所承认。
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和大力支援抗战，积极捐献物资、经费和枪支。
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毁家纾难、卖掉自己的土地、房屋、家产，为抗日武装提供经费和购买枪支。
边联地区的万春圃、临郯边区的沈林甫等，他们为抗战倾家荡产奉献所有的一切。
最初组织抗日武装时，许多青年自备枪支，自带衣物，不要薪饷。
在抗日高潮推动下，经过宣传教育，一部分地主富农也能够比较顺利地出枪、出钱、出粮，并涌现出一些开明士绅，愿意拿出多年积存的粮款支援抗日部队，也有一部分人员是经过说服斗争，才被迫拿出来的，对投敌的汉奸，则没收其财产以充作抗日经费。
随着抗日武装力量和党群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所需给养经费越来越多，加之抱犊崮山区贫瘠狭小，受到日伪顽军和当地反动武装四面包围封锁，单纯依靠就地筹款筹粮，不但不能满足需要，而且会加重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因此义勇总队经常忍饥受寒，经常返回峄县，依靠当地党和人民群众募捐粮食、棉花和布匹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1940年6月，鲁南专署设立财政科，建设科、银行、邮政局和纺织局等专司财政经济的部门。
第一行署和第三行署建立后也相应地设立了财政经济部门。
凡是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地方，地方税由政府统一征收，同时停止军队和党政机关自行筹款，逐步废除“红白条”制度，采用凭粮票领粮制，杜绝对农民乱摊派、乱募捐的混乱现象。
专署颁布了二五减租、四六分粮、分半减息、优待抗属和合理负担等法令，废除了苛捐杂税，统一了田赋，制定了预决算制度，初步整理了财政，开源节流，从而改善了党政机关和部队的供给。
随着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临郯边区的临沂县和四县边区的边联县在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一是建立行政村制。
为强化机构，根据户数、人口多少，以一个或数个自然村，建立行政村制。
并进行行政村政权的选举，同时适时改造新解放区的村政权。
1940年7月25日，《大众日报》有《临沂三区召开大会民选区长》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神山、褚墩一带这方面的情况。
二是减租与增资。
4月20日，临沂县职工、佃农、雇农等200余人，召开会议，“要求取消地主对佃农额外苛索种粮办法”，“取消包工制”，“不准地主解雇退租”，要求“分半减租”。
这是临沂有文字记载最早开始的减租减息。
1940年6月7日，《大众日报》有这样的报道：
“临沂×
区×
×
乡职工会，为提高工人的抗战热忱，于本月1日，召集各村小组长联席会议，讨论麦季佃农减租、雇农增加工资问题。
会议作出4项决定：
（一）收获麦子按四六分粮（地主四分、佃农六分），地主出的种子，由大堆上按总数扣除，耕牛为佃户所有，牛草即完全归佃户。
（二）雇农工资分为三等，按年计算（一等65元，二等45元，三等30元），由各村工会组民协同雇主按实际情况增加，牛一头每年工资5元。
（三）救济赤贫工人，由工会调查，报告乡救济委员会救济。
（四）地主不得到佃户同意，不得收回租地转租别人；
雇主如无故解雇工人，得付全年工资给雇工。
”当时的这种减租减息，只是处在探索和初步阶段，但使农民、工人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却得到了适当的调节，因而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在救灾方面，1940年9月6日，临沂县政府为赈济灾民决定成立优待抗属委员会与救济灾民难民委员会。
在成立大会上，全县代表、士绅名流100余人出席。
县长丁梦孙作了报告，阐述优待抗属和救灾的重要性。
会议推选丁梦孙等29人为执委，丁梦孙任主任。
1940年春荒严重。
县政府以救济委员会为主，专门成立救济春荒委员会，并制定了切实的措施：
一是立即成立粮食运销合作社，集起数千股份，以每股股份1元，用各种办法有计划的运销粮食，二是要求大量种植蔬菜，规定每l0亩地必须种蔬菜1亩，以菜代粮；
三是从盐务交易所提出利润二成，作为经常费用。
在很短的时间内，受救济者即达1700余人，每人每天发给粮食1斤，对其中能经商者，则发给大洋20元，资助其经商，以改善生活。
在发展生产方面，1940年11月，临沂县政府要求各地普遍成立妇女生产小组，以发展生产。
到1941年4月，全县已有1100多名妇女踊跃参加，建起了59个生产小组。
临沂县政府向每个生产小组贷款25元作为基金，因此，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临沂县政府根据战时形势，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坚壁清野，分散妇女、儿童，作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而要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和保卫根据地，必须积极动员青年参军参战。
1940年4月20日，临沂县党政军各机关，举办了青年工作训练班，以提高广大青年的政治素质。
