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农村四胞胎考上大学父亲称再苦也要走出去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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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告诉这对20多岁的农村夫妻,四胞胎的成活率低,必须立即住院,否则十分危险。
王华军有点儿纠结，一方面,他们已经失去过一个男婴，这次说什么也得把孩子保住。
另一方面，夫妻俩只有4亩口粮田，主要收入靠他冬天去林场打零工,先不说住院得花不少钱，就说这4个孩子,生下来咋养?
“能保俩就行……”对没出世的孩子,王华军当时还没法体会那种血脉相连的亲情。
“要保就得全保,否则一个也保不住！
被医生严重地警告后,这个头发特别乌黑浓密的年轻人只好硬着头皮去办理住院手续。
安顿好妻子，王华军抽空回了趟家。
收拾住院生活用品的时候,他告诉家里人，媳妇怀的是四胞胎。
跟孩子妈的反应一样，奶奶也担心：
正常吗？
能活吗?
孩子的姥姥和三姨姥则赶紧赶工,给4个孩子做小棉袄、小棉裤。
就在这一家子忙着为新生儿的到来做准备时,另一些人也忙碌了起来。
检查出四胞胎的当天晚上，牡丹江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接到了妇产医院院长袁丽华的电话。
这位情绪兴奋的老朋友开门见山地向她宣布：
我这里有一个大新闻!
你来策划一下?
医学界有关调查资料推算显示,正常情况下，双胞胎的出现几率是1/８9，三胞胎约１/7９００,四胞胎大约要出生70.5万人才会有一例。
四胞胎本身就罕见，即便有,也多为“四小龙”或“四小凤”，而龙凤四胞胎在当时并没有记载。
“牡丹江市妇幼保健院将迎来全国首例龙凤四胞胎”是件前所未闻的大事儿，这个记者火速通知了市里和省里的媒体，紧锣密鼓地筹划起这场平面媒体、广播、电视联合报道的“全媒体”行动。
199６年１月3０日，即将临盆的孙艳梅在镜头的簇拥下艰难地翻上了手术床。
住院期间,妇产医院想尽办法地帮她保胎，不仅每日免费供应营养餐,还不时地给她买各种水果。
医院拿她小心翼翼，洗澡的时候不让她搓肚子,怕把孩子“搓掉了”。
或许再找不到第二个产妇能受到与她相同的“待遇”:
手术室里,除了医护人员,外围还站着一圈儿身穿白大褂,或举照相机或扛摄像机的记者，严阵以待。
躺在手术台上，孙艳梅除了紧张,唯一的感觉就是手术床太窄了，有点儿放不下她的大肚子。
怀孕期间，她的体重增加了近７0斤,走在医院里，不明就里的人都笑她“肚子大得不像样”。
手术室外的王华军也挺窘，他没想到生孩子这件事儿也能吸引记者。
面对着乌乌泱泱一大群记者，这个不太爱说话的农村青年有点儿手足无措，等待孩子的紧张和应对媒体的生涩，让他说话直打磕巴。
上午９时12分开始,４个孩子被陆续取出。
老大6斤4两,老二６斤,老三5斤6两，最小的老四也有4斤8两。
护士们把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抱出来,走廊旋即变得喧哗。
王华军把每一个孩子都细细端详了一番，白色襁褓里的４个孩子粉嘟嘟的小脸儿,让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同一句话:
高兴，确实高兴。
人群中有人适时插话：
快跟院长说几句。
话筒随即伸过来。
王华军赶忙转身，握着院长的双手说:
“感谢感谢，这4个孩子的生命是你们医院给的,要是在家,绝对那个什么……”
手忙脚乱的日子
从牡丹江城里回到新民村，夫妻俩初为人父人母的喜悦，很快便被乱糟糟的房间和洗不完的尿布搅得七零八落。
王华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孩子出生的头一年里，因为要洗大量的衣服和尿布,他们家用掉了整整９箱肥皂，家里那台老式波轮洗衣机的甩干桶也给甩坏了。
刚从医院抱回来的时候，除了母乳,４个孩子每天吃半袋奶粉足够;
十几天后,奶粉的消耗速度变成了一天一袋;
不到3个月,孩子们吃光了80袋奶粉。
加上这期间购买和用坏的30多个奶瓶,5０多个奶嘴,家里的花销一下子大得惊人。
省内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主动提出,供应四胞胎的奶粉直到其成年。
奶粉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但生完孩子之后,家里的劳动力只剩王华军一个人，且自打孙艳梅怀孕,他冬天再也没办法离开家，独自去林场打工。
