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grwp论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特色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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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劳动决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回到路遥，回到《平凡的世界》——是我们无可回避的事实。
而本文将从创作特色方面对这部作品加以解构和分析。
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联系作者自身状况和他的其他作品，意在解构出《平凡的世界》的独特价值和个性风采，挖掘其丰富的内涵和永久的魅力。
一
任何故事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空间，而成功的作家往往从自己较熟悉的环境着手来刻画人物。
路遥曾经说过：
“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
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
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
”“我较熟悉身上既带有‘农村味’又带有‘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
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震撼人心与作者选取自己熟悉的七八十年代城乡“交叉地带”作为文章的大背景不无关系。
社会的发展使得现代的人不可能永远脱离农村或永远不接触到城市而活着。
城乡“交叉地带”相对于城市或农村更是一个容易产生故事的地方。
而七八十年代有正是中国的转型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加上城乡在传统的文化.习俗.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固有差异和冲突，所有的一切都为这部作品平添了一丝魅力。
路遥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交叉地带”这一概念，这是他的发明。
自他发明后，他就专注的耕耘在这块土地上直到生命的终结。
《平凡的世界》更是将他的这一范围发挥到了极制。
大到省城（主要是省城），小到乡村，中间是县城和专署所在地。
相对于一个圆，圆心是在县城的定点上半径是乡村和省城，故事的人物们就在这个圆内作着相应的运动，他们身上也带有着“交叉地带”的固有特色。
一方面，《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大多出生于农村，即使没有出生于农村也与农村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
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祖辈、亲人和许多朋友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根在这里，他们也不可能彻底的脱离农村而生活，更多的人还是要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像孙少安和双水村的大多数乡亲们，他们人生的舞台还是这片充满泥土气息的天空。
另一方面，以孙少平、金波、田润叶、孙兰香、金秀等为代表的广大青年（尤其是接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对他们来说，农村虽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毕竟是闭塞狭小的，青年人的梦想使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从农村走向城市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
他们义无返顾地跳出农门，奔赴城市，在城市的天空下意气风发，努力拼搏，充分发挥着自己，为了理想，为了充实的人生而奋斗不已，以农村人特有的文化.美德影响着城市。
此外，田晓霞、李向前、顾养民等出生于城市的青年人，他们与那些双水村出来的年轻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以爱情关系为主）。
对这些人物来说，他们与出自农村的青年生活上的交会，才是他们存在于这部小说中的必要。
他们以自己的城市文化、心态影响着孙少平这些人，但更多的是被孙少平这些人身上的农村文化、美德所深深影响，这些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恋人，亲人。
这种城市和乡村相交会环境下形成的人与人的互动，成为这部小说一个突出的亮点。
但即使描写的是城乡“交叉地带”，有城市有乡村，在作者眼里也是有轻有重的。
路遥的情感始终寄托在那个叫做双水村的地方，由于衷爱，他希望小山村的青年人走出山坳到外面闯一片自己的天地，于是就有了人物延展的县城、专署所在地、省城等，有了众多与小山村出去的年轻人发生关系的人。
可以说，这个“交叉地带”的出发点在双水村，落脚点也在双水村。
县城、专署所在地、省城只是双水村的附庸，没有了双水村，县城、专署所在地、省城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没有了双水村的人和事，再多的城里人在文中也没有用。
路遥之所以选择双水村这个小山村，是因为他始终不曾放弃农村，这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有很大关系。
