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初时期农民革命的心理认知和社会行为01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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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特点：
2.2.1广泛性
2.2.2差异性
2.2.3时代性
2.2.4落后性
第三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诱发因素
3.1社会原因：
3.1.1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3.1.2列强的侵略和扩张
3.1.3洋人的债务、政府的苛捐杂税
3.1.4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降低
3.2自然原因：
自然灾害
3.3根本原因：
小农经济的抵抗性
第四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的心理表现
4.1生存危机下求生的本能
4.2盲从流言、谣言
4.3从众心理
第五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的积极影响
第六节结语
附：
引用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第一节绪论
中国经济的重心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而农民是小农经济中的主体。
他们承担着政府的徭役和赋税，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繁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小农经济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使其在面对自然灾害和外来冲击时毫无招架之力，任其践踏。
处于古代社会底端的广阔乡村社会一直都是中央集权难以企及的地方。
到了朝代衰微的晚期，中央政府受到严重的挑战，其实力在乡村也随之大大削弱。
近代，随着皇权的陨落，这一现象更为尤甚。
这样，在处于天灾人祸的时期，由于自身的抵抗力差，农民为保生存，民变就随之产生。
近代的民变，带上了浓重的时代特色。
在传统的“饱、暖、均平”目标之外，又加上了为社会前进和民族危亡而奋斗的使命。
农民革命运动不仅破坏了当时乡村社会的“封建式”稳定，冲击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
而且推动了新兴力量的成长与壮大，使中国渡过了亡国灭种的危机。
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成为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关于中国农民的近代运动，笔者认为较多的从政治角度进行探讨，而对社会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少。
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入手，对清末民初农民参与的革命问题进行叙述，挖掘出这一历史现象背后深层的、潜在的、隐藏的下层群体社会心理，这是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意义之一。
为什么当时的革命家、思想家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思想却与农民意识在内涵上和行为上彼此脱节，相互矛盾和斗争？
从当时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认知水平和心理动态的角度来展示这一历史现象是本文写作的第二个目的和意义。
当前依旧是农业社会，“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依然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发展形势严峻，农村发展乏力，农民负担依然不轻，“三农”问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难题。
青年学生身怀各种技艺，日后必定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当中找到自己成才的道路和价值。
因而引起和自己一样的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加以爱国主义的情怀，有利于农业社会问题的解决，更好的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本文写作的第三个目的和意义。
自己对历史向来喜欢，尤其钟爱民国史。
回报我的历史老师上官老师以及王老师和满足自己多年来一直想写点关于历史的东西的渴望，是本文写作的最后一个目的和意义。
“革命”一词的古义是变革天命，最早见于《周易·
革卦·
彖传》：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近代则指自然界、社会界或思想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深刻质变。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分析革命时就曾认为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则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
在笔者看来，革命是社会变革的手段加方式。
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要求又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事件都是革命。
中国自汉代开始尊孔子，要是有人站出来公然说孔子也是凡人，这是革命；
有人抛弃千年传递的曲辕犁不用，而采用西洋的机器玩意进行种植，这是革命。
但是，当下层人民因为饥饿、寒冷而站起来反抗的时候，这也应该是革命。
不论规模大小、时间长短、力量强弱，能站起来反抗就是革命。
