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比较文学理论概要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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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40》出版，该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法国不同作家、哲学家对德国形象的幻化以及这种幻想由崇拜到幻灭的过程，体现出“形象”所产生的巨大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力。
1951年，卡雷的弟子基亚出版《比较文学》，该书虽未运用“形象学”一词，但以“人们所看到的外国”为题设专章讨论。
基亚一方面坚持实证研究，主张以大量鲜活的文学事实为基础，同时又主张“不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的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①。
基亚在谈及个人、集体、民族这些名词时，实际上已将异国形象的研究由“事实联系”延伸到“文学、文化”，表明形象研究必须在文化背景下展开。
20世纪60年代，巴柔、让一马克．莫哈等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形象学作了更为深人的探索，巴柔提出，“所有的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
形象因而是一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表述，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一。
他认为异国形象不是个人或单一文化的考究，而是两种文化互动的产物，应该放在“社会集体想象”层面上深入研究。
这些论述已经论及形象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
法国学者对于异国形象的跨界研究引起了部分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的担忧。
韦勒克曾指出，“卡雷和基亚最近突然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以包括对民族幻象、国与国之间互相固有的看法的区别的研究，但这种做法很难使人信服”。
他批评卡雷和基亚的研究更接近历史、思想研究而非文学研究。
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强调异国形象研究的“文学性”，反对过分挖掘文学以外的历史或政治证据，以此来保证形象学的文学性，其初衷可嘉，但在实践中却未能贯彻下去。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欧文·
奥尔德里奇在韦恩州立大学出版社的《龙与鹰——美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形象》（1993）（TheDragonandtheEagle：
ThePresenceo，Chinai，ltheAmericanEnlightenment）就是从本国政治和历史文化视野研究中国形象的，并揭示出美国创造这一异国形象背后的社会政治意义。
因此，美国学界的异国形象研究同样是一种跨学科、跨国别、跨文化的文化研究，并且更具实用性特点，有些美国学者的研究甚至直接服务于美国政治需要。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特别是后殖民批评的异军突起推动了形象学的发展。
形象学从各种后学理论中获取了思想资源，从而在不同层面上开展对异国异族形象的研究。
“东方主义”、“异国情调”、“中心与边缘”、“族群认同”等概念进入形象学的话语体系。
一些批评家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文学经典中异国形象的描绘，如后殖民批评家对莎士比亚作品中描写异域或野蛮人时所流露的文化优越感的分析和批判，从理论和实践上扩展了形象学研究。
二、形象学在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出使国外和留学人员的出现，西方人的形象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日记、游记和介绍中。
其中饶有意味的当属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1876年郭嵩焘作为清朝政府的第一任驻伦敦公使，后来还兼驻巴黎公使，他将从上海到伦敦的五十天日记整理后抄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的书名刻板印行。
在书中，郭嵩焘认为西洋技术发达，七万里一瞬而至；
特别是他认为西洋的政教（英国的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优于中国，设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治民顺从民意，优于中国，这就打破了“天朝上国”政教优于狄夷的神话。
郭嵩焘的这些言论激起轩然大波，引得满朝大夫公愤，闹到奉旨毁板①。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衰败又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对欧洲文化思想产生怀疑，1919年梁启超出版的《欧游心影录》，着笔点尽在西方近代文明的破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
他通过周游欧洲和描述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应，展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推崇②。
1929年，有感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和丑化，郑振铎在《西方人所见的东方》一文中发出感慨：
“东方，实在离开他们太远了，东方实在是被他们裹在一层自己制造的浓雾之中了!
