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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到芜湖自成钢。
”在历史上，芜湖的钢铁锻造业非常有名，这里曾经是江南一带钢铁铸造、生产的集散地。
芜湖铁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清康熙年间，芜湖有个铁匠叫汤鹏，他生活贫寒，靠打铁为生。
汤鹏与大画家肖云从为邻，他常赴肖处偷学绘画技巧，后被发现遭到斥退。
汤鹏乃立志以铁为墨，以锤为笔创制出铁画。
清代《芜湖县志》所录《铁画歌·
序》中对此有记载：
“鹏少为铁工，与画室为邻，日窥其泼黑势，画师叱之。
鹏发愤，因煅铁为山水嶂，寒汀孤屿，生趣宛然”。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汤鹏是从国画中受到启迪而创出铁画的。
人民大会堂的铁画《迎客松》，同样也是在国画的基础上诞生的。
那是1959年的一天，正在家中作画的安徽省著名新安派画家王石岑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让他创作一幅大型国画《迎客松》。
当时，人民大会堂落成在即。
每个省为了装饰本省的大厅都拿出本省最具特点的手工艺绝活。
而铁画是安徽省最具代表性的工艺品。
黄山松又是享誉海内外的一个独特树种。
安徽省委决定，组织人员打造一幅巨幅铁画《迎客松》。
50年后，王石岑的养女——芜湖市文联的画家王叶青向我们介绍了这一情况。
当时王石岑的烦恼不仅在于对铁画这种题材的陌生。
而且他了解，在铁画的发展史上，每一件优秀作品的诞生，都是一位画家和一位能工巧匠的共同创造。
而此时，谁又能和他一起担当起这个重任呢？
新中国成立之初，铁画手艺在连年战乱中已经逐渐失传。
当芜湖市政府准备恢复铁画工艺时，芜湖城里已经找不到一家铁画作坊。
为了挽救这门独特的传统手工艺，市政府动用各种渠道开始寻找铁画艺人，就在这时，一位年近六十的老人出现了，他就是储炎庆。
当时并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在县城供销社默默无闻的老会计会打铁画，因为他的手艺是解放前“偷师”来的。
对于储炎庆和画家王石岑来说，这都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因为王石岑当时并不了解铁画的制作工艺，因此他很难一下子就拿出符合铁画特质并便于实际操作的画稿。
而储炎庆虽然熟悉铁画的制作工艺但是在绘画艺术方面却是刚刚入门，此时，两个人的磨合就成了这幅作品成败的关键。
在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厅门口，上图这幅《迎客松》铁画成为大会堂50年历史的见证者，半个世纪以来，迎宾大厅不知举行过多少隆重的迎宾仪式，这株铁打的《迎客松》也不知在此笑迎过多少中外宾客。
图为他的女儿储金霞，他们也是当年《迎客松》的主要创作者。
由于在人民大会堂陈列的时间比较长，《迎客松》也面临老化的情况。
2002年8月，在老艺人的指导下，工人们对《迎客松》进行维修时的情景。
供图／储金霞这是一次大画家和小铁匠的结合。
当时，王石岑脚穿纱袜，站在拼凑起来的竖2.5米、横4.5米的巨幅宣纸上面，奋笔纵横，几易其稿。
当画稿终于完成时，储炎庆带着他的八大艺徒和几十个工人，将制作车间搬到合肥模型厂，按照画稿潜心进行锻制。
在这个过程中，为使作品更具有“画魂”而脱离“匠气”，储炎庆经常与王石岑进行交流。
有了画稿做参照，接下来铁画的精华便要靠锻打锤炼出来。
储金霞是储炎庆的女儿，芜湖铁画第五代正宗传人。
当时年仅15岁的她跟随父亲一起参与了《迎客松》的制作。
她还记得自己是从松针开始做起的，拿着真的松针对照着做。
整个“迎客松”密密麻麻有几万根松针，各具形态。
“别小看这个小松针，在画家手中可能只需要轻轻一笔，在我们这里，每一枚松针都要敲出沟槽，每一枚松针都要敲击上百锤，不但要锻出松花，还要挑出毛刺。
60到80枚松针才能锻接成一节小树枝。
半天下来，到我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动。
”回忆往事，年已65岁的储金霞还记忆犹新。
像《迎客松》这样的大型铁画需要集体的力量才能顺利完成，不仅要求几十位创作者各自分好工，有人打松针、松花，有人打树皮，树干，更重要的是团结协作、风格统一，特别是在连接主枝干的时候，将刚刚从炉里烧红的枝干趁热合成在一起，持续的时间只有几秒钟，需要多人配合，步调一致，稍有延误便前功尽弃。
