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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元。
学校一再坚持，大卫不让，说：
怎么也不能超过1000元。
最后，学校给他每月9【转自铁血
50元。
这段经历本来很好笑，但是我注意到现场没一个人笑。
崔永元问：
“大卫，你每月工资够用吗？
”大卫说：
“够了，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
饭票，就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
我听见观众中有不少人“哇”地一声发出惊叹。
我知道是有人灵魂受到触动了，而
这种触动是我们的教科书和父母的教化所达不到的。
而真正让我感动的还是以下一幕：
别出心裁的编导在做这一期节目时，让丁大卫带来了他所有的家当.
一只还不及我
们平常出门旅游背的那么大而“内容”丰富的帆布袋。
而让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
便是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生存5年积累下的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财富。
崔永元让丁大卫向大
家展示一下他的家当，大卫的脸红了一下，打开了他的帆布袋，里面的东西是这样的：
1、一顶大卫家乡足球队的队帽。
他戴着向人展示时，我看见了他眼里的骄傲。
2、一本相册。
里面是他亲人、朋友，还有他教过的学生的照片。
3、一个用精致相框镶好的一家人温馨亲昵的合影（大卫从包里掏出时，相框面上的
玻璃被压碎了，大卫的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心痛的表情。
不一会儿，节目组的人把一个
赶着去买来的相框送给了大卫。
中央台这一着似平凡的举动令我感动和叹服，它是那么
及时地体现了善解人意的内涵和我们对外国友人的尊重）。
4、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军装上装。
那是大卫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整整
40年了。
大卫向观众展示时，很有些骄傲地说：
因为它漂亮啊！
5、一双未洗的普通的运动鞋。
那甚至不是一双品牌球鞋，大卫将它拿出来的时候，
说什么也不让崔永元碰一下，他说：
“这鞋很臭的！
6、几件以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为阵容的生活必需品。
7、一面随身带着的鲜艳的五星红旗。
当美国青年丁大卫将一面中国国旗打开，向现场的观众展示时，偌大的演播厅里鸦
雀无声，现场乐队深情地奏响了《我的祖国》的旋律。
崔永元问大卫：
你怎么会时时将
五星红旗带在身边？
丁大卫说：
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国，
我要多说美丽的中文，有人到我房间里来，看着墙上挂着的五星红旗，也会缩小我们之
间的差距。
再说，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诫自己：
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
中国教书育人。
丁大卫的普普通通的话，让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我们的国旗，也让我的眼泪不听
话地掉下来。
当崔永元问丁大卫在中国感觉苦不苦时，丁大卫说，很好的，比如这次你
们中央台就让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来做嘉宾，而且还让我坐飞机，吃很好的饭菜。
我看
见崔永元有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他幽默地说：
“我觉得你挺像我们中国的一个人？
雷【转自铁血
锋！
”丁大卫想了想，说：
“还真有点儿像。
”大伙儿“轰”地一声善意地笑开了。
“
只是，雷锋挺平常的，他只是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有一个，每个人
都应该做得到的！
”他认真地补充道。
没有人再笑了，就连崔永元的脸上都显出了小学
生的表情。
节目快结束时，崔永元对丁大卫说：
“丁大卫，你听到过人家对你的评价吗
？
”丁大卫笑笑说：
“没有！
”崔永元说：
“好，现在我们就让你来听听。
”我们于是
看到了这样一组外采镜头：
许多丁大卫的同事，丁大卫教过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在镜头前交替着出现，他
们一一地说着丁大卫的可敬与可爱之处，有的人情到深处时，甚至泪盈于眶。
一个大学
女孩对着镜头说：
“丁老师从来没骂过我，但我真的好怕他啊，因为我怕看他因我而失
望的样子！
”而最后我们看到的一个镜头是：
丁老师教过的那所小学的孩子们，一个个
争着抢到镜头前流着泪喊：
你回来教我们吧！
我们看见，丁大卫不敢再看大屏幕，他深深地把头埋下。
一个美国青年，却在中国
得到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我的心为之一颤。
朴素的平凡的甚至不很英俊的丁大卫，
给我们上了最有教益的一课！
这样的一课，我们的课本上是没有的
丁大卫的故事：
