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示与规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刊行的论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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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2）03－0033－08

　　收稿日期：

2011－1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11xzw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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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荣，男，陕西蓝田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20世纪40年代末前后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随着中国革命的演进及其新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形成，以及1949年7月初“第一次文代会”所规定的“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作为40年代延安文艺运动中的主要成就及其艺术资源，也自然地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及其“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重要基础及传统。

并且，开始成为建构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及其国家美学的艺术体现，不仅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类型秩序及其审美趣味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其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及其美学选择，也深刻地显示出了当代中国与文学实践等存在的复杂的内在的多层面关系。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艺丛书编辑，特别是1949年前后由“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等文艺丛书编撰活动的考察研究，探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规范的转变及其“高度组织化”的文学生产，以及“新的人民的文艺”文类秩序的演变，对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阅读接受与文学批评，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方面的价值与意义等“文学史”及史料学的研究内容。

　　1、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延安文艺界领导人，就基于“新的历史的时代”，以及“正是要把过去比较的适于大城市，局限于小资产阶级圈子的文化变为能适合于广大农村，与广大战争，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的文化”等政治意识，明确地将在延安根据地所实践的“新文艺运动”及其“文艺应为大众”的创作目标，作为“明天要在全国实行的”及坚持的“根本性方针”。

所以，在新中国建国前后，有组织地在“国统区”及全国进行“延安文艺”及其创作成果的推介与宣传工作，就成为当时“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反对新文艺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以建构并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文艺革命”及其“人民的文学艺术”等新的“当代中国文学”想象和历史话语叙述的基本内容。

　　不过，从抗战初开始的延安文艺丛书编纂的历史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延安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及其地位的显著提高，除了和现代中国整个的丛书编纂出版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深入等文化历史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更加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同及特别重视之外，其以荟萃菁华、汇聚群书为意旨而生发出的话语声势与接受效应，以及文献史料上的系统性、完整性及普及l生，似乎也更加符合或切近编纂者、作者及读者对于那个民族独立解放“史诗时代”的感兴要求与文化追求。

因此，从抗战初期开始，这些可以说是“荟萃”了不同时期延安文艺运动及其创作“菁华”，并以编辑者“己意名之”集束型推出的各类延安文艺丛书，和此前早期的“苏区文艺”及其文化实践活动相比，从其编辑方针及其目的的演进过程来看，也更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阶段性及历史性特征。

这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延安文艺丛书的编辑者与出版机构的地域分布变化，就始终与当时的中国社会历史演变及其政治革命的演变有内在的关系。

　　例如，抗战爆发后，在当时国民政府统治区内较早编辑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中，除了1939－1949年底由胡风主编及陆续出版的“七月文丛”与“七月诗丛”中，分别收入了田间、孔厥、鲁藜、萧军、丁玲　　

　　、艾青、天蓝等延安作家的作品集之外，作为整体性及集中展示延安作家及其文艺活动成绩的综合性丛书，可以说就是1938年初，在时为“战时首都”及文化中心武汉等先后出现并面向全国读者发行的大型丛书——“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和“战地生活丛刊”。

虽然这两部丛书的内容主要反映纪录了1937年8月由丁玲等延安作家发起组织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成立的“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之下，响应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发出的“文章入伍”、“文章下乡”号召，奔赴抗战前线与实行战地服务，并全身心汇入全民抗战救亡战争洪流的历史纪实及艺术活动实绩，但事实上则是“延安”作为一个“合法”的“为国民政府承认的，享有行政、司法、财政、教育、文化、治安等各项权力”，并且实质上与当时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中心“崛起”之后，最初透过这些大型丛书，正面向全国民众展示和树立其新的政治文化形象及新的“文化中心”地位，以及延安等“边区”文化建设及其文艺活动新景象的历史滥觞和政治开端。

　　然而，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到1949年前后的延安文艺丛书编辑出版，无论在编辑内容及体例上还是在地区分布及种类数量上，都涌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变化与活跃增长。

个中原因，一是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政治策略及其文化方针的历史性转变与确立。

1938年5月毛泽东就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中，基于抗战后“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

