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四大名著Wor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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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对外交流的黄金时代，中国不仅强大，而且周边的许多文明也发展了起来，万国来朝的局面出现。
中华民族这个时候是积极乐观、包容进取的，对全世界敞开胸怀，也对外面的新世界充满了好奇。
《西游记》遂成为四大名著中唯一的一部喜剧，充满了传奇色彩，展示了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想象力、乐观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不拘一格的幽默感。
这就是大唐盛世留给中国人的记忆。
《水浒》讲的是北宋故事：
政治黑暗、官逼民反。
政府官员非常腐败，逼得人民起来反抗。
而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也用极其残暴的行为来报复社会，血腥可怖。
现在很多人读《水浒》，不能理解为为什么民间会把梁山上的那些土匪称之为“好汉”。
实际上他们杀人不眨眼，抓住跟自己有仇的官员经常会一刀一刀的把对方割下肉来吃掉，而且还滥杀无辜，动不动就杀人全家。
这些人简直就是恐怖分子，跟好汉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但如果你读了我前面对宋朝酷刑制度的介绍，就可以理解了：
都是政府逼出来的。
老百姓把他们视为“好汉”不是因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是他们敢于反抗腐败的政府。
除了《水浒》，反应宋朝特点的著名文学作品还有《说岳全传》，讲的是文官集团如何残酷迫害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这也是宋朝留给人民的一大记忆。
《红楼梦》讲的是明朝故事。
明朝后期，整个社会极度的纸醉金迷。
一个大家族的公子哥儿，在一群女孩子中间长大，不思进取，鄙视功名利禄，只晓得做一些浓词艳赋，喜欢和女孩子们厮混，喜欢穿漂亮衣服，吃女孩们的胭脂，房间也装饰得像个大家闺秀一般。
整个家族日渐的腐朽堕落。
最后终于盛极而衰，国破家亡。
四大名著和四大王朝的一一对应关系，有一些巧合，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巧合，可以叫做“偶然之中有必然，必然之中有偶然”。
四大名著都不是一个人写成的，特别是三国、西游、水浒，都是先在民间以戏曲、传奇故事等形式长期流传，形成一些早期的稿子，最后才由明朝的作家们修缮完成的。
所以它们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大一统王朝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留下的印象，它们以一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把鲜活的感情保存并流传了下来，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文官们编写的历史更有参考价值。
十六、出版自由
四大名著，皆出于明朝中后期，并不是偶然的。
那个时候的图书出版实在是很火爆，写出来好东西保证发大财。
当时主要的私人图书出版中心主要有南京、福建建阳、安徽徽州以及杭州苏州等地。
南京地区的出版商最多，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一书，至今还能考证出来名字的民营出版社就有九十三家，比如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万卷楼等等。
福建建阳地区现在能考证出来名字的比南京少九家，有八十四家，也相当惊人。
马伯庸在《记营销大师余象斗二三事》里面，讲了一个明末图书出版商名叫余象斗的故事，很有意思。
马伯庸这篇文章说，余象斗是建阳人，书坊名字叫做双峰堂。
参加科举考试考到了三十岁也没有中举，于是决定放弃，投身到出版事业中来，而且选中了最畅销的出版门类——通俗小说。
余象斗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写了本通俗小说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质量一般，销量却不错。
余象斗初出茅庐，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跟风出售，大赚了一笔。
尝到甜头的余象斗后来又玩了一次跟风营销。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
读者们都疯了，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说，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
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
“跟！
”
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真武大帝传》，一部讲华光的《华光天王传》，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
他还从别人那里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版权，全部命名为《西游记》，说是吴承恩那个《西游记》的姊妹篇，扔到市场上去卖。
读者们读过《西游记》之后非常过瘾，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马上就抢疯了。
买回来一看，写的都是垃圾。
也无可奈何，凑合着看吧。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销量相当火爆。
余象斗一看，马上决定跟风炒作。
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
余象斗一拍桌子：
“抄！
”于是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
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
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疯狂跟风，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
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才算稍微消停。
明末出版业的繁荣，也可以说明当时思想文化的自由和开放。
这跟明朝皇帝一贯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
“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
”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
也就是说，朱元璋刚刚在南京称帝，还没有北伐统一中国，就先下令免除笔墨和印刷产品的全部税收。
可见在他心目中，加强文化传播、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
洪武二十三年冬，朱元璋又下令让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
”（《明会要》）。
明太宗朱棣更是爱书如命，不惜耗费巨资编辑《永乐大典》。
他对负责搜集图书的人说：
“买书的时候不要过分计较价格，尽量满足藏书者的要求，才能得到好书。
”然后又对总编谢晋说了一段他对书籍的看法。
他说：
“藏书并不难，但需要经常阅读才能真正从中受益。