路遥就出生在陕北的一个贫穷农村，并通过读书、打工等方式徘徊在城乡“交叉地带”，他对那片最初生他养他的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
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双水村的人物始终怀有偏袒之心，在双水村内部的人际关系中他的情感倾向是在那些世代为农，儿女读书上进的人物（如田玉厚一家）身上。
但一旦双水村的村民和外部人物发生纠纷，路遥的情感倾向立刻转向小山村。
在路遥的情感世界里，双水村永远是轴心，县城、专署所在地、省城都是轴线上的点，是完全为了双水村的人物设想的。
这大概就是路遥永远走不出“交叉地带”的动因吧！
同时这部作品也透露出了作者对乡土乡情的深深留恋和呼唤。
乡情、乡思、乡恋是路遥作品作品永恒不变的内容。
作者对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人情化描写，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农本文化意识。
在《平凡的世界》中描写的孙玉厚一家的生活也正是千千万万农民传统生活的缩影。
孙玉厚孝敬母亲，善待弟弟，为儿女操碎了心，无不体现了孝、悌、仁、瓷的伦理规范。
而懂事较早的少安，自小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但同时他有是一个传统伦理情感和人生义务的承担者。
至于一生追求生命价值的孙少平，无论是在县城求学，还是在黄原揽工，铜川挖矿，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家”。
以孙少安为例，作为商品大潮冲击下农村的最先觉醒者之一，他有随时代潮流行进的目光和勇气。
是他第一个为古老的双水村引来了机器声，办起了乡镇企业，他不但要自己先富起来，而且要使全村人都富起来。
他可以说是新时代农村新人的一个代表，但同时孙少安又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不愿意离开土地一步。
他说：
“咱们是农民的后代，出路只能在咱们的土地上。
”在孙少安眼里，属于他自己的这块土地上的每一种收获，都将全部属于自己。
他要“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
”这一点也恰恰印证了路遥的观点：
“任何一个出生土地的人，都不能和土地断然决裂。
”孙少安这种爱土地的“激情”，也体现在爱妻子上，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在有了孩子以后，更不讲究穿戴，经常是一身带补丁的衣服，便会记得很小的时候，还年轻的母亲也是穿着一身缀满补丁的衣裳。
于是，他会立刻产生“像土地一样朴素和深厚的母亲”这样一种情思，而且想起来“就让人温暖，让人鼻根发酸……。
”在这里，作者又一次把爱情——土地——母亲联系起来，土地在这里不仅作为最本质的、最富有感情的、最能使人动情的中介，他可以使爱情更加深切，使母爱更加醇厚。
可以看到，在孙少安这个青年农民身上，路遥那种“农民式”的土地意识和“农民式”的爱情和理想是多么深厚和富有诗意。
读者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农民身上某些愚昧、保守、狭隘的精神重负，但更多的是我们民族的伟大凝聚力、承受力和延展力，更多的是广大劳动人民身上艰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部作品也成了这一时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部小说，有的人因为其中描写了大量陕北农村的生活图景而将其看作是一部乡土小说，也有的人因其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情景以及一定数量的城市生活认为不应将其看作乡土小说，而应该看作改革小说。
“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于‘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
”凡是成功的乡土小说家都不会放弃这两个描写视角的。
路遥的这部小说中即使涉及到一些发生在城镇中的事、城镇中的生活，也是大多具有地域性且与农村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更何况文中对于双水村生活的描写占了很大一部分内容。
所以即使人们难以将这部小说看作一部完整的当代乡土小说，却并不防碍人们承认小说中从交叉地带和农本文化意识中体现出来的一定的乡土特色。
这部小说对黄土地上的生活有着众多细致的描写，也刻画了众多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物，真实地再现了从1975年初到1985年初那一片土地上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
试看双水村的风云变迁，田、孙、金三个家族众多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打枣节，闹秧歌，少安结婚喜宴哪一个不带有浓郁的陕地色彩。
即使是县城、专署、省城也受到了乡土文化深深的影响。
比如，田福军升为黄原行署专员的消息传来，田姓家族和双水村便沉浸在骄傲和激愤中。
在城里，闻风来看望田福军的首先是些“原西籍老乡”。
“满屋子原西土话听起来是亲切的，但场面未免有一些庸俗。
在有些原西籍干部看来，也许他们荣升的机会来了。
”这其实是很深刻的笔墨，依稀可见出乡土礼俗文化的影子。
至于对斗争满银、偷水、捉奸等事件的描写，谁能说这些不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发生的吗？
不带有浓郁的风俗画气息吗？
二
有人称这部小说是“农村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不仅塑造了大量的农村人物形象，也塑造了众多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形象，这其中以两类人最为典型。