”③钱钟书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1937）可视为一篇典型的形象学论文。
钱钟书在文中重点探讨了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的各式文献中对“中国”的特定解读与想象性塑造，包括法国的中国研究对英国的影响，英国早期文献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面貌，中国风格在英国的流行与争议以及英国文学对中国故事的曲解与改写等。
可见，有关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文章在中国出现较早，但这一研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没有深入下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乐黛云、孟华等人的大力译介下，出版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1999）、《比较文学形象学》（2001）等一批形象学的论著和译文。
这些著述介绍了形象学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并较详细地探讨了形象学的研究史和方法论，为比较文学形象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不断升温，形象学逐渐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开始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新的独特而重要的分支。
第二节形象学的基本概念
形象学的相关概念是理解形象学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下面分别对“形象”、“社会整体想象物”、“套话”和“他者’’四个关键词加以阐释，以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
一、形象
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形象”主要指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
与文学理论中界定的“形象”相比，形象学中的“形象”有其自身特点：
一是其涵盖面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形象”窄，它并不针对所有层面的“文学形象”，只是研究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
二是这种形象体现了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性质。
异国形象的创造有别于美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塑造，而是某种文化表征，也就是说，“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实问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展示了不同民族间的互相注视。
形象学中的“形象”自身又可以分为三层，如法国学者让一马克．莫哈所言：
“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
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
”①这里，我们反过来说，首先，这个形象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根据自己的体悟去描述和塑造作为他者的异国形象。
不过，这个形象虽经作家之手创造，但又绝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这就上升到第二个层面，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社会或群体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或者说，作家对异国异族的理解来自作家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
由此进入第三个层面，即创造出来的这个承载着“社会整体想象物”的“形象”是一个异国形象。
二、社会整体想象物
所谓“社会整体想象物，，是某一社会对某个相异的集体或社会文化所作的阐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这种阐释一般与该社会的政治文化相关。
亨利．巴柔把这种来自其所属社会对另一社会的想象自勺．影响源称为“社会整体想象物”，他解释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②，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
作家在创作异国形象时，往往受制于各自的“社会整体想象物”，包括异国情调、对异国的亲善或憎恶等文化语境和文化心理。
、
某一特定社会文化又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因此“社会整体想象物”不是统一的，而是按群体来分的。
它代表一个群体对另一国家、民族的文化关照，集中体现了一个群体的认知特点。
例如，有些作家站在本国统治阶级立场，对异国文明持否定态度，也有些作家则通过异域文明来批判本国的现状。
“社会整体想象物”又是一个建构性的存在，它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
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关于“异’’的研究》是一本关于异国形象研究的专著，顾彬在此书中逐一分析了德国文学史中六个阶段的中国形象，并整理出这一形象得以形成、演变的观念史，以此探寻德国作家在想象中国这一“他者”时的心理动机与价值取向。
顾彬秉承中德两种血统与文化，这一特殊的身份使得他关于“异”的研究更具有切身体会。
“社会整体想象物”的变迁也与异国形象的创作者有关。
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既可以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又可以是新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
例如，有些游记作品就以一种解构的姿态颠覆原有的“先人之见”。
三、套话
形象学中的夸话是指某个民族长时间反复使用、用来概括他国或他国人形象的约定俗成的词语，是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对他者形象的一种象征性表述。
套话在个人表述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某种一致性，众人认可，众人使用，在话语交往中有特定的所指，标志着对他者的固定看法。
犹太人在欧洲被称为“鹰钩鼻”，西方人在中国被称为“老毛子”、“洋鬼子”，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印度巡捕被叫做“红头阿三”，都属于套话。
套话是表述“社会整体想象物”的最小单位。
作为一种想象物，套话不一定与事实相符，多是出于自身需要对异国形象的虚构。
例如，西方文学中描述中国的套话“付满楚”、“查理·
陈”、“功夫”等并不是中国的全部和真实情景，而是特定时期西方人出于自身需要对中国形象的幻化。
四、他者
“他者”具有丰富的哲学和历史内涵，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萨特、梅洛一庞蒂，乃至后来的拉康、勒维纳斯包括德里达等人对“他者”（theother）都有论述其中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奴辩证法”的论述对后来的学者有重要影响。
黑格尔认为自我的整一性必须经由对对立之物的扬弃而完成，因此，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他者”是自我意识的完成不可缺少的参考系。
20世纪西方各种文化理论和批评理论为“他者”注入了一些新的内涵。
例如，波芙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将女性看做从属性的“他者”，从而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女性被有利于男性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所建构，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的“他者”则是从东西方关系上讲的，即西方通过各种话语建构东方，表述东方，东方成为西方塑造的“他者”。
在萨义德看来，与西方对立的东方文化这一概念的设定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产物，是对西方理性文化的补充。
在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神秘色彩，这正是西方人所没有的、所感兴趣的。
于是这种扭曲的被肢解的“想象性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
