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比较研究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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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40年代，武器系统，如火炮、雷达、飞机、鱼雷等发展的需求，使自动化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工业化进入了第三代，即自动化的工业化。

50年代以后，自动控制作为提高生产率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机械制造、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开始广泛地应用，使自动化的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71年微处理芯片的发明，导致工业化进入了它的第四代，以数字化为基本特征，走向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工业化。

图1：

工业化的演进过程

信息化与自动化的融合是发生在工业化由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发展的过程中。

世界各国在推进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时，面临不同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融合路径。

信息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历程与现状，反映了一个国家两化融合的水平和发展思路。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法有很大的不同，认真研究借鉴国外在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有助于取长补短。

1.2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对比分析

1.2.1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共同点

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历程在应用行业、企业规模、应用深度、发展方向等四个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

图2：

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共同点

（一）从应用行业看：

从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扩散

20世纪自动化技术发展的动力主要源于二次世界大战对改进武器性能的需求如火炮控制、鱼雷导航等，信息技术也是为了满足军事的需要而获得发展，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是为了计算炮弹的弹道而被发明出来的。

我国从“一五”计划起引进和自主建设的自动化设备和信息系统大多优先保证国防工程的需要。

1956年成立的中科院自动化所，早期主要研究火炮机电系统伺服操纵等军事领域的自动化技术和应用。

此后，我国较早开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主要也是出于国防科技如原子能、飞机火箭的研制对计算工具的需要。

因此不论国际还是国内，自动化技术和信息技术都是率先在军用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在相对充足的国防经费的支持下，不断积累经验和培养人才，形成成熟的技术体系后，再逐步向民用企业扩散，对经济和社会产生更广泛和深入的影响。

同时由于起步早，在军工行业中，不少企业的自动化与信息化融合的水平都比较高，如美国的波音公司，我国的航天科工集团。

（二）从企业规模看：

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延伸

世界上第一个在化学工业实现计算机闭环控制的企业是美国著名大公司孟山都化学工业公司，第一个在飞机设计中实现全面利用计算机“无纸化”设计的公司是航空行业的大型公司波音公司。

在这些大企业的示范和带动下，美国的中小企业逐步开展了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这样就形成了几乎在所有传统工业部门里都是美国公司首先采用信息技术的局面，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最先进的国家。

在我国较早开展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实践并取得引人注目成绩的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如1986年北京供电局电网调度系统获得电子部科技成果一等奖，2008年武钢集团成为首个因企业信息化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企业。

在大型企业规模化带动作用下，中小企业通过挂靠本行业大型企业信息化平台、依靠社会服务平台等方式来开展信息化应用，到2007年超过半数的中小企业成功开展了信息化应用。

大型企业在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视野比较开阔，能够较早的领悟信息化的真谛，加上大企业信息化投资能力强、设备设施领先、人才储备充足，因此在国内外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进程中，大型企业能够起到领头羊的作用，通过示范和引领，带动中小企业信息化。

（三）从应用深度看：

从数值应用向非数值应用渗透

电子计算机是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第一个成果，它解决了“计算”的机械化和自动化问题。

从此以后，在一些结构化数据处理需求量大的数值应用领域，计算机首先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如195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购入美国第一台商用计算机，用作人口普查的数据处理；

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计算机主要应用于科研单位的科学计算、石油保险银行业的数据处理，招商银行、中国人财保险公司先后获得过被誉为国际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奥斯卡奖——CHP（计算机世界荣誉组织）大奖。

随着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计算机不仅具有算术运算能力，也能进行逻辑运算，对人类的逻辑思维进行模拟，实现各种智能化操作。

在微处理芯片发明后，各类智能芯片嵌入到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的自动化设备中，实现生产、经营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大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从数值应用领域起步，向更加广阔的非数值应用渗透过程中，在促进设计自动化（CAD）和制造自动化（CAM）的同时，大大的推动了生产管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CAM，ERP），将人类社会的工业水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从发展方向看：

从单项单机系统向网络综合系统发展

国内外经济社会各行业和各业务环节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发展水平都是不平衡的，因此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业务环节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不是同时发生的，也不是以统一速度发展的，而是在条件成熟的行业和环节各自以单项、单机系统的形式起步的。

如1984年到1990年间我国在条件成熟的领域共建成各类经济信息管理单机系统252个，这些系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提高企业和政府的业务处理、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单机单项系统彼此独立，功能不关联，信息不共享，实质上是“信息孤岛”，这使企业难以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和管理，“信息孤岛”成为了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企业计算机应用出现的“数据处理危机”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信息孤岛造成的。

随着网络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不断加强，陆续出现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企业资源计划（ERP）等以网络化为特征的综合集成应用系统，网络化的协同开发平台实现了分布式异地开发，网络化的ERP系统实现了集中采购、集中仓库管理和统一财务结算。

综合集成应用系统为信息孤岛走向信息大陆提供了解决方案。

网络化综合集成信息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将工业自动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实现了生产经营的自动化，而且实现了生产经营的智能化。

1.2.2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不同点

虽然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在迈向信息化社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路径选择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需要探索自己的信息化道路。

对比分析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不同点，有助于我国在深入探索信息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建设道路。