最怕的是孩子生病,同样的病,4个孩子每每得轮流生一次。
第一年年底,单在村诊所的结账，就有3０00多元，相当于夫妻俩当时一年的收入。
王华军只得开始生平第一次借债，对象是在日本打工的妹妹。
回家的时候正值寒冬腊月,农家的房间里，除了炕头是热的,头顶上的空气都透着冰冷。
４个娃娃被冻得哇哇直哭。
王华军只好用两床棉被把他们严实地裹起来。
担心来回起身掀被子冻着孩子,王华军当父亲的第一年是打地铺度过的。
不过，他真实睡在地上的时间并不长，4个孩子不停地哭、尿，按住了葫芦浮起瓢,让夫妻俩不得安生。
“白天在地里干活儿,两条腿都打晃。
”想起那种滋味，王华军五官都皱到了一起。
他还不到５0,头发已经灰白，薄薄覆盖在头皮上。
“让他们给我整的，我现在一看着那么大的小孩就头疼。
“那几年可烦人了，一个哭都跟着哭，吱哇乱叫。
”46岁的孙艳梅回忆起初为人母的前几年,忍不住“嘿嘿”苦笑了几声。
体格一直很健硕的孙艳梅，生完孩子后身体再没好起来。
头半个月里,她一直在发烧，裹在被子里依然感觉浑身发冷。
怀孕期间她的脏器受到严重挤压,肋骨也被撑得外扩变形，身体总是不自觉地后仰，没办法支撑身子给孩子们喂奶。
孩子慢慢会爬了，孙艳梅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白天家里只有她自己侍弄４个孩子，做饭、上厕所都需要趁着孩子睡着的空档抓紧完成。
她常常在看着孩子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打盹，然后再被孩子的哭声惊醒,一个不留神,孩子从炕上跌下去了。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王华军找来木工，在炕边儿打了一排木栅栏,把几个孩子“圈养”了起来。
眼看着小两口的忙乱,孩子的奶奶把两个孙子接到身边抚养。
后来因为老二不吃母乳就会拉肚子，只好把老二送回来，换了老三。
老二小时候身体比较弱,在家待了半个多月就开始发高烧,后来又转成肺炎。
农村医疗条件差，夫妻俩只好又把孩子送到了妇产医院,因为家里离不开人，老二被“寄存”在那里治病,直到好了才接回来。
“那会儿一有毛病就送妇产医院,我也不管就回来了。
那个时候的医院办公室主任挺好的。
俺们家老大还抽过他的血呢。
”王华军说,“好像说是给小孩输血,病好得快。
说起妇产医院当年的照顾，王华军直到现在依然充满了感激。
孙艳梅住院期间，夫妇俩身上带的钱很快花完了，剩余的住院费和手术费,医院考虑到他们的情况都没有收。
四胞胎回家后,妇产医院还派医生给孩子们做了次免费体检，赠送了一些儿童用品和玩具。
为了表达感激，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王华军就把给孩子起名的权利交给了医院。
最终，在一个媒体人的提议下，按“妇产医院”的谐音,4个孩子按长幼,依次取名为王富、王毅、王婵、王苑。
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老四是女孩。
因为是异卵多胞,4个孩子长得各不相同,性格也挺不一样。
“老大最淘，小时候喜欢趟水、摸鱼。
老二性格最像我,他脑瓜好使。
老三小时候最爱哭,哭起来小脸儿黑红黑红的。
老四最有主意，能撺掇事儿，那几个都听她的。
”黑瘦的王华军总结道。
孩子会跑会跳以后，孙艳梅开始到地里帮王华军干活。
4个孩子常常趁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把家里看门的黄狗抱到炕上玩耍,然后给她留下满炕的屎尿，和4套脏衣服。
夫妇俩对孩子有点儿娇惯,上初中之前,孩子们很少自己洗衣服。
初中住校后,每个月回家的时候,孩子们都会背回来些“大件儿”给孙艳梅。
王毅还曾经闹过“一条床单在水房泡一个月”的笑话,“发现的时候都泡臭了”。
零用钱不够的时候，老二老四常常撺掇老大老三去管奶奶要，奶奶疼这两个在她身边带过的孩子。
孩子们一句“等我考上大学一定报答您”，就能把老人家哄得直乐。
被围观的生活
“我不愿接受媒体（采访）,我也不会说。
真是,咱有啥的啊,就是种地的。
有些人就不,他们老觉得俺家4个孩子怎么怎么的,想太多了。
”王华军说。
用他的话说，媒体来了，可能就为了拍张照片，完成任务就走。
但他们还要继续生活在村子里，关于他们一家的闲话已经太多了。
孩子刚生下那会儿,关于社会各界关注四胞胎一家的新闻铺天盖地，村里人都知道这家人收到了捐款。
有人猜测：
王华军一定借孩子发了笔大财。
“妇产医院扣除了医药费,我最后就收到了九千。
这不是嘛!
