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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你必须注重开放，主动邀约，让民众参与，要有这个意识。
第二个就是媒体要担当责任，作为媒体，是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从媒体诞生之日起，它就是这个初衷，就是这个责任。
17世纪新闻媒体诞生，报纸产生，它一直就承担着传播信息、引导公众、舆论监督这几个职能。
今天新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互动，更需要媒体来承担这方面的责任。
第三个，专家要主动发声，专家也要转变观念，也要主动发声，要让正确的声音通过媒体放大，而不要让一些偏颇的声音放大，这样对公众就形成了一个误导。
我相信在我们几方面的努力下，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参与这条路会越走越宽。
12]
[项贤明]:
中国教育改革从公共参与的角度来说，我们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开始做起，走到了今天，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在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话题的背景下，我们能够走到人民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更高层次上实现人民自己参与到整个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来建设自身满意的教育。
我们拿中国社会和西方很多国家对比，你能看到，在西方很多国家，老百姓对学校教育过程的参与度是很高的，有很多的，比如说在美国很多社区，家长自己是医生，他可能礼拜二、礼拜四到学校做校医，他会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学校办学服务。
社区老百姓都有这种观念，那个学校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从人民教育人民办，那个时候把办教育的责任推给人民，人民自己出钱去办，到现在我们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仍然是替人民做主，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老百姓自己参与这个过程，认为那个学校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把它办好，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教育真的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
[方建移]:
政策的制定肯定要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
第二，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也好，作为政策制定的官员也好，要主动地通过媒介这个平台，来了解民意，当然，除了媒介的平台之外，还可以运用民意调查的手段，科学的手段，来收集有代表性的民意，而并不是偏颇的民意。
另外，记者要有一种研究的态度来报道一些问题，并不是抓一些表面的东西，研究的态度来深入地报道，而且所报道的语言要让一般我们的受众很容易看懂，官样的文章老百姓可能不愿意看，或者看不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我觉得如果碰到这种，不要等到有负面的事件出来以后，才重视舆情应对，而要把舆情应对的时间点前移。
再一个就是不要被这种舆论绑架，我们要尊重民意，但是也不要被所谓的民意或者民意所带来的情绪所绑架。
11]
[主持人（贺春兰）]:
对你们（专家）的专业形象也不好。
无论从引导公众还是从你们自身形象出发，我们都希望你们有更多的发言。
这个话题还是一个比较民众的、严肃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我们的访谈马上要结束，最后给每个人三分钟的时间，做出你们最后一个表达。
这也是专家成为贬义词的一个原因。
10][主持人（贺春兰）]:
这一两个人就变成了名人。
你们以为真的是因为他有多少个话语权吗？
因为我们是管媒体生产的，我们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出来的。
就因为小年轻记者就习惯把话筒给他，因为他愿意说话，找你不是挺难吗？
那就找他。
其实就是这样被生产出来的，他的话语权就这样被生产出来，其实很简单，很不严肃的。
09]
[温红彦]:
觉得这里媒体有很重要的责任和担当。
就是多元的声音，那就作为媒体，应该是更多的大范围的去了解专家对这个问题、对这个政策的看法，而不是习惯性的就盯着那几个专家。
我们很多年轻的记者，他就是习惯。
因为熟了，碰到这个事情，要一段专家学者建议的时候，习惯性拿起电话就给这个熟人打了电话了，常常就形成这一两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之内，对于很多问题都是这一两个人在说。
如果你作为专业研究者，你不发声，你不来告诉公众真相，引导公众真相，自然我们的声音就会被少量地人来绑架。
我们的声音就是偏颇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多元声音才能抑制偏执。
国家给你那么多课题来支持你，但只有你自己知道，或者少量的人知道，公众不能分享，他当然只能代表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08]
我非常认同，十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个沙龙的时候特别强调多元背景、无边界交流，但是我们不断总结，后来我说这是一个文化特质，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是要让热爱教育、关心教育的不同背景人群之间彼此了解，也彼此建设，就是彼此影响。