民变就是革命的部分，而且是中国农民参与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方式。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危亡的加剧，革命的含义应该有大的推广和延展。
张振鹏与丁原英在《清末民变年表》里整理的清末人民群众的各种斗争形式，包括“抗捐抗税、反饥饿、反新政、反洋教、抵制洋货、保路运动、罢工罢市、学潮、兵变、农民起义、社会党活动”①等都可以称之为一种“革命”。
章开沅在《辛亥革命史》（中）中将民变分为“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反洋教斗争、工人罢工和起义、秘密会社起事以及少数民族反封建斗争等几种不同的形式”②，都可以算得上革命。
1.3相关资料的分布
由于笔者知识水平有限，资料不是很完全，望谅解。
报刊资料方面：
主要是《东方杂志》，还有一些《申报》《大公报》等当时报刊报道的相关内容。
文献资料方面：
《德宗景皇帝实录》；
中国史学会主编的《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第三册辟有《人民反清斗争资料》专目；
张振鹏、丁原英编：
《清末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
《辛亥革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版。
论文方面：
沈雨悟的《辛亥革命前夕浙江农民的反抗斗争》（《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俞兆鹏的《辛亥革命前夜江西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李严《对清末民变的再认识》兰州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周积明、谢丹的《晚清新政时期的农民骚乱》（《江汉论坛》，2000年第8期）
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因为篇幅有限，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笔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以清末民初农民参与革命这一历史现象为切入点，从清末民初农民革命的类型、特点、原因和心理状态等方面论述了这一全国范围内的伟大事件，展现了清末民初农民革命轮廓和当时民生状况。
本文的基本框架为：
首先，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对“革命”的理解以及相关资料的分布，确定范围，理清思路。
第二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概述。
通过结合具体论述，展示这一历史现象，总结出广泛性、落后性、时代性和差异性四个主要特点。
第三节，论述清末民初农民革命诱发因素，主要有根本原因、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
第四节，从心理学角度阐述革命过程中群体心理特征。
第五节说明其积极的社会效应。
结语部分。
创新的地方，笔者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能以古人之事来写心理学论文应该是创新之处。
能以心理学入历史事件的手法可能不多见。
不足之处很多，笔者的水平有限，对这几种学科的知识素养都不高，论述没有很深刻，因而，本文会定会存在许多不足，希望读者见谅。
第二节清末民初农民革命概述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对中国的农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惩罚。
各地相继爆发形式各样、声势浩大、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这些斗争汇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洪流。
2.1清末民初农民革命的类型
主要有4种：
反教会的斗争、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抢米反饥饿的斗争以及政府改革和变更引发的一系列其他斗争。
就起源头来说，反教会斗争是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直发展到义和团运动达到高峰，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反帝运动的一种具体形式。
而在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斗争形式继续发展，成为对抗外来侵略和推翻封建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并与当时其他的爱国运动（比如争路、争矿）相交织。
1901年6月在《辛丑条约》签订间，直隶深州地方“武装田经在该州所属地方。
倡立连庄会，约有七八十村庄。
·
其器械旗帜等甚伙，旗上署‘扫清灭洋’字样。
”③进行反教会斗争。
义和团失败后，反教会斗争在各地相继展开，著名的有：
1902年2月热河朝阳花沟子邓来峰率领的反教会压迫斗争，1905年4月四川巴塘族人民反教会斗争，1906年南昌群众毁教堂、杀教士运动，1907年5月浙江象山县反洋教运动，1908年，安徽英山县反教会暴行斗争。
④
2.1.2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
清末民初十年余间农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总计达130多次。
各地捐税名目众多，除基本税种之外，还添加糖捐、果捐、竹捐以及僧尼巫道捐、赌博捐、柴把捐等不下百余种苛捐杂税，⑤几乎“无人不捐，无物不捐”。
各地农民不堪重负，愤然反抗，著名的抗捐抗税斗争有1901年11月山西牛文炳领导的抗捐斗争1903年9月山西永济县、1904年7月江西乐平县、1907年7月陕西扶风县的抗捐斗争，1910-1912年达到高潮。
2.1.3抢米反饥饿的斗争
此间，土豪劣绅囤积居奇，民众生活无法维持，发生的抢米风潮层出不穷，如1904年6月青岛聚众向富人们要米。
最典型的是湖南。
1906年湖南遭灾，抢米风波较各地尤甚。
