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景观教授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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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严重短缺，70%的地表水受到污染，地下水位不断下降。
中国的危机在于：
我们只拥有全球7%的自然资源——水和能源，却要养活占世界总量20%的人口。
这就属于生存问题。
新乡土完全区别于旧乡土。
旧乡土以农业为根基，源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属于下层文化，中国五千年的农耕经验演绎了与这块土地相适应的文化，这就是乡土文化。
同时，我们也发展出属于士大夫阶层的贵族文化。
中国园林和中国古典的琴棋书画等属于上层文化，这些贵族文化与生存无关，仅仅是为了帝王、贵族、士大夫的享乐。
现在我们再次处于生存的边缘，面临生存危机的不光是农民、普通民众，还有城市精英们。
这是我们重拾下层文化的原因，因为这是生存的文化。
我们必须找回基于农业文明的一整套生存技术和艺术。
这种下层文化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的教科书中很少被提及，也很少有人谈论，因此我们对普通的中国人如何利用这些生存的技术和艺术应对生存问题的策略知之甚少。
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生存问题。
因此，我把景观设计称为“生存的艺术”。
您的回答涉及到我的下一个问题：
景观在中国艺术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中国式园林是中国绘画和诗歌的传统题材。
您所谈论的新景观如何在中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尊重？
士大夫园林属于文化遗产——但那是已死亡的遗产，并非活的遗产。
中国有活的遗产，就是下层文化的生存艺术——造田、耕种、灌溉、土地使用和水资源的利用等等。
这是我们正真应该继承的传统，应该在当代把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使之发挥效用。
景观主要不是出于美化、造园、观赏的需要。
我们曾经误以为上层文化就是我们的国粹、是我们优秀的传统，却忘记我们拥有功能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下层文化的优秀传统。
这才是我们正真的乡土文化，功能强大的乡土景观。
我在中国的旅行中注意到，经历发展的很多中国城市似乎看上去都很相似。
您过去曾向城市规划者提议利用“反规划”途径，其主要观点是什么？
这正是我努力探索的事情：
对传统的城市和区域规划的途径进行变革和创新。
传统规划基于人口增长的预测，以经济发展为导向，重点在于开发。
政府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分配土地用于开发，并为此兴建基础设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这是城市规划的常规模式。
我所说的“反途径”是指景观优先，优先规划和设计生态基础设施，首先进行不建设规划，使之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的限制条件。
这种规划方式可做到保障生态服务，保护文化遗产。
比如我们可以整合雨洪管理系统、洪泛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文化遗产地、绿色走廊等。
总之，我们要把这些生态与文化遗产都整合为一种基础设施。
在美国，这被称为“绿色基础设施”，但也有人使用“生态基础设施”这样的术语，特指确保生态服务的、基础性的、关键景观结构。
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为多样化生物提供栖息地、提供娱乐休闲和审美启智。
中国是世界上景观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西北部有沙漠，南部和西南部有森林。
针对如此众多的地形，请您谈谈在设计上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社会、经济和设计解决方案上，天津与西安或者云南的丽江会有何不同？
这正是“反途径”的意义所在，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自然和历史特征。
城市特色首先源自城市所在地的自然景观和自然过程，中国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为丰富多彩的城市特色提供了可能。
高山、丘陵、平原——比如天津就属于平原地区，丰富多样，中国人因此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地方文化，因为文化是人们适应环境的方式，是利用自然资源求生存的方式方法的总和。
高山、平原、森林、黄泛平原等，这是中国拥有多种文化景观的原因所在，城市因之而各有特色。
城市特色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历史。
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与城市所在的自然景观与自然过程一起，主导城市特色的发展与演化。
为了创建和保护每个城市的特色，我们应该首先思考这些特色形成的机制。