第一次见到丁大卫，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一个活动上。
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美国人，特神，给他报销飞机票他不要，坚持自己坐火车硬座，从广东到北京，又自己去车站买了硬座票，从北京回甘肃。
介绍他的文字材料上这么写着：
爱好广泛，包括体育运动、音乐、文学、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活动”；
任西北民族学院英语教师7年；
2000年至今，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做基础教育义务助学工作。
会上，他拿着一本相册给大家传看，还一个劲儿地说：
“你们不知道我们东乡的孩子有多可爱。
再次见他是在兰州，他带着我，先是熟门熟路地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来到汽车南站，我们要在这里乘长途车到东乡。
站门口的一个司机见了他立刻跑过来，亲热地问“回呢吗？
”两人商量了一会儿，丁大卫让我跟着司机去买票，他不在站内上车。
后来我才知道，按规定，外国人在站内买票要多加40元的保险，所以丁大卫每次都是和司机说好，给他留一个座位，他走出去一段路再上车，这样就只要付10元的车费。
东乡距兰州近100公里，车程约3小时。
一路上，身高1.93米的他，圈着一双长腿，挤坐在乡间长途车的最后一排，以东道主的姿态为我介绍，这条马路是2000年50年县庆时修的，那座电信塔是什么时候立起来的，这个镇子离县城还有多远，等等。
说到东乡时，他总是很自然地说“我们东乡”。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
到了东乡，还是一样。
没有暖气、没有电视、没有洗衣机、没有抽水马桶，“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我有什么不行？
”他说。
“也许有点怪怪的，但我就是这样想的。
”说这话时，我们已经来到丁大卫在东乡的“家”里。
这是一间13平米左右的平房，屋里放着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三人沙发、两个文件柜，和一张床。
白天，这里是福特基金会在东乡赞助的双语教学试验项目的办公室，到了晚上，就是丁大卫的“家”。
那是一张最普通的单人床，我问他这么高的个子怎么睡得下？
他说已经习惯了，来中国10年，几乎就没有睡过足够长的床，被子也是，总是要盖两床，身子一床腿脚一床。
他还笑着说这样好，脚臭鼻子也闻不到。
他一边说着，一边找出几张报纸，撕碎，然后用48码的脚把劈柴跺断，开始生炉子。
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3月初，海拔2600米的东乡县，很冷。
生好炉子，我们出去吃饭。
东乡县城在一片山坡上，惟一的一条马路坑洼不平，没有路灯，只能靠两旁店铺里透出的灯光看路。
我们走进一家饭馆，老板和伙计都认得他，丁大卫和他们用东乡土话说了几句，不一会儿，伙计端来了一盘羊肉和两碗面片。
平时，丁大卫的饭就是一碗牛肉面或一盘炒面片，加一个饼，不超过3元钱。
这次，为了招待我，他请我吃东乡的手抓羊肉。
这顿饭花了30元，我抢着要付账，丁大卫只是坐在那里笑，说“那你看看他们收不收你的钱”。
小伙计也直对我笑，拿眼睛看着大卫，从他手里接过了饭钱。
以后的几天里，在我的坚持下，大卫“允许”我和他轮流付账。
每顿饭，不过就是两碗面或几个包子，两人加起来都超不过5、6元。
2002年6月，丁大卫和西北民院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辞去民院的工作，专职到东乡来做事。
东乡县文化教育体育局也表示，愿意聘请他担任该局教育教学研究室顾问，并每月发给他500元生活费。
在东乡，一个任课老师的月收入在900至1200元之间。
然而，从那时开始，丁大卫的聘任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
2003年6月，甘肃省公安厅、省外事局、临夏州公安局等部门专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东乡了解情况，认为他“不计个人报酬，克服种种困难……品德和行为令人感动”。
直到2004年1月底，他才总算“名正言顺”地被聘任了。
身份问题虽然是解决了，可是，那每月500元的工资，他至今也没有领到过一次。
“我不着急，反正我还有以前的积蓄。
”他说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生活支出除了吃饭就是打电话和写信买邮票，每月4、500元就够了。
“听起来你简直就没有缺点。
”我开玩笑地说。
“怎么没有？
多了！
”他一口气地说：
“不挣钱、不纳税、不消费、不爱洗澡、不爱换衣服、爱啃手指……”
丁大卫出生在美国克里夫兰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父亲是全美最大一家轮胎厂的高级行政人员，妈妈做过中学老师，后来专门在家照顾他们弟兄四人，每年一家人总要去佛罗里达或大峡谷度假。
小时候的生活平静而幸福。
升大学时，丁大卫选择了弗吉尼亚的威廉马莉大学（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这是全美国第二古老的大学，有300多年历史，经济学专业非常有名。
热爱航空业的他，打算毕业后去亚特兰大，去最有名的三角航空公司做一名经济咨询顾问。
