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文艺复兴研究述评兼评鲍斯玛的文艺复兴消褪说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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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界用“文艺复兴”（Renaissance）指称欧洲特定时期的历史演变事实已习以为常，相关著作举不胜举，如罗伯特与克劳斯《欧洲的世界：
文艺复兴的世界》[2]等。
但对于文艺复兴的年代所指等问题仍各说各理，莫衷一是。
如果14世纪一直延伸至17世纪上半叶这种文艺复兴时段划分能够成立[3]，那么16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当属后期文艺复兴的研究范围。
从逻辑上讲，有了时间划段，有了后期概念，就会有“消褪”、“衰落”之类概念相伴随。
但就历史的实际进程和文艺复兴研究的实际状况而言，事情远非逻辑推论那么简单。
综观文艺复兴史研究泰斗布克哈特于1860年发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作者始终未就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段历史的特征进行总体性梳理和评价，也始终没有用“早期”、“盛期”、“后期”之类的概念进行历史分段，取而代之的是“世纪”等概念。
[4]例如，该书第4篇第11章的标题是“16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原版德语标题为“SturzderHumanistenim16.Jahrhundert”。
[5]（P4）德语“Sturz”的意思是地位、价格、气候等的跌落。
英文用“Fall”来对译“Sturz”[6]，中文则根据英文译为“衰落”。
[4]（P25）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到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原来所具有的优势和影响正在逐渐下降。
究其因，以往人们需要和人文主义者接触以便学习、掌握希腊语、拉丁语并进而了解古代的文化内容等，但印刷业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学习的空间被打开，与人文主义者的接近不再那么迫切。
另外，民族语言如意大利语等的推广也使人文主义者靠传授古代作品谋生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这些文化需求和客观条件的变化影响到人文主义者在各种学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原本就有的一些劣势，如近乎放任的个体主义、对伦理道德的漠视、对赞助人的过分依赖等则随着人文主义者境况的变迁而愈加严重。
总之，人文主义者的地位在下降。
[4]（P268—279）但作者在谈“下降”问题时同样未就文艺复兴时期的衰落问题进行评判。
那么布克哈特是否留下了一个学术空白呢？
进而言之，鲍斯玛出版《消褪》一书是否填补了布克哈特的学术空白呢？
下面不妨先回顾《消褪》出版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布克哈特谢世（1897年）后，学术界对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这段历史的总体评价大致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盛期已过，开始了后期或晚期的时代；
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一味从意大利的角度看文艺复兴的变化，15、16世纪时，意大利人文主义正在向欧洲更广的范围内扩散[7]（P79）；
因此，从欧洲的范围看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文艺复兴正以各种新的文化形式在演变。
在具体概念的运用方面，持前一种意见者善用“后期文艺复兴”概念；
持后一种意见者则尽可能回避“后期文艺复兴”等概念，而代之以“世纪”（century）、“时代”（age）等用语。
与第一种倾向有关的著述情况：
英国著名文艺复兴史研究专家海尔曾发表带有明确“后期”或“晚期”概念的著作，以他为总主编的《社会史丛书》之一《晚期意大利文艺复兴：
1525-1630》[8]即其中一例。
显然这里的“晚期”所指对象限定在意大利史的范围。
学者不难发现，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著作不乏“早期”、“盛期”、“后期”之类划段的概念，如巴伦《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危机》[9]等。
这类划段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应用尤为普遍，如艺术史专家莫雷的文艺复兴艺术史三部曲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分别为《文艺复兴艺术》[10]、《盛期文艺复兴艺术》[11]和《后期文艺复兴和风格主义》[12]。
与上述作者提出划段想法的同时，学术界不时有“消褪”、“衰落”之类联想的发生。
例如，西欧早期的资本主义文明曾经历一个经济、政治中心逐渐转移的过程。
其主要特征是：
意大利原有的中心地位逐渐被大西洋沿岸国家取代。
具体表现为：