作为学者来到这里发声，你会了解同样一件事还有那样的看法。
对于当政者，你也要习惯于倾听不同的声音。
你原来是拒绝，后来你开放，你不能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原来你说你要从舆论中把握民意，但是你又不能牵着鼻子走，网上一批谁，一说谁不好，你马上就吓坏了，我们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来反映民意，反映舆论，我们觉得其实我们要的只是真相，我们只是提出意见，并没有觉得我们说的一定是真理。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样一个开放的背景下，对当政者的明辨是非，也是提出了要求。
当然，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积极发声。
这也是一种揽政思维和懒政行为。
我部分同意项教授的意见。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作为一个真正的专家和学者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地研究自己领域里面的探讨规律。
其实这也是个悖论。
既要研究这个领域的规律，又要让自己的研究，让公众了解，这个就是说，通过一个什么好的方式，您刚才提到了座谈会，我也有体会。
比如说，教育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好几个研讨会，请的专家、学者，还有一线的老师、校长，还有政府的官员，发现在这个桌面上，大家探讨问题，最终能达成一个共识，而不是由一两个专家或者所谓的学者不断地在网上发声。
可能这样更科学一些。
就是以后我们可能也会多采取这样的，就是形成一个共识。
报纸发表出来这个观点，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站在他自己的角度的看法，而是一个集体，一个群体的看法，或者意见。
这就更好一些了。
个人愿意和媒体多接触一点，少接触一点，个人那种自由，假如我们参与到某一个教育的公共决策上来，当然我也同意你不是个人出面，而是作为一个决策的部门，决策的机构，引用刚才温老师讲的转变观念，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觉得，很多教育界的人，教育行政部门的人，觉得我主动跟你媒体沟通，我觉得有点掉架，或者说，我尽量惹不起，躲得起。
因为我总觉得，你跟我交流，总是找我茬的。
实际上我觉得媒体并不仅仅只有这么一个目的，就是找决策者的茬，媒体是决策者和公众沟通之间的中介或者平台，我觉得这个心态，我们很多部门，不仅是教育部门，包括一些官员，有一句话很流行，防火防盗防记者，这句话流行本身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主动地和媒体沟通，来披露信息，为什么要等到我们出了事情以后来找媒体，这叫公关，这叫应对。
其实我们出事情之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怎么样能够更好地、更全面地吸收民意。
在公众对我们提出质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公众的质疑提出反质疑，而要被公众的质疑所绑架，马上就把一个涉事的官员给处理掉了，做一种切割，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表现。
07]
[项贤明]:
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专业人士在决策过程中到底应该通过什么形式去参与到这个过程。
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需要媒体去做些工作。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专业人士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揭示这个事情背后的规律，来给我们的决策者去参考，他更多的不应该直接站到一线去来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因为你对这个事情并不一定很了解，就是在政治这个层面，我们关心的第二个层面是教育过程本身是什么样子。
政治层面到底涉及哪些利益，他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并不了解，所以我们过多地介入进去反而有可能引导我们的决策向着不正确的方向走。
我在不少场合讲过一个开玩笑的话，我们教育部被二流的媒体牵住了鼻子，被三流的专家蒙住了眼睛。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的改革确实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只要媒体一说什么，马上教育部就要变这样的政策。
其实这是不利于教育发展的。
为什么媒体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就是媒体在表达民意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比如说用座谈会或者什么方式，让专家参与进来，不是让他们直接说出个人的意见，而是让他们集体发声，因为其实不同的专家，对不同的事情看法会不一样。
这样就有可能让我们的民众可能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这样会更好一些。
实际上我看到真正的愿意，可能各行各业都一样，愿意直接到前沿去的一些学者，往往可能会影响到他学术研究的。
06]
说句实话，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希望能和媒体保持距离。
为什么这样呢？
你们也应该能理解。
我刚才讲过，这是两码事情。
作为一个研究者他要去了解一个事实，和他是不是通过媒体去表达，其实不完全是一回事情。