”王华军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面用铅笔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捐款的年份、单位和金额。
“有些事你没法辩解,你说了人家也不信。
唉!
”坐在缺了靠背的椅子上,王华军佝偻着身子，蜷起一条腿搁在胸前，用双手抱住，像一只试图缩回壳里的蜗牛。
最让这个男人窝火的是，哈尔滨有一个给孙艳梅开过药的中医,在四胞胎出生后打出广告，贴出他和孙艳梅的照片,说他们夫妇俩结婚多年不孕不育，是吃了她的中药后，才一举生下四胞胎。
“我媳妇之前那个孩子没活，为了调养身体才找她抓的中药。
”王华军气恼地说,当时小广告发得到处都是,结果媒体都听那位中医的,追到村里来采访,两口子又无端惹上了收钱的谣言。
“那你咋不告她？
“告啥啊,她也是为了药好卖，再说咱确实在人家那看过病。
”王华军搓了搓胳膊,无奈地说。
相比王华军的隐忍,性格直爽的孙艳梅,有时会忍不住开腔辩几句。
报户口的时候，妇联的人问她：
你这是一胎养的么？
不是一胎养的说啥也不能给你报。
“可不是一胎，不然谁也不能要这些玩意，我现在也不能掐死。
”孙艳梅气得够呛。
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
孙艳梅从生产完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天一热不能下地干活儿，有人揶揄她：
钱多得连活儿都不干了。
王华军为了多承包几垧地,借钱买了辆拖拉机,又有人议论：
吃低保还有钱买车？
事实上,时隔将近２0年，村里人都看得出来，王华军的家庭条件并没发生什么变化。
一家六口居住的,还是那间有4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屋里的墙皮已经开始脱落,水泥地面和灶台却被孙艳梅擦拭得发亮。
那台被人说三道四的拖拉机,王华军也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向亲戚借钱买的。
他们家原先只有一辆俗称“蚂蚱子”的小手扶拖拉机，遇上泥泞就走不了道，开起来还挺危险，他曾经被甩出去过。
有一年秋天下霜早,夫妻俩每天天不亮就打着手电,走十几里山路，到山那头的地里抢收倭瓜。
“就我两人，地一泞蚂蚱子就出不来。
我俩只能从地里一点儿点儿往外扒。
新拖拉机大部分路面都能用，但王华军还是觉得肉疼：
这么一个车头就要4万啊。
１９9８年，一个北京做影视的老板曾想要资助他们全家—让孩子到北京上学，王华军夫妇在影视公司打工。
为了孩子,王华军夫妇寻思试试看。
结果,一家六口在北京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决定回东北老家。
王华军说，那位董事长是个好人,是真心想帮忙。
但让４个农村孩子在北京上学哪儿有那么容易,人家公司也不缺人，不好在那里白吃白住。
“咱是农村人，享受不了那里。
人情世故也做不了那么理想。
”他说,“农村家再破也是家。
咱们自己慢慢整吧。
这些事夫妇俩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起,他们不想给孩子们带来压力。
然而四胞胎的标签还是让孩子们感觉到负担。
自打去海林林业局一中读书,换了新环境的４个孩子就拒绝再穿同样的衣服。
“我上了大学，绝对不让人知道我是四胞胎。
”性格耿直的王苑带着点儿情绪说道。
他们的每一个成长节点都被人关注,4个孩子对媒体已经从小时候的好奇,变成了现如今的反感。
高一军训的时候，电视台又来拍他们。
王苑干脆把帽檐压低，任谁也别想拍到她的正脸。
高考之前，媒体来跟拍他们从家到考场的全过程，结果她全程躲在哥哥姐姐后面,刚一到学校，就一头扎进人堆里不出来。
记者只好抓住老二王毅，让他讲两句。
事实上，这些年来，除了高考这样的“大事儿”，持续关注这家人的媒体已经寥寥无几。
曾经那阵跟踪报道的狂热，在消退的同时,也带走了与之相关的承诺。
曾经表示为四胞胎提供奶制品直到１8岁的那家企业，最终只坚持了两年多。
曾经对着镜头,承诺孩子多了政府会帮助抚养的一位海林市领导,在镜头之外,再没有过问过这个家庭的情况。
而妇产医院的领导也已经换了几届，对待这个农民家庭的态度显得有些疏远。
孙艳梅曾经去村妇联，想问问国家对多胞胎有没有啥补助政策。
人家抢白她:
没有政策,你养4个咋还养出功来了？
“咱就去问问,又不是管你要钱,这让人扒扯一通!