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文化工作”等现实，制定了“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等党的文化战略。

二是“笔杆子”与“枪杆子”齐头并重的政治选择及知识分子及文艺家的吸收、改造及“党性”意识重塑。

所以，从1939年底毛泽东提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1941年党报发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再到1942年“文艺整风”运动等对于文艺队伍的“革命化”整合，不仅逐步建成了以延安解放社、新华书店总店等出版机构为中心并覆盖至各根据地及“解放区”，以及延伸渗透及组织输送到“国统区”与海外地区的图书编辑出版发行网络，而且成就了一支活跃于延安及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等广大地区，并自觉投身于“党的文学”及其文艺实践中的“文化军队”。

三是延安的战时文化中心地位及其文艺运动影响辐射力的不断增强扩大。

1942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所规定的“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除从理论上完成了延安文化建设及其文艺运动的规范化和组织化之外，更是在实践上为延安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及其“人民的文艺”等文艺创作活动，规划出了明确的“实现文艺运动的新方向”。

样的历史境遇及政治背景之下，抗战胜利前后至1949年建国之初的延安文艺丛书编辑出版，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各根据地及“新老解放区”涌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种多样和丰富兴盛，并且适应着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等政治革命的社会节奏，配合及推进着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解放”意识形态叙事和“建国”事业。

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是当时编辑出版且影响较大的名为“大众文艺”类的各种读本。

其中，首先是除了有新华书店编辑发行的“大众文艺小丛书”，和胶东新华书店、冀鲁豫书店、太岳书店、华北新华书店，农工书店等1943－1947年间印行或翻印的多种大众文艺丛书之外，还有山东渤海新华书店1947－1948年问编辑出版的“大众丛书”和“大众小丛书”等；

其次如山东新华书店总店编辑的“大众文库”等，以及华北新华书店编辑的“新大众丛刊”等。

此外，不只是华中、冀中、华东等新华书店在1946－1948年间编印过多种同名的文艺丛书，而且东北书店等也曾于1947年前后编辑出版过名为“通俗文艺丛书”的多种图书。

　　二是题为“文艺创作”的各文艺类专门性丛书。

包括有：

华北新华书店编印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创作小丛书”等，以及由晋察冀边区“战地社”1939－1940年8月间编印的“诗建设丛书”10种。

除此之外，华中新华书店编辑出版的“翻身小丛书”、“淮海文艺小丛书”，东北书店的“新演剧丛书”、“东北文艺工作团第二团戏剧音乐丛书’’、“新文艺丛书”、“鲁艺创作丛书”、“文学战线创作丛　　

　　书”等，以及太岳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总店和冀南新华书店等各自编印的“文艺创作丛书”、“解放文艺丛书”、“工农兵丛书”等，哈尔滨光华书店编辑出版的“哈尔滨大学戏剧音乐系戏剧音乐丛书”、“少年文库”等，都是当时影响较大的延安文艺创作丛书。

　　三是自觉汇集与编辑1942年以来的延安文艺经典性、代表性作品，宣传并彰扬其“新的人民的文艺”成就及其美学价值的文艺丛书。

这其中影响较大的除了由周而复主编的3辑“北方文丛”与周扬主持编辑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有：

华北新华书店1945年底分别以《李勇大摆地雷阵》《受苦的日子算完了》和《减租》的标题编辑出版的4册《文艺选集》，先后汇辑了包括邵子南、孙犁、杨朔、周而复、西戎、孔厥、韦君宜、方纪、马烽等24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作品。

此外，1946年3月至9月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被列入艾青主编的“长城文艺丛书”之中由周扬编辑的两辑《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和张庚编辑的3辑《秧歌剧选集》，编者在汇集了延安文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几十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基础上，明确地将“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方向在创作上具体实践的成果”及其“新的伟大的人民文艺的创造过程”，以及“在群众中有定评的作品”，作为这部丛书编辑的“选择的标准”。

