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读DOC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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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四个问题：

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它的本身特点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它恰恰要这样发生？

它完成了什么）

•第二编为什么是法国，法国的积弊（为什么在当时欧洲多数地区酝酿的大革命偏偏在法国爆发？

）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农民已摆脱领主统治）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中央集权早已存在：

御前会议、总督、总督代理）

•第三章　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旧制度下为强化统治已采用的制度，大部分自由选举的官员已被卖官鬻爵所替代，基层已无自治权，总督大权独揽，操纵选举）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干涉司法，组建行政法院审理涉及政府的案件，官员不受普通法庭制约）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总结章，政府保留了那些旧政权机构的古老名称和荣誉，但一点一滴的减去其权力）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事无巨细，大包大揽、手续复杂，效率低下、言论管制、法律废弛、政府绝对权威，人民过度依赖）

•第七章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根源是政府的性质，地方自由权力到处都在不断消失。

巴黎当时对工业设置的财政立法障碍比法国其他地方要少，并享有大量特权）

•第八章：

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整个帝国以同一种方式执行同样的规章制度，由于治理习惯与精神的丧失，贵族贫困化，与资产者类似，教育和生活方式，所有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

•第九章　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根源是税和特权的不平等，资产者与贵族、新封贵族与世袭贵族，资产者与人民。

他们每一个人坚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因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向贫民而不向富人征税，财政越拮据，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所有新设职位的报酬，由于是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这样设置的官职多得简直难以置信，或是完全无用，或是反而有害）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都拥有一定的自由精神，唯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贵族离开农村，抛弃农民，18世纪的村庄，一切成员都是贫穷、蒙昧、粗野，农民与文明社会隔离）

法国的封建压迫并不是最严重的，相反，大革命在人民觉得专制制度和压迫最轻的国家爆发了。

在法国，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不受领主的统治，贵族拥有特权却不掌握政权，全国实际上是由数十个总督管理的，巴黎控制了其他城市的所有权力，中央集权专制到了顶峰。

全国各阶层分裂对抗，贵族对人民漠不关心，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贵族特权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再者，由于没有了任何自由制度，因而，法国缺乏组织有序纪律严谨的政党，民众不受政治力量大引导，所以法国不可能采取温和的改革措施。

相反，广大法国人民受到公共舆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的领导，他们试图摧毁一切旧的制度，暴力反抗现有的一切社会秩序，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

•第三编大革命何以爆发，大革命前二三十年的法国（旧的君主制怎么倒台的如此突然、彻底？

）

•第一章　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占领了思想领域，农民和资产者盲从、贵族忽视、政府无意识。

作家对于政治一无所知，反而能大胆创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溺于虚构社会，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征）

•第二章　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教会成为阻碍作家们的特殊障碍，并且教会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然大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

非宗教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奇特的极端行为。

•第三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自由本身的利益，与物质无关。

经济学派眼中私人利益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他们发明对付政府滥施权利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更倾向于让王室政府为他们的计划服务。

为何改观并没有阐述，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良，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推动这巨大躯体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躯体复活片刻，无非是为了使之解体。

压力减轻，对压力的感受却越发敏锐；

财政管理滞后，政府支出加大，大量举债，无力偿还）

•第五章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对人民充满轻视，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相互指责，反而将弊病暴露给人民）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国王带头不遵守旧制度、轻视私有财产、无视契约和个人意志、干涉司法）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1787年行政革命妄图以不成熟的体制快速的改变一些长期以来的弊端，反而使社会变得更加混乱；

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同类事件，或从那时以来发生的同类事件）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封建制度虽然没有改去自身中那些会伤害或刺痛人的东西，却最完整地丢掉了能对封建制度起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

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

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

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

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

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

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

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

“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

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

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

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

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

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

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

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

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

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

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

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

”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力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

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

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

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

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

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托克维尔感叹道：

“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

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

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

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

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

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

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

人们原先就彼此冷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

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

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

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

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

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

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

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

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

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

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

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

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

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

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

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

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

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

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

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

但很少有人能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

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

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

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

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

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

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

“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

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

“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

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

在另外一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

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

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

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2.为什么说当时的法国与如今的中国很相似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版本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推荐语上写着“温200多年前法国之故，知今日中国之新”，阅读完之后再来品味这句话，就会发现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法国人有耐心去忍受专制政权，只要这政权不施行暴政，他们就不想和政府正面冲突。

人民并不反对专制，相反，他们喜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觉得没有政府的介入，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做不好，他们将自己生活的一切都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于政治生活他们持有冷漠的态度，不关心政治的更迭。

但是，民众却又有着强烈的自由精神，反对暴政，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土地之上，他们感到灵魂都是自由的。

真正让他们不满的，是贵族的特权，是纳税的不平等，社会各阶级的分裂与对立。

联系到当今的中国，广大民众还是习惯强有力的领导者，希望有人为自己做主，而不是自己做主。

习惯性寻求政府官员捍卫自己的利益——上访，对于政治生活表现出冷漠的态度，普通民众并不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利。

只有在个人利益受到侵犯时，政府和民众的冲突显得十分激烈，民众爆发强烈不满。

例如，“强拆”导致的上访、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其次，法国社会各阶级分裂严重，富人享受着纳税特权，穷人缴税严重。

贵族为了保证特权，逐渐脱离民众，慢慢带有种姓的色彩。

富有的平民，为了获得免税特权，纷纷进入城市居住，切断了与继续留在乡村生活的同辈人的联系。

贵族不在是农民的领袖，基层治理混乱无序。

农民在整个国家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没有人对他们施行暴政，但也没有人关心他们。

当然，当今中国的问题并没有这么严重，我们不存在阶级问题，只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一些差距。

但纳税公平问题还是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富人阶层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不够，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仇富心理”，富人阶层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上的优势，确实享受了一定“特权”。

基层治理中，自建国之后，乡村不在有地主乡绅，然而这也消除了“地方贵族”，乡村失去了“代言人”与领导者，显得不够团结，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也没有多大热情。

地方政府对上级政策的执行存在着扭曲的现象，地方政府与民众矛盾日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