同时，西方将这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使东方纳入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实现东方文化和语言的被殖民。
后殖民批评中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研究对当代形象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他者”已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和文化研究，而“他者”起初只是作为一个异己的低一等的对象来加以描述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他者”也可能被解释为理想榜样，并导致对“他者”的过分美化和对自己的过度反思，由此，“他者”这个概念在自身认同上将产生爱恨交加的效果。
第三节形象学的研究对象
形象学的突出特点是关于“异”的研究。
按照巴柔教授的定义，比较文学形象学主要以某部作品或某种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为研究对象，或者说，侧重于研究某国形象在某种文学中的“流变”过程①，即研究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是怎样被曲解、夸饰和想象的。
于是，研究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及其流变就成为形象学的基本任务。
随着社会的发展，形象学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一部分作家拥有多重身份，种族与国籍交织在一起，这种难以归类的“世界人”现象可视为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挑战和拓展。
一、文学中的异国形象
不言而喻，形象学面对的形象主要是异国形象，具体说来，形象学既可以考察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又可以考察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
孟华等著的《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就是一种探讨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的很好的尝试。
该论文集收录了15位师生的18篇论文，均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从不同角度人手，以点带面地探讨了西方人形象在中国文学中的变迁轨迹与丰富形态，揭示出异国形象的成因与文化意义。
形象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指出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而且需要进一步探索异国异族形象被创造的过程，关注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和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
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作者对他者的想象是必然的。
因此，形象学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异国形象只是一个幻象、一个虚影，而不必从史实和现实统计资料出发去求真求实。
异国形象可能是理想化的，展现的是一个乌托邦；
也可能是被“妖魔化”的，描绘的是一个地狱景象。
例如，近代以来，中国许多青年和有识之士，留学或考察国外社会文化，他们被西方文明所震撼，异国形象成为救亡和改造中国的主要参照。
在一些中国作家特别是留学归来的作家的小说和游记里，我们可以从那些带有虚构性的异国空间的描绘中体会到某种乌托邦的意味。
而在当代中国小说中，一些作家在描述美国生活时使用的“天堂”、“地狱”这些具有隐喻和想象的词汇背后潜藏的则是种族与文化的差异和冲突。
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事实，考察和辨析本民族对异域文化的接受与变形以及对异国形象的塑造与扭曲,这无疑是形象学的研究重点之一。
二、异国形象的流变
异国形象的流变是形象学的又一研究重点，分析异国形象的流变需要立足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例如，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分析，就需要将其置于当时殖民扩张的历史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它。
中国古代作家对异域的想象，也与中华帝国的“世界中心”观念息息相关。
考察西方文学和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的变迁，是形象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中国文化在西方不同时代而呈现出不同形象。
《马可·
波罗游记》把中国描写得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绫罗绸缎应有尽有，简直就像天堂一样。
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国度，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无限神往。
这本书问世后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这种对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幻景一直延续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
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一轮扩张，中国形象开始变得黯淡了。
1792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携带英王信件出使中国，把一个行将灭亡的中国形象带回了西方。
一个当年被描述成花园的王国变成了“满街是开口粪池和垃圾”的肮脏之国，而穿着丝绸、捧着青花碗的中国人也变得贫穷、狠琐和丑陋不堪。
40多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形象更是一落千丈。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中西方交流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对于中国的社会想象物也产生了巨大变化。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又有所改观。
这些形象的变化自然将我们引向了对这些社会集体想象物背后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思考。
异国形象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西方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变化而言，其中之一是信息源的匮乏。
早期西方人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大多比较散乱或片面，由于信息的不全和稀少所造成的片面，埋下了“臆断”的隐患。
其二则与创造异国形象的主体有关。
无论是伏尔泰还是黑格尔，他们的中国想象既来自于他们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的某些深刻认识，也源于他们对中国的无知和傲慢所带来的种种奇思怪想。
而异国形象的变化更重要的原因则与双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有关，这些将在论述形象学的基本特征时再讨论。
三、多重身份与形象塑造
在当今世界文坛，出现了一批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作家，特别是第三世界作家进入西方文化圈，这些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作家有着在多个国家生活的经历，且大多用宗主国的语言写作，于是对他们的文化身份的判断就成为一个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奈保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奈保尔于1932年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教家庭，1948年毕业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西班牙港的一所学校，1950年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毕业后成为自由撰稿人，曾为BBC做“西印度之声”广播员并为《新政治家》杂志做书评，1955年在英国结婚并定居，60年代在世界各地广泛游历。
