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主义与“一带一路”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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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官方意识形态，也是宏观上把握世界格局和历史发展形势的科学理论。

无论从政策理论研究、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国内思想动员还是国际的思想及政治储备看，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来研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2.“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实践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形成,是新常态下谋求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和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需要,是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质量和水平的需要,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等现实矛盾的需要,是完成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的需要。

第一,是新常态下谋求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和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需要。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谋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

“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从谋求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高度,将我国的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打开新空间。

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早期获利,可以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知与认同,增强中国软实力,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这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着眼点。

第二,是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质量和水平的需要。

企业“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起来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和融通融合的必然结果。

当前,“从宏观经济稳定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看,加快走出去步伐是大势所趋”。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企业“走出去”起步较晚,在这方面我们交了不少学费。

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来看,由于缺少政府的宏观指导,缺乏金融机构的有效服务,加之对“走出去”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估计不足,这些因素致使我国企业“走出去”水平较低、质量不高、成功较少。

基于这样的现实,习近平指出:

“国际市场是个大空间,虽然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但往哪里飞、有没有风浪也是要搞明白的,不能漫无目的乱飞,更不能往漩涡里钻。

政府要加强宏观指导和服务,做好全球投资需求的规模、领域和国别研究,提供对外投资精准信息,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这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第三,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多地少、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等现实矛盾的需要。

我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

从规模和数量来看,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不愧为一个大国。

从人均水平来看,我国很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土地的人均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水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8%,煤炭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0%,原油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森林覆盖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因此我国又是一个小国。

我国用7%的世界耕地养活19%的世界人口,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资源能源日渐紧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

基于上述事实,习近平指出:

“我国人多地少、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需要更多利用国际资源。

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实矛盾也需要向国外转移和依靠国际市场消化。

”这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最直接的现实基础。

第四,是完成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列为自身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

1982年9月,邓小平指出:

“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

”2000年10月,在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

“进入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完成党所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不断开拓创新。

当前,正处于完成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接续奋斗的重要阶段,更需要我们“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

这这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3.“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理论源泉

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既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又来源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特别是“三个开放”“走出去”战略。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形成的本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肇始于资本主义。

英国发端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

对于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全面、辩证、历史的分析。

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历史进步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带来的严重弊端。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马克思甚至指出: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科学批判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建构了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建共享为原则,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的联合体。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本源。

第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特别是“三个开放”“走出去”战略是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

新时期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各阶段性特征,我们先后提出了“三个开放”“走出去”战略等开放发展政策。

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

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在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的对外开放时期,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这篇文章做得很好,而其他两个方面的开放则相对逊色。

这种特征的形成取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与现实逻辑。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提出了“走出去”战略。

1992年10月,中央提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这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支持。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9月,中央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

12月,中央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走出去”的领域、途径、方式等进行了新谋划,大力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

十八大以来,为全面提升“三个开放”“走出去”的质量与水平,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

4.“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在国际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创新，既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又有助于区域合作、共同发展，还有助于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各国间的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

然而，在一片叫好声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

国际社会持怀疑态度者担心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工具，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手段称霸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

一些国外学者甚至声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霸权主义的体现，中国“融入”自由化国际秩序的努力将影响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要对中国的崛起加以制衡。

4.1“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中国与各国形成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的归属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异，也决定了两者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的根本目标。

发达国家通常利用资金、技术和产品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非等价交换，以此获取高额利润。

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适应生产力变化，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并借此以新的生产关系替代旧的生产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

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2013年这一指标为1978年的109倍。

三次产业结构发生质变，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978年的2倍，城乡居民更消费水平是1978年的50多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必须积极调整与他国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开始塑造排他性的、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受到极大削弱，亟待新的战略来适应生产力变化。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既为中国创造了通过商品交换、资金输出、技术交流以及劳务输出等扩大开放的机遇，又为中国提供了与沿线各国增进了解、改善经济关系的机会。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与沿线各国可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减少国内市场失衡的风险，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与此同时，还可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出口中国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引进他国先进技术或产品。

这些都是中国适应国内生产力变化，在对外生产关系方面做出的积极调整。

4.2“一带一路”战略以资本输出为主，实现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在强调政治、经济、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强调资本输出。

换句话说，“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来实现。

相关数据显示，在经过高速发展的30多年后，中国已从资本输入国转型为资本输出国。

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878亿美元，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资金对这些国家来说仍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

但资本主义资本输出的剥削性以及附带的各种条件使得这些国家在资金输人问题上有所保留，绝大多数国家都将“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为代价”作为经济外交的底线。

正是资本主义资本输出的劣根性，激发了社会主义资本输出的意识。

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资本输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的目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

资本输出是我国实现经济开放、发展对外关系的桥梁，其本质和目的是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因此，社会主义的资本输出没有剥削的欲望，也不会为了高额利润对输出对象国提出各种限制性条件。

“一带一路”战略的资本输出可以促进各国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关系到65个国家，44亿人口。

这些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有的国家资金过剩，有的国家资源过剩，有的国家劳动力过剩，有的国家有技术无需求，有的国家有资源无市场。

从单个国家来看，这些都是问题，难以解决。

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些国家具有很大的经济互补性，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这个平台，通过相互合作，变发展劣势为发展优势。

中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合作宗旨为互利共赢。

具体表现为：

第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遵循平等互利原则。

中国不干涉沿线国家的内政，不会谋求对沿线国家的控制，更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这些国家。

第二，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资源交换遵循市场机制和商业准则，不会采取低价掠夺的方式。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不会影响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原有合作。

第四，中国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

为此，习近平提出，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中国绝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

将坚持包容开放、平等务实合作、发展成果共享、互利共赢，提倡多予少取的“新义利观”等原则。



从过去经验来看，中国在资本输出时都遵循了以上原则。

如中国援建安哥拉，创造了“能源换基础设施”的双赢模式。

再如中非合作，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了43%，但中国对非洲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却超过50%。

中国坚持与非洲国家共渡难关，在非中国企业不减产、不减资、不减员之际，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关闭了他们的企业，撤资并解雇当地员工。

一些人质疑中国与非洲发展关系是为了资源“摄取”，但有数据显示，2009年非洲对中国出口的原油在其原油出口总量中仅占10%，远落后于对欧盟的26%和对美国的28%的输出。

也就是说，非洲以资源输出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面向全球的，而非只是中国。

此外，中国对非开展经贸合作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在进口非洲资源的时候严格遵循市场原则，要么直接购买，要么从国际专业市场购买，没有低价攫取资源的做法。

此外，中国还通过减免关税、提供援助、免费培训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而这些帮助大都是无偿的。

可见，中国的资本输出始终遵循着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

5.总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今天,需要我们以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于将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勇于将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适应国内生产力变化，在对外生产关系方面做出的积极调整，是中国寻求与地缘国家合作，实现协同发展与均衡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创新。

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蕴含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加恢弘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思路、开拓了新空间、绘就了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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