这对创作者的技术要求尤其之高。
在采访中，储金霞还向我们透露了当时发生的一起意外事故。
在一次非常重要的连接过程中，大家都很紧张，想趁铁枝烧红的那短短几秒连接成功。
为了确保接火到位，储炎庆的大弟子杨光辉俯身靠近想看得清楚些，结果一不小心出了意外。
当时正好有3个炉子同时在接火，一时间火花飞溅，溅到了杨光辉的一只眼睛里，顿时鲜血直流。
医生经过奋力挽救，他的视力最终也只恢复到0.1。
这个意想不到的意外，使几个月来的辛苦和努力在这一刻功亏一篑。
合肥模型厂里的人们在经历了短暂的沉默和失落之后又重新甩开了大锤，两个月之后，这最后的一锤终于在众人的电光火影中成功地落下。
图1图2铁画《迎客松》的枝干到主干的组接奇巧无比，重重叠叠。
枝干上一圈一圈的鳞皮，有凸有凹，有明有暗，正是各种形状的锤痕所显示出来的效果（图1）。
而它的每一节小树枝，由60到80枚松针为一组锻接而成（图2）。
当年，没有电焊机，全部是通过手工，一根一根锻打出来，然后加工成松花、松枝，耗费的工时不计其数，真可谓千锤百炼。
在连接主枝干的时候，工人将刚刚从炉里烧红的枝干趁热合成在一起，持续的时间只有几秒钟，需要多人配合，步调一致。
摄影／李健一幅耗铁200公斤的巨作终于创作完成，铁松的树干和树枝苍老如龙，锤迹凹凸起伏；
两万根松针磊落层叠，远山和巨石虚灵飞白，云烟空阔。
整个画面谋篇布局虚实相映，传神而巧妙地运用了钢铁这种特殊材料营造出的独特质感。
《迎客松》制作完成后，被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不久，周恩来总理到安徽厅观赏，大为赞赏：
“这幅铁画做得太好了！
铁打的迎客松，象征我们祖国的万古长青，再说我们中国人好客，迎客松的寓意很好。
它既有政治气派，又有艺术魅力，是美与力的最佳结合。
”就这样，周恩来一眼看中了这幅《迎客松》，并指示工作人员将其重新安置于接待厅，让它作为中国人民友好、好客的象征，广迎五洲宾客，广结四海朋友。
从此，这幅铁打的《迎客松》就屹立在接待厅的门外，历经风云变幻依旧保持着坚韧挺拔的姿态。
总理一手托起的狮子假如时光能倒流到1959年新中国的第10个国庆节，你将再次目睹那精彩的一幕—中外宾客欢聚人民大会堂，在宴会厅门口，周总理信步走到一对两米多高的古铜色狮子面前，指着它们对外宾说：
“我可以用双手把它举起来！
”话音未落，只见总理摆开架势，双手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把狮子托起，让一旁的外宾看得目瞪口呆，好生疑惑。
奥秘在哪？
周总理笑着说：
“非我力能举鼎，这不是铜铸的狮子，而是福州脱胎漆器仿紫铜大对狮。
”一时间，在场的外国友人无不惊叹，盛赞中国工艺的高超。
福州脱胎漆器也因此名声鹊起。
当时陪同的郭沫若先生还写下了“视之九鼎兀，举之一羽轻”的诗句，赞誉这种神奇的漆器制作工艺。
图为人民大会堂刚建成时福建厅内的陈设。
从这个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工艺品在整个会议厅中的位置。
供图／赵庆伟图中这位站着的老者是福建著名漆器艺术家李芝卿，他正在指导弟子在花瓶上描金。
摄影／侯民杰这一对神韵独特、质地轻巧的仿紫铜狮子便是李芝卿的杰作，它们至今摆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
说到脱胎漆器在福州的发展历史，人们总要把它同“沈绍安”这个名字连在一起，至今福州工艺美术界都以“沈绍安”三字作为脱胎漆器的正宗代表。
清代乾隆年间福州府侯官县（今福州市）漆艺人沈绍安就是福州脱胎漆器的首创者。
沈绍安早年为油漆匠，在福州杨桥路双抛桥附近开设“沈绍安”老铺，以油漆加工为业，并且制售漆筷、漆碗、神主木牌之类小商品。
当时福州为八闽首府，手工业比较发达，虽然说漆器行业在各种手工业中的地位首屈一指，但是竞争十分激烈，生意并不好做。
再说，福州从南宋开始有了漆器，到了清初也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陈旧的工艺影响了漆器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店中生意清淡，沈绍安不时到官家深宅或宫观寺庙去做油漆活儿。
有一次在一座古寺做工时，他发现寺庙大门的匾额木头已经朽烂了，但是用漆灰夏布裱褙的底坯却完好无损。
细心的沈绍安从中受到启发，回家后仿照旧匾，用泥土先塑出模型，然后在模型外面裱上夏布，涂上青漆，等漆干了之后脱去土模，再行髹漆加工上色，经过反复试验、改进，终于造出了最早的脱胎漆器。
作为福州特产的脱胎漆器，它与内地漆艺有着显著的不同，即采用了脱胎法。