大学三年级时，大卫有个机会到北京大学做了一年留学生。
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他在中国旅行、品尝各种美食。
回国后，在肯塔基州的艾斯伯里学院（Asbury
College）拿到了古典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更喜欢做老师。
毕业后，先在日本工作了一年，
1994年，他来到珠海，在珠海第一家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
为这所学校招聘英语教师时，丁大卫发现，招聘的5个人中有4个来自西北地区。
他觉得，西北不缺人才，可是流失得很严重，西北的人都出来了，有谁去呢？
于是，他把自己的简历寄到西北的一些学校，最后他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邀请中，选择了西北民院，他的想法很简单：
“这里的学生大都要回到民族地区当老师，是最需要人的地方。
”【转自铁血
这也是让丁大卫做出以后很多选择的一个根本想法：
“当老师，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带课，绝对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在民院，丁大卫不肯住外籍专家楼，而是在学生宿舍楼里找了间小屋。
比如讲英美文学。
第一周，他会告诉学生，我们都要学习哪些作家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选择，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弥尔顿，然后，从第二周到期中考试，每个同学都要上讲台当老师，用任何一种教学方法告诉大家，这个作家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丁大卫坐在学生中，评价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内容是否充分。
下半个学期，则纯粹是看作品、研讨。
你喜欢哪部作品中的哪个人物？
什么地方没有看懂？
口语课，被丁老师变成了“演讲与辩论”课。
每个学生轮流上台英语演讲，或者结成小组，就一个话题展开辩论。
他觉得，当老师，必须有自己的思想。
你应该知道，你所教的，值不值得学生学习。
外语，是一种能力，可是现在的外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考级，学生不会说、不会写、不会思考。
丁大卫的课，在民院外语系是出了名的上课提问多，课后作业多。
“我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他老师的作业多不多，平时闲不闲。
如果哪个星期学校有什么活动，那就不要留太多功课了。
”他不能想像，有的老师教写作课，一个学年总共只写过5次文章，还包括两次期中考试和两次期末考试。
而作为老师，他自己的“功课”则是要了解每个同学目前的水平，有什么能力，还需要弥补什么。
在西北民院，有从西安最好的中学来的学生，英语说得相当好，也有乡下高中毕业的根本张不开口。
上课问问题，让学生发言，就要针对不同的学生有和他们水平相适应的问题，既不能太难，也不能太容易。
“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他也承认。
有一次，丁大卫想和另外一位教写作的老师讨论讨论学生的情况。
“那个×
×
，我觉得他表达能力还不错，可是语法方面总是犯错，你认为呢？
对方茫然，“谁？
哪个班的？
“就是你带的那个班嘛。
“哦，我不是班主任，不是很清楚。
每学期第一节课，丁大卫都会和学生讲明，这门课他将怎么上。
“他们很清楚我对他们的要求，同时，我也会明确他们对我的要求。
丁大卫告诉学生，如果你们交上来的作业我没有批改，或者只是打了个对勾就还给你们，那你下次就不用写作业了。
“因为我没有负到我的责任，就不能要求你们。
“你能做到7年中每篇作业都逐字逐句地改？
”我有点不相信。
“嗯。
”他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哦，有几次――”有一年，丁大卫同时带三个班的“西方文化背景”课，每个班大概有50人。
如果赶上这星期三个班都有课，就有些顾不上。
他会和一个班的学生说明，这次作业只看内容，用词和语法就不改了。
下次，再换另一个班。
“只是偶尔，基本上我不愿意这么做。
丁老师还有一项绝技，记学生名字的本事了得。
他教过的学生做老师后，还向他来讨教记学生名字的技巧。
“我上课从不点名。
我认识所有的学生。
”丁大卫很骄傲地说，“上课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哪个学生没来。
”然后，问一下和那个学生比较要好的同学，那个谁怎么没来？
生病了吗？
“这么做一两次，学生就有压力了。
”他说这是从教小学的经验中学到的。
“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上课，老师只是喊不要说话、安静，一点不起作用。
而如果你说‘蔡小明，你坐下’，立刻就有效果。
“教育，就是交流。
”他认为，任何课程，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阶段，有没有电脑、多媒体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人。
“我在广东时见过很多。
