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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然而他们的创作成就，毫无疑问都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如果作为开元、天宝诗国高潮的标志和象征的话，我们宜将李杜这两位诗国的代表合而论之。

李杜诗在开、天之际出现，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次登峰造极，其最重要的意义是诗歌回到民间状态以后对宫廷创作的全面超越。

人们对此似未引起充分的注意。

我们知道，自魏晋至南北朝，文化学术一直在门阀氏族的垄断之下，文学艺术活动集中于社会的上层，宫廷兼有文化创造和消费的双重功能，文化和文学知识主要在以皇宫、春坊、后庭这个非常狭窄的的循环通道中流动。

与之相应，上承“柏梁体”，下启“元嘉体”、“永明体”、“宫体”诸体，形成了深厚的宫廷文学的传统和审美倾向。

入唐后唐武德初至天宝年这一百多年的漫长过程中，虽然《文选》、《玉台》和类书是主要的文化读物，但后二者却几乎确定了宫廷趣味。

文学创作虽然增加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艺术元素，但总体上仍然沿着六朝的脉络发展。

帝王和他们所设之文馆以及与文馆紧密联系的学士集团，兼及后庭宫妃，是文学产品的绝对创造者②。

有学者统计，康熙朝《全唐诗》收录初唐九十多年间存有作品的诗人共220余家，其中210多家是上述身份的人员，占初唐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就作品而言，220多位诗人中，剔除重出互见和一些诗人入唐前的作品，共得2444首，其中可以确认为写于宫廷范围的诗约有1520首，所余仅920首③。

如果说杨慎所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升庵诗话》卷八）未免言过其实的话，那么我们说初唐诗歌主要出自宫廷，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贞观和龙朔是初唐文学的两个重要阶段，贞观诗风和龙朔诗风典型地反映了初唐文学的走向。

然而当回视贞观一朝时，人们深感困惑的是何以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大治和新变，但诗坛却表现得相当传统和稳定。

太宗亲自倡导“庶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

用咸英其曲，变烂漫之音”（《帝京篇序》），但其内心深处仍难以真正摆脱六朝宫廷趣味，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飨会游豫范围。

贞观史家对六朝文风曾作过如此激烈的批判：

“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

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

其义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

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魏征《隋书?

文学传序》）但是贞观朝如陈子良《塞北春日思归》、魏征《述怀》那样雄浑苍劲的作品并不多见，大量的是“锵洋鸣玉佩，灼烁耀金蝉。

淑景辉雕辇，高旌扬翠烟”这般富赡华美的描写，甚至有许多谄媚的谀词，有学者将其称之为“颂体”④，是非常恰当的界定。

龙朔文坛集中了以许敬宗、上官仪、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才优而德薄的官僚和进士。

武则天的统治在中国政府管理史上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

她虽然无法标榜一代治世，然而数十年间社会经济确实也上升发展；

她用非常态政府管理机制维持了较长时期的运转，但付出了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的代价。

正是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中，士人舍道德而逐“绮错婉媚”的艺文就变成相当普遍的行为。

“上官体”因上官仪伏诛沉没于政治风浪而有所收息，而随着其孙女上官婉儿后来执掌月旦词人诗文之权又再度兴起，诗歌形式美学的单向突出发展成为初唐之末相当引人注意的文学现象。

这就是李白之所以发出“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这浩歌激烈批评的原因。

然而，初唐近百年间“民间创作”的潮流也在不时涌动，形成对宫廷文学风气的冲击，也启动了走向李杜的诗史历程。

首先是初唐四杰。

杨炯在《王勃集序》中对龙朔诗风的批评具有经典意义：

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宫，假对以称其美。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从杜甫“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戏为六绝句》）这颇为愤然的辩驳中，我们知道关于他们的为人是否“浮躁浅露”（《新唐书?

裴行俭传》），创作是否“华而不实”（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一定在较大范围内曾有过激烈的争议。

然而无论四杰的行为有没有

可议之处，也不论他们的理论与贞观史臣相比在批判性上是否有多少突破，但应该肯定，在总体上他们能够“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涩，以自由代替局缩”。

在卢、骆手上六朝趣味最浓的宫体诗“由宫廷走到市井”，在王、杨那里五律的表现内容“从台阁移至江山与荒漠”⑤，这正是积极的民间写作产生的成果，是走向李杜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它呼唤和接应了诗国高潮的到来。

第二次是陈子昂与方外之友。

《新唐书?