我们需要“反规划”来保护每个地区的生态基础设施，保持其自然系统的完整性，确保自然过程的通畅，并使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如此，城市的文化个性才得以保存下去。
中山造船厂遗址公园获得2000年ASLA设计荣誉奖，红飘带项目获得2007年ASLA的设计荣誉奖，它们分别反映了您的景观设计理念的不同侧面。
请您谈谈这些项目如何体现您的设计哲学？
有什么共同点吗？
问得好！
中山造船厂遗址公园是我在城市废弃地、城市棕地的再利用和生态恢复方面所做的思考和实践。
公园也同时保留了城市的记忆，反映出城市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30年的历史。
造船厂建于二十世纪50年代，90年代停产。
通常，这类老工厂都会被拆除，因为与其它历史遗迹相比，它并无特别之处，往往不被重视。
它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标准，看上去很丑陋。
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顾及普通人的感受，而非一味地迎合上层文化精英。
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历史，而且很重要。
同时，要对普通的事给以尊重。
在这个遗址公园中，保留了那些通常被认为难看的、需要清除的生锈的厂房和机器，“卑贱”的野草和乡土植物。
通过这个项目，我实际上是想表达两层含义：
一是对寻常的尊重，对日常的、乡土的、普通民众的、破产停工的老工厂的珍惜；
二是，我们要倡导新的美学观念和环保理念。
我们使用了当地的乡土植物和乡土材料，这在5年前的中国是很不寻常的。
我受到传统学派的激烈反对和攻击，他们认为这简直是荒唐。
现在，这种做法已获得广泛的赞誉。
红飘带反映了我的另一重要思想：
最少干预，即生态简约主义。
它并非形式上的简约，而是生态功能和结构上的简约，它向人们宣告：
通过最少的人工干预也能创建出非凡的景观。
我们不必建造那些巨型的巴洛克式景观，来讨好游客们。
事实上，我们仅仅构筑了一条细小的红飘带，并具有很强的功能性。
我们把城市居民所需要的所有城市功能都整合在一起：
座椅、散步道、照明设施和环境解说系统。
我们不应向自然索求超过需要的部分，应以最少干预的方式，利用现代艺术和科技创造出节约型的景观，满足城市人的欲望。
这种做法很现代，但你可以看出它也很中国，红飘带具有中国特色和意味。
它表达了我的想法，即：
我们如何用最节约的方式，创建寻常的景观，同时又与众不同，具有特色。
另一个项目是永宁公园，一个“漂浮的花园，”讲述的是如何与洪水为友的生态防洪理念。
原场地是通常防洪工程所留下的河道，是在中国各地到处都能看到的用混凝土硬化的河道，这种做法破坏了整个河流的生态系统。
“漂浮的花园”向人们展示了，景观设计师如何利用生态景观的设计作为雨洪控制的一种手段，展示了景观设计师可以创造出可持续的雨洪利用景观。
我们拆除了场地中所有的混凝土，使用大量乡土植物，以保持水土，减轻洪水的破坏性，营造多功能的绿色空间，建立起一条滨河绿色走廊。
它将雨洪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的休闲活动等多种功能整合在一起，使用同一方土地，但在不同时间、不同层面上。
这种设计思路旨在使人与土地之间建立起一种和谐的生态关系。
我听说您把自己的著作《城市景观之路：
与市长们交流》寄给中国各地的城市决策者们。
直接与中国的城市官员打交道会有怎样的结果？
您认为中国是否已就可持续性和景观展开全国性讨论？
这本书写于2003年，脱胎于我的一期电视访谈节目。
中国城市的景观大多数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长和决策者并不了解什么是可持续性景观。
中国的市长去美国、欧洲考察，看到的是那些巴洛克景观，巨大的不可持续的建筑、城市广场、市政中心。
我想我应该告诉中国的市长们，什么是真正好的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
这就是我出书的目的。
在书中，我批评了那些拙劣的、化妆式的城市设计、城市景观和建筑，向中国的市长们阐明了事实的真相。
事实的真相是，央视大楼是不可持续的、上海的世纪大道是不持续的、巨大的城市广场和花坛是不可持续的。
我还告诉他们美国曾经犯过很多错误，我们不应重复这些错误，而要从中吸取教训。
我还说明欧洲也曾犯过许多错误。
我们应当有所反思，绝不重蹈欧美的覆辙。
我在书中提出，我们应当创建可持续的城市和可持续的景观，用“反规划途径”建设可持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把景观作为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部分。
景观应被视为一种生态过程，一种生态基础设施，而非某种装饰，不应仅仅成为城市的某种景点。
美国曾经搞过城市美化运动。
我告诉中国的市长们，城市美化运动有很多错误，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要精心保护中国非常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建设真正宜居的可持续的城市。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昆明的法国殖民风格的老式建筑都被推倒了。
在北京，很多老胡同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街道和高层建筑。
您是否赞成拆除这些看上去很美、生活却不方便的老建筑？
在老建筑的修复上，有哪些设计和经济上的争论？
这些老建筑修复后，普通的中国人能否住得起？