因为他关心的事情是这个事情本身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规律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产生这种现象，现象背后是什么东西。
至于这个现象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的关系，它如果过度地介入进去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到他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会影响到他科学研究最后结论的客观性。
我了解我周围的很多朋友，真正特别关注自己专业研究的人，都愿意和媒体保持一定的距离。
像今天来，算是一个特例。
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变化，就是你们愿意离媒体更近一些，有没有这个变化。
以前我自己也生活在教育学者的圈子中，我觉得很多学者给我抱怨说，媒体不够专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特别不愿意面对媒体。
因为他觉得他不够专业，他特别担心自己的声音被传播有所偏颇，或者用现在说教。
我当时就会有一种抱怨，我觉得你们很珍惜的一种专业资源，如果你们不说话不就更不专业了吗？
我不知道现在学者这种使命感，包括主动地通过媒体的发声的意识是不是会更强一些？
05]
当然有。
实际上我们人民大学，我们知道，教育学院刚刚成立，两年多。
一成立，我们就一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引导教育科学的研究向时政的方向去走，中国教育科学以前这种研究有很大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在书斋里面去做，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让它逐步地离我们中国教育发展的实践越来越远。
当然，理论也需要研究，但是，本身我们教育科学发展来说，我们在时政方面确实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从科学研究角度，我们也在加强，对于社会本身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教育实践过程的调查研究和把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进一步做理论的探讨，我想随着这种学术上的变化，越来越深入，使得我们教育科学的发展，本身也有科学化的过程，我想可能我们在为决策服务方面，包括通过媒体表达合适的意见方面，可能这个能力也需要不断地提高。
刚才我们俩说得比较多，说到传媒，我也想对专家提出一个问题。
在特别开放的时代，我们刚才说，切实倾听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表达的时代，一个民主化的时代，它对科学化要求就更高，而受过专业训练的真实的专家其实是稀缺的，其实我们自己有过受教育经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你们专家，你们觉得有没有新的挑战和要求，或者你们有没有意识到？
04]
互相学习，我们也经常学习你们人民政协报的教育周刊，包括教育报的，多沟通。
我们也是就一个问题，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一个突发事件发生以后，在一个话题被炒热以后，我们既要跟进，头脑又要冷静，才能正确引导舆论。
03]
咱们是搞教育的，经常说教育是面向学校，有组织地培养人，传媒也是，它是相对松散一点，但是它在引导成人，所以也要特别谨慎，这一点，人民日报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02]
在人民政协报教育周刊创刊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创刊的理念，还有我自己说，我说新闻是拿个案说话的，但是一定要追求全局的真实。
它的工作价值是议程设置，就不是说它自己要去原创一套思想，就是褒贬，对某些东西是褒，或者是贬，但是这个褒贬往往是针对个案的。
针对个案的时候，这个褒贬不是站在个人的好恶上，一定是发出时代的声音，要特别慎重，弄不好确实会出现很多问题，可能有失偏颇的一些东西。
回到教育参与这个主题上来，如果我们的媒体真的在理性层面做得比较好，能够在一定深度上去探讨很多的教育问题，这也可能会帮助我们很多民众能够了解教育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这个政策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样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可能会避免很多我们对教育整个发展和改革过程的很多问题的民众的误解。
01]
因为我是在人民日报工作，我感觉我们人民日报现在就是在强调这一点。
做报道也好，发新闻也好，当然首先是真实，其次要有深度，不要浮在表面，不要人云亦云。
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要有一个深究的研究性的报道。
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沿着这样的路在走。
对政策的深度解读，对于热点话题的深度的采访和研究，这都是我们媒体人，现在也是需要提高素质的一个方面。
00]
社会传播，我是外行。
但是我感觉，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中国的各种媒体，可能更多的需要理性多一些。
中国这个社会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确实整个社会都比较浮躁，包括我们学术界也一样，都有这个问题。
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主流媒体可能更多的需要理性，这确实也能反映出一个媒体自身的层次、这种档次。
它能够看到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才真正很好地担负起媒体的社会责任。