所以，1946年11月与1947年9月间，它们又被东北书店分别列入“新文艺丛刊”与“新文艺丛书”之中再版，随后也被华东新华书店总店、苏南新华书店等翻印。

与此同时，随着国共内战及其政治格局的转变，1949年前后，不仅中共南方局领导参股的上海群益出版社有意识地将“以为工农兵的文艺创作为主，再配合上反映蒋管区现实的优秀创作，及关于创作问题的论文”等作为“作品选择的标准”，编辑发行了多种的“群益文艺丛书”，以“奉献给新老解放区的读者们”，而且，当时的武汉人民艺术出版社也把“为了在新解放区域，提供一些文娱材料，以适应各文教团体演唱的需要”等，作为他们“编选人民艺术丛书的主旨”，至50年代初先后编辑了4辑的“人民艺术丛刊”近40种，以期能够“引起文艺工作者的足够的重视”。

正是这些通过有组织及有目的的文学丛书编辑和作品选本出版，在整体上显示出40年代末的延安文艺丛书，无论在编辑思想及编选标准，还是在读者对象及阅读期待等方面，都出现了新时代的变化及其意识形态诉求。

　　2、上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丛书编辑理念、选题准则和丛书内容等所表现出的和以往明显不同的时代性及意识形态特征，最为集中地体现在1949年前后“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两套大型延安文艺丛书的编辑理念与刊行过程之中。

这包括一方面体现在它的编辑缘起与党的领袖的政治意旨或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实施关系，以及丛书的编辑刊行与当下国共内战与政治革命的“文”、“武”角力等现实政治作用，充分显示出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权力对当时延安文艺丛书编纂介入的深化和文学史建构的明确化；

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丛书编辑活动已在有意识地通过汇集的延安文艺成果及其“经典化”的历史叙述，通过直接面向全国包括“国统lgi”及海外读者在内的接受者大众，纳入了推介传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想像”及其意识形态观念，以及延安文艺及其“新的人民的文艺”资源与规范等方面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践之中。

　　正因为如此，时任中共华南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周而复等，从1946年初开始在上海、香港主编并于同年4月起，先后由上海的作家书屋及香港海洋书屋、谷雨社陆续出版发行的“北方文丛”、“万人丛书”及“文艺理论丛书”等系列延安文艺作品书籍。

同样，1948年春夏之际，由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的周扬和陈涌、柯仲平等主持编选，1949年5月新华书店相继出版向全国发行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从一开始就分别将“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前后的发表和出版的文艺作品介绍给国民党地区以及香港和南洋一带广大读者”，和“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等作为这些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目的与准则。

并且强调说，这一批批大型延安文艺丛书的编辑和刊行，不仅充分彰显了和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形影相随的延安文艺运动所带来的“文学的大翻身”，以及这些“由人民的意识发展出来的人民文艺”和“正是今天和明天的文艺”，　　

　　同时开始以其“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宣示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文艺的特点”，并能够“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

从而成为取得新文学运动及其美学趣味的主导性地位，影响并规范当下文学创作的基本规范与读者的审美期待，重整新文学的文体类型新秩序及其学术生产等文化建设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领域。

北方文丛”作为旨在向“国统区”及港澳、东南亚等地区的读者介绍及传播“延安文艺”及其成就的大型丛书，其编纂的目标和读者对象也因此而非常确定。

据当时的主编周而复后来回忆，这套丛书之所以取名为“北方文丛”，就是“因为当时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解放军主力部队都在西北、华北和东北，‘三北’实际上是代表解放区的称谓。

不言而喻，《北方文丛》即是《解放区文丛》”。

所以，在原计划编选的3辑共30册的丛书目录中，预定收录的几乎都是由当时延安的代表作家们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创作的文艺作品。

据香港海洋书屋1948年初出版的“北方文丛”书中附发的书目广告，丛书的第1辑为：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长篇小说）、马加的《滹沱河流域》（长篇小说）、邵子南的《李勇大摆地雷阵》（短篇小说集）、柳青的《牺牲者》（短篇小说集）、丁玲的《边区人物风光》（报告文学集）、何其芳的《吴玉章革命的故事》（传记文学）、艾青的《吴满有》（叙事长诗）、荒煤等的《粮食》（话剧剧本集）、周而复的《子弟兵》（话剧剧本）、周扬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论文集）；