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回答。
这是很尖锐的问题。
当然，在这类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有几个成功的案例。
新城选址另建，把老城保存下来，老城可成为旅游景点，变身为旅游城市。
云南的丽江就是一个例子，它吸引了很多游客，功能和经济效益都很好。
另一个例子是北京的胡同。
胡同居住着许多低收入人群。
但你仍然可以开发胡同，并保护胡同文化的多样性。
如果低收入家庭还愿意住在胡同，那就住在那里好了，政府应该对这些地区的改造修缮有所补贴。
同时，如果低收入家庭打算迁居别处，寻求更好的居住条件，他们可以把四合院卖给有钱的高收入人士。
四合院可用于旅游目的，改造成旅馆、书店、咖啡馆，会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看，这是最好的考虑。
而涉及如何保持原住民的文化和社区结构问题，我认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中国与美国不同。
我们没有种族问题。
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每个中国人的收入几乎是差不多的。
现在，城市经济发展产生部分富裕人群，我想富人如果愿意购买四合院，那也没有问题，至少可以为低收入人群迁往他处谋求更好的居住空间带来机会。
同时，政府要为当地的老北京人提供适当的补贴，以便能帮助他们修缮故居，继续住在这里，保存特有的胡同生活文化。
如果他们愿意留下来，如果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为旅游的吸引力，我想政府就理应给与财政支持。
您对工作在美国的中国景观设计师，以及工作在中国的美国景观设计师有何建议？
人类正面临生存危机，在中国这种危机更甚。
如果我们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就能解决全球其余地区的问题。
美国和欧洲可以从解决中国环境危机的过程中获益，因为全球已成为一个整体，它是完整的生态系统。
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景观设计师需要一个战场。
他们在可持续性、生态规划、社会公正、土地监护等方面都有非常前沿的理论和方法。
100多年以来，美国的景观设计专业对世界整个行业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们首先把景观设计与造园术区别开来，这是巨大的贡献。
我们经历了从过去服务于私人目的、仅供玩赏的庭园设计到今天的以社会公正和土地监护为主的发展过程。
现在，景观设计成为实现社会公正和土地监护的一个有效工具。
这场战役是在中国展开的时候了。
当初奥姆斯特德发明景观设计这个词汇和职业的时候，美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公正和民众的身心再生需要。
那时，美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
现在，中国正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因为环境的恶化而使问题更显严重，更显激烈。
美国人发明了所有这些“武器”——我指的是景观规划与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武器。
”它们是可以应对生存的最.
景观设计博士俞孔坚：
把质朴的田野带入城市
景观设计2010-01-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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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与他的团队。
从年轻人那里，他总能获得最多的力量支持，正如他自己说：
“最后胜利的是我的学生”
[俞孔坚档案] 景观设计师。
1963年生于浙江金华。
199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主攻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
1995-1997年任美国SWA集团景观规划与城市设计师和项目负责人。
其主持设计的西藏昌都中路步行街获2002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广东中山歧江公园获2002年度全美景观设计荣誉奖和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等。
最新著作有：
《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们交流》等。
一位哈佛博士的景观设计之路,他把质朴的田野带入城市,给城市带来新的视野和体验。
一个焦点人物的创业之路：
他如何实现景观的“白话文运动”；
在商界和学界的矛盾之间他如何面对？
七年前，当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博士被北京大学隆重请来在学校创建景观设计研究院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学科是干什么的。
而报考的学生甚至不知道从这个系毕业后出路何在？
这位哈佛博士就是俞孔坚。
曾涛：
俞教授，您现在是这个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系的教授，那我想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景观设计它究竟是什么。
