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界定与人类发展规律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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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人性内容特殊。
三是人的本质。
马克思将之现实性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0页）；
“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532页），“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
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345页）；
“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页）。
显然，这种社会关系总和既决定着现实共同体的性质，也决定着现实个人的地位和品格。
这可以说是人性内容个别。
学术界早已注意到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也肯定了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却大多没能深入思考其间的区别，因而也没能正确梳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应该看到，在关于人性的考察中，人的本性、特性、本质是一个统一整体，是人性的剖面结构。
它们都体现为人类作为一种生命现象与生俱来的规定性；
其中每一个方面的状态都与另外两个方面相关联。
比较起来，人的本性是基础部分，人的特性是中间主干，人的本质是外部表现；
人类是从自身需要出发，按照生命活动所达到的自由自觉程度，建构一定性质和范围的社会关系。
个人或共同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什么样，他或他们的本质也就呈现为什么样；
这一本质一方面取决于他或他们以智力为特征的生命活动发展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决定着他或他们的需要被满足的程度。
换句话说，人类发展原动力是自身需要，后者是不断展延、上升的过程；
但这种需要被满足的程度任何时候都是确定的，它取决于人们的智力水平，表现为人们拥有社会关系的总合。
马克思关于人性的论述表明，人的本性源于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物质规定性，属于自然必然性；
人的本质表现为社会关系的总合，属于现实客观性；
而人的特性是连接本性和本质的中介，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生命存在方式的物质规定性，另一方面，它的发展状况决定着人们现实形成的社会关系总合。
这一认识使马克思有条件从人性变化去解读历史：
“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他在批判边沁时也说：
“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页）但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沿着人性方向走下去，却仅仅抓住人们现实性本质表现即社会关系的总和展开了自己的科学研究。
现在看来，马克思的选择源于他的一个基本判断：
资本主义社会出了问题；
当务之急是改变这一社会关系。
而要把握社会关系，需研究生产关系；
要把握生产关系，需研究生产力；
要把握生产力，需研究生产资料。
这样，马克思通过对以蒸汽机技术为代表的大机器生产方式历史作用的确认，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
客观上，马克思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述，一方面停留在对其结构内容的平面展开上，另一方面它对其历史局部的静态描述——当时社会关系的总和——则成为唯物史观的起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人性问题上的风风雨雨、潮起潮落，既不在于否定一般人性存在，也不在于否定具体人性存在，恰恰相反，严谨的学者往往既承认前者，也承认后者。
人们迄今为止之所以没能拿出使人信服的答案，在于没能完成二者的统一：
要么关于一般人性的表述无法逻辑地转化为具体人性，要么关于具体人性的表述又无法历史地抽象为一般人性。
这是两种形式不同的片面性。
从逻辑上判断，人性变化应该以人类自身演变为载体，即通过主体生命活动的矛盾运动来诠释其历史；
所以，人性必须具备既对立又统一的内在结构或关系。
对于把握历史而言，或者说，对于把人类发展看作是一种特定物质运动而言，人性三个方面内容应该共同成为认识基础。
在这里，本性所表征的物质规定性实际上成为不言而喻的判断前提，本质所展示的现实客观性实际上成为既定事实的观察结果，人类发展实质上是人的生命活动特性的发展，即以智力进步为标志的生存能力的发展，也即劳动能力的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4卷第258页）。
人的本性属于生物属性，作为一种自然属性，它表明人与自然界的同一，即人是自然界。
人的特性所展示的对自然界的劳动改造，表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即人不是自然界。
而人的本质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规模，既显示了人对自然界改造的方式，也显示了人对自然界改造的成果。
人通过劳动这种生命活动改造了自然界，体现出人与自然界的特定关系。
正是这种改造使人的生物属性成为与自然界的另一种关系。
值得区别的是，其他动物的生物属性并没有构成与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关系”特指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所建立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是特指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
换句话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对“我”而存在的。
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返回到自身的“关系”，而且根本没有这种“关系”；
动物除了生物属性之外并无其他属性，它与自然界的联系就是自然界本身。
人的劳动同动物生存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
劳动能使自然物质变得适合于人类消费需要；
动物的生存活动则依靠本能适应自然界。