从那以后，孙艳梅和王华军打定主意：
以后咱谁也不用，就凭咱自个儿，谁让咱自个儿养的。
咱挣干的吃干的,挣稀的吃稀的。
学习这件大事
因为自己家养了4个孩子,王华军从来不跟别人比什么。
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孩子们的学习。
王华军上高中的时候,成绩不错，他参加过高考，只差5分没考上大学。
他一直挺后悔，当时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大部分在海林市里混得不错,“这个长,那个长的,出门都开着小汽车,还有当律师的”。
对比自己的境况,他后来很少参加同学聚会了。
四兄妹被海林林业局一中接收后，王华军担心农村孩子基础不行。
他找木头钉了块小板，刷上黑漆,又在村大队装修房子扔掉的废物堆里,捡了一大盒彩色粉笔。
等孩子们放暑假回来，王华军自家的小课堂就开始了。
他蹲在地上讲,孩子们趴在炕上听。
主要讲下个学期要学的数学，顺带着辅导一些英语语法。
讲完例题王华军还会出题给孩子们做，然后挨个检查。
“最怕他给俺们上课。
”“做题做不出来就得挨打。
”“俺们都希望赶紧到中午，好去我奶家吃饭。
”孩子们龇牙咧嘴地回忆道。
“王富被打的次数最多。
”老四王苑还不忘揭短。
这个家庭小课堂持续了3年，孩子们上高中以后，王华军也辅导不了了。
孩子们在“对付”老爸上很有默契。
上小学时，只要考试没考好,王华军问起来,4个孩子永远口径一致，只说名次,不说分数。
“农村小孩学习都不咋好，名次肯定比分儿好听。
”比较外向的王毅嘿嘿地笑着说。
上了高中,家里只有王苑读文科，王华军在屋里的墙上贴了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
“我说地理什么的有些很好整,你一闭上眼睛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不就在你的脑子里么?
中国铁路走什么线,黄河经过哪几个省,不都在脑子里装着么?
我现在都在脑子里,一说哪个省省会不都在脑子里么？
“我说你们学习不好是你脑子里没有。
他们不行！
现在这孩子不行,一点儿压力没有！
”王华军无奈地摆了摆手。
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几个孩子喜欢看动画片。
王华军却总想让他们看新闻,了解点儿时事。
他还推荐了一个节目《海峡两岸》,但几个孩子对这个节目并不感冒,放假的时候依旧占着电视看动画片,王华军也就没再坚持。
四兄妹在村里的新民学校念完了小学。
农村学校没啥师资力量，王毅记得，一个老师能教好几门课，教音乐的还教数学,教体育的也教英语。
村里面的家庭，但凡有点儿能力，都把孩子送去海林市里读书。
到四胞胎快要小学毕业的时候,包括他们４个在内，只剩9个学生准备在新民学校继续念初中。
村里人念叨:
他们家４个孩子,估计是只能在新民继续念书了。
王华军听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他跟孙艳梅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送到海林去读。
“窝在村里就废了。
2０04年,江苏电视台曾在南京举办过一个多胞胎的晚会。
王华军形容当时的场面：
来了好些人，还有挺多明星，胡兵、吴若甫什么的都来了。
那次活动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多胞胎家庭，他们一家第一次知道，原来四胞胎家庭这么多。
但对比之下，王华军有点儿难过。
“人家的四胞胎,多数是城里的，农村的也是条件不错那种,家里从小儿就培养,学点儿才艺啥的。
那小孩一看就参加过挺多节目,都可会说了。
”后来在演艺圈小有名气的“南京四小凤”也参加了那次活动,还表演了节目,挺出彩。
这些王华军都觉得不算啥，最让他难受的是，主持人把话筒递过来,让每个家庭的小朋友说说自己的理想，人家的小孩都很会说,有的想当歌唱家,有的想当科学家。
“话筒递给俺家老大，他给我崩出来一句:
长大想种苞米，种黄豆。
哎呀给我这心里气得!
”他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得让孩子好好学习，走出去，多见见世面。
那次的南京之行,并没让孩子们长很多见识。
最后一天,活动方给每个家庭１000块钱，让他们自己在南京转转。
王华军说，去一趟中山陵,俺们家6个人,1000块钱就快没了。
后来就去夫子庙,一个人30块钱。
海底世界转一圈得七八百,也没去成。
孩子们第一次见到了肯德基,也没进去吃,只是在门口拍了张照片。
上初中的时候,海林市林业局一中破格接纳了这个非林业系统家庭的4个孩子,不仅免去了所有的学杂费,每年还给贫困补助。
王华军觉得学校照顾太多,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
校长曾提出学校食堂让4个孩子免费吃饭，被他谢绝了。
“学校帮太多了,咱不能再那样,那不赖上人家了吗?
