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Word文件下载.docx
《论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重建中医药重大战略地位Word文件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中医药的比较优势
中医药的魅力在哪里？
面对诘问，中国疾控中心一位专家指出，两年前的SARS事件最有说服力。
在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全球SARS平均病死率11％，中国内地为7％，中国的台湾地区为27％、香港和新加地区坡均为17％；
中国内地SARS的病死率大大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
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医药界的呼吁下，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中医药得以介入SARS治疗过程，中西医两条腿走路发挥了特殊作用。
中医介入后降低了死亡率。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SARS病人，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感染；
广州中医介入最早最深，病死率全国最低，不到4％，全国约7%；
北京中医介入后SARS病人死亡率只是介入前的20%。
治疗成本下降。
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的平均费用是5～10万元，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以中医为主治疗SARS病人，费用最高的一例只有5000元。
减少了后遗症。
由于大量使用激素等药物，西医治疗的病人患肺部纤维化和骨坏死病的人达1/3以上，以中医为主治疗的病人至今尚未发现特别的后遗症。
中医治疗SARS的特殊作用与意义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认同。
在WHO与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3年10月联合主办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中医药科研与临床人员运用中医药抢救了大量SARS患者的生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前瞻性临床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在预防和恢复期治疗方面，迄今西医尚无针对性治疗方法，中医有其独到之处；
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
是安全的，潜在效益很大。
专家一致建议，治疗SARS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尽可能早期、全程、合理使用中医药；
要将中医纳入公共突发事件临床救治体系，建立研究网络，制定应急预案和研究预案；
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经验可作为其他国家防治急性传染病的参考。
专家指出，西医强调的是以毒攻毒，首先要先找到致病病毒，再找到杀灭这种病毒的药品，未找到病因之前无法决定治疗方案，更无药可医。
与西医对抗疗法不同，中医虽无微生物学理论，但其“戾气”学说自有一套解决病毒性疾病的方法，并非与病毒对抗，中医药的魅力在于其辨证论治，强调人体阴阳平衡，调动人体自康复能力，调护病人正气，使邪不胜正，并给“邪”以出路，以恢复健康。
所以在治疗病因不明疾病和多因素疾病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
任何疾病只要有临床表现，中医就可据此拿出一套治疗方案。
中医学博士生
看不懂《本草纲目》的背后
中医研究院一位教授说，由于考试制度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功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
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很难说是中医高级人才。
“他们成为教授、博导以后，再教出来的学生还是中医吗？
”如某一西医硕士考上了中医博士生，做了3年老鼠实验，拿到了中医博士学位；
工作后又当上了中医学院院长，不断要求中医学生做西医式实验，称之为搞“中医现代化”。
这不是在培养中医人才，实际是在西化中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
中医药学繁衍的历史长度，与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同样悠久，其作用和现实意义不容否认。
西医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传入中国已有100多年，其功效已成公论。
两者各具比较优势，因此，党中央早在50年代就明确了“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中西医疗体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并在1982年将“发展传统医学”写入《宪法》第21条。
但长期以来，中央的方针和宪法的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在具体的法律与政策、行政管理与国家投资、科研支持与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使中医地位日益下降，作用日益衰微，目前实际已处于困境。
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不断萎缩。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达27.6万人，1962年达34.4万人，1970年有22.5万人，1989年有37万人，此后逐年下降，2001年有33.4万人，比1949年只增长21%。
西医医生1949年有8.7万人，此后年年增长，2001年达175.1万人，增长20倍，增长速度为中医的95倍。
1999年，全国综合医院有10793家，中医院有2449家，二者之比约为4:
1，而且中医院规模普遍比西医院小得多。
2003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有136所，其中西医院校有72所，综合院校中含西医的有22所，成人西医高校有10所，中医院校有28所，中医成人院校仅1所，综合院校含中医的有3所。
两类院校之比为3:
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
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达256003人，其中中医院校在校生仅有44737人，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
1。
中医教育西化的苦果
“当学生抛弃了望、闻、问、切，缺乏中医思维时，我们的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已不再是中医了。
”在分析当前中医教育流弊时，一位著名中医专家痛切地指出，在西医理论主导下的中医教学已失去了中医的真谛。
形式上看，我国仍有不少中医院校，每年培养成千上万学生。