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抗日根据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保证抗日武装的军需供给，还创办了一些小型的修械厂、兵工厂、被服厂等，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早在成立之初的1938年5月就成立了修械所。
1939年10月，该修械所奉命归编一一五师供给部，1940年春，以修械所、缝制班等为基础，在抱犊崮山区的黄山口村建立了兵工厂，为了保密，对外称生产社，下设修械、炸弹、子弹、缝纫等四个作业班，约50余人。
后扩编为军工科。
开展抗战宣传文艺工作
抗战初期，四县边联和临郯地区的抗日宣传文化工作是十分活跃的，它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对敌开展政治攻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宣传文化工作是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展开的。
一一五师主力建立扩大的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也随之迅猛发展，临沂县委、边联县委和八路军各支部队都建立了专门宣传机构，形成了宣传文化系统。
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内设立主管教育的机构，宣传文化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并具有一定的规模。
1940年4月，中共一区党委四地委机关报《新群众报》在临郯边区根据地的涌泉创刊，中共鲁南区党委成立，四地委改为鲁南区党委三地委，《新群众报》又为第三地委机关报。
该报4开4版石印，三日刊。
创刊时，由地委宣传部长周南兼任社长，王士超任总编辑。
冬，苏鲁边区干校副校长乔彬（女）调任总编。
1941年2月，乔彬任社长，冷明任总编辑。
这时有编辑、记者七八个人。
乔、冷调走后，由赵宏弼任社长兼总编。
同年10月日军大“扫荡”后该报停刊。
1940年7月1日，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报《鲁南时报》创刊发行。
尽管当时条件筒陋，报纸系油印的八开四版，二至三天一期，每期发行仅100余份，但对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鲁南时报》初创时由鲁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兼社长，白刃任总编辑，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为《鲁南时报》题写了报名。
1941年春，因日军“扫荡”而停刊。
1940年11月，由鲁南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抱犊崮报》在抱犊崮山下的岭南头、张峪子一带创刊。
第二年改称《战号报》，后又改称《鲁南报》，刘天华、郭仲选、高博和李洪林等先后任正副主编。
该报先用油印，后改用石印，主要发行于抗日武装部队内部。
它对于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宣扬部队英模事迹，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等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些党报、军报，对指导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教育抗日军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
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团体主要是由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日宣传队发展起来的。
1940年7月，由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政治二大队主办的鲁迅艺术大队在临沂县庄坞（今庄坞镇驻地）成立。
该大队由临沂县动委会宣传队（民众剧社）、原临郯青救团宣传队（先锋剧社）、农抗团宣传队以及庄坞小学宣传队等四个队合编而成。
该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地方培训文艺骨干，以提高宣传质量。
培训时间，每期两个月。
1940年10月，第三军分区又将临沂民众剧社（农抗团宣传队编入其中）及先锋剧社合并为沂河剧社，刘子恒任社长。
一一五师抵达鲁南后，义勇总队宣传队改编为苏鲁支队火炬剧社。
1941年初，火炬剧社又改名为苏鲁支队政工队，仍以演戏为主。
同年11月，鲁南军区以原苏鲁支队政工队20余人为基础，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29名文艺工作者，在大炉创办抱犊剧社，王化南任社长，龚振华任副社长，李成宗任指导员。
同年底，又易名为鲁南剧社。
有50多名队员，分为3个演出分队。
军区领导对剧社工作十分关注，司令员张光中通过关系从徐州购来4盏汽灯，制做了全套的幕布。
剧社所用道具、服装多系战利品，如日军呢军服、皮靴、洋刀，伪特大褂、礼帽，国民党顽军太太、小姐的旗袍等。
最初，剧社演出范围只限于大炉、杨庄、漫溪、车辋、大仲村一带，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东至沂河区，西到枣庄一带。