凡人都喜欢搜集金银珠宝，留给子孙。
我现在搜集藏书也是想留给子孙。
金银能给人的好处有限，书籍能给人的好处无穷。
受太祖太宗两位创业皇帝的影响，明朝总体来说，成为了古代王朝中对书籍出版和文化思想传播最开明的朝代之一。
终明一朝，没有任何一个皇帝颁布过限制民间出版自由的旨意或修改过这方面的法令。
中国的禁书史源远流长。
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焚书坑儒”拉开中国禁书史的序幕。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商鞅“燔诗书”的预演。
汉朝第二任皇帝汉惠帝宣布废除秦朝在这方面的法律，允许民间自由出版。
唐朝有禁书令，但是只禁那些对现政权有直接危害作用的天文、兵书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妖书”等。
所以鲁迅才有“遥想汉人多么开放……唐人也还不弱”的感慨。
汉唐帝国恢弘的气度、开放的文化政策，正是国家强盛、充满生命力的表现。
到了宋朝，儒家思想一家独大，文官士大夫们开始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
宋人强调的所谓“文治”，即包括与政治、经济、军事高度中央集权相一致的文化专制。
不仅大兴科举，而且规范儒学以改造读书士子。
至南宋时毁弃各地刊行的“异说书籍”，直至禁止书坊擅自刻书（宋孝宗七年诏令）。
禁书的目的，已由对直接危害现行政权的防范，上升到强化思想的一统。
这一转变是对汉唐风范的舍弃。
元朝基本继承了宋朝的做法，文学创作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是重罪。
《元史•刑法志》载：
“诸妄撰词曲，为讥议者，流……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者，处死……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汉唐风范终于得以恢复。
他主持编订的《大明律》，虽然很多方面借鉴了宋元时期的刑罚，但却把有关文学创作和书籍出版限制的内容全部删去。
明朝文化思想的自由程度，直追汉朝。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相对于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
元朝图书出版有严格的审查机制，想要印书，须先把书稿交给本地的士绅，委托士绅代为转交给地方官员审查。
地方审查通过了，再交给中央部委审查，才能刻版刊行。
“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
”“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
朱元璋是贫民出身的伟大人物，很有英雄气度，对言论问题非常开明，废除了所有的出版审查制度。
无论官府、私宅、书坊，或者达官显宦、读书士子，甚至包括太监佣人，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刻版印书，不需要事前交给任何机构审查。
在政策宽松、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出书在明朝很快就成为一种时尚，滥写滥印的情况非常普遍：
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甚至举人，都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以示纪念；
退休了要出版回忆录；
死了要整理墓志铭等纪念文章出版等等。
跟今天差不多。
至于像各种野史见闻、神鬼小说更是铺天盖地。
为什么今天关于明朝的皇帝那么多不靠谱的传说？
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明朝出版太自由、太繁荣，文人书商可以随便瞎编皇上的风流故事或者宫廷秘闻，传了几百年，大家都搞不清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了。
比如朱元璋的反腐败故事，就被编写成杀功臣、搞文字狱等等故事来给大家看，因为严肃的政治人民群众不爱看。
阴谋诡计、帝王心术什么的大家才喜欢。
关于朱元璋搞文字狱的记录全部来自于野史，官方文献和同时期的官员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一句话，而且都是朱元璋死后一百多年才出现的野史，集中出现在嘉靖万历年间。
这段时间也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出世的时间，中国古代史上图书业最繁荣的时间。
这不是偶然的，当时那帮文人《金瓶梅》、《水浒传》什么的都写的出来，看见《西游记》畅销就能整出三部新《西游记》出来，什么吸引眼球卖什么，编个个把文字狱故事，说老朱看见有人提到光啊秃啊就要杀人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前段时间我有朋友去香港，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些历史，尤其关于建国前三十年的材料。
就说香港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大陆不让出版的秘密材料，要给我带两本回来。
我让他拍两张照片传给我看，我一看封面，就是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和江青的三角畸恋》之类的。
我一看名字就说算了，还是别带了。
明朝的江南图书业就跟今天香港似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怎么编的耸人听闻怎么来，重点不是真假，重点是要好卖。
比如现在还能查到的关于朱元璋搞文字狱的原始文献，有一本叫《皇明纪事录》，据称是跟朱元璋打江山的一个叫俞本写的。
这个俞本是从郭子兴时代就跟着朱元璋，一直到朱元璋去世他都还在。
首先历史书里面就找不到有这么一个人，类似经历不同名的都没有。
而且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写书的时候竟然是“禁军骑士”。
在明朝也没有这么个官职，就算有，一个懂文化会写字的人，从一开始就跟着朱元璋打江山，怎么可能混到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骑士？
如果某人从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参加反围剿，走过长征二万五，打过遵义娄山关，延安城里管过事，抗日战场带过兵，赶走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全程参与，一直活到改革开放，还会读书写字有文化，最后就混了个警卫连连长，历史资料上也找不到他的事迹，可能吗？
而且这本书是出版时间是朱元璋死后两百多年的天启（明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年间，是一个名叫“张大同”的人对原书加以编辑以后出版的。
真正的原书除了张大同谁也没见过，之前两百多年的各种文献资料中都没有人记录过原书的名字或内容。
后来投降清朝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写书的时候，就当真事抄了过来。
赵翼编《廿二史札记》的时候又从钱谦益的书里抄了过来。
这就有了好几个朱元璋因为文字忌讳胡乱杀人的“历史记载”——但全都出现在朱元璋去世两百年以后。
从这个书的来龙去脉看，最大的可能是那个名叫张大同的人编出来卖钱的。
这还是现在能找到原书的。
像什么《朝野异闻录》这种听名字就不靠谱的书，也被明朝末期的作家们被抄来抄去，当成史料来作为朱元璋搞文字狱的证据了。
这样的历史记载我们能够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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