不要被一些错误的网上舆论所绑架。
[14:
59]
所以，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七八月份，我们教科院的院长袁振国先生辞职了，这个事情，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此前对他不关心，后来我网上查了一下他的情况，从他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和他的一些成果，他的网上的评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一个比较有教育理想、教育梦的人。
我觉得现在我们学新闻的，我们跟学生讲，学生要有新闻的理想，很少有人有新闻理想，或者有新闻理想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搞教育的人，有教育理想的人其实是不多的。
一个实实在在做事情的，一个有理想的人，对他如何使用，怎么样处理，我觉得要更加慎重。
就好象刚才说对宁波一个镇干部的处理，我觉得可能应该更慎重一点。
让这些人能够继续为教育改革或者当地政府的政策来服务[14:
我觉得媒体并不是检察院，搜集的资料不可能那么翔实，尽管它有一点出入，但是它要坚持以事实为真相来进行报道，有点出入，我们应该能够宽容的，公众讨论当中有理性有非理性的，也是能够宽容的。
但是决策者可能需要有一个更宽容的心态，对各种的不同的意见有一个包容。
另外，就是要有一个坚决的态度。
我记得美国总统有一个民意调查顾问，但是，并不是说，他凡事都按照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否则他这个总统起什么作用呢？
57]
刚才温主任讲的，媒体的素养要提高，公众的素养也要提高。
56]
我也特别同意，在这个事情之前，前一段我们一直在关注性教育的话题。
正在当下某地儿出现了一个，马上一则新闻说，男教师向毕业的女生索吻，男教师马上就被停职调查。
当然这个事情处理的结果还比较好，就是地方政府出来，恢复了这个事情的真相，师生关系确实特别好，不是像大家说的索吻、性吻那个层面，现在年轻的女孩子也比较奔放，大家表达师生的感情，当然这个表达要更符合中国的本土文化。
确实在最近一系列的舆情、舆论的参与过程中，我们要看到，地方政府不去敢面对舆论。
我老在想，舆论是什么？
它不是洪水猛兽，其实它要的是一个真相。
可能我们有些决策人，一看舆论洪水猛兽，洪水般地来了，就赶快切割。
你怎么看？
工具的产生并不能使人们恰当地使用工具，不一定能恰当地使用工具。
媒体其实就是一个工具，传播信息，甚至现在还有一个舆论监督，几个方面的功能，它是一个工具，但是并不能保证每个媒体人都能恰当地使用它，也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公众能够恰当地或者说正确地去认识它，我觉得这是需要，一是提高媒体人的素质，职业道德和水准，再一个公众也需要提高素质。
在现在尤其是新媒体更多的情况下，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要逐渐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这也是很必要的，也是一个可以说，不光是教育发展问题，其他任何问题当中社会参与的一个前提条件。
55]
但是是她免职以后才扭转的。
这个免职我不评价好坏，但是对她本人来说不公平。
从正面意义上来说，我们关系好，官民鱼水情谊，是不是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呢？
处理范围，我不去评价，但是有的时候，处理可能对当事的官员有不公平的地方。
54]
这一两天网上就像您说的，恢复了它的故事的原形。
53]
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是这种情形。
我是农村出身的，我知道，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关系非常熟悉的，除了工作上的原因，可能还一起喝喝酒、打得牌，关系这么熟悉。
有的非常熟的人，可能我愿意背你，你也愿意被我背，但是我们这个矛头就是一个女干部在抗灾的前线，第一线，你竟然要当地的老百姓来背你，这个工作作风、官僚作风，当地受不了了。
52]
有时候媒体公共舆论的形成不一定是理性讨论的结果，可能带有一种情绪，特别是，比如对教育领域，对食品安全，对这些领域本身就是民怨比较多的话，某一个人被媒体报道出来，可能这个信息不全面，可马上就矛头对准这个人了。
我举一个上星期我们在浙江宁波的一位余姚县级市，可能你们都看到过照片，一个镇里的女干部，我们23号台风，余姚那个地方受灾比较厉害，一个镇里的女干部到一个村里去看，结果大概三五米长的一个水坑，几步路，当地的一个村长，他说“你就不用拖鞋了，我就背你过去了”，第二天这个女干部就被免了。
[主持人（贺春兰）]:
前一段白岩松评过一张照片，某个志愿者在一个特别贫困的地区实习，拍了一个小孩子接凉水喝粥的照片，一传到网络上，网络就对地方政府骂声一片。
实际上真实的事情是，那个地方确实也比较困难，但是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民风、民俗，很多人都来自农村，他们习惯接点冷水喝，小时候喝水就喝凉水，这是我那时候的经历。
白岩松提出了一个警告，我们怎么样更全面地了解全局的真实，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尤其传媒的参与中，我感觉比较突出。
一个是传媒的问题，一个是决策者这边的问题，怎么样看待传媒的反应。
51]
砍下马了好象就是平了民愤似的。
调查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就下马了。
最近我见到很多这样的报道，某某校园施工还没有结束，可能就开学了。
政府官员马上来把校长免职。
我自己觉得这个背后可能还有很多故事，我们有没有给他提供别的条件？
我们在微博的时代也有很多，你是研究传播心理的，很多可能已经放的很大的事情，不一定符合真实。
50]
这就是所谓的“批示政治”。
现在无论是在政策制定层面，包括在执行层面，包括在日常的教育事业发展中，我们现在也看到有这么一种情况出现，一点事一出来，领导就赶快去把下面的官员砍下马，最近这样的报道特别多，你们有没有见到?
