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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日趋成熟，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确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宣告了资产阶级新时代的到来。
17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欧先进国家中，由于市场不断扩大，需求日益增加，首先在棉纺织业中开始用机械劳动代替手工劳动。
1784年，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引起了工业革命。
从此机器大工业时代取代了工场手工业时代。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先发优势使它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
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左右，超出法、德、美三国工业生产的总和。
继英国之后，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迅速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强国。
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迫切需要开辟世界性的商品市场。
列宁说：
“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攫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它们向全世界殖民扩张提供了物质保证。
19世纪初，当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已先后沦为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殖民地后，古老的中国也就成为它们下一个吞噬的目标。
当欧美各主要国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时，中国社会却继续沿着中世纪的封建故道蹒跚而行。
在15世纪之前，中国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是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变落后的三百年。
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社会变革的酝酿。
但是，由于发展极为完善的中国封建社会体制的束缚，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长期被禁锢在摇篮里。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构成了以地主经济为统治力量，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西方的农奴制庄园经济有着更大的活力，它通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节省了物力与时间，通过精耕细作，改良了农业生产技术，造成了当时很发达的农业和十分普及的家庭手工业。
这是使中国古代文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文明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士绅、富商巨贾、皇家王室等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只得向地主租佃。
地主阶级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广大农民只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无法改良和合理使用土地；
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越益牢固地结合，反过来阻碍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去独立经营，这就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封建土地的自由买卖，又使中国的官僚、富商甚至许多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就去购买土地，以致原始资本不易积累起来；
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治基础，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和闭关自守政策，使城市工商业极不发达，阻止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此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特定的经济基础，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这就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保护封建的经济基础，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官僚统治机构。
它体现在地方政权中，就是从秦代开始流行的郡县制。
皇帝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士绅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地方官吏只对皇帝负责，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体现在中央政权中，就是君权统治一切。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律”。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大大超过了西欧任何一个专制君主。
这种政治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曾起过积极作用。
它使中国很早便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避免和缓和不同地域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有利于组织修建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和全国范围的经济文化交流。
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在上升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诸领域成就斐然，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时代。
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也很明显。
它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体系，限制了民众的自主意识，造成了日趋腐败的官僚制度，并以繁重的赋税、徭役破坏了简单再生产，以抑商政策和手工业官营破坏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阻挠了封建社会内部新的因素的产生，扼杀和钳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迟缓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是以儒家思想观念为主干，融合其他多种学说观念而逐步形成的。
这一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
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但是，由于中国历代君主总是把儒家学说同宗教神学融为一体，把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赋予“天理”和“神意”的绝对权威，形成了所谓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等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臣民稍有触犯，就要受到“国法”和“家规”的严酷制裁。
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为重义轻利，抑止了功利主义的滋长；
其方法论为中庸，抹杀了人们冒险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精神；
其历史观为循环论，把上古三代之治和大同理想奉为历史发展的归宿，湮没了社会发展、飞跃的客观趋势。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本上表达了小农经济的要求，符合维护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客观需要。
但是，当世界由古代向近代迈进的时候，它又变成了迟滞中国社会发展，束缚中华民族的极大的精神枷锁。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其控制全国政权后，前三朝康熙、雍正、乾隆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国家曾出现过一番兴旺的景象，史称“康乾盛世”。
但到乾隆末年，国势便开始由盛转衰，在嘉庆到道光王朝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已逐步深陷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军事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之中。
在政治上，皇帝大权独揽，专横独断，朝廷上下昏庸腐败，大都“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
吏治败坏，“官以贿成，刑以钱免”。
他们之中，“为大府（总督、巡抚一类的官员）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当时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
在经济上，人口数量的激增和土地兼并的加快，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
据1812年的统计，直接或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达8300万亩，如道光皇帝的大臣琦善占田达256万亩。
大量的土地兼并造成了“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一邑之主，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的局面。
在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下，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终岁勤劳亦不得温饱。
社会已到了连简单再生产也难维持的地步。
在军事上，清王朝军备废弛，军力衰败，虽拥有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但这支曾经称雄一时的军队已是腐败不堪，严重丧失战斗力。
据当时一些外国传教士刺探到的清军情况记载；
“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所以他们的军事工事已陷于腐烂。
”就连守卫京师的八旗兵，也是“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鹊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
军队已基本失去抵御外敌的能力。
在思想文化上，清朝统治者夜郎自大，虚骄自满，以“天皇上国”自居，闭关锁国，拒绝接受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自我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使中国失去了走向近代化的契机。
总之，19世纪的世界历史呈现给人们的是：
一边是生气勃勃的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的崛起，一边是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日趋衰败。
早在1792年和1816年，英国政府就曾两次派使臣来华，要求清政府增开口岸，降低和减免货税，并允许其商人在沿海地区寻觅居留地。
清朝皇帝都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
而在此前，西方资产阶级向中国倾销商品的企图，遭遇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阻挡。
为了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西方资产阶级无耻地利用鸦片砸开中国的大门。
他们利用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快艇武装走私等手段，将大量鸦片运人中国。
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不仅使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838年9月，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朝廷，如不严禁鸦片，只怕“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鉴于兵、饷问题的严重性，道光皇帝从维护其统治出发，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将从英美烟贩手中搜缴的2万多箱、237万多斤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取得禁烟斗争的重大胜利。
虎门销烟激怒了英国政府，他们决定“用大炮和刺刀教训野蛮的中国人”。
1840年6月，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开到中国东南海面。
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这次战争前后持续了两年多时间。
虽然中国民众和清军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昏庸，主降派的妥协破坏，战争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下关的英舰汉华丽号上，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接着，美国、法国接踵而至，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从此，古老的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
（二）中国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又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主要有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战争。
在一次又一次西方资本主义战争打击下，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加深，到最终形成的全过程。
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的过程。
这两种斗争彼此紧密联系，构成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历史，构成了近代社会以来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
鸦片战争中，尽管清政府昏庸愚昧和推行妥协求和政策，但清军爱国将领与士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
东南沿海的人民，自发地参加到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行列之中。
他们或配合清军对敌作战，或发起组成各种“义勇军”，以各种形式打击入侵英军。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广州市郊三元里“平英团”的抗英斗争。
广大东南沿海民众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充分证明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是反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生力军。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风云变幻、激烈动荡的时期，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烈。
在数年连绵不断的人民反抗斗争中，终于汇成一股近代中国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
3月，洪秀全在宣武东乡称天王。