俞孔坚：
我们叫景观设计学院，准确地说是景观设计学研究院。
景观讲的就是，总的来说它是要解决人跟土地的关系，人地关系的协调，所以景观设计学就是协调人跟土地的关系，这叫景观设计学。
实际上就是土地的设计，这个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体整体的进行设计，这是景观设计。
那您学的，现在从事的这个专业，您觉得当年您和林业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所学的这种园林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吗？
应该说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差异主要是第一：
它的指导思想。
应该说大大拓展了，大大的这个开阔了以前我们的这个园林呀。
风景园林呀更偏向于视觉审美的，但是景观设计学这门学科它是在大工业背景下产生的，而我们的园林传统的园林是在农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它是一个经验学科，而景观设计学它是在大工业社会在一个大的现代学科体系下产生的，所以它是一个现代科学。
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俞孔坚早年学的是传统的中国园林，在这期间他考察了中国的许多地方，成为在景观地理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青年时期的壮游让他对中国人的传统理想景色观有了深刻的认识。
俞孔坚博士在2006中国（深圳）第二届室内设计文化节演讲
您当时就是在得出这个结论，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是什么样的？
得出来就是：
它是一个基于人类进化，所以一方面它基于人类的进化形成了这种对于桃花源式的一种盆地，一种围合结构，一种盆地的一种偏好。
比如说西方的，西方的教堂为什么选在山顶上？
你可以看到西方很多的寺庙它都是高高的尖塔，歌德式的建筑，它都在山顶上。
但是中国的寺庙为什么选在盆地里头？
这就是说这是不能用生物来解释的，不能用人种他生物的基因来解释的，只能用它文化的基因，就是中国文化里头有一种对环境的偏好。
这种偏好是什么呢？
就是对待领地的捍卫，自我保护意识。
这个偏好是跟中国的农业社会，它的农业生态经验有关系的。
所以说从探讨它理想的模式我就开始研究这个。
实际上这种审美呀，这种对环境的审美本质上来源于它的跟环境的一种功能的关系，它是有用的！
这个环境不是纯粹审美的，它本身开始是有用的。
是因为你在那儿生产在那儿劳动在那儿寻求安全的庇护，然后形成了对待环境的一种价值判断，一种审美的判断。
这是最早的，我最早的研究叫做“中国人的理想景观”。
90年代初，俞孔坚来到美国，在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景观设计理念。
这段时间的学习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冲击。
哈佛大学的景观设计系已经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系，这是百年前美国城市大规模兴起时的产物。
美国高度工业化、信息化的景观设计让他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此时的哈佛大学景观设计也正处在一个注重整体生态的革命时期，几位富有革命精神的大师在俞空坚心中大下的深深烙印。
那么您到哈佛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您觉得是不是在您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就是说对景观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学习前和学习后的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应该说也不是特别明显。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这是一个积累过程。
景观生态一开始出现的时候，那应该是87年，88年我开了这门课，很早了，但是景观生态在欧美也是刚刚兴起，后来美国的景观生态之父：
理查德佛曼，就变成了我的导师。
但是我在国内……
是巧合还是您自己刻意寻找的？
我自己选的，所以我在哈佛选了三个导师。
三个老师作为我的这个导师，一个是我刚才讲的卡尔斯坦尼兹，卡尔斯坦尼兹他是美国景观规划一个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和目前在世的一个权威——还在世的——他的导师是MIP城市规划很有名的，叫凯文林奇。
这是所有搞城市规划、搞城市设计人都知道的。
那么这个地理信息系统，也就是说在去哈佛之前您还并没有接触过？
只是听说过。
到那个地方才开始，到那个地方才真正开始做这个。
利用和应该在国内的时候，我连计算机、一般的计算机的操作都还没有，接触的很少。
国内的计算机那时候是非常稀缺的。
那么您在哈佛接触到这个地理信息系统之后，是不是觉得通过这样的系统来看土地，完全和以前的视野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地理信息系统实际上它最主要的功能，它就能够把所有地理的因子一层一层的给你剥离，给你储存，这样的话现在它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把地理一层一层进行分析。