一个小孩，父母离婚，谁也不来看他，他的学习不好了，老师只批评他不用功。
其实这个孩子最需要的，不是告诉他二加二等于几，他需要有人关心，需要一个成年人的榜样，怎么面对人生。
强调交流，就必须尊重。
在学校里，最让他不喜欢的，就是系里有一点事，有什么活动，就可以说学生不用上课了，他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为了让学生有更多锻炼外语能力的机会，丁大卫在民院组织起英语角，这个英语角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人讲的”。
每周日下午三点，他自己开场，先就一个话题讲40分钟，然后自由讨论。
为了“引诱”其他高校的外教来英语角，丁大卫承诺，坚持到6点，他请晚饭。
算下来，6年半时间，请了多少顿饭他也不记得了，这大概是丁大卫在兰州生活中的最大一笔支出。
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好的英语老师。
（下）
“我教他们我觉得最需要的东西，可是，英语角又不能帮他们过四六级。
”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低了下来，垂着头，蓝灰色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手指，因为缺少维生素，他的手指上满是倒刺。
“锦上添花不是不好，但首先要保证最需要的。
有天下午，我和丁大卫从乡里的学校搭长途车回县城。
一上车，售票的小伙子就说：
“丁大卫，你说说，你好好地不在兰州待着，跑到东乡来干什么？
这几年下来，丁大卫对所有东乡的班车都了如指掌，所有的司机和售票员也都认识他。
丁大卫和他逗：
“东乡好啊。
小伙子不明白了：
“东乡好什么，当然是兰州好了。
”这样的问题，丁大卫已经被问了不知多少次了。
2000年，丁大卫在民院教课之余，每周花3天时间到东乡来，开始了他的“义务助学工作”。
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是全国惟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国列扶贫重点县。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信息，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达82.63％。
文化程度综合均值，只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大卫离开美国、离开家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留在那里只能是锦上添花。
离开兰州，也出于同样的原因。
“高等教育很多人在做，国家也重视，西北民院现在已经有7名外教了。
相对来说，基础教育就差很多。
”他一直记得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全球基础教育的排名，中国倒数第二。
“东乡文盲率这么高，说明基础教育最差。
如果因为兰州条件好而留在兰州，那我就干脆回美国了。
”他说，就好像牙齿美白、整容不是不好，但总要让人先能看得起病，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吧。
刚认识时，我曾经问丁大卫：
“你在东乡究竟都干些什么？
当时他有点怪怪地苦笑了一下，说“good
question”，没有解释。
来到东乡，跟着他跑了几天，我也糊涂了，不知道该如何描述和归纳他所做的事情。
有一天去邮政所取信、订杂志，然后去免古池乡的马场恩溢学校看望那里的六位女老师。
马场学校距县城步行40分钟，是2000年由珠海恩溢学校和新加坡一位女士捐助修建的，今年已经有四个年级240多名学生。
因为是清一色的女老师，每年“三八”节，丁大卫都要给老师们买一份礼物。
前年是床单，去年是闹钟，今年，他说实在想不出买什么东西了，就到邮局给老师们订了两份杂志。
预算100元，花了109元。
有一天去东源乡包岭恩溢学校。
这所学校离县城最远，要先坐半小时中巴车，再走5公里的山路。
那天正赶上沙尘天气。
刚走进校口，丁大卫就嘟囔了一句“国旗怎么没有挂？
”后来问过校长，说是天气不好，怕风把旗子吹坏了，所以摘了下来。
学校原来的房子是1956年盖的，早已残破不堪，一位老师带着20多个学生只能在院子里的一颗大树下上课。
2002年，用7位捐助人的4.5万元经过改造后，现在已经有5个年级110多名学生了。
丁大卫上周刚收到一笔捐款，他想把这笔钱用在返还学生部分学费上。
这里每学期的收费是25元，他计划给男生返还5元，给女生返回10元。
这次去，要把学生的人数和名单定下来，好写信告诉捐款人。
还有一天去春台乡祈牙小学，和校长商量给学生做校服的事。
这是一个山区教学点，从县城步行半小时。
只有一个年级，刚入学的孩子一点汉语都不会讲，是使用双语教材的试验点。
一走进学校，丁大卫就趴在教室的玻璃上数坐在里面的学生人数。
这是他到每所学校都要做的一件事。
据校长、也是惟一的老师说，今年有32个学生，去年是43。
人数降了。
由于上学期县上要完成“普初”的任务，动员了一些原本不上学的学生来学校，这学期，这些学生又都回家了。
还有一个学生退学，是因为14岁了，个子太大，上一年级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杂七杂八的事不一而足。
他还为了学校1.5元一度的不合理电价去和电力局理论；
为了一个语言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联系聋哑学校和赞助人；
