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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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
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
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
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
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
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
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
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
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
“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
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
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
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
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
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
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
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
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
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
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
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
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
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
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
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
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
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
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
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
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
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
“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
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
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
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
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
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
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
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
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
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
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
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
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
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
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
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
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
“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
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
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
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
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
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400万人以上。
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
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
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
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
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000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
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
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
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
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
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
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发布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
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
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
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
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
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
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
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
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
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
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
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
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
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
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
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
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
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
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
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
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
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
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
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
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
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
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
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
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
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
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
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
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
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
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
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
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
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
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
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
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
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
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
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
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
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
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
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
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
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
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
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
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
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
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
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
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
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
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
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
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
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
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
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
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
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
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
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
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
笔者的结论是：
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
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
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
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
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
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
一是成本最小化。
人口多，成本大；
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
二是风险最小化。
古有明训：
过犹不及。
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
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
三是潜能最大化。
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
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
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
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
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
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
除了恰当的人口政策之外，中国还需要在教育培训、人口就业和积极老龄化方面大做文章，需要一揽子、互相依存的政策支持体系。
首先，中国要建构起福利性国民素质教育体制。
今天的教育培训是明天的人口红利。
人力资源是可再生、可替代、可创造的宝贵资源。
人力资源可以替代自然资源，人力可补天力之不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
知识、技能、信息、文化的贫困是深度的贫困。
中国如果能像抓计划生育那样抓国民教育，就一定大有希望。
优先投资于人民，反哺贫弱的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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