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奈保尔的生活轨迹，主要是为了勾勒奈保尔的世界人身份。
这种文化归属模糊的作家在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塑造超出了简单的主体和他者的关系而成为复数的主体和他者，从而提供了更为复杂的异国形象，展示出多种异质文化间的冲突和融合。
当代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也对形象学提出了挑战。
一些华人作家一方面是黄皮肤黑眼睛，骨子里有中华民族的基因，另一方面作为在美国生长的第三代第四代，又接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夹在东西方文化间的挣扎和困惑，产生一种身份的焦虑。
特别是那些华人女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愿意融人当地社会而事实上又很难融入，她们的作品常常有一个典型主题即“寻找父亲”，同时对美国男性形象的塑造也具有很复杂的心态。
由此，叙述人在对母体文化和客体文化选择时，表现出焦虑的矛盾心态。
在21世纪的今天，同时受两种或多种文化影响的作家人群会越来越多，他们笔下的“异国形象”将是各种文化互相作用下的结果，对这些“边缘人”和“流散者”的作品的研究将成为形象学的新课题。
第四节形象学的基本特征
与影响研究的其他分支相比，形象学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点。
形象学关注的重点不再是文学的流传与接受，而是塑造异国形象的主体和各民族间借助异国形象这一载体的互视，并且形象学要揭示的也不仅仅是放送者和接受者的个体因素，而是异国形象背后的群体文化差异和冲突，从而不可避免地进入文化政治领域。
简言之，形象学研究一国形象在异国文学中是如何被塑造、被想象和被利用的，进而分析异国形象产生的文化政治根源，由此更深刻地认识他国、反观自我。
一、异国形象与自我形象
异国形象在体现客体、异己、异域及差异的同时，更多是作为一个“他者”，为本土以及主体身份提供参照，德国学者胡戈·
狄泽林克明确指出：
“每一种他者形象的形成同时伴随着自我形象的形成。
”①我国学者孟华也认为，“文学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的描绘，而是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来进行研究”。
“对异国人形象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实际上是对主体一他者对应关系及其变化形式的研究。
”②从对“他者”的文化阐释转向对自我的反思和确认是当代形象学的一大转向，这一研究范式的转换更加关注形象生成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凸显形象创造者在形象生成中的位置和作用。
塑造“他者”形象是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通过剖析投射在异国形象——“他者”身上的自我形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塑造者自身在社会发展、民族性格以及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
例如，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不同阶段引起欧洲人的兴趣，正是由于他们要对中国文化加以利用。
关于这一点，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作了具体阐述：
对于那些深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一条出路或退路。
17世纪早期对中国信息及故事的那股热情和兴趣就是这样产生的。
记得在1600年到1617年和1618年这段时期，就现了六七本关于中国的内容各异的著作。
当时不正是三十年战争之前人们对现状极度不满、政治分裂加剧和暴虐横行的年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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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些著作所取得的显著成功也说明了当时西方公众要求阅读关于中国的作品的渴望。
18世纪中期当西方人开始探索政府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合理的政府形式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可见，尽管西方社会非常繁荣，但人们仍旧怀有不安全感，其中包括对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日益加剧的海外扩张的担心。
学过欧洲历史的人一定不会忽视那段文化绝望时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连中国的梁启超、蔡元培等思想家都注意到西方要灾难临头了。
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点复兴景象很快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所扼杀。
可见，西方文化的发展正处于彷徨时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批西方作家和思想家开始重新研究中国。
在形象学的异国形象分析中，西方作家和思想家对中国的重视是为他们自身服务的。
当他们对现存制度不满，准备批评自身时，便认为中国是他们学习的楷模，是一个制度完善、充满理性精神的东方文明古国；
而当他们要肯定自身的社会秩序、文化传统时，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则是一个落后神秘的封建帝国。
“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
”
中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塑造也多出于改造和变革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目的。
“五四”时期许多学者和作家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介绍和描述、美化和憧憬，传达出来的主要是形象制作者自身的种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范式。
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位叫张若谷的作家写道，“身为异乡孤客，观光西方各邦，见闻虽广，感想也多。
看到大都会中市政建设的美观，便要感叹中国市政的简陋污秽，看到彼邦实业的改良发达，和商战的激烈竞争，不免又要感叹中国工业的幼稚及商人的守旧；
再看到列强积极扩充国防军备，自然又要忧虑到我们国家……左思右想，想到事事落在人后的中国前途，不由人不受到深刻的刺激，而思奋起，追他人的后尘”当时中国各类旅欧游记中都有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在对比中探索中国社会的出路。
作家对异国异族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对自我民族的对照和透视，在审视“他者”身影时表达的是灵魂深处自我的心境。
二、形象学中的政治
形象学通过研究作品中的异国形象进而探讨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这个总和就是异国形象背后承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而意识形态则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集中体现，由此形象学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发生关联，这是形象学的又一基本特征。
异国想象中的政治无处不在，钱钟书先生的论文虽强调的是学问，但他通过对纷纭繁杂的文献史料的清理，在勾画“中国”形象在十七八世纪英国人眼中变化轨迹的同时，也揭示出这个时期“中国热”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味，英国人建构的摇摆不定且彼此矛盾的“中国”形象，只不过是他们借以“塑造”其自身的那种“进步、繁荣、发达和高贵”形象时必要的“载体”。
纳粹德国时期的游记作者关于冰岛的描述也有着同样的目的。
他们把游记里强调的在严峻气候条件下人的孤傲、克制、自律、庄严、成熟、强大以及尚武的传统等美德，与德国人对自己种族优越性的神化联系在一起，把冰天雪地的北方虚构成德国的过去，德国文化的摇篮和精神的家园，雅利安民族的理想范本及纯洁性的象征①。
‘‘意识形态形象（或描写）的特点是对群体（或社会、文化）起整合作用。
它按照群体对自身起源、特性及其在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导性阐释将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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