美第奇银行的倒闭、威尼斯结算中心的变迁等；
文学艺术风格逐渐由原来的和谐主义走向了“风格主义”；
宗教上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地位受到宗教改革浪潮的冲击，等等。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消褪”象征。
上述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对研究范围做非常明确的限定，并通过某一个点的历史演变状况进行划段。
但在意大利范围内进行历史划段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学术论断。
当代艺术史家哈特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风格的角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进行划段也有不小的难度。
于是哈特采取折中的办法，即在大的思路上以世纪划分，仅在具体阐述16世纪的艺术史状况时提“盛期”一词。
[13]
与第二种倾向有关的著述情况：
海尔《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14]、《近代欧洲兴起丛书》之一《人文主义的世界：
1453-1517》[15]、狄更斯《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时代：
14、15、16世纪的欧洲》[16]、杜克编撰《欧洲1540至1610的卡尔文主义》[17]等。
人们不难发现，当海尔以上述标题撰写著作时不仅不使用“衰落”一词，相反还用“我们的时代”（ourage）来结束其巨著的撰写。
对照海尔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欧洲文艺复兴时的不同用词，其严格的历史眼光彰显无遗。
我们还发现大量回避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定性式标题的研究著作，如切尼《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250至1453》[18]、哥尼斯伯格尔《16世纪的欧洲》[19]、海伊《14、15世纪的欧洲》[20]等。
即使是思想文化方面的专著也用时代概念，如艾伦《16世纪政治思想史》[21]、泰勒《16世纪的哲学和科学》[22]、希勒布兰德《16世纪的人与观念》[23]等。
上述情况在大学教科书中也有反映[24]，这里不一一列举。
现实的历史研究状况是：
西方的历史学家及其历史著作提及后期或晚期欧洲中世纪史，这似乎天经地义，如海尔《晚期中世纪欧洲史》[25]、仁纳《中世纪晚期的异端自由精神》[26]、奥伯曼《宗教改革的先驱：
晚期中世纪思想的形成》[27]等，但为何从欧洲史的范围说后期（晚期）文艺复兴及其衰落问题就会那么谨慎呢？
这里的关键是“后期”一词的内涵界定问题。
是不是“后期”就一定意味着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走向了它的终点？
上文讲到，历史学家从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的范围谈论文艺复兴时一般很少用后期文艺复兴的概念。
既然如此，也就很少将16世纪中叶后的历史与消褪、衰落等概念相关联。
从理论上讲，某个历史现象或历史时期的衰落问题必然牵涉到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总体结构的解体。
文艺复兴时期即14至16世纪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之中，何来衰落之谈？
如果将历史的目光放得再久远些，那么西欧的历史从11世纪城市的兴起到18世纪三大革命（工业革命、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思想革命和美、法等国的政治革命）的爆发，经历了一个资本主义文明从酝酿、发生、发展到最后定型的长期演变过程。
所以，14至16世纪被定名为文艺复兴，也只是指这长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在弗格森的历史意识中，应当将14至16世纪的这段历史视做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时期。
[28]萨波里则以11世纪十字军东征为标志，将11至16世纪这段长时期的历史进行通盘考虑，认为以城市中心、世俗化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
[29]（P660-671）这些观点奠定了以后历史学家高屋建瓴式的文艺复兴历史分析的基础。
因此用“衰落”来指称16世纪稍后的历史时期，无论其主观的意图如何，都会引起一些歧义。
所以许多文艺复兴史专著（如卢卡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30]等）在论著的起首或导论部分都要对文艺复兴概念作各种必要的说明，以免在谈及衰落等概念时发生歧义。
由此看来，鲍斯玛以欧洲为背景提出后期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兴消褪说，确有非同凡响之处。
这等于是打破了历史学界在看待后期文艺复兴问题上的谨慎做法和传统惯例。
鲍斯玛以前的学者可能对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文化的特征如何发生变化、又如何向理性启蒙时期思想文化转变等复杂问题，还缺乏一种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思考。