第2辑为：

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长篇小说）、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集）、东平的《茅山下》（小说集）、周而复的《高原短曲》（短篇小说集）、韩起祥的《刘巧团圆》（新说书集）、吴伯萧的《潞安风物》（报告文学集）、孙犁的《荷花淀》（散文集）、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叙事长诗）、任桂林等的《三打祝家庄》（戏曲）、艾青的《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论文集）；

第3辑为：

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柯蓝的《红旗呼啦啦飘》（中篇小说）、周而复的《翻身的年月》（中篇小说）、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短篇小说集）、陈祖武的《四十八天》（战地日记）、孔厥的《人民英雄刘志丹》（新唱本）、贺敬之等的《白毛女》（新歌剧）、延安平剧研究院集体创作的《逼上梁山》（戏曲）、姚仲明、陈波儿等的《同志，你走错了路》（话剧）、默涵的《在激变中》（论文集）。

同时，从1946年初至1949年8月，这套有着明确政治意识及其读者对象的丛书刊行，不仅历经上海、香港等地多家出版社的出版重印，各辑子目也多有调整修改，而且还为一些书店“冒名”刊行或选印发行，其具有的社会响应及读者影响，应当说实现了丛书预设的将中共及其领导的延安文艺运动与所取得的成就等迅速推向并展示给全国民众的文化目的。

　　然而，相比之下，1948年春夏之际由周扬主持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应当说不仅是40年代末延安文艺丛书编辑活动中有着最为明确的编辑标准及其自觉的意识，期望清楚地表达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及其“前途”的大型“延安文艺”丛书，而且也是50年代初“新文学选集”编辑规划中，作为“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选辑范围而“作了分工”，汇辑了“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的指导原则”的一套“新文学”丛书。

　　据最初担任这套丛书的编辑陈涌回忆：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出版的最初策划，是针对“早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曾对周扬讲要把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挑选一下，编成一套丛书，准备全国解放后拿到大城市出版”而提出的。

因此，1948年初，就由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的周扬担任主编并组织编辑人员，在当时华北解放区的河北省平山县华北局宣传部招待所，开始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选编工作。

其后虽然编辑组成员及丛书选题等，随着战争的进程及其政治革命的发展，先后增加补充了康濯、赵树理、欧阳山等。

这套署名”编辑者”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的大型延安文艺丛书，不仅大致从1949年5月开始陆续由新华书店出版并向全国发行，随即又被山东新华书店等多家出版部门翻印发行，而且从1952年开始由新成立的国家级专业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接编并直接沿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原名称和编辑方针重排　　

　　版。

同时，在贯彻始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例言”中，则能够清楚地发现其丛书的编辑理念及方针为：

首先是所编选的新文学作品范围及目的，明确划定为“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

其次，就是制定的“编辑标准”，是“以每篇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程度来决定，特别重视被广大群众欢迎并对他们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最后，是清楚地提出了丛书作者及文体类型的选择规范，是“包括文艺工作者及一部分工农兵群众与一般干部”的作家，和由“戏剧、通讯、小说、诗歌、说书词及其它一切文艺创作”构成的文类秩序，以及“按体裁分编”成册和“同一体裁”作品“大致按作品的主题和它所表现的革命时期的先后，分别排列”等具体编辑步骤。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及版本考证，从1949年5月开始到1953年2月先后编辑出版及修订重印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达80余种。

这其中包括有：

话剧、平剧、秦腔、新歌剧及秧歌集等23种，长短篇小说集16种，报告文学及通讯集7种，长篇叙事诗歌、新说书等9种，各子目总共收录了延安文艺运动期间的作品约230多篇（部）。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子目种类及其编辑规模，尽管相较于早前的“北方文丛”来看要完备及宏大了很多，但是对于延安文艺代表作家作品及其价值取向的关注焦点等，则在丛书的编辑中显示出了基本的共识一致。

如之前曾被“北方文丛”编选出版或列入编辑计划之中的许多重要作品，同样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中。

