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历程Word文件下载.docx

科举历程Word文件下载.docx

《科举历程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科举历程Word文件下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如不少老三届学生仍在怀念力主恢复高考的邓小平一样，想来古代无数的穷书生也应该感激这位荒淫帝王——“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科举让寒士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从此过上体面的甚至妻妾成群的生活，体验到了“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快乐。

从史书上看，杨广推出科举选仕制度，并非是政治作秀，当年确实出于选拔优秀人才的需要。

《隋书·

炀帝》记载，大业三年杨广下了诏，诏文一开头即称，“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

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

周称多士，汉号得入，常想前风，载怀钦伫。

朕负扆夙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

”从杨广这段“心里话”来看，他根本不像是荒淫之君，倒如刘邦、李世民一般有为。

从中可以分析出，杨广谋得皇位之初，还是颇想有一番作为的，希望做一位立政经邦的“明君”。

所以杨广表示，“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

以此求治，庶几非远。

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

有一于此，不必球备。

朕当待以不次；

随才升擢。

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

”

　科举就是设科举士，唐代科举设科多达几十种，分为定期举行的常科和由皇帝临时决定举办的制科两类。

其中进士科和明经诸科是最主要的常规考试科目，明经诸科选拔熟悉各门儒家经典之士，进士科选拔既通儒经、又有文辞造诣的才子，显然，进士科比明经科选士标准高，考试难度大。

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30岁考中明经已经是大龄了，而50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的呢！

因此，进士科出身的人特别受到推崇，即便是位居高官的人，如果没有进士出身，终究感到遗憾。

　　唐代科举考试采用的方式，有帖经，是将遮贴的经文内容填写出来，相当于现在的填空题；

有墨义，是关于经文内容的简单问答题，都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熟练掌握程度，完全是死记硬背的功夫。

还有诗赋、策问等方式，则是考察文笔水平及对时政的把握能力。

但诗赋有脱离治国实际的局限，策问则有难以客观评定成绩的弊病。

下面是唐代的学生必读（必考）书目，就知道唐代的学生负担有多沉重了——

唐：

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

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

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

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

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

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

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

（《新唐史·

选举上》）

　　唐代考生来源有二：

一是“生徒”，即当时的官学在校生；

二是“乡贡”，即通过其他途径完成学业的，可向所在州、县报考。

唐代科举，权贵的推荐还有很大作用，故考生到京城后，往往要设法取得某位显要的赏识。

例如诗人白居易，初至京师应举时，就曾向顾况献上自己的作品，顾况一见他的名字，便戏弄道：

“现在米价很贵，‘居’可不容易呀！

”等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不禁大加赞叹，说：

“能道出如此妙语，‘居’还是容易的！

”于是便向主考官推荐。

　　唐代科举及第率是很低的，明经科十中一二，进士科百中一二。

幸而进士及第者，便如鲤鱼跳龙门一样，身分一下子就变了样。

新科进士聚会于曲江亭，是长安的第一胜景。

公卿王室也多有参加者，大家欢庆相贺，荣盛之至。

曲江会后，进士们前往位于现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题名，取流芳百世的纪念意义。

白居易十七岁一举及第，受到普遍青睐，有诗赞扬说：

“慈恩寺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科举制度自产生起，就开始对学校教育发生指挥棒功能。

汉代学校是选士的一个途径，还可以直接作官。

而科举实施后，学校成了选士的一个环节，最终必须通过科举才能作官。

这样，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必然操纵教育，也就是说，科举考什么，士人就学什么，学校就教什么。

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实施的完全是应试教育。

士人学习的直接目标，就是科举金榜题名，学而优则仕。

　　唐代科举尚属于初级阶段，录取规模很小，还要通过吏部的考试才能作官，只能算是给读书的寒士开了一条进入官场的门缝而已。

到了宋代，科举的地位大大提高，每届录取规模高出唐代十几倍，进士及第后立即能作官，而且升迁要比无科举出身的人快得多。

考试制度也在逐步健全。

　宋代科举确立了最终由皇帝决定录取的殿试制度。

公元973年，有落榜考生告发主考官录取不公，宋太祖亲自在讲武殿命题复试，这是宋代举行殿试之始。

北宋中叶以后，为体现皇恩浩荡，殿试一概不再淘汰，只是排出个名次高低而已。

殿试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也强化了科举的作用。

　　从宋代建立起弥封、誊录的制度。

弥封又称糊名，即把考生姓名遮盖起来。

但是还可能从笔迹或事先商定的记号辨认答卷人，为此又实施了誊录法，即将弥封好的试卷另行抄录后，再交考官评阅，为防止誊录人员作弊，还有对读人员，负责核对誊录卷子和原卷。