1909年湖南大水，不仅本地富豪囤积粮食不售，而洋人竞相到湖南买米，使米价扶摇直上，一日数涨。
1910年4月11日因黄贵荪一家的惨死而引发了长沙抢米风潮。
此十余年间，抢米风波屡见于浙江、江苏、四川、广东、直隶、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山东诸省，省均在130次以上。
2.1.4政府改革和变更引发的一系列其他斗争
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各省就不断爆发以反对户口调查、反对地方自治、反对钉门牌、毁学等内容的民众运动。
据相关资料统计，仅1909年至1902年10月三年间，直接反对户口调查的就编辑全国十余省区，计96次。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实行新的地方保甲制度，试图在农村埋下复辟帝制的基石。
但是，各地相继爆发各种发对民国新政的斗争，使其企图遭到破灭。
2.2清末民初农民革命的特点：
此间的农民革命运动，因其历史背景，呈现出既不同于以往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也不是义和团运动的继续发展。
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革命斗争遍布全国各个地方，既有经济重心的江南，又有偏远的边疆。
小到一县，大到一省或数省。
不仅有汉人的参与，还有蒙、回、维、苗等少数民族。
参加运动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除了以破产的农民为主体外，还加入了手工业者、船夫、小贩、土匪以及商人、革命党人、留学生等，并涌现出众多农民头领，如黄若娃、张白狗、张化龙等。
其中妇女也积极的投身其中，如广西农民起义著名女首领黄九姑。
斗争的形式是和平与暴力并存，既有打、砸、抢和与政府兵戎相见等极端方式，也有集体报荒、请愿等相对和平的方式。
2.2.2差异性
主要是时空差异。
革命主要以1906—1907、1909—1912两段高潮为主，1910年最多。
从各省来看，江苏最多（275起），其次为浙江（178起）、江西（169起）、安徽（162起）、广东（160起）诸省，最少的是宁夏（1起）、蒙古（2起）。
主要在经济发达且人口其中地区，南方明显比北方活跃，内地多于边疆。
2.2.3时代性
这期间是中国新旧社会这交替时期，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性或者说过渡性。
社会生活中，各种社会力量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纷纷扮演着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
乡村农民也不例外。
除了传统农民反抗斗争以外，也带有时代的烙印。
时代性主要是通过他们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及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关系而表现出来。
这种革命不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具有时代的使命，这种时代性在以部分会党首领领导的乡村农民运动中变现最为明显。
一、运动以革命旗帜为号召，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甚。
1905年湖南浏阳的洪江会首领姜旦守自称革命军。
二、与革命党人串结以扩大声势。
1907年革命党人邓之瑜发动惠州七女湖起义后，附近府县会堂亦相继而起。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式的革命。
这一时代性或者过渡性的判断主要来至于当时的时代特征及其本身的阶级属性。
这一性质一方面体现了辛亥革命的进步性，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其失败的必然性。
2.2.4落后性
全国的农民运动多带有浓重的自发性、突发性、孤立性和分散性的色彩。
尽管有某些出色的领导人的指挥但还是缺少必要的支持和有效的领导，缺乏组织性，没有充分的酝酿和准备。
农民首领的思想大部分比较落后，本身素质不高，大部分出身铁匠、裁缝之类，提不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斗争任务和纲领；
大部分借助宗教的力量号召；
有的女性首领仅仅是为夫报仇。
有的士绅和举人参与，但并不是真心向往革命的，仅仅是为了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利益。
农民的革命没有目标。
他们的反抗是因为现实的利益。
只要能满足具体的要求，斗争随时可能瓦解。
囿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对斗争的性质、任务和对象都没有深刻的认识。
因而不能很好的团结广大的农民。
同时这些认知上的局限，也使得其向资产阶级革命靠拢。
不过随着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展开，他们才真正觉悟到自身的巨大作用，这是后话，不多提。
这些革命既有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一些共性因素，又有近代社会所特有的新的因素，是多种因素的合力激发的结果。
3.1清末民初农民革命社会原因：
中国的封建社会，农业是基础和根本性的行业，而土地和劳动力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重要的两个要素。
人口与土地的失调，就会破坏农业生产秩序，从而危害社会的政治统治。
随着社会的长时间的稳定和高产农作物的引进，人口快速增长，人口压力在清后期是巨大负担。
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导致人口和土地占有的不平衡性，进一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危害社会秩序。
当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最低水平限度时，为了追求最起码的生存权益，贫苦农民就是铤而走险，或沦为流民，借机生事；