所谓“脱胎”，即是先以泥土或石膏等塑制器物的形象作为坯胎，而后用苎麻布或绸布裱在泥胎上髹漆数遍，待阴干后脱去原胎，留下漆布雏形。
脱掉原胎的漆器自然轻巧灵便，再经过上灰底、打磨、髹漆研磨，最后施以各种装饰纹样，遂成光亮如镜的成品。
当年被选送进人民大会堂各大厅陈列的工艺品，几乎都是中央或各省地方政府指定的、最能代表当地工艺水品高度的佳作。
那么，脱胎漆器何以在福建省众多的民间工艺品中脱颖而出呢？
这得益于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民间美展这一机会的使然。
1951年，中央文化部派美术家陈烟桥、金逢孙前往福州脱胎漆器创始人沈绍安故居，专访其后裔沈忠英和沈玲瑜，并参观了沈绍安之弟沈正镐遗留下的许多漆器作品。
这些漆器经过多年的尘封堆积，虽然有的已残缺支离，但那精巧典雅的造型，斑斓陆离的彩泽和变化无穷的纹饰，细细看去都是精美的欣赏品。
这令两位美术家赞叹不已，遂邀请他们将其进行整理后参加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
1953年12月，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
沈正镐的遗作《李铁拐》、《麻姑》、《普陀观音》以及《竹节瓶》等，经过漆器艺人王维蕴的重新髹饰之后，被选送参加展出。
在福州脱胎漆器的展台前，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仔细观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总理对脱胎竹节瓶尤其感兴趣，当工作人员把大花瓶拿到他面前请他近距离观赏时，总理用手一接，1米多高的竹节瓶却轻如一羽，其轻盈的质地让总理啧啧称奇。
或许正由于这次经历，才有了后来人民大会堂前总理“举狮”的一幕。
而全国民间美展的惊艳亮相，使脱胎漆器这项在1898年便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的福建一绝，正式入了中央领导的“法眼”。
1959年下半年，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接到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待厅、宴会厅的内部装饰进行设计创新的任务。
随后，研究所将总体设计交给郑益坤等3个年轻人组成的设计室。
经过一番讨论，上述三处的装修方法选定为漆艺，因为漆艺最能体现福建的地方特色，而且漆器耐磨，便于长久保存。
“当时任务安排得很紧，我们用了一个多星期完成设计稿，几乎每天都是通宵，经常画着画着就睡着了，笔掉在稿纸上都不知道，醒来后发现自己耽误了时间，后悔得不得了。
”当我们电话采访到73岁的郑益坤老人时，他至今都对当年为完成这项政治任务而产生的心理压力感到后怕。
总体设计通过后，因为工程量庞大，分工不同，郑益坤和其他手工艺者被分成两路人马，一路前往北京，在位于西城区小石桥胡同24号的董必武故居安营扎寨，而另一路则留在福州进行创作，“我当时是去北京做的，而我师傅就留在福州”。
郑益坤所说的“师傅”，就是我国著名的漆器艺术家李芝卿。
“你知道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门口的那对狮子吗？
那就是我师傅李芝卿先生制作的。
”尽管身体不好，但电话那头的郑益坤老人谈及此事，仍兴致颇高。
他告诉我们，李芝卿先生当年创作这一对狮子的灵感，来源于一次在公园里的游玩。
一天，李芝卿来到位于福州西北部湖滨路的西湖公园。
他在游览完柳堤桥和紫薇厅之后，径直走进了一座名为开化寺的老庙，这是公园内最古老的所在，始建于北宋景佑四年（1037）。
在进入寺庙的一刹那，李芝卿被寺院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吸引住了。
石狮本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经常可见的一种装饰物，并不稀罕，但这对狮子却真是让他眼前一亮：
它们完全不同于北方派狮子的威武，而是充满了南方的灵气与温和，加之雕饰繁多，一看就是精美的艺术品。
开化寺门前的石狮子给了李芝卿强烈的启发，他心想，何不以这对石狮子为模型，脱制出一种新型的作品呢？
中国人好客，在宴请招待中外宾客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门前，放置这样一对造型的狮子，既能表现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吉祥文化的特点，又能让中外客人感受到福州脱胎漆器的独特魅力。