”比较了附近“小饭桌”的价钱,他给孩子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让孩子们自己做饭，孙艳梅隔三差五过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孩子高考之前，在家顶多干点儿家务。
老大扫地，老二擦炕,姐俩洗碗，是从小学开始的固定分工。
王华军夫妇从没让他们干过农活儿。
然而对于种地的不易，孩子们并非一无所知。
老二王毅记得，在他们上小学的时候,赶上抢农时,爸妈早上3点多就出去割黄豆。
那个时间天气凉快,等太阳出来,天一热，黄豆就会炸开。
这个相貌挺好看的少年还隐约记得，有一年,因为下霜早，苞米都“绿棒子”了,爸爸只能把不成样子的苞米,以几毛钱的价格贱卖给酿酒的人。
王华军每个月给４个孩子各５0０元生活费。
这笔200０元的固定支出后来不得不慢慢加大，“这帮熊孩子,原来给５００还有剩余，后来给500花５００,给600花60０”。
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时不时打电话给住校的孩子们，告诉他们：
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
为了筹钱,他每年冬天都去林场里打工。
王华军打的工，当地俗称“放套子”，就是把林场采伐下来的木材，用牛拉爬犁的方式，从山上运到山下卡车可以通行的地方。
林场会按照立方米数计算工钱。
“一（立方）米的木头有2000多斤”,一天的工钱差不多有几十块,工资随距离远近和木头的种类，也会有点儿浮动，但大体差不多。
不少年轻时跟他一起“放套子”的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不干了：
干活儿的地点都是在没有人烟的山沟里,方位感不强的人很容易迷路。
王华军虽然常常自嘲：
爹妈都这样，孩子能精到哪儿去？
也常常数落孩子们“完蛋”、“学习不好”。
但只要孩子们想继续读书,他就继续供。
4个孩子都挺奔劲儿的。
王富和王苑成绩稍微差一点儿,教过他们的老师说,那是因为基础太差，可孩子没放弃，一直认真地学。
“他们自己也知道咱这家庭，你爹就这么一个脑袋能赚多少钱。
俺们也不比。
俺们也这样事儿了，也尽力了。
”孙艳梅说。
王毅和王婵在重点班,班主任去过他们租住的房子，发现只有两个女孩有桌子学习,王富和王毅都趴在床上写作业,说已经习惯了。
兄妹四人几乎一直是各学各的。
王富曾问过妹妹王婵一道数学题,小姑娘继承了爸爸的数学天赋,也继承了妈妈的直脾气，讲一次看哥哥没听懂,就没好气儿讲第二遍。
打那以后，王富再没问过她题。
他们以“出生时间”没差几分钟为理由,从不以兄妹相称,而是直呼其名。
但王富还是很有“大哥”的责任感,高中3年，几乎都是他给弟弟妹妹们做饭。
孙艳梅常说:
俺家那几个,有啥脏活儿累活儿，都爱指使他哥。
干家务影响学习，但王富在高考前告诉班主任：
只要王毅和王婵能考好就行。
王华军在王毅身上倾注了最多期望,他觉得这孩子从长相、性格到头脑，都很像当年的自己。
王毅说,他是4个人当中唯一补过几天课的。
中考前,因为他英语实在太差,爸爸掏了２00块钱，请老师给他补了几节课。
结果,中考时他的英语成绩,比平时涨了30多分。
但这次高考王毅没发挥出正常水平。
这是王华军最大的遗憾。
“人王婵考前能学到半夜,他早早就睡了,你说气不气人?
”沉默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说,也怪咱做父母的，没法守着孩子学习。
“有时候我就寻思,你们既然来到这样一个家庭，你好好争争行不行。
就这个命，这家不行你别来呀。
唉！
”王华军红了眼眶。
他念叨,说啥也会把孩子供到大学毕业。
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就希望孩子能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南京的时候，主办方邀请每个家庭都在白马公园里种下一颗小树,并挂上铭牌,用锁头锁住。
那把锁的钥匙，至今仍被王华军好好地保存着。
10年前,这个父亲曾在那里默默锁住自己的誓言：
再苦，也要让孩子走出去。
他希望将来有一天,４个孩子能够再到那棵树下看看，亲手把锁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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