49]
项教授说的调查研究，本身就是民众参与的一个过程。
我到民间去调查这个问题，要经过大量反复的，甚至是长时间的调查，才能确定一项政策。
也不能因为民众的一呼吁，或者媒体怎么样就马上出台一个政策。
我觉得这也不符合科学化、民主化。
48]
也不可能因为我这个政策搞一个试点，实验一两年就行了。
中国这么大，东中西部的情况也不一样，一个试点、两个试点都不足以对这个制定政策下最后的结论。
您刚才说得特别对，我们现在转变一个什么观念呢？
以前我们是为民作主，我们执政为民，要为民作主，但是现在就应该让民作主。
项教授刚才讲了用科学的方法，怎么样进行科学的民意调查，样本是不是有代表性。
不能说举几个例子，表达几种观点，但是，也不能仅仅是一个调查数字，百分之多少人赞成这个，百分之多少人赞成那个，有的时候一种情绪的表达本身就有一种意义在里面。
47]
我们经常讲利为民所谋，我们这个民有什么愿望，我们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就觉得我们在给他谋利益，我们往往是自己想当然觉得老百姓需要这个，但是我们的想当然，或者我们以专家的身份想出来的一些点子，可能不是民众真正心里上想的一些东西。
而且征求民意也并不是开几个座谈会能够解决的。
46]
决策的民主化必须以科学化为前提。
过去多少年，我们一直在说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我觉得这个时代前所未有地对这两个词提出了紧迫的需求。
就是民主化必须建立在科学化。
如果仅仅有民主，又不能够很科学地调研，可能不能准确地把握民意。
这个变化对我们执政的政府部门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他的决策要越来越多地有更多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这样才有可能让他的政策出台之后，能够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中间达成一定的平衡，同时又能够让这个政策符合教育规律是最重要的。
如果缺乏调查研究，还像以前那样，我们的官员开个会，拍个脑袋就出来的话，我想可能难免对这个出台之后会遭到媒体和公众大量的批评。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45]
你刚才也有一种担心，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政府，我开放了，你可以参与，西方民主式的，反正你们投票吧，关于这个政策，多少人拥护，多少人反对，这个又走向了另一个方面，就是揽政思维，我不思考了，我也不汇总了，也不坚持民主集中，完全通过这种民主，肯定是不行的。
首先政府要转变观念，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一个前提。
44]
我感觉除了信息公开，这是一个操作层面上的。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工作人员要转变观念，要从过去的那种我传递给你的执政思维，转变为我和你商量这种交流互动的思维。
我觉得阻止公众参与或者说公众参与不充分、不彻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部门很多人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
我想信息公开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参与的前提。
还有哪些挑战？
包括对决策者本身有哪些挑战？
43]
你们觉得咱们进一步开放，进一步让大家参与，对我们现在的当政者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和需求呢?
刚才我讲的意思，即使是外行的意见，他的表达也有他的合理性。
刚才讲作为一个政治过程，他可能不一定是从这个事情本身角度，他从他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这种发言也是应该允许的。
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不应该禁止人民去表达自己的利益。
42]
外行的原因，有一种原因，从我们媒体的角度来看，他所获得的信息量太少，或者信息量不够全面。
他的信息量足够丰富，比如这四个人我们选取谁当班长，谁当领导，就给你一个什么样的职称，我们很难判断是你适合还是我适合，但是这个信息量很丰富的情况之下，每个人也可以把自己的施政纲领等等，一个观点能够表达出来，如果媒体这样一个渠道，我们公众了解了，公众的选择可能就比较理性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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