于是，他将想法告诉了创作组的其他几个成员，大家一听，非常支持。
可是，用轻巧的漆器表现厚重、威猛的狮子，似乎能难想像，可以说，漆器不是塑造狮子的最佳载体。
李芝卿决定将自己独创的仿制古铜器的方法用于脱胎漆器狮子的制作。
早在1957年，他的这种方法就为南京博物院复制《司母戌大方鼎》，并一炮走红。
这次他选用的是仿紫铜，因其立体感强，不易脱色，更适合于开放性的环境。
几个月之后，脱胎仿紫铜大对狮制作完毕，并送往人民大会堂。
在安装时，这貌似千钧难举，实乃一指可移的狮子深受工人们的喜爱，它们栩栩如生，憨态可掬，俨然成了人见人爱的“狮子王”。
当然，福州脱胎漆器奉献给人民大会堂的，不仅仅只是宴会厅门口的这一对仿紫铜狮子，在福建厅内，还陈列有多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其中也包括郑益坤创作的“金鱼立盘”。
差点被“枪毙”的瓷板画1959年，随着人民大会堂装修完毕，年仅37岁的王锡良为自己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
为他带来巨大荣誉的工作，就是为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创作大型瓷板画《革命摇篮井冈山》。
整幅画1米多高，3米多宽。
画面以云雾奔腾之下巍然矗立的井冈山为远景，以茨坪新貌为中心，险要的登山公路、桐木岭和朱砂冲哨口为近景，整幅作品气势雄浑。
“大家都起稿，题材都是革命题材，我画了一幅小的井冈山，省里的文化局长说‘这个中国画味道很足，就让他来画’。
”今年已是87岁高龄的王锡良回忆起50年前的事情，思维依然活跃。
他说，他当时所在的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会聚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陶瓷艺人和陶瓷美术教授，这个结果令人十分意外。
这看似意外的结果来自王锡良的精心准备。
江西厅在没有装修之前，曾经邀请江西和北京的艺术家们到现场征求设计意见，江西方面建议以瓷器为主，北京的画家却反对。
“他们说不要把江西厅搞得像瓷器店。
我听到这种说法，回来就创作了一幅中国画想试试看。
”王锡良说。
从元代开始，景德镇就是中国的制瓷中心，并从明洪武年间开始设立“官窑”专为皇家生产陶瓷。
但在上千年的制瓷历史中，陶瓷绘画一直只作为瓷器的装饰手段存在，一般人认为，陶瓷只是工艺品，不能算是艺术品。
清康熙、乾隆年间，景德镇官窑瓷器中开始出现绘有中国画图案的陶瓷作品。
但国画是平面的，陶瓷是立体的，陶瓷绘画材料笔法与国画也存在差异，想在陶瓷上呈现中国画的效果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釉上彩是画在上过釉、已经1300摄氏度高温烧制过的瓷器上，画完后再用700摄氏度高温烧一次。
粉彩的颜色经过高温会发生改变，要绿色画的时候是白色，要红色画的时候是紫色。
色相如何把握，都要有功力，一般的画家只能画烧制后颜色不变的新彩，画不了粉彩。
”当然，在王锡良看来，这些基本的技艺并不算难，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的瓷板画难在要画出没有画稿可循的井冈山全景。
而且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用现实主义题材，完成这么大的瓷板。
图1图2图3图1是人民大会堂刚落成时，陈列于江西厅内的瓷板画《圭峰奇秀》（摄影／刘禄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圭峰是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十军的活动中心地之一。
文中提到的瓷板画《革命摇篮井冈山》与《圭峰奇秀》是同一时期入选人民大会堂的，1979年，江西厅重新装修时，它们都被其他作品替换。
《圭峰奇秀》后被江西博物馆收藏，而《革命摇篮井冈山》则连作者王锡良（图2）都不知其下落，所以，今天我们也无缘得其一见。
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江西厅内，我们同样见到了一幅名为《革命摇篮井冈山》的绘画作品（图3），当然，它已不是当年的瓷板画，而是画家余新民的国画作品。