陆余庆传》：

陆氏“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

”⑥。

这是一批年轻的诗人，或举进士未选调，或沉沦下僚，或是道士僧人。

他们既为方外之友，则迥异于台阁诗老。

读子昂《群公集毕氏林亭》诗，其尽去浮华，而存浑厚朴茂之气，确乎与宫廷作家自成两队。

“十友”所创作的为数可观的描写山川林泉和羁旅生活的诗，无论是对美景的欣赏，还是对生命的忧患，都有一种真实的体验和情感在。

正是这种“真”，酝酿出心中和笔下的“气”。

当子昂写下《修竹篇序》，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时，这种“真”、“气”提炼成对文学发展方向的思考，而作为创作实践，《感遇》等一系列诗歌已成为李白《古风》诗写作的直接先导。

第三次是神龙逐臣。

他们是神龙元年发生的一场以倒武复唐为目的的宫廷政变的牺牲者。

张易之、张昌宗被诛后，“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⑦。

这是一个相当残缺的名册，沈期《初达州》有“流子一十八”之说，这十八人中还包括苏味道、韦元旦等，也就是说当时诗界有影响的“文章四友”和“沈宋”尽在逐臣之列。

这些逐臣都曾经是地道的宫廷文人，在高宗政柄归于武则天之后，他们是美丽而贫弱的宫廷诗风的扇扬者和追随者。

但是人生的巨大落差，使他们走出了宫廷，走近了民间，其所遭受的贬逐的精神打击和与京师的地理分离都使他们原有的宫廷心态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民间状态。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之花。

”（宋之问《度大庾岭》）“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

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

”（沈期《夜宿七盘岭》）这些诗虽然不能用骨气端翔、风格刚健这样的审美标准来评价，但字里行间情景真切，兴象浑融，忧愤之气、沉郁之感中包含了对人生遭际的思考，显示某种新的风貌。

可以说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在杜审言等“文章四友”和“沈宋”的流贬作品中已见端倪。

我们提及诗歌创作的“民间状态”，是力图与“宫廷风气”相区别。

虽然神龙至景云宫廷反复，诗风流变，宫廷作家与在野作家的内质分别已出现淡化倾向，张说、张九龄早期的作品所表现的内蕴气质也实在不能用“宫廷”和“民间”的属性简单界定。

但是将近百年初唐诗史提要钩玄，我们相当清晰地看到，是宫廷诗人掌握着诗坛的话语权，而诗歌创作长期在高层内部运转，使作品表现单一，情感贫乏，骨力薄弱。

风骨和性情的熔铸是百年初唐突围的出路，唯其如此才能根本转变诗坛“积贫积弱”的状况。

时代呼唤着李白、杜甫和更多的伟大诗人的出现。

二李杜登峰造极的意义

众多的文学史家和李白研究者在论述李白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采用“家世惝恍”、“生平非凡”这样的表述，这里学者们触摸到了一个极有意味的事实。

李白出生于哪里，是皇族血脉还是布衣后代?

是否确系凉武昭王九代孙?

是纯粹的汉人，还是胡人，亦或胡汉混血儿?

是什么原因使他成为“难求谱牒”的“绝嗣之家”⑧?

又是什么原因使其家在神龙之初，逃归于蜀?

“指天枝以复姓”⑨是记忆中的事实，还是暗喻神祗?

他本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文化教养究竟从何而来?

所有这些疑问都永远无法得出确凿无疑的考证结果，而成为一个个谜团。

然而正是这个神秘的谜团似乎已经暗示出一个天才人物的奇异的诞生，并显示出这个天才人物有足够的理由成熟，也有足够的理由天真；

有足够的理由永远成为强梁，也有足够的理由永远浪漫狂放。

然而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标示出李白这个来自于社会中下层士人所能够达到的行为的限度，所能够攀登的文学成就的高度。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将李白与此前人们公认的宫廷作家或曾经是宫廷作家的那批文化人物的活动在时间上做一个梳理、对照。