9月，洪秀全在永安分封诸王，整顿军纪并建立各种制度，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克湖南，入湖北，下武汉，然后沿长江东下，一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在一个月内，连克九江、安庆、芜湖，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为了击破清军包围，太平军旋即进行了北伐与西征。
至1856年春，太平军先后击败了清军在天京外围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力图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人间天国，于1853年和1859年先后提出了两个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这些纲领反映了中国农民试图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达到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境界。
但是，这一理想蓝图是按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事实上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太平天国政权与清政府南北对峙了14年，太平军驰骋转战十八省，先后攻克六百余座城镇，其规模之宏大，时间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是历代农民运动不能比拟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
它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表现了中国农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1864年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太平天国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
它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旧式农民战争即使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还是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
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诸多阶级局限性，难以担当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
另一方面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面对的不仅是腐败的封建王朝，还有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
半个世纪以后，北方农民发起的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三）从改良到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也逐渐惊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爱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要求变革社会，主张放眼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先驱。
19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打击，如何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已成为清王朝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时，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分化出一个以奕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新政治派别。
他们接过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的口号，标榜“自强求富”，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以维持封建统治。
主其事者，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从1861年清政权正式成立总理衙门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创办军事工业。
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第二阶段，由于在办军事工业中遇到了财政困难问题，因此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先后创办了一批与军用工业有关的民用企业。
这些企业虽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企业支配权仍掌握在代表国家政权的洋务派手中，企业内部实行垄断经营，商股处于无权的地位。
因此，这些企业不是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仍属于官僚资本的范畴。
清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在维护封建统治上只是手段方法上的不同。
但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确实产生过某些进步作用，诸如，转变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培养技术人才，传播科学知识，等等。
与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同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及少数华侨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1894年前，民族资本创办的大小近代企业共有一百余家，创办资本五百多万两，雇佣工人三万左右。
其中较著名的有：
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简村设立的继昌隆缫丝厂，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徐鸿复等在上海集股设立的同文书局等。
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发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代表的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他们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企图通过说服封建统治者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运动。
1895年发生的“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百日维新”使维新运动达到高潮。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
新政从这一天开始，至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这一年为旧历戊戌年，又称为“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立即废除各项新政，恢复了旧秩序。
大批同情与支持新政的官员遭贬黜。
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亡命海外。
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位维新志士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一场和平的维新运动以流血而告终。
这次运动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政治地位和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一次爱国运动。
资产阶级改良派前后多年大力宣传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胆抨击封建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不能把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引向成功。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
西方列强采取“以华制华”政策，通过扶持清朝傀儡政府，加强对中国的全面控制。
清政府也彻底转化为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充当“洋人的朝廷”。
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同清政府的矛盾。
推翻清政府已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
历史呼唤革命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次虽然有限却是相当有利的发展机遇。
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掠夺的加深，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投资设厂经商有利可图。
其次是全国各地掀起的抵制外货、收回路矿权等反帝爱国运动，打击了列强在华的商品倾销和投资活动。
加上清政府迫于维持自身统治不得不实行“新政”，颁布了一些“提倡”、“奖励”工商业的法令。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到了一触即发之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点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燎原烈火的先驱者。
1894年11月，孙中山联合二十余名华侨，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口号。
而后又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决心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此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组织革命团体，如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和吕大森为所长的科学讲习所等。
他们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开展反清活动。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在日益壮大，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了。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着手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得到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支持。
他们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建立中国同盟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同盟会章程，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的宗旨。
同时规定：
同盟会本部暂设东京，本部机构依三权分立原则，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
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
同盟会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人，不到一年，会员总数达一万人以上。
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领导核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
从1906年底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党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主要有：
1906年12月的湘赣边界萍、浏、醴起义，1907年7月的秋瑾、徐锡麟发动的皖浙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
这些起义虽未获得成功，却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掠夺了中国的大批铁路置办权和矿山开采权，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路矿权利。
1911年5月，清政府为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宣布“铁路国有”，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
这一出卖主权的行径立即遭到湘粤鄂川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
其中四川的斗争尤为激烈，参加者不下数十万人。
清政府为平息四川保路运动，从湖北调集兵力入川镇压，这为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时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迅速控制了武汉三镇，并成立湖北军政府，号召各省起义。
各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布独立。
江浙革命军占领南京后，各省都督府代表齐集南京筹建中华民国。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
29日，聚集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2月12日，清帝退位，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
南京政府成立了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制定和发布了若干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推动民主政治和发展文化教育的法令。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用革命暴力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因而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
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未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很快丧失掉。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却未能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使中国真正获得独立；
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却又将革命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致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名存实亡，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最终仍然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一是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不仅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而且玩弄了种种阴谋手段，对革命派软硬兼施；
二是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旧官僚和旧政客从内部瓦解了革命派，充当了袁世凯的帮凶；
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过于软弱，缺乏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有幻想，结果受骗上当，葬送革命胜利成果。
辛亥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证明：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敌人，它们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要以种种卑鄙手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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