把这种客观的现实摆在了你的面前。
你可以系统的来了解这块土地。
那么在此之前我还应该说还接触了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规划师叫麦克哈格，那么这位规划师三年前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这个书对我影响非常大，使我真正走向了，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园林走向了大地走向了这个景观，完整意义上的景观。
这个他有一本书叫《设计结合自然》，或《设计遵从自然》。
这本书在西方它是69年出版的，在西方影响很大，几乎改变了我们整个景观规划的一个思潮，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当时是美国的环境运动的产物。
美国六七十年代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环境运动，卡尔森就写的叫《寂静的春天》。
那么第二本书也是可以跟《寂静春天》相媲美的。
就是这个麦克哈格的书，就是《设计结合自然》。
这个《设计结合自然》就是改变了以前我们做城市规划，做规划的一种传统的方法，它是按照人的愿望，我只想盖什么，然后划这块地，就是分区，给它分区，就是工业时代的做法，就是这应该盖工厂，这应该盖居住，这个应该做娱乐等等，它的土地划分就像我们卖东西，市场卖东西切一块卖。
那么麦克哈格说，大地它是有内在的价值的，这个土地它是个有生命的，它是个系统，它是活的，那么这个活的系统，它应该告诉我们在大地上该干什么。
这就解决了人跟土地和谐关系。
这个根本的一个思考方法。
他当时把仅有的生态学认识，通过这种系统的叠加的方法，就是千层饼的方法，一层一层叠加，最地下的是地质，地质、地貌、植被、水文，然后动植物的分布，在人的活动，他一层一层的叠加，然后根据这个告诉你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利用土地，保护什么，利用什么。
那么这套方法当时还没有计算机，还没有运用呢。
我的导师当时他也是用这套方法，但是他更科学了，他有一门课叫景观规划理论与方法，那么他就第一个最早的用计算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前是很传统的一层一层的透明的纸来叠加，一层层叠加，在上面描图，然后找出哪个地方合适，适合干什么。
有了计算机以后，有了地理信息系统以后这个就变得非常的简单，这个工作效率就非常的高，所以叫设计结合自然，设计尊重自然这套体系，影响着我的规划。
那么但是第三个人，我觉得对我思想方法影响很大的，我刚才讲第一个就哈佛来说，就西方的思想影响比较大。
第三个人就是这个叫理查德佛尔曼，这是被称为美国的景观生态之父。
他也是被哈佛挖过去的，也是在哈佛教景观生态学。
原来不在哈佛。
那么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到哈佛了，我在出国之前我就看过他的书，他的书在1986年当时就出了一本书叫《景观生态学》，那么1986年书一出来我先就开始翻译出来作为学生的教材。
所以在1988年我就开设了叫景观生态学，给我的学生，当时是很新，很新鲜的。
大家都不理解的，什么园林里头园林系里头怎么开景观生态学，有不同的观点，好多同事有不同的观点，这个认识不到，认为我是搞新名词，又在搞新花样。
有这个认识，但是现在大家都认识到景观生态学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在解决国土生态安全方面景观生态学它将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认识还远远不够。
哈佛大学毕业后的俞孔坚曾经担任美国SWA集团景观规划师和项目负责人，负责在印度尼西亚的地产设计。
但是更让他心动的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城市建设，而其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又让他触目惊心。
曾涛：
就是说为什么着急回来？
第一次我是为什么着急呀，我看到中国这个蓬勃的这种景象，一种不安，感觉到要赶紧回去，我在美国好像是浪费时间当时感觉，感觉这个美国的项目与中国整个国土的变化来说那真是太小了，所以说中国真正大的一个我看到了一个马上要发生的，一个前景。
我认为一个非常大的，要改造中国整个国土面貌的一个城市化过程已经开始了，结果那时候回国一看都是拥挤不堪，都是卡车，自行车都没地方走了。
都是运货的，运的砖头、石头，都是运的建材呀，可以说是整个一种蓬勃的景象，然后我同时看到，这个河流在被填掉，这个行道树在砍掉，当时我回国看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北大现在啊，现在叫做中关村大道，原来是白颐路，那条路当然是97年才砍的了，但是我回来的过程中已经看到类似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在发生了，行道树被砍掉，河流被填掉，然后被“护衬向”水泥。
山被铲平，搞开发区，搞这个建筑，是吧。
所以说真是蓬蓬勃勃，这个城市化进程那轰轰烈烈，但是我深刻感到都没有设计的概念，都没有景观设计的概念，就是景观设计，如果用园林的概念放在这个尺度上，这个时代这样的速度下传统的园林显然已经不合适了，所以必须用在大地尺度上来进行设计，土地的设计要合理的进行土地的设计，那么这正是我学习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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