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读书笔记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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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绪论中主要讲了政治参与的定义、性质以及自动参与和动员参与的区别。

第二章在分析政治参与时，把政治参与和社会以及政治精英面临的其他目标相联系，强调政治参与本身在多数情况下不被赋予很高的价值。

第三章在宏观层次上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抉择：

社会的总体经济和政治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平等程度，是怎样与政治参与的水平和形式相互关联的。

第四章从微观层面，探讨社会地位、流动机会和组织背景对于个人是否选择政治参与的相对影响。

第五章从群体层次，把注意力集中在低收入群体的参与问题上。

最后一章则总结全文，把本书分析中提出的论题和作出的结论作了概述。

并指出其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前景提供理论思考。

因为篇幅和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有限，再加上个人能力不足，如果逐章分析，未免有走马观花的嫌疑。

下面我就本书中一、二、三章节中的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后面3章则用总结性的话语概括：

第一章绪论：

政治参与的性质

在绪论中亨廷顿谈到了政治参与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政治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说，即使是亨廷顿本人，在不同的时期和著作中对政治参与的概念也由不同的界定。

但是，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有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不同特征。

为此，他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政治参与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并从五个方面对政治参与作了较详细的分析：

首先，政治参与是平民的参与。

亨廷顿将共同体中的人按照所扮演的角色将其分为三类：

政治决策者、政治参与者和政治冷漠者。

政治决策是作为政治职业者的政治精英的活动如政府官员；

政治参与是普通平民的行为，其政治参与是间断性的、业余性的；

政治冷漠者主要是指那些是无心、无力参与政治事物的人。

其次，政治参与是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活动。

平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是特指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的行为，是一种政治活动。

其目的是为了改变或影响政府的现有决策，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利。

第三，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政治态度。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只应该包括客观的政治行为。

因为政治取向属于一种主观的、内化的个人态度和感情，如政治知识、政治思想等，是不可预测的；

而政治行为是一种客观的、可分析的政治活动，如投票、选举等，是可预估的。

只包括政治行为的政治参与可以提高分析的客观性。

第四，政治参与注重过程而非结果。

亨廷顿认为，只要是已经发生了的有关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都可以算是政治参与行为。

而不管其是维护了社会稳定还是使社会陷入了混乱和无秩序。

第五，政治参与包括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

亨廷顿认为政治参与应包括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形式，因为，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在事实上是很难区分的。

并且，有的政治参与既包含有主动参与又包含被动参与，往往是一种混合型的政治参与。

第二章目标与选择：

发展背景中的参与

在这一章节中亨廷顿在批判继承发展自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关于政治参与的两阶段四模式说，以及精英对政治参与目标的影响。

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为发展的自由模式，其基本观点为：

通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可以逐步实现社会经济更趋平等，进而促进社会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直接促进政治参与。

但发展的自由模式饱受质疑。

有评论说，除了美国，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接近发展的自由模式。

一般说来，自由模式过分强调了社会和经济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至少从短期来看，一个社会的政治精英的价值取向和政府决策对该社会政治参与模式的影响，比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亨廷顿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它一些模式对把握这些政治参与及其它发展变量的关系更有帮助。

尤其有四种模式——中产阶级的、专制的、大众的和技术统治的模式，在我们看来似乎把握了这些变量在当代许多个案中的动态变化。

亨廷顿还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四个模式适应政治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发展的初期阶段，面临的问题都是中等阶层政治参与的扩大；

第二个阶段是发展的中期阶段，面临的问题是都市及乡村下等阶层的政治参与的扩大。

中产阶层模式与专制模式适应第一个阶段，技术统治模式与大众参与模式适应第二阶段。

政治参与的这四种模式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所有模式，而是这几种模式假设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四种模式也只是政治参与的理想模式，实际生活中发展中国家可能符合其中某种模式的若干特征。

总之，两阶段四模式说为后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参与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

另外在本章中亨廷顿还阐述了政治精英对政治参与目标实现的影响。

他指出政治精英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可能是影响该社会政治参与性质的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都知道：

在大多数社会阶段，政治精英掌握了国家权力，并有可能利用其权力去垄断一些资源去影响或改变政策。

政治精英是扩大参与还是压制参与，主要看精英们面临的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压力及他们自身的抱负。

这就是参与的目标的问题。

除非精英们认为，一个社会政治参与的扩大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他们不会将扩大政治参与作为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优先目标，因为，政治参与的扩大是一把双刃剑，参与的增加会扩大他们的政治支持，但也会分享他们的权力、利益，参与的无序甚至会危及统治。

当精英们面临竞争性对手的压力、或者面临其它的优先任务如民族独立、社会福利、经济发展、国家整合及革命变迁、或者在野精英试图动员新的阶层支持其竞选时，政治参与就会作为一个附带的产品被扩大或受到压制。

普通公民是参与的主体，但参与的决定性影响在于精英的态度和行为。

政治精英和普通公民在政治参与上构成了矛盾结合体。

政治精英一般不主张扩大参与，但社会的新阶层、新集团倾向于扩大参与，而扩大与否的主动权掌握在精英的手中，“那些有能力扩大政治参与的人常常缺乏扩大参与的兴趣，而那些有兴趣扩大参与的人又常常缺乏扩大参与的能力气”。

总结来看，政治精英很少会把政治参与的扩大作为首要目标。

政治参与扩大的程度，主要反映政治参与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的程度。

第三章发展、平等和参与

在第三章节中亨廷顿谈到了发展和平等这两个变量在不同时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它的反作用关系。