一类是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代表的向命运挑战的抗争者。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42章作者写到“什么是人生？
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
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
”孙少安将人生的理想寄托于家乡的土地，孙少平将人生的理想指向了城市的天空。
孙少安，这是作者怀着尊敬与爱怜双重复杂的心情，为当代读者塑造出的一位改革开放前后农民创业者的形象。
在他的身上沉淀着厚重的乡土文化，同时也具有新时代的风采和魅力。
孙少安不愿永远龟缩在家里的一亩二分地里面，身上有股来自生命深处的抗争与反叛的激情，他要在这块土地上开创别样的人生。
但不同于孙少平的浪漫幻想，而是以一个真正的庄稼人的务实与朴素，在转型时期的新生活中，不惜抛洒辛勤的汗水，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有能力这样做——他的能力实际上也许只能在这个天地里施展！
”他的人生充满了苦难与抗争，从六岁时第一次拿起小镢头和小绳，到十三岁那年放弃学业，亦然和父亲一起支撑起了这个破败的家庭。
苦难从一开始就找上了他，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着无言的抗争。
“由于他的精明强悍和可怕的吃苦精神，在十八岁那年，一队的社员就一致推选他当上了队长。
”开始管理起几十户人家的劳动和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孙少安怀着对改革的热情期待，敏锐的觉察到历史发展的新动向，于是便率先在自己生产队推行承包责任制。
这一石破天惊的行为，预示着一场农村生产体制改革的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孙少安的大胆试验虽说遭到了扼杀，却显示出了他对命运的抗争。
不久，他便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大好机遇，从承包责任田到兴办砖窑场，从希望——奋斗——失败——再奋斗——成功，他敏锐的跟上了历史发展的脚步，生动地再现了一位当代农民创业者艰苦奋斗的历史。
在对苦难的承受和抗争中，孙少安始终以强者的姿态实现了对苦难的征服和超越。
孙少安身为农民的后裔，可能与他过早的感受到生活的苦难有关，他从不好高骛远，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方面他具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可敏锐的觉察到历史的每一丝颤动：
另一方面又具有农民的稳定与谨慎，渴望改变命运，对生活又不敢有过高奢望。
面对润叶火热的爱情，他只能怀着巨大的悲怆与痛苦，理智地关闭了情感的大门，结果既辜负了田润叶对他的爱，也亲手为自己酿制了一杯生活的苦酒。
孙少安作为农民传统文化的体现者，最充分地体现在对家庭伦理情感的眷恋上，他疼爱奶奶，体贴父母，爱护弟妹，对于不幸的姐姐始终牵肠挂肚，作者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极其生动地表现出孙少安与全家人相濡以沫，艰难度日的动人情景，令人深刻体验到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之中所蕴涵的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
结婚分家以后，他继续履行做儿子的职责，不时为家里量油买盐，给奶奶买好吃的，照顾弟妹的生活。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要征询父亲的意见，获得老人的同意和支持。
孙少安是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新一代农民形象，在他身上延续了传统农民的心理和气质，又富有新时代的特色。
他确实没有谈笑风云的英勇与豪迈，却坚韧，顽强有着特殊的气质。
他没有理想的光环，高大全的形象，却让我们感到一个庄稼人如同泥土般的质朴、浑重与自然。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农民形象是最重要的人物系列之一，以孙少安为代表的新时期农民以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使中国农民形象，进一步走向深刻与丰富，可以说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小说中，孙少平的人生经历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要的情节线索。
从浪漫的学生时代到黄原揽工的艰苦磨练，再到铜川煤矿的井下生活，可以说上演了一出完整的人生三步曲。
既是一部人生的苦难史，又是一段人生奋斗的历程，同时也是一条灵魂搏斗的抛物线。
他面对命运一次次击打，进行一次次不屈地抗争，正是这种命运的重压和对命运的反抗精神与行为，才使平凡的人生具有不平凡的丰富质量。
作为一名接受了现代文化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孙少平已经摆脱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单一塑造，具有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相互混合的精神气质，对于人生他有着迥异于孙少安的理解。
对于未来他虽然没有明确的人生理想，从而为自己提供一幅清晰的未来画面，但他决定走出传统的生活，走出双水村，创造新的人生和寻找自我价值。
因为他知道，他的舞台决不是在双水村。
不知道是思想影响了行动，还是行动影响了思想。