王锡良向领导要求去井冈山实地体验生活，充实画作的内容。
“井冈山那么大的山，几个哨口我都是靠脚量着去”。
所谓“哨口”，即进入井冈山中心地区的重要山中隘道，在井冈山最著名的哨口有5个，主要分布在当年红军根据地茨坪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之间的距离大多超过30公里，王锡良带着干粮在山上住了十多天，写生的纸就用了上百页。
半个月后，王锡良开始根据写生的素材进行创作，这时，距离人民大会堂安装瓷板时间已经不足3个月。
瓷板画由四块瓷板组成，由于画幅太大，烧制完第一块时就有人议论纷纷，因为他不是用玻璃白填底色，而是直接将色料填绘在瓷胎上，再罩雪白、水绿之类颜色，简化了工艺，但画意更浓。
这颠覆传统手法的做法并未得到多少人的理解，不少人出于好意劝说他不要再画下去，而其中最尖锐的批评就是“画了二十多年瓷器，连料性都不懂，还想进人民大会堂！
”所谓“料性”，是景德镇陶瓷绘画行业中的重要基本功，即对颜料性能的掌握，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淡。
景德镇青花“料分五色”，主要成分为金属钴的氧化物，根据含水量程度不同，烧制后会呈现5个不同的色阶：
“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其中浓淡合宜的二浓料在传统的粉彩勾线中运用最广，而王锡良却偏偏不用它，“我用的大部分都是极浓的料，画出来粗而且硬。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料呢？
王锡良解释说：
“头浓料由于其色度与白瓷相差较大，所以会使画面活色增光。
如果结合晕染法的使用，无论远山近水，层峦叠嶂，会更富有层次感、立体感，使作品更接近和达到国画题材的表现手法。
”王锡良的作品在景德镇艺术瓷厂烧制出来后，被送往省城南昌，果然引起了一些议论。
王锡良被通知立即赶往南昌解释此事，“景德镇其他人画的都得到了肯定，就我的过不了关。
我只能说来不及再重新画了，只有拿到北京试试看，行就行，不行也没办法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作品，他想出这么一个主意。
“一到北京，画家们都说我画得好，瓷板就留了我这块，其他人画的都否定了。
原因吗，就是认为我的瓷板画有创新精神，探索出了新的表现手法。
”说起这个结果，王锡良再次开怀地大笑起来。
他创作的《革命摇篮井冈山》以其大气磅礴得到了一致赞扬，最终挂在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挂了许多年。
刻在石头上的“丰收”1959年国庆前夕，正逢人民大会堂落成，北京城内“双重喜庆”的氛围尤其浓烈。
一件名为《五谷丰登》的青田石雕作品，也带着“丰收”的气息，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有“令玉称臣”之称的青田石雕，始于六朝时期，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主要以浙江青田石为雕刻材料。
青田石温润如玉，却有比玉更丰富的色彩、更奇特的花纹。
自然界几乎把所有的颜色都印染在青田石里面，使它呈现出青、白、黄、红、棕、紫、绿、蓝、黑等绚丽的色彩。
自然界还用细腻的笔触，在青田石中描绘出山川、花草、云霞、禽兽、鱼虫等奇妙的花纹，使青田石的品类多达一百余种。
青田石雕艺人利用石料的天然色彩、质地、纹理、形态进行精心设计，因材施艺，因色取俏，使青田石雕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流露出浓郁的江南色彩。
这是今天的大会堂浙江厅收藏的黄杨木雕作品《飞天》。
它将仙女安排在彩云中，利用飘带连接人和云，强调流畅线条中的动态美。
带着青田石雕《五谷丰登》进京的，是时年41岁的浙江省青田县石雕艺人林如奎。
此时，他虽为自己的作品能够被人民大会堂选中而高兴，可内心深处又有着别人不易觉察到的隐忧，因为他当时还戴着“右派”的帽子。
林如奎出生于青田县山口镇，多年的乡村生活使他对农作物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与生俱来的热爱。
他的《五谷丰登》被设计成一座香炉的形式，以稻谷、麦子、大豆、高粱、玉米等五谷为题材，构思巧妙，因材施艺，把石色利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
几株红透壮实的高粱在最高处，沉甸甸地低垂着丰收的果实；