为了春节期间带东乡的6位老师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的事向教育局汇报；
还“义务”为双语教学项目培训老师翻译资料……
东乡的好多人知道的丁大卫，是那个“经常走来走去的高个子外国人”。
至于他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很多人都说不清。
有人说，是中英项目的（中英两国政府合作的一个教育项目）；
还有人说，是临夏市那个加拿大人开的皮鞋厂的。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都干了什么。
”说起这些，他显得很是疲惫和落落寡欢。
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需要做什么。
“你觉得我做的事是不是还有一点意义和价值？
”他问我。
“我不想做专家、指导者，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愿意为这里服务。
”他总是认为，当地的人比他这个外来者更了解这里需要什么，不要一说就是“钱”。
除了钱之外，真的一切都不需要了吗？
尽管教育局从不告诉他要做什么，他这个“顾问”还是常常很自觉地去教育局汇报工作。
我在北京打电话给他约采访时，他就很懂人情世故地让我先给教育局局长打个招呼，理由是“我是归他们管理和领导的”。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
丁大卫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会带着一个被磨掉了颜色的旧文件夹。
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资料：
丁大卫自己的身份证明，护照复印件，关于使用捐款修建几所学校的报告，教育局的批复，捐款人的名单，一本存折，几个账本，学校的照片，感谢信，一堆要寄给捐款人的票据……“This
is
my
life
here.”（这是我在这里的生活）他说。
几年以来，寄给“甘肃东乡丁大卫”的信件和捐款一直不断，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元。
很多人不相信他还在东乡，都在信中说试试看你还在不在这里。
“我大概是东乡收信寄信最多的人。
”丁大卫说。
因为文盲率高，写信的人不多，县邮政所的主要业务是邮政汇款，而不是信件投递。
怎么使用这些钱，现在就是丁大卫的责任。
虽然这并不是他所愿意的。
“我不想要这些钱。
”他一再说，建学校、配老师，让该上学的孩子不失学，那是政府要做的事。
但是，既然这些钱都寄到他的名下，他也不能不管。
除了给学生退学费、给学校添置相关物品、教师节儿童节给老师学生买礼物之类，三年来，每年寒假，他都会带着东乡的老师们去广东恩溢学校培训、交流，看大海。
马晓红是马场学校的老师，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其他5位东乡的老师一起，在丁大卫的带领下，坐了两天两夜的硬座火车，去到潮阳恩溢学校，和那里的学生老师交流。
而此前，马晓红没有到过兰州，没有坐过火车。
“一见到大海，哎呀，什么烦恼都忘记了。
”说起来她现在还激动不已。
让丁大卫特别自豪的是，在春运期间，他带着六位没出过远门的老师，倒了两次火车，从兰州到广州，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而每人的车票只花了143元。
“你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拿出一本边角都已经翻卷了的列车时刻表，给我解释“通票”的概念，有空调和没空调的火车差价多少，以及如何在换车的时候提前到站台找车长和列车员公关，如何凭借他的大个子挤座位。
“对老师们来说，这一路上都是学习。
”丁大卫认为。
回来以后，他还要把所有车票收集起来，给捐款人写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花这笔钱带老师去那里，一共花了多少，把票据都粘好，随信寄去。
不仅这一项，所有捐款的支出，他都会这样写信告诉捐助人。
所有的收支账也一式三份，给教育局一份，学校一份，他自己留一份。
“又没有人要求你这样，不用这么麻烦吧。
”翻看他的账本，从几万元的修学校费用到几元钱的电话费都登记着，我脱口而出。
“那怎么行，人家把钱交到你的手里，总要有交待。
”他提高了嗓门，看着我，好像有点生气了。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做法，很多捐款人都是反复捐助，最多的，已经达到9次。
丁大卫的精打细算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在祈牙小学，他得意地向我展示他在兰州旧货市场淘到的扩音器。
“和新的一样，1973年的产品，一直在库房里放着，质量相当好，才80元。
”还有从旧家具市场买的书架，从兰州一家网吧买的折旧的电脑桌椅
说到电脑，还有一段故事。
2002年，上海一家保险公司打算捐几台他们淘汰的电脑给东乡。
这是好事啊，丁大卫也觉得义不容辞。
7月，6台电脑运到了兰州。
麻烦也就开始了。
首先，提货单送到东乡丁大卫手里时，已经过了免费保管的期限，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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