传统的自由发展模式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程度呈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增长得越快，政治参与的扩大也越快；

经济发展的程度高，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

反过来，政治参与的扩大也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提高增长的质量。

亨廷顿在研究了战后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材料以后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与政治参与的确关联紧密，从较长范围来看，经济增长与政治参与呈正相关关系；

但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或者促进政治参与，或者引起政治参与的倒退，或者导致政治参与的失序和社会动乱。

关于经济增长何时能促进政治参与，亨廷顿从一个较广泛的范围，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收入和教育程度提高会促进政治参与。

二是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促进政治参与。

三是社团组织的增多会促进政治参与。

四是政治职能扩大会促进政治参与。

五是个人政治意识觉醒会促进政治参与。

经济增长有时不能促进政治参与，主要有以下这些情况：

一是某些特殊参与形式的变化不受经济发展的影响。

比如投票参与形式，在许多不发达国家，自建国起就存在着非常高的投票率，但没有投票率增长的长久的趋势。

二是经济增长的某些方面趋向于减少政治参与。

经济的增长会使政府活动范围扩张，如果民众认为，政府职能的合理扩张，使他们不必再通过政治参与途径获得或保证自己的公益，公众就会减少政治参与。

经济发展导致的政治决策需要专业知识，也会使公众减少政治参与。

另外，在短时期内，个人社会流动会减少政治参与。

亨廷顿修正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相互关系的结论：

“就促进政治参与来说，社会外部环境的影响，可能会部分补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不利因素；

而社会传统文化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也可能抵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有利因素。

”

发展的自由模式也假设社会经济平等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亨廷顿研究后认为，那些研究平等与参与的学者在论述二者相互关系时比较粗糖。

首先，发展的自由模式的政治参与只限于民主政治参与而不是所有形式的参与；

其次，对平等的定义也过于模糊，平等与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是谁因谁果等方面很少有学者进行过系统、实证和比较的分析。

在经济平等推动政治民主的根据研究方面，亨廷顿认为有两种途径。

一是看社会演变中两者出现的历史顺序，即看经济平等与社会民主哪一个先出现。

二是将客观经济条件与主观态度联系起来，看绝对政治功效感与相对政治功效感哪一个更重要。

（绝对政治功效感是关于政治的知识、对政治与个人需求的关系的认识等，即地位平等；

相对政治功效感是人与人之间能力高低的感觉，即地位水平。

）他的观点说到：

“参与是不同地位群体成员之间平等的平等的政治功效感的产物，也是某一地位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集体功效感的产物。

一个地位更平等但地位平均水平较低的社会，可能比一个地位平等程度较低但地位平均水平较高的社会，具有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

总的说来，社会经济平等与政治参与相互影响。

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早期，沿着中产阶级模式发展的政治参与的扩大，会加剧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反过来又使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在后一个阶段，大众模式中政治参与的扩大，会通过政府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措施，促进更公平的社会经济平等。

从参与的角度讲，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扩大的过程，那么，扩大政治参与是否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呢？

亨廷顿的研究认为，政治参与不会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它更多地会成为政治精英实现其它目标的手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

发展中国家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但政治参与却有赖于占少数的政治精英的选择。

对穷人来说，只要存在流动机会和流动渠道，一般不会选择政治参与，穷人更偏好通过流动提高地位，以达成自己的理想。

当然，在应对共同的危机或者穷人取向的政治动员的时候，穷人的政治参与能够表现出巨大的力量。

在扩大政治参与的社会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高度相关。

政治制度化高且吸纳力强的社会稳定性强，政治制度化低且吸纳力弱的社会稳定性弱。

对这本书的章节评析暂时到此，虽然这书虽然只评析到一半，但是我有种“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感觉。

虽然亨廷顿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这本书已经出版问世很多年了，但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些理论对今天发展中的中国还是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众所周知，我们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都出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国家依然还是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

中国领导人不断重申，中国的人均GDP还排在世界第104位，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的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众多世界所罕见的难题，哪个问题在13亿人口的大国解决起来都很不容易。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我个人认为民主政治的不完善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政治参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中国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

虽然我们国家自称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事实上政治参与的程度并不高。

比如说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但是这种选举权往往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机会参与。

追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参与政治更多地位精英士族阶层，而民众的政治参与的机会很少（除非暴力革命），所以说中国人缺少这种民众参政议政的传统和意识，也就是习惯性被管制；

第二政治参与的渠道封闭或者狭窄。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层阶级开始崛起，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条件。

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的中层阶级在政治参与的愿望积极，开始寻求参与政治的权利和渠道。

然而在中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制的程度依然很高。

尽管改革开放多年，但政府在一些方面仍然持保守态度，不愿意放开手中的权利，所以可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非常狭窄，导致政治参与受挫。

第三还是关注于下层阶级也就是低收入者群体。

亨廷顿在本书第五章就曾提到：

穷人很少参与政治，因为参与政治似乎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无关，这也无助于解决他们的问题。

的确，在中国来看贫富差距还是很大，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例如农民工还处在为生活奔波操劳中，对他们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今天或明天的工作、食品、住宿、医疗和家庭责任负担，而不是花费多余的精力参与政治。

所以他们要么不参与政治要么被动员参与。

最后我个人认为，如何提高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权衡在民众进行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利弊，将是以后中国民主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