人具有思维能力，可以从精神层面对对象作超时空处理，使自身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外部条件成为思维对象，并通过劳动使二者趋于一致。
有些动物也显示出某种思维能力的萌芽，但它们不能把自身需要同自身区别开来，也无法把满足自身需要的自然条件同自然界区别开来，因此其活动始终无法超出本能的范围。
地球上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只有动物而无人。
人在形成之初，只具有自然性。
人是从自然性开始并依靠这种自然性发展起来的。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唯一的关系。
它包括两个方面：
人属于自然界；
人改造自然界。
前者是人的自然性，后者是人的文化性。
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成果是文化。
劳动是实现文化的手段。
人通过劳动实现了文化，文化的实现使劳动者成为人。
自然性属于人的先天性，文化性属于人的后天性；
或者说，自然性确认了人对自然界的服从，文化性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
人性是人的自然性和文化性的对立统一。
从广义看，文化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
文化的对象化不过是使对象“人化”。
就此而言，文化就是人本身。
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文化本身已经是一种特定关系，即人与自然界、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特定关系；
而人本身虽然也是关系，却是包括了文化关系在内的更广义的关系。
例如，人所具有的生物属性就不是一种文化状态，只能表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那么，人的自然性究竟是指什么呢？
第一，是指人的物质性。
自然界归根结底是物质的。
人的物质性是人的生命机体的物质性，即作为生命存在标志的人体新陈代谢的物质性，也就是人的生存需要具有物质性。
第二，是指人的个体性。
具有生物属性的人只能是个体的人。
任何一种生物，物质性需要都是其生存条件；
而这种物质性需要最终都表现为个体的物质性需要。
显然，人的自然性所包括的物质性和个体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同一的，其中，物质性是自然性的内容方面，个体性是自然性的形式方面。
完整把握自然性的意义，必须联系人类特有的文化性来谈：
第一，文化内容具有精神性。
文化作为劳动产物,是指客观物质按照劳动者意愿发生了某种改变，仅就此而言，一切文化都只具有物质形态。
但文化内容本质上却属于精神性质的。
因为，作为自然存在的物质和作为文化存在的物质有着共同前提：
首先，构成元素总体上都一样，文化物质并没有包含更多物质成分；
其次，结构规律都一样，文化物质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消灭规律。
区别仅仅在于：
自然物质是天然生成的，文化物质是按照人类自觉意识创造的。
第二，文化形式具有社会性。
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产物，是劳动成果积累生成的。
它由特定劳动者创造出来，但无法靠他们保存下去。
人类任何个体存在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文化现象都具有偶然性。
文化只能在社会关系中传承下去。
一方面，社会依靠历史形成的语言、文字传承了文化，另一方面，文化的精神性质使传承过程低成本和无损耗，保证了文化成果的无限积累。
文化的精神性内容和社会性形式既对立又统一。
一般说来，文化创造是内容决定形式，即先有精神性活动，再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式；
但是精神活动主体除了首先要满足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之外，还在从事文化创造之初，就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
显而易见，学术界把人性看作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流行意见并不准确：
其一，它仅仅抓住社会性这种形式，忽略其精神内容，无法真正与动物界相区别。
因为人类形成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原始状态中的自然分工合作，还是阶级社会的竞争合作，在动物界都有迹可寻。
其二，它遮蔽了智力进步的主导作用，无法真正描绘人性历史，也无法说明社会发展史。
事实证明，首要问题不仅在于人们需要建构什么性质的社会关系，还在于能够建构什么性质的社会关系。
后者只能取决于人类以智力为特征的劳动力的发展水平。
把人性看作自然性和文化性的统一可以消除上述弊端。
从人始终属于自然界而言，文化是体现人类自然性的手段；
从人类自然性在不断演化而言，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目的。
因此，自然性决定了人类存在的内容，文化性决定了人类存在的形式。
人类历史就是人的自然性不断被改造和不断被肯定相统一的历史，也是自然性和文化性的矛盾运动过程。
具体说来，所谓文化性对自然性的否定是指：
人的文化性即人类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界按照更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目的不断进行自觉改造。
因此，任何文化现象都是对自然现象的否定，任何文化行为都是非自然行为，任何文化成果都是体现了人类自觉意识而发生了变化的自然物。
人的文化性愈发展，其自然性就愈萎缩，人就距离动物界愈远，也就愈成其为人。
所谓文化性对自然性的肯定是指：
只要人类存在，人的自然性就存在，自然性不会因为文化性发展而归于消失。
如果说，文化性对自然性的否定体现了后者向前者的不断转化，那么，这种转化只是在量的意义上进行，永远也不会导致人的自然性质本身的改变。
就此而言，人的文化性的发展也是向自然性转化，即构成人化自然界。
在文化演进中，一旦出现了新的文化形态，旧的文化形态所表现的文化性，不过是自然性。
按照对人性的上述理解，人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认识人类发展问题：
其一，从人类同属于自然界，因而具有永恒的自然性出发，只宜考察人与其他动物区别意义上的人性。
这里，人的文化性不仅与自然性同义，而且应归结为自然性。
因为文化性属于人独有的特性，对于其他动物来说，属于不可比因素。
人的自然性的物质性表现为精神性，即表现为劳动力或生产力；
人的自然性的个体性表现为社会性，即表现为劳动关系或生产关系。
劳动力与劳动关系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反映人与自然界关系，都具有自然必然性。
其二，从人类处于发展状态，因而不同时期的人类或同一时期的不同人拥有各自相异的意识能力和社会关系出发，只宜考察人与人区别意义的人性。
这里，人的自然性只须表现为文化性。
因为自然性为人类所同有，属于不必比因素。