如果说在求学时代，苦难生活是来自无力抗拒的客观压迫，那么，当一名揽工汉，则是对于苦难所做出地自觉、主动的选择，执意要把忍受饥饿、寒冷、屈辱和劳累作为自己走向人生首先要接受地最基本的考验。
田晓霞的不幸遇难，使他禁受了远比初恋更为沉重的精神打击，但这位坚强的男子汉，从情感的风暴中挺直了身躯，勇敢地面对现实，重新恢复了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念。
直到最后在一次事故中为了挽救工友，脸部遭受了严重的损伤，苦难又一次同他遭遇，但最终他又一次释怀了，依然赞美青春和生命，依然感受到太阳永恒的微笑。
在孙少平的人生道路上，作家为他设置了无数的坎坷和障碍，使孙少平在对苦难的征服中，逐渐实现了从文化心理到人格精神的全面更新与超越。
在对孙少平的刻画中，作家更注重心灵地净化和人格地健全，他能以大慈大悲的胸怀，对人们的各种遭遇与行为方式进行设身处地的体谅、理解与关怀。
如尽管郝红梅“背叛”了他，但是，当郝红梅身处绝境时，孙少平则挺身而出，把她从地狱拯救出来。
面对跛足女人侯玉英热情奔放的求爱信，虽说并不爱她，但不禁“油然生出一种温暖和感动的心情”，并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他和金波如同胞兄弟，待师傅和惠英嫂如同家人，即使对于精神上残疾者，也真诚相待，绝不鄙视。
孙少平具有庄稼人的机智、练达、忠厚和质朴，这也是他面对人生一次次击打，并没有倒下，反而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将其作为他进一步精神发展阶梯的原因了。
“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放弃那最初的信仰。
”只要认准了正确的方向，就应该一路走下去。
孙少安与孙少平是同胞兄弟，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们终究体现着两种人生选择和两种生活哲理。
一个求实，一个幻想；
一个重物质，一个重精神；
一个倾向传统，一个指向未来；
一个深植农村，一个远足城市。
孙少安在农村地奋斗和艰苦的创业精神，孙少平在城市进取的苦行僧式的精神都充分体现了当代青年不满于现状，敢于向命运挑战，实现人生价值的努力，也体现了作者经过理性思考后的审美追求。
一类是以田福堂、孙玉亭为代表的乡村农民“政治家”。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42章作者借少平的感觉表达这样的认识：
“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
在这个世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
”以田福堂、孙玉亭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或许你会认为其不值一提，但相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些人才是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导干部，在农村他们的权力和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他们上面更高级别的干部。
虽然活动的范围、面对的对象和挑战、自身的条件没有使田福堂这类人成为伟大的人物，但他们的才智和行动却可以让许多平庸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
在对这种乡村干部的描写中，作家依据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透视出其思想性格的多重性、复杂性和深邃性，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人生哲学与文化心态。
他们都是农村中的能人和强人，由于久居“官场”，老谋深算，胸有城府，含而不露，善于拉帮结派，排除异己。
在纵横捭阖中巧妙地平衡各种复杂的关系，表现出农民的“狡猾”和精明。
拿田福堂来说，他虽不是小说最重要的人物，却也是颇见性格光彩和历史深度的角色。
此人可说是个乡土政治家，村子里的“强人”。
他习惯于在“左”的政治氛围中活动，处事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双水村的人，尽管都或多或少对他有意见，但大部分人又都认为，书记还是只能由这家伙来当。
”不是没有道理的。
长期政治生活的磨练，使他于貌似随意中即可杀出一串“妙棋”。
比如，女儿润叶一直苦恋着泥腿子孙少安，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很恼火，感觉到自己的脸没处搁，“又不便伤自己娃娃的脸”，就一面进城找弟弟、弟媳妇，“让他两个赶快给润叶在城里瞅个人家”，一面巧妙“泄露”孙少安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的秘密，找到“让后生下不来台的好茬口”，弄得少安遭受批评之初还一时不知祸从何来。
他处在孙、田、金三个家族的矛盾冲突中却能调和化解，游刃有余。
在孙玉亭与王彩娥因偷情所引发的斗殴事件中，田福堂稳坐家中，静观其变。
要不是后来有人故意将事端引到他的身上，也许这一场动乱就是他最终坐收渔翁之利。
在造坝动员村民迁居时他采取分户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使反对者老实就范。
作为一方“君主”，农民思想观念中的自私自利劣根性，使他处在有利的生存位置上，“对个人利益当然一点也不放弃”，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表现出十足的霸道和蛮横。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彻底泯灭农民的传统道德和做人的良知，如果做了亏心事，也会感到内疚和不安，（如在告发少安私自扩大猪饲料地后，在批判会上他找了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坐着，一直低头闻手里的烟卷，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