所演剧目，有的是自编的，有的是从战士剧社学来的，还有的是一些传统剧目和舞蹈等。
演员大都是一专多能，演戏、奏乐、后台服务兼而为之。
剧社所演节目，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思想性，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为群众喜闻乐见。
他们先后排练了《马百计》、《打城隍》、《夜摸营》、《顺民》等戏剧，同时还排练有《陆军舞》、《空军舞》、《钉玲舞》、《儿童快乐舞》、《黑人舞》等舞蹈。
剧社除演出文艺节目外，还广泛开展社会活动，如宣传鼓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教唱抗战歌曲等。
随部队行动时，除帮助战士学习文化外，还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1942年之后，鲁南局势恶化，鲁南剧社、黎明剧社、沂水剧社等合并为鲁南军区文工团。
1940年9月，边联县文联成立，赵进先任会长，马云汉任秘书长。
县文联成立的同时创办了《边联抗战文艺》会刊。
这些文化文艺宣传团体，随时创作并演出通俗易懂、短小精彩的文艺节目，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颂扬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到各地和部队巡回演出，并向群众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
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笑声，活跃、丰富了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了抗日斗志。
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对照。
发展民众文化教育事业
根据地教育事业，是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同心同德进行抗战为宗旨，致力于普及与提高人民大众抗日文化知识、军事技能和民族自尊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夏，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在鲁南抱犊崮山区活动时，在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关怀下创办了抗日小学，由义勇总队宣传队员白秀蓉（白超）任教师。
招收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义勇总队干部子弟20余人入学读书。
他们坚持办学半年多，因义勇队东征而撤销。
学员皆被分配到人民抗日武装中任宣传队小队员。
八路军一一五师抵达鲁南抱犊崮山区之后，罗荣桓政委非常重视山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亲自找到鲁南教育界名人、一一五师高级参议彭畏三商议在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办学校的问题。
1940年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以后，共产党所领导的教育事业才真正发展起来。
这一阶段与以前不同的是：
一是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建立教育委员会，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设立了专门教育机构。
二是制定教育行政领导原则与工作制度，统一制定教育宗旨与实施原则；
三是制定中小学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发展规则。
鲁南抗日小学于1940年初在大炉村开办，彭畏三任名誉校长，彭的夫人，老教员淑影任教员兼管学校其他事务。
初办时只有年龄和文化素质参差不等的十几名学生，很快发展到数十人。
学员多系鲁南党政军干部的子女。
因当时山区贫穷，对敌斗争频繁，办学条件非常差。
课本是教员自己编的，没有石板在地上划，没有教室便在山沟里教。
教员和学生都实行供给制。
山区遭灾荒，有时大家连野菜、树叶都吃不饱。
有敌情时，学生还必须配合当地儿童团站岗、放哨。
敌人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学校便随部队转移。
该校坚持办学5年，培养了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政治思想好，抗日热情高的小知识分子。
1940年春，共产党员查树卿奉命带领一二十名抗日干部子女来到抱犊崮山区，在东马山村北崖（今属下村乡）借用几间民房，办起了鲁南抗属子弟第一小学。
经扩招，不久学生就由1个班扩为2个班。
干部子女班由查树卿任教，当地群众子女班由孙茂领任教。
是年秋，小学校址移到该村杨洪恩家。
查树卿任校长，教师有李增文、张法章、刘伯舆、宋沛章、王保恩（女）等。
学生100余人，分初、高级共4个班。
1944年春，查校长调走，杨贯五继任校长并兼任该区文教负责人。
鲁南第二抗属小学，于1940年冬建立，校址设在车辋附近的北漫溪村（今属车辋镇），有两个初级班，学生四五十人，教师有宋建绍、郑作秀、郑作禹、宋则文等。
鲁南第三抗属小学于1940年初冬创建，校址设在埠阳村前楼刘家祠堂。