人的文化性的精神性作为实现的劳动力，表现为生产力；
人的文化性的社会性作为实现的劳动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
就此而言，人类发展即文化性发展，也就是以劳动力与劳动关系为内容、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形式的发展。
社会科学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和干预，需要以人性判断为基本出发点，并同时兼顾人性的两个层次。
比较起来，第二层次的考察，对于实践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然而，两个层次的逻辑关系表明，必须先有第一层次的认识，才能有第二层次的正确理解。
二、人类发展过程智力化与社会化的对立统一
根据人性中的文化性，人类能够走出一条不断发展的道路。
这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先天拥有的大脑构造和社会本能条件，它们所衍生的智力化和社会化，对此起到了关键作用。
人脑形成的意识能力是一种对象化能力，也是区别人本身和自然界的能力，即区分主体和客体的能力。
它使人有可能从大量复杂的随机联系中，选择出主客体彼此一致的关系，进而通过人力使客体趋于主体化，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
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运用意识能力，可以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但是，人的意识能力总是表现为个体能力。
个体活动范围和生存时间都是有限的，其意识能力难免具有片面性，其思想成果的保存难免具有偶然性。
人类先天具有的社会性恰恰弥补了这些缺陷。
社会性之所以能够在意识能力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是因为意识能力成果具有天然社会化性质：
任何一种成果都可以无限复制而不会丢失其使用价值。
这意味着，个体意识能力凭借社会联系可以成为整个共同体的能力；
不同个体的意识能力在社会中可以互相补充，组成新的能力；
不同时期的意识能力，通过人口生产延续和累积，构成现实的能力。
不仅如此，意识能力既借助社会关系不断提高和增强，也反过来促进社会关系扩大和完善。
不断强化的意识能力能够收集、整理更多的信息资源，能够处理、规范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物际关系，能够组织、管理更大规模的社会合作和生产过程，并因此能够形成更加科学的目标，更加精准的计划，更加长期的效益。
而新的社会关系则将以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长时间、更高效率，对全部意识现象进行汇集整理、筛选甄别、优化组合、精益求精，使意识能力发挥更大作用。
人类发展就是智力化和社会化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
它既推动着人类个体意识能力得到越来越全面的开发，又促进着人类整体社会关系进入越来越密切的联合。
就此而言，人类发展就是自身意识能力的发展；
而后者是以社会关系不断拓展和深化为载体的。
人类在与自然界关系方面越是强大，其社会一体化程度就越高。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走势。
最初，像一切社会性动物一样，人类社会关系形成也是出于物种生存和繁衍的需要：
一方面，需要某种合力以保证获取食物来源，并应付自然界对人类的威胁；
另一方面，需要在避免近亲繁殖危害的前提下，保证种群延续。
显然，这与其他动物并无根本区别。
然而，这种原始社会性所要求的社会规模是一定的、适度的，并不要求社会关系无限扩大，更不会要求整个种群社会化。
并且，人类早期社会关系与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直接联系，人们受风俗习惯支配，在耳濡目染中养成；
其性质是渐进形成的，其规模是逐步实现的；
这种社会关系本身就有物质性特点。
事情演变是自文明时代开始的。
此时，人类出现了专门脑力劳动，形成了独立的精神产品。
人们发现：
传播精神成果将带来很高收益，他人很快就能学会这些成果并用来改变自己生命活动方式。
对于精神成果传播来说，社会化程度越高，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
社会化变成了一个诱人目标。
然而，随着社会化进展，一个社会共同体往往容纳了不同种族、民族、阶级、阶层，其间又有分工、分配的利益差别，交往形式增多，性质日益复杂，要想依靠自然演进的方式规范其秩序已不可能了。
人们只能把社会当作另一个自然界，考察其存在事实，判断其运动性质，总结其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和谐的内部秩序和合理的对外原则。
这种秩序不仅需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同时也需要解决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
为了建构这样的社会关系，需要形成一整套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系列可操作方案。
这是人类社会性发展的一次质变。
它使社会关系一改自然必然性的面貌，本身成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研究对象，并因此使之具备了可塑性。
自文明时代开始，人类智力化进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涉足了两个领域：
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主要通过与他人合作发展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智力化以社会管理为背景，体现在人际关系领域，属于“人—人—自然界”发展模式；
在商品经济时期，人们又开辟了通过劳动工具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新途径，智力化同时以物质生产为背景展开，进入到了物际关系领域，增加了“人—工具—自然界”发展模式。
以此为背景，人类社会化发展也出现了性质上的不同。
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所谓“人对人的依赖”时期：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劳动工具比较简单，人力不仅是可以直接使用的物质力，也是比工具更为重要的物质力。
这个时期产生的少量脑力劳动者，大体集中在社会管理领域，目的是实现并维护人与人的合作。
这个时期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以体力劳动为主，主要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产业结构比较简单，生产资料科技含量低且水平相对稳定，其技术构成往往直接决定着生产力水平，也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