如小说中的《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等，戏剧中的《白毛女》《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特别是被视为民歌体叙事诗歌重要成果的《王贵与李香香》《吴满有》，以及“新说书”运动的代表作《刘巧团圆》《人民英雄刘志丹》等。

因此，1949年7月初，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发表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大会演讲，正是基于对于延安文艺及其所编纂的这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宣示的“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伟大的开始”的口号与论断。

强调并规定：

这些被置之于“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历史来看”和“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之上，“可以看出解放区文艺面貌的轮廓，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大略轮廓与各个侧面”，以及“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的“经典性”文本，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它一切的优良品性”，而“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的艺术想象及叙述话语，而且“解放区的文艺运动的范例”，又以其“展开着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人民的时代”，而让当时“会师”于第一次“文代会”的“延安’’之外的作家，开始接受并产生了“渐渐地有了向前进行的正确轨迹了”的感觉及意识。

从而在新中国“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及其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了“新中国文学”根本性的、“唯一”的艺术资源及其“当代文学”的雏形，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准则及其国家美学的基本内容。

喻，1949年前后编纂出版的“北方文丛”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作为代表40年代“延安文艺”基本面貌及其成果，并且被作为“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而具有“典范性”的“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创作实践，除了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学及其读者至今仍然有着一定的“典范性”意义和阅读期待之外，尤其对于延安文艺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及其创作活动的演变等“文学史”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史料价值。

　　一般来说，“北方文丛”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具有的文献史料价值，可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这两套大型延安文艺丛书的编辑刊行，对于延安文艺运动及其成果的传播彰显，特别是代表性或经典性作家作品的保存与流传，扩大及延续其文化和艺术，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生命力等，都起到直接性的作用和影响。

如据说《白毛女》的出版及上演，就曾“轰动了香港和邻近地区，成为广大群众和文艺界的热门话题”，让读者及观众不仅发现了一个“中国民族形式歌剧的路子”，而且看到“一幅新旧中国交替的缩影，是新中国将要　　

　　诞生的预告”；

二是汇集延安文艺群书及其集中刊行，除便于读者购求，系统接受之外，其荟萃延安文艺之菁华，使文学史研究者“具于一编，省事省时”的学术功用，更是不容忽略。

自然，“北方文丛”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者也与古代丛书编辑多由“便于学者”与书籍访求等以解古人的“传本稀少”而“求书之难”等缘起而根本不同，但其客观上对延安文艺及其文献史料产生的“搜残存佚”与系统整理等功绩则是共同的；

三是从延安文艺文献史料学的角度，其表现出的文献史料整理价值及意义也更为明显突出。

由于和一般古代丛书编辑者多出于保存濒临绝迹的古书及善本等，而更为重视书籍的校勘、鉴定、整理等有所不同，“北方文丛”及“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者，则更多由于战争环境及政治革命的历史原因，以及出于“新的人民的文艺”美学原则及其意识形态建构等社会目的，更为重视选辑作家的代表性及其作品的美学趣味。

从而不只是为延安文艺文献史料研究包括资料辑佚、版本考证、文字校勘用“副文本”研究等，同时也为延安文艺及其审美探讨的当下“再解读”和历史阐释等，都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及研究可能。

　　其中，具体到文献史料的价值意义而言，1949年前后编纂出版的这两套大型延安文艺丛书，在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方面的价值及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予以注意和发现：

首先，是文献史料的辑佚及由于40年代编辑的延安文艺丛书，尤其是“北方文丛”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都是研究延安文艺和文献史料的第一手资料，从最初即被广为利用并视作延安文艺的“善本”。

因此，除了1949年8月“生活·

读书·

新知联合发行所从海洋书屋已出版的3辑《北方文丛》中选了10本在上海出版发行”之外，2000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中，所选辑的许多延安文艺作品，如李季的长篇叙事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就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初版本，而非作者生前历次修订的某个版本。

除此之外，“北方文丛”大多子目中附录的许多文献史料，如编者周而复为很多小说、诗歌作品写的“编后记”及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批评论文，以及作者的创作谈和“前记”或“后记”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