从人文主义风格向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文化演进，这一过程涉及诸多重要的思想家及其作品。
著名哲学家就有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
对于上述哲学家生平和著述进行系统研究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需要学人作出长期艰苦的学术劳作。
再缩小范围以莱布尼茨而论，他的生平、他的逻辑学、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成果就很难由个别学者在短时间内做出总结性的学术论断。
这从罗素对莱布尼茨的研究过程可略知一二。
19世纪以降，西方的学术研究突飞猛进。
至20世纪临近谢幕之际，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幅幅令人鼓舞的学术景象：
汇集（如笛卡儿哲学著作集）、期刊（如文艺复兴季刊）、专论（如斯宾诺莎研究）等，洋洋大观。
我们在20世纪的诸多权威哲学史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上述哲学家许多新颖独特的、细致的、公允的评述，如柯普立斯顿对笛卡儿的评述[31]、罗素对莱布尼茨的解释[32]、文德尔斑对自然哲学的梳理[33]，如此等等。
再配之以历史学家个人对相关问题不懈努力的研究，鲍斯玛就是这种努力的典范（《消褪》中丰富的史料运用和百科全书式的分析扫描足以证明其孜孜探求的精神），那么得出相关的结论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宜。
二、鲍斯玛《消褪》的研究思路、启示与问题
鲍斯玛在进行文艺复兴史研究过程中首先对研究的范围和宗旨有一个明确的限定，即文艺复兴研究主要针对人文主义思想、情趣、风格等课题，同时考虑思想、情趣、风格背后的社会历史内容和背景。
因此，鲍斯玛所承继的是布克哈特的研究思路。
不过布克哈特使用sturz一词时特指人文主义者地位的下降（参见前文），而鲍斯玛则用Waning来修饰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主义风格退潮，试图全面阐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变化问题。
既然用人文主义来限定文艺复兴的内涵，鲍斯玛感到有理由下论断：
欧洲范围内的文艺复兴消褪现象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在西方史学界，像鲍斯玛那样将文艺复兴概念限定在人文主义思想文化范围之内的学者不在少数，如文艺复兴思想文化史研究权威克利斯特勒就是其中的代表。
[34]还有大量将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连用的著述如《克莱门特七世朝廷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35]等。
那么，将文艺复兴一词限定在人文主义思想文化内容、人文主义风格的范围，鲍斯玛又是如何来具体论证其消褪之说呢？
消褪之名起到了统摄整个研究的作用，还是制造了不必要的学术麻烦？
《消褪》全书由16章组成。
第1章的标题是“欧洲文化共同体”（TheCulturalCommunityofEurope）。
鲍斯玛的意思是，只有从欧洲范围看问题才能真正说明文艺复兴消褪的实质。
《消褪》接下去的15章由两个主题词或核心概念即“自由解放”（liberation）和“秩序”（order）来穿引。
其中第2—7章讲述在个人、知识、时空、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自由解放；
第8—9章讨论上述自由解放所引出的危机。
第10—16章则根据前面提到的各种自由解放，相应的提出在所有这些方面如何走向秩序、规则、确定性等新的思想文化路途。
这也是全书的创意和价值所在。
鲍斯玛在著作中曾用危机（crisis）来形容人文主义思想文化面临的问题。
当然危机不全是人文主义所致，它牵涉社会历史的种种复杂因素。
也可以反过来说，一种新的秩序正在酝酿之中，社会在动荡中迎接新的秩序。
在当时的历史图景中，各个国家的国家政治体制正在生成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权力或国家行政系统的效力、效率问题正在被政治思想家探讨；
国际社会的新秩序正在建立；
由商业路线的调整和价格革命等引起的一系列经济问题正在向更广的社会层面延伸；
科学的力量在上升；
人文主义自身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如此等等。
于是，思想文化方面变革的要求也日益生成。
所有这一切汇聚成一个思想和时代主题即鲍斯玛所说的“秩序”。
此秩序在人这个历史主体方面突出地表现为理性主体意识的生成。
鲍斯玛在思想家胡克、巴斯卡尔、博丹等人的著作中经常找寻的一个词就是reason（理性）。
[1]（P165—167）鲍斯玛进一步论证，人们在理性指导下开始由怀疑向科学过渡，开始走向确定、稳定等。
他用蒙田“变是令人担忧的”[1]（P198）的话来强调16、17世纪人们对确定、稳定的强烈意识。
在第10章“社会与政府的秩序”中，鲍斯玛针对当时新兴国家的权力运作状况，以马基雅维里、博丹、胡克、苏亚雷兹等人的政治观为例，重点指出两点：
其一，用现实主义的政策建构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
其二，用罗马法、自然法等法学内容和理念建构国内和国际的法制秩序。