）并且，在他身上依然透露出来自乡土的农民的作风与气质，表现出农民的机智与练达，懂得怎样笼络人心，顺应乡风民俗，在人情事故上，做得滴水不漏。
田福堂动员金老太太搬家，一面给人下跪，动之以情，一面抬出金老先生，晓之以理。
通过他一番精彩的演说，我们可以看出田福堂对于民间风俗、人情事故可谓通晓谙熟，在把握运用中真正达到了天衣无缝，炉火纯青的境界。
从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国农民的人生哲学中，蕴涵着无穷的智慧、深奥与复杂。
但由于长期以来生活在“左”的环境里，受“左倾”思想影响十分严重，所以他在初闻少安要搞责任制的消息，“耳朵里爆响一声炸雷”，直接反应是“无法无天”，“造社会主义的反”。
还想到“公安局的法绳”之类，直觉告诉他，“必须坚决制止”。
他的反对并非出自个人的狭隘动机，实为某种思想和历史的惯性使然，故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失利也非个人才智的不济，乃是个人在历史大潮面前的无能为力。
故后来“每天，他蜷曲在院子里的那块破碾盘上”，他有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一种难言的孤独与苦涩，一种无法解释的悲怆和凄凉。
其实，处在命运转折点上的何止一个田福堂呢？
像影子一样追随田福堂左右的，被戏称为“职业革命家”的孙玉亭，他热衷于张罗会议，搞形式上的轰轰烈烈，欣欣然于抛头露面，惯会见风使舵，乃是畸形政治生活的一个沉重遗产。
待到生活转入商品经济，转向务实，他成为一筹莫展的“失业者”。
如果说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对于田福堂意味着从政治权威到经济利益的双重失落，那么对于孙玉亭这位贫穷而激进的口头革命家来说，则是精神上的危机。
“失去了亲爱的集体，就象没有娘的孩子。
”他向往那已经远去的旗帜招展的岁月，向往那轰轰烈烈的大集体劳动的场面。
尽管路遥对于农村干部在改革大潮中心理上的矛盾冲突还缺乏更深刻的透视，但毕竟勾勒出了其思想情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而这也许是那个时代干部所共有的心理发展历程吧！
三
路遥是一个能够敏锐地感觉出生活发展动向的作家，他表现新时代的崇高美，有着自己的特点。
作为美的一种具体形态的崇高，由于具有一种庄严性、神圣感，以往文学作品大都把这种美的体现者限于英雄人物和先进人物，或者是一个光辉的集体。
似乎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劳动者，就很难会显示出伟大的胸怀和光辉的业绩，也很难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人公。
路遥则不同，他认为“真正有功力的长篇小说不依赖情节取胜，惊心动魄的情节未必能写成惊心动魄的小说，作家最大的才智应是能够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
”“文学的‘先进’不是因为写了‘先进’的生活，而是对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活动作了准确而深刻的描绘。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追求一种在平凡中显示崇高的美，因此他的眼光更多地是注视着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这些人也有见事不明的苦恼，有在重大抉择面前的犹豫和动摇，在他们身上亦有历史的灰尘，但他们身上更多地闪现着新时代的美。
平凡却不平庸是他们真实的写照，他们亦足以成为人们生活的楷模。
在叙事的过程中，路遥追求的是一种如平凡生活中本身那样的，不动声色的美学效果。
“不仅开头要平静的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
”“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
”没有令人拍案而起的震撼，也没有一眼就能看到的倾斜，一切都象生活本身那样慢慢地，淡淡地展开，一切有都象生活本身那样无处不在地浸透了读者，从而使叙事产生一种极强的审美潜力和浸润力。
这一切就使路遥笔下的崇高美，不仅有着一种圣洁感，更多的是给人一种亲切感，更易于激起审美者心灵中的波澜。
歌颂人性的美好，是这部作品又一个显著的特点。
路遥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史作品，通过比照中外小说，感觉到建国以来的“作品中的人物很少例外的被分为好坏两种”，对这种现状十分不满，于是乎就产生了一股冲动念头：
“我要给文学界、批评界，给习惯看好人与坏人或大团圆故事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形象，一个急忙分不清是‘好人坏人’的人。
”这部作品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坏人，没有极端的个人主义，也没有十恶不赦的罪人，最多是一些有一定缺陷的人。
在整部作品中大量洋溢着温暖的人情味，将农村一代有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邻里关系的温暖情愫融合在一起；
让城乡不同文化、不同习俗带来的城乡的对立溶解在城乡新一代青年人相知相交的友情、爱情之中，让严酷的人生氤氲着温暖的人情味。
同时作者也没有在人格意义上否定任何一个人，从乡土政治家田福堂，善于见风使舵的孙玉亭到游手好闲的王满银，甚至包括傻瓜田二的身上都直接或曲折地闪现出人性的光彩，他们可能有一定意义上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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