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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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儒家思想的精髓，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中庸之道”。
这个命题，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个无法绕开的课题，是一种对现在和未来都发挥着重大作用的思想。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和谐”这一主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胸怀和眼光，用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怀，对传统的
“中庸之道”进行的一次拓展和提升。
因此，科学地理解“中庸之道”，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中庸之道的概念与形成过程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最大的代表人物孔子所提出来的思想。
这一思想最早见于《论语＆#8226;
雍也》：
“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虽是只言片语，却有深刻的内涵和广泛的外延。
战国时期，“中庸”思想由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中庸》体系化并发扬光大，“中庸”方成一个独立的哲学范畴。
至此，“中庸之道”开始全面发挥它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
至南宋时期，朱熹将
《中庸》从《礼记》中抽出，单独成书，成为《四书》之一。
“中庸之道”进一步权威化和普及化，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天下至道。
那么，什么是“中庸”呢？
东汉郑玄解释《中庸》说：
“名曰《中庸》者，以其论中和之为用也。
庸，用也。
”到了北宋，程颢、程颐重新注释《中庸》，他们对“中庸”一词的诠释为：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中庸”一词的诠释为：
“中者，不偏不
倚，无过不及之名；
庸，平常也。
”“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
”
而在《中庸》原文中，有这样的解释：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认为，“中庸”是一种境界，这个境界，出发点正确，分寸适当，方法适宜，以不断自修为手段和载体，以物我和谐为特征和追求，既是对内在修养的一种不断调整与提升，又是对外在行为的一种准确把握和平衡。
可以说，它是可以贯穿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一条主线，是可以融汇与实现“内圣外王”境界的一个核心。
这种宏大而精微、深刻而实用的思想，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应该充分继承与发扬的精华部分，甚至可以进一步说，是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
放眼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从正面或者反面在不同程度上客观证明了中庸之道的正确性。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大一统王朝是秦代，其治国之道并非提倡中庸之道儒
家思想，而是以严刑峻法为特征的法家理论。
一切以暴力、权术为依托，结果，造成了政府与人民的矛盾日渐激化，迅速灭亡。
西汉初期，奉行的是以清静无为为主要特征的道家思想，这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这种治国思想很快也出现了它的弊端，那就是由于缺乏必要而有力的法律和道德制约，导致豪强势力形成，藩镇势力坐大，对中央政权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构成了威胁。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用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
自此，以中庸之道为哲学指导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长达两千余年。
三、中庸之道的历史辩证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我们从宏观着眼，用冷静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
秦代的法家思想治国，汉初的道家思想治国，实际上都是中国人在进入大一统的时代之后对治国之道的一种积极探索。
这两个阶段的探索都失败了。
最后，在此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人找到了儒家思想。
时间证明，这是一条可以走通的道路。
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就是对以中庸之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进行增减损益的过程。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提倡儒家，推崇中庸，并不是出于信仰，而只是一种手段或者权术。
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庸之道，是被统治阶级利用，为君主专制服务的。
而这其实并不是中庸之道的真正含义。
我以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驱们的思想，并不是专门为统治阶级考虑的，而是为所有的人民、为全人类的幸福和和谐着想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中国自汉武帝以来的历史并没有真正地实现中庸之道。
但这并不等于否认中庸之道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思想的深刻影响。
实际上，历史上中国能够长时期保证社会稳定，其最主要的力量并不一定是行政命令或者法律制度，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自觉的个人修养和由此形成的社会道德。
比如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中庸》中提出来的思想，就通过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维护家庭伦理秩序来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有力的保证。
以慎独自修的思想为例，《中庸》第一章就说：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将道德修养提高到“不可须臾离”的高度，指出一个有修养的人即使在独处的时候，也丝毫不会放松对自我的严格要求，能够自觉地遵守中庸之道，如此方可成其为君子。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他肯定不会对他人和集体做出什么损害，如果更多的人都能以此自修，则无形中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比如忠恕之道。
《中庸》云：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素富贵，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
贱。
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难，行乎患难。
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子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种种社会性关系的时候，人们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反求诸己，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
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人们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
这种思想，对于数千年来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维持家庭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种思想拓展开去，就是一种平等博爱、以善为归的社会风气、民族精神。
总而言之，中庸之道无论是从方法还是目的的角度，都与和谐的精神水乳交融。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作用。
在当今中国，对以中庸之道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拂去被历代统治者所蒙上的灰尘，对其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利用，使其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中华文明以顽强的生命力、巨大的凝聚力和强大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下来，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中华儿女今天正在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天人类正面临着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开拓创新，是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
“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让我们以继往开来的开阔心态，对中庸之道进行更深入的挖掘，理解，运用。
极左路线结束了，被曲解和抹黑的中庸之道并没有恢复它本来的意义，至今人们还把中庸之道理解为折中主义，调和矛盾，“扼杀革命人民的斗志”。
这是哪对哪呀！
中庸之道本来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修养，是一种心态平和、举止文明的人格素质，怎么能把它与调和矛盾、扼杀斗志扯到一起呢？
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了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形，老百姓不满意。
于是有些人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对平均主义。
他们说，那时候我穷你穷他也穷，大家都穷；
我有你有他也有，大家都有；
挺好的。
现在变了，有的人日进斗金，还嫌不足；
有的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只混个吃喝；
太不公平。
说的现象是事实，但是不能为了纠正分配不公，就回到平均主义。
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须知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30年间，实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和票证供应，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除了维持人口的基本需求以外，没有或者少有剩余，只能平均分配，不平均会饿死人。
东西越少，票证越多。
所以穷而均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机会分布不均衡，在不同的人群面前，出现机会的多少、性质和等级是不同的，再加上个人能力差异，于是就出现劳动付出与获取报酬不相称，获取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不一样，结果出现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是必然的。
要求富而均是不可能，只能通过政策调节，把收入分配控制在相对合理范围内。
怎么调控？
杀富济贫？
不可取。
弃贫爱富？
不道德。
只有控制贫富两端，牢牢地把握住中间阶级，提高他们的收入，扩大他们的人数，使中间阶级的人口比重增加，贫富两端的人口比重缩小，社会阶层结构呈纺锤型，这样民怨才能减少，社会才能稳定。
但这需要时日，操之过急不行，行动迟缓也不行，放任自流更不行，还是要坚持走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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