弥封、誊录制度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阅卷的客观性。

　　科举考试方式的改良也在不断尝试。

王安石变法时，废除帖经、墨义，改试经义，经义是论述儒经某一内容的小论文，既考察考生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理解，又考察考生的文笔水平。

为了加强评阅的客观性，王安石还编制了经义式，作为标准格式，经义式不断严格化，到明清发展为八股文。

兹依《宋史·

选举·

科目》，录宋朝的的考试科目如下，看看古时考生都要考什么、掌握什么：

宋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

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道，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

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

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

凡《三传》，一百一十条。

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

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条二十五条。

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

明清科举的正式考试有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阶段，常科每三年举行一次。

乡试每逢农历子、卯、午、酉年秋八月在各省城举行，皇帝也可以在非常科年份决定开乡试，称为恩科。

乡试的考场称为贡院。

考生为本省各府州县学的生员，俗称秀才。

考中者称为举人，即获得本省推举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

会试于第二年春二月在京城贡院举行，考中者已是实际上的进士，立即准备参加殿试。

到清代中叶后，殿试固定于四月二十一日在保和殿举行，只考策问一篇，考生按一、二、三甲排定名次，一甲只有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进士及第；

二甲一般占考生的三分之一左右，称进士出身；

其余为三甲，称同进士出身。

　　明清乡试和会试都是考三场，每场间隔两天。

一般是头场考经义，后两场分别考诗赋论策或其他公文的写作。

实际上是以头场成绩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

经义又称制义，是一种以四书五经、主要是以四书内容命题的作文，它有严格的内容和形式要求，写作宗旨“代圣人立言”，也就是说考生不是以自己的名义作文，而是代替圣人起草文章，因此必须领会圣人的意思，以圣人的口气讲话，在观点上必须符合朱熹《四书集注》等官方规定的经典教材。

文章的正文要求分为八段，即八股，两两对偶。

所以又称为八股文。

这些规定使考生只能拘泥于八股套式之中，严重束缚思想和才气的发挥。

明代的学生必读（必考）书目：

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

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

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

（《明史·

选举一》）

清代的学生必读（必考）书目：

所习《四书》《五经》、《性理》、《通鉴》诸书，其兼通《十三经》、《二十一史》，博极群书者，随资学所诣。

日摹晋、唐名帖数百字，立日课册，旬日呈请助教等批晰。

朔、望呈堂查验。

（《清史稿·

科举考场称为贡院。

北京贡院位于崇文门内观星台西北，建于明代中，后不断扩建，成为会试及顺天府乡试的考场。

贡院大门前有“天开文运”牌坊。

二门正中悬“龙门”大匾，龙门往北，依次是明远楼、至公堂，为考官办公之处，还有登高了望的哨所，以监督整个考场的秩序。

考生只能走贡院东西砖门，而且要验明正身，例行搜检，才能进场。

自龙门到至公堂的甬道两侧都是考场，分布有一排排的号舍，依次按《千字文》顺序编列。

到清代嘉庆年间，已有9200多间，可见考试规模之大。

图：

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考场“江南贡院”

古代考场内景（江南贡院）

　　考生的生活是相当辛苦的，每人独居一间号舍，进行全封闭式的考试。

号舍十分狭小，勉强容下一人，内有可以移动搁置的木板数块。

白天，将木板分开，上层是桌，下层是凳。

晚上，将木板并在一起，又成了卧榻。

考试整天进行，吃喝拉撒全在其中，其滋味不亚于坐监牢。

考生应考时除必备文具外，还需携带生活用品：

提篮、食盒、食物、饭碗、蜡烛，甚至便器，卧具、取暖用炭等等。

乡试已是中秋时分，会试更当春寒料峭，而且当局为防止将作弊材料偷带入考场，对考生的衣着及携带物品有严格规定，总的说是要求尽量单薄、透彻，所以，考生饥寒交迫是在所难免的。