[1]（P215—231）讲到宗教问题，鲍斯玛指出，当时天主教会正在采取各种手段以恢复信仰和教会秩序，尽管历史学家对这些手段评价不一，但教会在走向秩序，这是事实。
[1]（P232—245）鲍斯玛在全书最后一章中还谈到了艺术中的秩序，认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家的关注。
其中，鲍斯玛特别提到了英国诗人锡德尼《为诗辩护》中的观点，指出诗歌在指引真理、道德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和作用。
[1]（P249）
既然鲍斯玛的研究重点是人文主义思想文化，那为何不直接提人文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人文主义风格）的消褪，而要说文艺复兴的消褪呢？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内容，如果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艺术创作风格正逐渐让位给风格主义，那么说消褪还有一定的道理。
但鲍斯玛恰恰不愿意作如此狭隘的论断。
另外，鲍斯玛的著作是否像《中世纪衰落》那样，想从人文主义消褪的角度来进一步引申一个历史时期的衰落呢？
答案是否定的。
鲍斯玛心目中的文艺复兴消褪并不等于一个旧世纪的结束或旧社会结构被新的社会结构所取代，而是试图说明：
以人文主义风格为特征的文化现象正在向另一种文化现象过渡，或者说人文主义风格的主导地位正在变化。
这说明，人文主义对人的地位之强调并未销声匿迹，而只是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文化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个体主义为主要内涵的人文主义，它适应了城市市民社会的发育、演变需求。
但这种人文主义的内容和风格发展到一定阶段，无法满足资本主义文明新的社会发展要求；
无法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对思想文化的新的要求。
因此鲍斯玛认为消褪现象自然而然发生了。
但鲍斯玛在做出富有启示意义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因为各种考虑而使用了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学术用语“消褪”。
对此，我们要进一步分析隐匿在“消褪”之名背后的史学观。
三、亟需解决与“消褪说”相关的学术问题和史观问题
首先，学术界能否达成一个共识：
将文艺复兴概念限定在思想文化的范围之内，并将人文主义当做文艺复兴思想文化现象的主要内涵，避免用文艺复兴来指称欧洲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代之以年代或早期资本主义文明等更具有包容性的概念？
学术界目前普遍的状况是，尽管大家知道文艺复兴一词蕴涵着复杂的内容，但仍用这个词来指称一个时代。
学人这样认为的潜台词是：
其一，人文主义毕竟是当时的主流思想文化；
其二，人文主义现象的背后又有深刻的社会变迁内容；
其三，人文主义也影响了其他思想文化和历史现象的发生。
西蒙兹《意大利文艺复兴》[36]一书的视野超出了意大利，因此其著作自然要涉及同时期的其他思想文化现象，如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等；
马丁利则用文艺复兴概念来研究当时的外交现象[37]，凡此种种都使人感到文艺复兴一词在历史研究中的聚焦作用。
应当讲，用文艺复兴来指称一个历史时期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文艺复兴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
加上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概念的内在关联性，取消文艺复兴的历史时期概念倒有忽视历史的嫌疑。
但正如上文所言，文艺复兴并非那个历史时期的唯一现象，而且文艺复兴概念本身还需要进一步梳理。
从最狭义的角度来理解文艺复兴（renaissance，相同意思的词有rebirth，revival等），可以将文艺复兴限定在古典文化的再生范围，指一些学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热情和从中寻找人文理想境界的倾向等。
故将文艺复兴概念引申为一个时代的指称确实会生出各种学术枝节问题来。
这样，在文艺复兴一词仍被普遍当做一个历史时期指称的情况下，在文艺复兴概念本身会引起一些歧义的情况下，继续提文艺复兴衰落、消褪之类概念，总感到不太妥切。
鲍斯玛的著作定名为“人文主义风格的变化”可能更确切些。
其次，学术界对人文主义特征的评价方面如何达成一些共识？
如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则同样会影响文艺复兴消褪的结论。
过去人们习惯于从内容上对人文主义的性质加以界定。
其实，以人这个概念而论，古代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都十分突出人的中心地位。
区别是评价人、呈现人的内心世界的风格有差异。
在研究文艺复兴思想文化史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到了对人文主义风格的评判方面：
布克哈特史学研究的继承者沃尔夫林在《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导论》[38]一书中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风格作了系统论述，使人文主义研究的重点向风格问题靠拢。