不难看出，这种生产关系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2卷第32页）
同时，人们社会交往范围以民族国家内部为主，交往目的基本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国家主要运用强制力来规范社会秩序。
正如马克思所说：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141-142页）
这一时期，人类只是依靠体力去实现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生存压力始终存在。
这时形成的“人—人—自然界”发展模式，中间的“人”实质上起着工具作用，是人类尚未用机器取代却将要取代的工具人。
人们的自组织水平决定着物质生产状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建构社会关系方面拥有多大自由权，恰恰相反，从总体上看，人们仍然不得不依据生产资料去形成生产关系。
智力在社会管理领域应用产生了两大成果：
一是形成了不平等的生产秩序以及维护这一秩序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
二是通过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发展，积累了日益丰厚的思维成果，为人类智力化实现突破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智力只是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致使人类长期徘徊在较低的生活水平上。
第二个时期是马克思所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期。
这时“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脑力劳动者数量和质量都在显著增加。
除了继续从事社会管理之外，越来越多脑力劳动者进入了直接物质生产领域。
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开始从以体力为主向以脑力为主转移，生产目的开始从生存需要向发展需要转移，产业结构趋于复杂，生产资料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这时，科学技术延伸至生产理念、劳动管理、工艺过程、工具设备等各个环节，成为决定物质生产活动的第一生产力。
而生产关系形成也相应取决于多种要素的综合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总体文化的产物。
同时，社会交往趋于全球化，交往形式在增加：
从人员交往、产品交换发展到资讯交流、信息沟通；
交往深度在拓展：
从经济、政治层面发展到文化、思想层面。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判断和社会制度的确认都具有了多种可能性。
人们不仅需要考察社会物质生产力水平，也要考察精神生产力水平；
不仅需要考察本民族生产状况，也要考察其他民族生产状况。
为此，社会关系形成具有更多选择性，而不同选择将导致良莠不等的利益格局和疾缓不一的发展状态。
这一时期，人类发展需要逐渐上升成为主题，并在“人—人—自然界”模式旁边，形成了“人——工具——自然界”模式。
脑力劳动直接进入物质生产领域之后，推动了大机器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开启了真正“人—工具—自然界”发展模式的时代。
在此以前，人们虽然也使用各种工具，但基本上是立足于经验事实制造的，主要起到了延长四肢的作用，优化的是体力劳动；
它们虽不断积累和发展，却始终未能帮助人类走出温饱之虞的困境。
智力化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的展开，使科学研究也从统一的哲学中分化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
人类用很短时期就把农业这一传统产业压缩在一个很小的劳动范围。
与此同时，借助于物质生产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脑力劳动者不断增多，社会科学不断进步，为人类跨越阶级对抗、民族隔阂、国家壁垒、文化冲突贡献了越来越科学的思想成果，展示了越来越多样的策略模式，提供了越来越理性的道路选择。
可见，如果把社会化视为智力化的表现形式，那么，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经历有两种社会关系：
一种派生性质，与自然经济时期即前资本主义文明相一致；
一种原生性质，与商品经济时期即资本主义文明以来的走势相一致。
由于双方都需服从客观规律，并且，由于各个民族发展不平衡，不同性质文明必然交错并存，所谓“派生”、“原生”只是相对判断，不应做绝对理解。
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
“派生”社会关系主要与物质要素联系，呈现出直观性；
而“原生”社会关系既与物质要素联系，又与精神要素联系，呈现出复杂性。
毫无疑问，后者是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虽然它所拥有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仍然是一定的，虽然人们仍然不得不在这些既定条件下去判断和选择，以至于仍然不能不服从客观规律，但是，意志自由空间增大了，要素组合形式多样化了，社会关系将因此呈现不同的性质和状态，人们将因此面临不同生存环境和际遇。
也许归根结底，在历史长河中，这些都属于体现规律的个别形式，其间差别均属微不足道，然而，它却能够影响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命运。
这个意义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通常所谓表现生产力内容的形式了，它本身已经演变成生产力内容，成为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
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曾从分工角度区别过上述两种社会关系：
一种源于直接物质生产过程，受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支配，表现为工艺学意义的分工；
这是通常意义的生产关系，属于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曾用“企业内部分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71页）这一概念来指称，认为这一“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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