且让我们以开元九年（721）李白拜谒益州长史苏为基准点。

此次苏赞赏他的作品“天才英丽”，“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长史书》）。

似乎可以说，这次主动干谒诸侯并得到高度肯定对李白非凡的一生来说具有“时间开始了”的重大意义。

而这一年——距许敬宗、孟利贞、上官仪、郭瑜、董思恭、元思敬等人集古今文集英词丽句撰成《瑶山玉彩》五百卷，孟利贞撰集《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上官仪作《笔札华梁》二卷58年⑩。

距苏味道进士及第54年，杜审言进士及第、元兢撰《古今诗人秀句》二卷51年，宋之问、沈期进士及第

46年。

距高宗宴百僚诸亲于咸亨殿，赋七言诗效柏梁体，太子李贤、霍王元轨、相王轮以及侍臣戴至德、薛元超等并和43年。

距李峤、李适等学士修成《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崔融编珠英学士四十七人诗二百七十六首为《珠英学士集》五卷20年。

距中宗至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上官昭容评议高下，昭容在沈、宋之间衡决，最后以宋诗结尾“犹陟健举”而断为第一事12年。

距中宗至澄泓皎洁的兴庆池观竞渡之戏，苏、李适、韦元旦、刘宪、苏、张说、武平一等各赋《兴庆池侍宴应制》事11年。

这是中宗最后一次组织游宴赋诗。

从景龙二年七夕至四年四月六日兴庆池之宴，大型游豫兴篇活动竟达三十七次之多!

以上是我们列举的武则天和高宗实际享国期间重要的宫廷文学活动，这看似最高层、最高雅的诗歌写作因目的的指向为阿谀奉承、献媚邀宠而变得十分瑟缩委琐。

《瑶山玉彩》、《碧玉芳林》、《玉藻琼林》、《古今诗人秀句》等提供了搦管时的一切装饰配件，其诗貌状温恭而气格孱弱，雕凿绮错而精神苍白，不但没有儒家道德理想中的使命意识，担当精神，连即景抒怀时应有的真情实感也荡然无存。

诗道衰靡至此，多么需要一股迥别于宫廷的强大的反拨力量!

什么是李白的魅力，这是研究李白时不断追问的问题。

我认为李白的魅力正源于他所创造的人生的和诗学的奇迹，这也正是李白其人其诗的诗史价值和意义所在。

李白在《与韩荆州书》尝自云：

“十五学剑术。

”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

”他写过好几首侠客诗，如《赠从兄襄阳少府皓》：

“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

”《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与同时代人在这一主题创作中或讥刺贵家子弟骄纵侈肆，或赞美豪荡磊落、敢于牺牲的精神完全不同，李白的任侠诗颇类自传体。

在诗中与其说是要表现一种精神，倒不如说是在公开宣称他属于一个鄙视贵族，无视法规，且自我崇拜，唯我称雄的特殊群体。

正是从这一群体出发，他创造了令人惊奇的神话。

李白追求和实现理想的心态和方式迥异常伦。

他自信“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而以“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非凡的资质和才华，一切“欲取之，必得之”。

他有资格“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勇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用漫游方式激扬意志，播散声名，也竟能迎娶前宰相许圉师之孙女于安陆。

他决不走科举进士的寻常入仕之途，宁可深隐待荐。

而在天宝元年（742）玄宗下制诏“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通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旧唐书?

玄宗纪》）不久，即获得了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

以七宝床赐食于前，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的无上荣光。

一时间“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宴”（《流夜郎赠辛判官》），他平步青云实现了辅弼帝王的政治理想，极尽人臣之幸，为天下羡慕仰瞻。

李白的这种出仕入朝神话不仅在门阀制度森严的汉魏六朝，在科举路途已开，庶族阶层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的初唐，都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而且永远不可重复。

正因为如此，他给那个时代带来的惊奇是巨大的，并具有永久的魅力。

李白诗歌一如其人，全由豪放雄悍和自由浪漫的气质所铸，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快剑斫阵，十步一人；

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黄淳耀《小山集序》），与陋靡弱的初唐宫廷气息相去足成霄壤!