以后对风格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的是艺术史家贡布里希。
围绕文艺复兴，贡布里希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后来汇编成书，其中有《规范与形式》[39]等；
克利斯特勒则指出人文主义也只是在理想、兴趣、研究风格方面有共同点[40]（P4-5）；
柯普立斯顿认为文艺复兴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一种教育的风格和理念的兴起[41]（P208），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盛行。
[42]受此影响，理性在人文主义者的眼里并不是衡量事物的最高尺度，那些带着诗意的、甚至神化的境界和漫幻情调更受人文主义者的青睐。
“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本质上富有审美气质，对于概念科学的抽象性质不再感任何兴趣。
”[33]（P489）在上述风格问题研究的大潮中，鲍斯玛采集“liberation”一词来概括人文主义风格。
“漫幻”和“liberation”是文学艺术创作、审美等必备的条件。
唯其如此，它能传达一个意蕴深远的、完整的人的内心世界。
由此不难想见，何以文艺复兴时期对文学艺术的重视程度要超过任何一门学科。
也许，正是抓住了风格问题，鲍斯玛才敢于说文艺复兴的消褪。
但风格的消褪不能代表人文主义全部内容的消褪。
故消褪说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阐释。
最后，如何理解16、17世纪的思想文化风格的转换问题？
进而思考“消褪”一词用在风格评价上是否妥切？
从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看，人文主义的风格一直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发生着独特的影响。
以后，科学理性主义势力的逐渐强化也并不意味着人文主义风格的淡去。
弗格森《对文艺复兴的历史思考》[28]、布洛克《西方的人文主义》[43]对此都作了详尽的阐释。
实际的情况是，对于西欧大多数国家来讲，16、17世纪既有人文主义运动的展开，又有理性主义萌芽的生长。
大约到了17世纪末，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人文主义风格乐谱上逐渐激扬起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旋律。
理性主义思维方式逐渐为学人和世人公认、效仿，这其中有诸多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
鲍斯玛启示人们注意其中思想文化前后相继的逻辑关联性。
但真正厘清其中的思想文化逻辑发展脉络，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鲍斯玛采取的分析方法是历史叙述，如人文主义的某个代表人物说了些什么，后来谁又发表了什么新的观点，等等。
学人需要在这种历史叙述中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进一步发现鲍斯玛究竟想说些什么，其中传达出的思想史逻辑进程又是什么。
因此，鲍斯玛著作中的一些想法并不十分清晰，这给研究者的理解产生了诸多不便。
我们更多地看到，鲍斯玛在著作中采取顺藤摸瓜式的和借题发挥式的论述格调。
例如，以前的人文主义虽然用特定的风格为人的自然感性生命正了名，但对人的整个认识结构的分析还极其粗略。
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提出怀疑原则，认为怀疑是最高意义上的对自我的确认。
鲍斯玛接着指出，彼特拉克这种思维方式所要引导的就是个体主义。
[1]（P32—33）鲍斯玛将后来笛卡儿和培根等人的思维方式认做以科学性为标志。
[1]（P190—191）彼特拉克强调美的境界，强调怀疑即可。
笛卡儿接过这个话题，认为怀疑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思维的确定性，尽管这个确定性中同样可以有上帝，以便为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提供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保证。
这样，从彼特拉克到笛卡儿的思维逻辑进程就比较清楚了。
由此可见，人文主义风格向理性主义的变化，也不是前后取代的关系，而是前后继承、相互包容的关系。
鲍斯玛之所以不用明确、论断性的语句直接提人文主义风格向另一种风格的转换，这多少反映了鲍斯玛不急于对繁复的思想文化现象下结论的历史主义态度。
事实上，处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思想巨擘，其身上既有人文主义的风格，又有新的思想文化风范，很难定论。
但鲍斯玛没有将自己的历史主义立场坚持到底。
鲍斯玛的著作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
既想从特定的思想文化现象入手对文艺复兴进行限定式的研究，同时又不甘心于“点”的研究，还想在文艺复兴“面”的角度对诸多历史现象下判断。
鲍斯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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