那淡绿的玉米叶像无数轻盈的飘带，拥抱住累累的颗粒；
还有金黄的稻谷和饱满的豆子……一切散发着田野的芳香。
有美学家在看了这件作品之后，如此评价：
石头给了作者以灵感，而作者则给了石头以永恒的生命！
图1图2这一尊散发着田野丰收气息的香炉，就是青田石雕的代表作《五谷丰登》（图1）。
作品充分发挥因材施艺的技巧，利用青田石五彩斑斓、晶莹如玉的天然魅力，通过多层镂雕技艺赋予农作物生动的形象，给人以籽粒饱满，丰收在望的喜悦。
这件石雕作品从1959年开始，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陈列了数年，后被浙江省青田石雕博物馆珍藏。
图2为《五谷丰登》的创作者——著名石雕艺术家林如奎。
供图／青田石雕博物馆尽管获得不少好评，可《五谷丰登》的诞生跟林如奎遭遇的人生一样，并不顺利。
这还得从两年前的一件事说起。
1957年秋，有一天，林如奎与朋友相约去村中的溪流抓鱼，途经一片高粱地，那迎风摇弋的高粱直逼视线。
望着颗粒饱满的高粱穗，林如奎突然灵光一闪：
当时石雕作品题材中尚无高粱等农作物，如果雕刻高粱，不仅在题材上是一种创新，而且还能表现出青田石的“彩石”特色，何不一试？
这个想法一诞生，林如奎便忘了朋友之约，顾自坐在高粱地里，望着高粱穗发呆……经过多次观察、反复思考，林如奎决心将高粱纳入雕刻题材。
为了创作，他又决定来年亲手种植高粱观摩，再着手雕刻。
可谁知，他还未动刀创作高粱，便在1958年1月的“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无辜的打击，这个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投身于浙南地下斗争的老党员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政治上的打击反而使林如奎“因祸得福”，摆脱了行政事务上的重担，使他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专心致力于石雕艺术的创作。
1959年初，已被划为“右派”的林如奎由于在石雕艺术上的大胆革新与不俗表现，还是被调到了县石雕厂的创作组，进行石雕创作设计，为建国10周年和人民大会堂的建成献礼。
当时，由于正值“大跃进”时期，各种关于粮食产量大丰收的报道不绝于耳，全国上下也在狠抓粮食生产。
省里领导得知林如奎擅长农作物的雕刻，便想让他创作一件顺应时势的作品。
林如奎接到任务后，结合已有作品的经验，决定将高粱、玉米、稻谷、小麦、大豆等农作物融为一体，展现一幅喜庆的丰收场面。
这年，自春至秋，他沉浸在自家的菜园里，观察各种作物的生态结构和不同特点。
在秋收即将来临之际，他运用娴熟的立体镂雕、圆雕等技艺，终于将农作物“移植”到了五彩斑斓的石头之上—那略红的部分被雕镂成高粱，金黄的部分被刻成粟米，黄绿的部分则被处理成叶子及怒放的山花……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稻穗，他都运用细腻的刀法去完成，上下左右既有空间感，又都连筋带骨，一体化地组合着画面，集中而又不落俗套。
林如奎以《五谷丰登》来为这件作品命名，通过他一刀一刀的雕刻，他想告诉人们：
生活的富裕谁都向往，而这种向往也需要勤劳来完成。
这年，《五谷丰登》被国家列为珍品，收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这一朵盛开的菊花，是摆放在人民大会堂一层国宾会谈厅的大花瓶上的图案，它由一种红色的特殊塑胶材质制作而成。
恢弘的人民大会堂，不仅仅是中国最富政治象征意味的建筑，它也是一座荟萃中国各地工艺美术精品之地。
当年，它以一个行政命令为开端，多多少少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定环境。
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的艺术创作，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服务功能（装饰），因而在题材上，难免趋向单一而缺少丰姿多彩的审美效应。
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民大会堂里的这些由人民创作的作品，却恰好和它的用途相吻合。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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