对此我们当以“激情诗人”对待，而不应用一般的诗学标准来衡量。

所谓“激情诗人”，是完全由强烈的本真感情驱使，将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与“陶酒、鲍色、谢山水”（冯班《钝吟杂录》卷七）全部牢笼于胸中、笔下，充分自由地加以表现，形式服从表达的内容，而绝不受任何形式的局限。

尤擅在欢欣与愤怼的两极，用摇山动地的笔力，倾注澎湃的感情，形成壮思飞扬的气局。

诗体随意驾御，篇章情尽而止，语速迅疾明达，声韵不拘平仄，句式喷迸流泻。

“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梦游天姥吟留别》）。

如果说“悲壮”感是李白与建安诗人的衔接，“惊奇”则是他激发自我并刺激读者的全新的审美手段。

李白诗的惊奇带着一种横披六合，力敌造化的雄壮、伟大的力量打开读者的思维，震荡读者的心灵，全面改写了人们对六朝和初唐宫廷诗歌的阅读体验，在中国诗歌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卷!

与李白这样一位“激情诗人”相比，杜甫堪称地道的“忧患诗人”。

和李白生平明显不同的是，杜甫身上有着浓厚的忧患色彩。

早年的裘马轻狂、读书万卷的生活，只是美好的记忆，而载入诗篇的情感都带有深刻的现实经历的戳记。

在杜甫的经历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天宝六载科举考试事。

该年玄宗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者诣京师”接受考试，但李林甫掌政，惟恐士人“泄露当时之机”（元结《谕友》），故将所有予考者全部斥之，使考选成为惊天骗局。

唐代文学史讨论杜甫时必涉此事，然皆引证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从个人“怨愤”上加以解释。

其实这一事件对杜甫创作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上层政治生活有了真切了解和切肤之痛，更在于科举入仕之途彻底堵绝而“不得制科一代名为标”11后，其生活的曲线下沉到社会的基层，更多的忧

患经历将重建起与一般科考进士不同，也与自己早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迥异的心路历程。

一个奉儒守官，不坠素业的贵族子弟不得不卖药都市，衣食寄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无疑能够从屈辱中体验到社会底层的忧患，而贫穷得以至于家中幼子因冻饿而死也必然使其忧患感拓展和加深，然而当安史之乱爆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唐王朝繁荣下的危机转化为一场灾难，诗人“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以后，他的忧患就具有了全新的且更为深广的忧国忧民的内容。

在这种忧患中，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已提升为对万方多难的国家的焦虑，并激发出“临危莫爱身”的英雄主义气概，甚至直到逝世前他仍然忧虑和惦念着朝廷、国家和人民：

“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

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伏枕书怀》）这种非常真实的心理书写充分体现出完全将个人心灵融入时代和历史的精神内涵。

作为“忧患诗人”，杜甫和李白一样，拒绝“词臣”的卑微角色，成为人格完全独立的诗人，一改屈委琐、曲意逢迎的宫廷词臣做派；

而直面国家灾难和时代创伤，用诗笔真实地表现出大悲痛、大哀伤，并将其永远成为历史的宗卷。

在艺术表现上，杜甫也具有与李白不同的表现方式。

虽然他“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

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

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

有奋迅驰骤，若驾之马者；

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

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12，但总的来看，他的诗并不太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也不太注重宏大的物象，却关注具体的人物和事物，着意于人和物的细微之处，通过反复酝酿情思，提炼表现对象的内质，使感情和意度厚重深沉，同时作者将这种感情和意度用张弛有度的节奏，回环往复的涵咏，凝重精粹的语言，丰满浑融的兴象结撰成既有沉郁顿挫之美学面貌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篇章。

杨慎《升庵诗话》云：

“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

比之于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

”确实如此，如果说李白诗气高调雄，给诗坛带来的是无限震惊之美，杜甫诗则是一派沉郁敦厚的气象，诗人兼宗一代，全面继承中形成了大幅度的突破，在新叙事手法的创立、近体格律的完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上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也是充分陌生化的，因此它同样改写了人们的阅读经验，更新了人们的诗学审美观念。

评价李白和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意义，自然应当在诗风和诗艺两个层面展开，既关注其诗的风骨、气格、意理，发现在六朝宫掖诗风未殄之际，我们的“激情诗人”与“忧患诗人”在诗学精神上对六朝及初唐百年间诗歌带有革新意义的改造和升华，同时注意他们在建立诗学典范过程中创新体、格、韵、调等形式要素的意义。