具体来讲。

我国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在发展模式、发展层次、发展难度、发展策略等四个方面与国外有明显不同：

图3：

国内外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的不同点

（一）从发展模式看：

“渐进发展”与“植入发展”

西方企业（不包括属于信息产业的企业）的信息化应用，与任何划时代的先进技术的应用一样是技术发展的自然延伸，是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提升，是一个渐进“搭接”过程。

因其技术领先地位，信息化必然是一个较长的孕育性过程。

在信息时代，工业化的过程有加速完成的可能。

英国完成工业化用了200多年，日本用了100多年，而韩国仅仅用了30多年，这主要得益于韩国抓住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科技革命的机遇。

现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面临着与韩国当年及其相似的机遇，我国提出的两化融合方针，带有及时“植入性”特征，既体现战略超越性，又反映科技前瞻性。

两化融合方针将指导我国工业针对发达国家信息化的先导性特征采取吸收创新超越战略，针对其漫长的渐进过程采取夯实基础、合理跨越的方式加快我国社会发展。

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实施好中国特色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力争在本世纪中后期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双超越，将成为中国特色信息化的重要目标。

（二）从发展层次看：

“企业先行”与“行业先行”

发达国家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是由企业主导的，是企业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而自发进行的有效益的自动化与信息化融合，其特点是市场需求引导企业信息化应用、企业信息化战略结合业务战略、业务部门主导信息化部门，强调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无形效益与长期效益。

政府在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过程中主要起到营造政策环境、提供支撑服务的作用。

如90年代美国政府制定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纲领》等一系列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战略。

我国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发展方式与美欧发达国家自下而上、微观带动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

我国发展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早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导企业信息化的特点十分鲜明，具体表现为信息化是首先以行业信息化试点和国家主导的重大行业信息化工程的方式开展的。

例如1987年启动的国家863计划/CMIS应用示范工程，选择在机械制造行业十几家工厂开展试点，对机械制造行业的信息化起到重要推进作用；

1993年政府主导了金桥、金关、金税等一系列重大行业信息化工程，加快了行业信息化。

在早期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过程中，政府起到统筹协调，全局规划的作用。

随着市场环境、产业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逐步由国家主导的行业先行转向了以企业为主体。

政府的工作重点从直接指挥、投资（如制造业信息化工程）转向典型示范。

（三）从发展难点看：

“技术难题”与“体制难题”

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各自的创造出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的管理体制，领导了工业化发展的潮流，到工业化末期德日美等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以看板管理、敏捷制造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为应对信息革命引起的生产模式变化和信息化管理所引起的企业体制转变做好了准备。

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发达国家信息化与自动化的融合主要面临的是信息技术的应用、装备性能的提升和信息化管理构架及其功能的完善优化等技术层面的难题，而较少涉及体制机制性的矛盾。

我国在信息时代到来的时候，工业化还在进行中，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管理体制留有很深的计划经济烙印。

因此，我国企业在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过程中既有技术难题也有体制难题。

技术难题大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开发解决，而体制难题只能通过自己探索解决。

尤其是当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进入业务的深层次，技术与管理的结合、系统与业务的融合成为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样，管理、制度、认识、利益、业务模式等非技术因素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技术则退居到工具和手段的位置。

信息化效益与效果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其与业务的融合程度，还与各个业务环节之间的综合协同度相关，而各个业务环节之间的综合协同不单只是技术问题，更需要体制上的配合。

以80年代日本推广丰田模式并建立相应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为例，一个大型企业（按日方分类属中型）完成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三年时间。

30多年后的中国，信息化实施的各方面条件与当时的日本存在较多差异，信息技术及其软硬件设备远比八十年代成熟、适用和低廉，信息化管理系统必要性的争议减少，我国的国家体制执行力较强，但是我国企业管理体制基础较日本企业差，“可信息化度”不够，适应性素质低，因此在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过程中仍然会碰到很多的矛盾和问题。

（四）从发展策略看：

“技术创新”与“应用带动”

信息技术产业是信息时代的核心产业，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产业的前沿非常活跃，不断的通过技术创新在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许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成为信息技术和产品的生产国，为自身和其他国家的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提供软硬件产品和服务，引领信息时代的潮流，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

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信息化的初始条件差异，在信息化与自动化的融合发展中还仅仅停留在信息技术应用这个层次，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上依赖发达国家。

我国的发展策略强调应用带动、促进发展，努力提高本国企业对本国企业信息技术的应用和需求水平，这种做法与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在新加坡，大部分信息化和自动化系统建设都是直接应用美国现成的信息技术产品。

而我国特色在于，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要建立在自主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战略意图在于降低信息化成本和门槛，这是由中国大陆国家的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的。

同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又与以印度为代表的忽视本地应用的做法有明显区别，印度虽然也强调发展自主的信息技术和产业，但应用主要建立在美欧的需求上，长期忽视本国企业应用本国技术。

我国则一方面强调引进国外先进信息技术和产品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强调以企业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的内需支撑信息产业的发展。

这种发展策略的造成了我国和印度两国企业信息化和自动化发展的明显差异，使我国出现了一个足以支撑国内信息产业发展，同时大量吸纳国外信息技术与产品的企业信息化与自动化融合应用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