校长宋传钧，教师有王利民、王福昌、李秉弟、吴清云等。
校舍16间，3个班，学生150人左右，多为抗日干部子女。
其中有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的孩子，边联县长华山的孩子和郭云舫烈士的孩子。
鲁南行署和县、区的青年妇女干部吴刚、张萍等也抽暇来这里补习文化。
三小较一、二小设备好些，办公桌椅、油印机、汽灯等俱全。
1942年8月24日，日军“扫荡”抱犊崮山区，国民党顽军也趁火打劫，配合夹击，根据地形势恶化。
三小奉命转移，教职员紧急动员，埋藏了文件和教学用具。
夜里，响起了敌人进攻根据地的枪炮声，教职工马上叫醒学生，领着大的，背着小的，转移到埠阳西山名叫“安乐窝”的山洞里隐蔽起来。
学生在洞里面躲藏，教职员在洞口观察敌情。
第三天晚，师生离开山洞，赶到白水牛石村（今属尚岩镇），找到了鲁南专署。
专署文教科长王天翼表扬他们安全地完成了撤离任务。
日军这次“扫荡”焚烧了埠阳前楼刘家祠堂的三小校舍，后又在埠阳安了据点。
三小的干部子女被分别送往别的根据地或隐藏起来，教员另行分配了工作，第三抗属小学遂停办。
鲁南抗日子弟小学的课程皆设有国语、算术、政治、常识、音乐、体育等。
国语教材由人民政府编印，起初是油印的，纸质很差，后改为铅印。
算术课无教材，由教师自编讲授，政治常识课也无教材，主要向学生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时事政策、祖国的壮丽山川、历史上的爱国将领事迹等。
有时也请党、政、军领导人讲课。
音乐课由教师先向文工团学习抗战歌曲，再教给学生，有时也请文工团的同志直接到校教唱。
当时，师生社会活动较多，如帮助校外青少年组建“儿童团”“青抗先”，组织他们学唱抗战歌曲，排演文娱节目，张贴标语，参加群众集会。
有时，学生还配合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教师还要教民校、识字班。
抗属小学皆由鲁南专署文教科直接领导。
学校实行供给制，学生的书籍簿本、吃，穿、用全由政府包下来，教师实行薪粮制。
初期生活条件很差，学校派人拿着政府开的证明信到指定的村庄去筹集粮食。
粮食多为高粱、黑豆、地瓜干之类。
有时粮食不能及时供给，师生就下湖挖野菜充饥。
后来形势好转，师生口粮由粮库供给，师生同吃同住，关系十分密切。
鲁南区抗日干部学校。
中共鲁南区党委鉴于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急需干部，便于1940年秋在抱犊崮山区创办了鲁南区抗日干部学校（简称鲁南干校）。
鲁南干校以培训区、乡基层干部为目标，设行政干部队。
不久，日伪军发动“扫荡”，国民党东北军和地方顽军也向抱犊崮山区蚕食，鲁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收缩局面。
此时，凡从游击区转移出来的干部就先安排在干校，边学习、边等待新的工作安排，一有任务，即随时调走。
当时学员最多达200人左右，其中行政干部队五六十人，妇女干部队三四十人，还有从郯城、临沂等地转来的基层工作干部。
鲁南干校隶属鲁南专署，校长由专员于化琪兼任，副校长由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兼任，教导主任先是靳怀刚，后为靳耀南。
校内设有教育、组织、总务等科，先后提任教育科长的有刘启元（原名程舜亭）、萧芳洲、黄华，组织科长有刘坤、刘砥石，总务科长是从学员中选拔的司建兴。
学校一直随鲁南专署活动，先后在边联县的涧村、花园村（今属下村乡）及邹东等地驻扎。
学员大都是由抗日民主政府介绍而来，也有的是从农村动员出来的妇女，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中学、小学程度的，还有文盲。
因此，这些人还需要补习文化。
鲁南干校在训练在职干部的同时，还培养新的干部，以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组织机构与生活方式实行军事化：
队有队长、指导员，队以下又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
在政治教育的同时，还进行军事训练，三分之一的学员配有枪支、手榴弹，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鲁南干校的课程，以政治课为主，文化课为辅。
政治课主要有：
《社会科学概论》《中国近代革命史》《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上级领导人的重要报告和文章。
一般是上午上课（由主讲人作报告），下午分组讨论。
课程除由学校负责人主讲外，还请鲁南区党委、专署的领导同志来作辅导报告。
文化课为补习性质，设有语文、历史等课程。
1941年夏，学校由邹东转移到沂河地区。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开辟新区，学员大部分分配了工作。
是年秋，剩下的学校干部和三四十名学员随区党委领导到郯城东北的苍马地区，在新建的临沭县办了一期小学师资短训班。
短训班学员有七八十人，教员多是临沂、郯城两县教育界知名人士，该培训班对以后该地区教育工作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
短训班结束后，干校随区党委机关又转回到鲁南山区。
但由于当时形势恶化，对敌斗争更加紧张，鲁南干校暂时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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