故历来“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的感叹。

　　然而，一旦科举及第，那就意味着发迹的时刻来临了。

到发榜的那天，考生们都翘首以望，当时的心态极为紧张，而一旦得知结果，又必定是几家欢喜，多数人怅惘忧伤。

明代规定，考中进士就可以到晋升高官的预备机构――翰林院供职，或者直接担任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官职，最基层是担任知县。

举人不再考进士的，也可以获得相应官职。

清代规定的八种作官资格中，进士和举人排在前两位。

这就是说，只要中了举人，就成为统治阶级成员了。

　　因此，考中举人之后，既是本人科场拼搏的关键性胜利，也是地方、尤其是所在官学的荣耀。

清代规定，新中举人要扎牌坊祝贺，赴京会试由官府发给盘费，都由官学开支，至于来自各方面的赠贺之礼就更多了。

考中进士，就达到了学业的顶峰，荣耀更是非凡。

这是公布及第进士的金榜。

这是进士的喜报帖子。

这是祝贺王阳明考中进士树立的牌坊，相当气派而隆重。

清代进士及第后，皇帝亲自出席在太和殿举行的庆贺典礼，然后新科进士到孔庙行祭奠礼，树立本届进士题名碑。

这是北京孔庙中的进士题名碑，其中元代碑尚存3块，明代碑存77块，清代碑全部保存下来，共118块。

　　但是，以考八股文为主的科举制度，从总体上说是不利于造就人才的。

由于四书可供出题的内容有限，所以只要掌握数十篇乃至数百篇文章的写作，就很有可能懵中考题，至少也可以照葫芦画瓢，而侥幸取中。

所以士人不仅不学与举业无关的学业，到后来连经典原著竟然都可以不必读了，只钻研作文诀窍，知识面已狭窄到极点。

　　于是出现了各种八股文范文集，一般是选编获得科举高第的试卷，或加以评注解说，称为“程墨”或“房稿”，供应考的士人学习，或背诵、或仿效而已。

正常的教学活动至此已没有多大意义了，学风被完全败坏。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则将八股取士毁灭文化和摧残人才之害，比作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至于那些连应试本领都没有的人，还可以通过考场作弊来蒙混功名。

宋代的作弊风已经是相当兴盛了。

宋史选举志记载有五种方式，即传递、换卷、偷卷、代考、篡改，一般都需要和考场管理人员串通才行。

再就是设法将有关文字材料带入考场，为此也是费尽心机：

密密麻麻写在内衣里面的文字，袖珍本的四书，总之需要尽可能做得隐蔽和小巧。

还有更微型的文字材料，只有巴掌大小，但内容齐全。

据说是用鼠须做的笔，由专业工匠书写成的，不过看起来肯定是十分费眼力的。

　　统治当局为防止科举舞弊，在维护考场秩序方面还是很下力的，这是皇帝亲笔的告诫。

对考官及管事人员的任用有严格的程序和制约措施。

贡院考场的规矩也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

明天顺七年，即1463年会试时，贡院失火，监院官仍锁着门不让出入，结果烧死考生90多人，事后，皇帝下旨，赐给死者进士头衔，作为一点安慰。

清代多次严厉处置考官舞弊事件。

例如1658年顺天府乡试科场案，顺治皇帝下令将受贿考官李振业等5人，连同行贿考生田耜（四）、邬作霖一起斩首，主考官及其他有责任、受牵连者也被判刑。

但是由于科举关系到功名利禄，又是凭一次性考试结果来选拔士人，所以杜绝不了心怀侥幸、投机取巧的行为。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旧式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在知识和能力方面都应付不了国难当头的局面，由于科举制度把持着人才选拔和任用，使其成为新式学校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到新的学制建立起来后更是如此。

1905年，张之洞等联名上书，指出科举一日不停，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要求立即废除科举，清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于是历时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进入了历时博物馆。

　　科举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学而优则仕在制度上的保证，也确有客观公正的制度特点，从而大大激励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兴盛。

但同时也使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构成典型的应试教育模式，学用不一致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其间的利弊得失值得我们认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