或秘密结社，武装暴动。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经济，近代虽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但并不具有冲击社会经济结构的实力。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依旧是封建的土地私有制。
而这大大加剧了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狂潮又大大加剧了人地矛盾。
历代统治者把抑制土地兼并作为头等大事，可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阶段，抑制土地兼并是天方夜谭。
3.1.2列强的侵略和扩张
这个时候列强对农村的侵略主要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经济侵略是列强侵略中国的直接目的。
面对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垂涎三尺。
最多的人口意味着最大的市场，可以带来最丰厚的利润。
而这个庞大帝国的95%的人居住在农村，所以列强的魔爪自然延伸的中国的乡村。
洋布、洋油、洋火，洋货充斥着这个市场的每个角落。
而与此相对立的土货，却一步一步的走向衰微直至破产。
农民们都很清楚自己该得的钱落入了洋人的口袋。
当洋人们把农民的身体和钱包弄垮时，他们还进行社会麻醉。
最典型的就是传教。
洋教士们走进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给他们带来主的福音，并且要在这里兴办教堂、医院、学校，“服务”大家。
可他们似乎忘记了，教堂的对面是小山村里历经几代的土地庙，老中医们天天上山采草药，私塾里传出了历经千年的“子曰”。
这是两种文化的对抗，但是不公平。
洋人们是带着钱来的，农民什么也没有。
矛盾就产生了，而且一发不可收。
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重视迁移的，是关于土地的生活。
洋人们的到来彻底的把它们和土地的依恋情节绞断了，没有了退路的农民就是为着自己的生存而背水一战无关生死。
3.1.3洋人的债务、政府的苛捐杂税
农民的负担太重，这是他们起来反抗的直接原因，这也是他们尽所能尽自己最大努力能看见的部分。
政府签了很多协议，包括《辛丑条约》、“善后大借款”，政治家们是不会自己出钱还的，他们的目的在于保存自己的实力。
这个负担只能是中国最低层的人来背。
清政府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加重盘剥。
旧税加重，又添新税，“各种苛捐杂税，省省不同，府府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百余种之多。
”当时有句流行的奏语：
“朝廷责之疆吏，疆吏责之有司，有司不取之百姓，将于何取之。
”⑥取之百姓无他，巧立名目征税。
洋人不仅借钱给政府，而且直接设立银行，进行日常的国民储蓄业务。
农民走投无路时通常都会去洋行里面借点钱，因为洋行的利息低而且大家都认为洋人好骗。
事实是借债的每每倾家荡产，放债的坐收渔利。
经济上的尖锐冲突是农民革命的直接推动动力，而这沉重的负担则是农民毅然站起来的“支撑”。
3.1.4中央政府的管控能力降低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辛丑条约》的签订，悲观、颓废的氛围弥漫于整个朝野。
传统意识中皇权崇拜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深刻的危机，农民阶层最后精神上的资源也血本无归，下层社会的心理危机也出现了：
士绅阶层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理由，士绅的道德、素质、能力每况愈下，从而日趋恶化了农村的社会环境，清末明初的社会秩序空前混乱。
皇权崇拜源自小农经济，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状态使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皇帝的权威是以另一个阶级的面目出现的，实际上他是保护被统治阶级的象征。
自从庚子赔款之后，清廷的权威在中国百姓心中大打折扣，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王朝行将就木。
“爷爷弱，鬼出窝，赶上小儿跑不脱。
”（《成安县志》为此加注：
朝廷微弱，列强肆虐，清代不久将丧失主权，清祀一二传亦将斩也。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
”可见清廷气数已尽成为共识。
中国乡村社会的稳定，士绅阶层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既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自下而上的“无形组织”，而他们赖以维持的支柱是传统道德和传统习俗。
但那时的士绅早已不是道德的榜样。
纳捐、军功可以入仕（没有经过科举），新政时期废除了科举使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政界，民国初期的军阀林立，哪里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士绅。
而他们在底层只能是变本加厉的压榨劳动人民以壮大自己的实力并以此为资本与中央叫板。
中央权力的旁落和地方权利的膨胀，激化了原本就不和谐的社会阶级矛盾，农民革命也就风起云涌了。
这一时期，灾荒不断，民不聊生。
因而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1902年，广西大旱，很多地方“数月不雨，赤地千里，米加昂贵”。
第二年广西就爆发了自太平天国事件以来最大的农民起义。
1909—1910年的大水灾，使得抢米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总的来看，农民的反抗是在向新的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之中，旧有的小农经济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时代的进步，但是受着内外力作用的压迫而进行的一次反抗。
这一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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