因为正是这两方面的完美结合，使李杜将近百年由宫廷诗人控制诗学话语权的局面彻底改变了，并形成了双峰对峙、双星照耀的盛大局面。

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唐代诗歌的前半期是李白做了最后的总结，是李白的胜利，然而在这胜利的庆典上，完全抽去杜甫的席位，也是不公允的。

三李杜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

许多李杜研究者都对天宝三载两位诗人洛阳相见的诗史意义给予了热情赞颂，其中多为以今度古之说，甚至不乏夸张的色彩。

事实上此次见面无非是杜甫对李白得道登真深表企羡而已。

《赠李白》自谓“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称李白“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而企盼“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所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仍然是对自己求仙访道的评价，并进一步表示对李白仙风道骨的心仪。

此次交游，虽然确有“论交入酒垆”，“气酣登吹台”（《昔游》）的经历，但杜甫之倾心于李白，主要是热心求仙。

在《冬日有怀李白》中杜甫云“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

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

”此可佐证杜甫的确是有随李白求仙访道之约的。

至于为什么空期鹿门，是否和他本人的秉性气质与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名士风度并不相容有关13，是实在不得而知的。

这里我们指出李杜二人的直接交游并不具有文学史家所评价的诗史意义，根本原因“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14，但并不否认它对我们研究唐诗发展过程的意义。

恰恰相反，它向我们揭示的天宝初李白与杜甫不对等交往的事实倒是很值得注意的。

从现存的交游资料不难看出杜甫对李白有“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的感情，有“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的高度评价，但是他的诗却很少得到相应的回报。

杜甫晚年在《南征》中曾深深地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关于这一现象仇兆鳌曾分析到：

“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

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昔太白未之见耳。

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

”15这里有感情色彩浓厚的想象成分，难以取信。

唐润州刺史樊晃作《杜工部小集序》云：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

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据此我们知道杜甫诗在当时没有被普遍认知，客观上是由于安史战乱，南北阻隔，杜诗未能广泛传播，主观上读者审美观倾向于“戏题剧论”的作品，对诗思沉郁的“大雅之作”缺少重视。

樊晃代宗大历五年至六年任职润州，故《杜工部小集序》所反映的是迄止大历年间杜甫诗传播和接受的情况。

杜甫诗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到贞元、元和时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韩愈《调张籍》诗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数句，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的具体背景如何，当时一定有一场关于李杜的争论，只是争论的内容和倾向是什么实难详其情。

一个基本事实是，经历了生前和大历的沉寂，杜甫得以与李白并称，并成为与李白形成优劣之争的一方，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味的转折。

贞元、元和年间的士人，多数出生于安史战乱平定之后。

他们是像大历诗人那样逃避社会现实，去创作一些虽有格调，但边幅偏狭的诗呢，还是介入生活，用诗笔表现时代精神呢?

其实，当涉及到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不仅要追问作家的态度，而且要追问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对淑世热情的激发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宪宗政治上的开明态度和由此带来的复兴气象，使得不少诗人恢复了对社会的信心，坚定了儒学理念，唤起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并激发起了自身的使命感。

孟郊、卢仝、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李绅、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一批关注现实的诗人，都是在这一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具有高度拯世情怀的“忧患诗人”杜甫被重新认识，时代需要杜甫，而贞元、元和的士人的情感也与杜甫非常契合。

因此虽然在大部分诗人心中李白并没有被忽略，但杜甫显然受到格外重视了。

白居易《与元九书》谓：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

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

”这里已经将杜甫稍稍向前推进了一步，进而在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对李杜则有了显而易见的抑扬之意。

以下是一条颇有经典意义的人们常常引用的材料：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肩差于子美矣。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显然在元和这一特定阶段，文心服从了史心。

然而这一评论的代表意义是非常突出的。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此后不久，第一部尊杜选本《唐诗类选》就出现了16。

选编者顾陶不但以前所未有的识力和气度，选录了杜甫三十多首诗，而且在《序》中一反“李杜”排序，首次提出“杜李”之说，尊杜的风气从此愈来愈烈。

晚唐诗人并没有进行过李杜优劣高下的讨论，从“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杜牧《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李白已亡工部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