但几十年来，中医院校培养的真正的中医不多，中医科研上有成就者很少，名中医更是罕见，与西医院校的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根本原因是中医教育严重西化，传统中医文化与中医技能被轻视、被遗忘、被丢失。
中医药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我国中医院校招生时，重外语，轻中文；
进校后外语是硬要求，古汉语训练不严格，导致许多学生基本上看不懂中医古籍著作，多数人没有认真读过、也读不懂《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
在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学习是必考课程；
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甚至中医四大经典已经改为选修课。
许多中医药硕士、博士生学习研究的不再是中医药领域，不是在中医理论基础及临床诊疗水平上加强与提高，而是按照西医培养的要求重仪器重实验。
这在圈内已不是新闻。
中医药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这怪不得学生，因为学校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
”那么，这些起传承作用的研究生，还能将中医药国粹传下去吗？
师徒传承遭到否定
“不可言传，只可心授”。
中医药像戏剧、国画、相声、书法、武术等许多国粹一样，通过师徒传承，使许多绝技薪火相传。
以师带徒、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受群众欢迎和爱戴的名医。
我国尚存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医生，临床水平高，治疗成本低，治病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
但现行医疗制度与政策，基本否定了师徒传承模式，甚至使其无容身之地。
这些人即使水平再高，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
现行的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要求考西医内容（约占考试内容的2/5），这些医生往往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
现行的行医执照制，严重限制了正常民间行医，这些医生多因无法领到行医执照，不能公开行医，倘若行医即属非法；
现行的医疗执法监督制度打击了民间传统行医，民间医生出了事故，哪怕是正常事故，因无行医执照，必受法律制裁。
限制民间行医的制度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
由于老百姓对民间中医有巨大需求，于是，三教九流的各式人物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
现今的中医教育、职称和执业资格制度，导致真正中医越来越少，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且均已70岁以上高龄；
20世纪50年代，以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大夫已为数不多；
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传统中医上有真正成就者甚寡。
纯正中医后继乏人已成严重问题。
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
“如今三级甲等的中医院，充其量是一个二流的西医院。
”这是一位中医院院长的心里话。
目前全国大小中医院虽有近2500家，但基本上全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没有真正传统的中医医院：
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
诊断病主要靠化验单的数据来判定；
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
抓药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
看效果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
因此，现行中医医院已经难以称为真正中医临床基地，也没有多少中医大夫真正能按中医思维看病了。
甘肃某中医院从德国贷款1000多万欧元购买德国设备，还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后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运用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必须借助于西医仪器才能看病。
另一方面，医生为了收入，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医疗仪器设备与西药。
且越是大型新型、越是现代化就越好，西药价高、仪器检验昂贵，医院创收靠它，医院评级升级也靠它。
中医中药虽然简便廉价，若靠纯中医收费，价格极为低廉，靠它根本无法养活医院。
另外，由于没有中医治病特别是治危重病人的医疗法律标准，若单纯用中医方法抢救病人，死了往往要负法律责任，西医方法则无此担忧。
难怪现在的中医院病房与西医院病房几无二致。
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
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
“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
可以说对中医的偏见有广泛的市场，在抗击SARS之初，许多专家也不例外。
当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非常显著，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承认，更得不到及时推广。
当年4月份，广州中医专家应科技部部长之邀，向SARS科技攻关组介绍治疗SARS的经验时，一些著名专家说：
“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进行对比，如果证明确实有疗效，我们再组织推广”。
这犹如诸位将军屡败于华雄而仍瞧不起布衣关羽一样。
其实这并非先例。
早在1957年，中医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主管部门却以其使用了多达98组中药处方，没有规范的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
如刘海若，英国两次宣布其“脑死亡”，回国后先用西医方法治疗两周无效；
后让中医来试，中医辨证论治，采用方药、针灸、按摩等手段综合治疗，效果显著。
但对外宣传成果时开始不提中医，后迫于压力又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
中医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其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基本无法兼容。
但中医得不到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的基本承认，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大都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
将西医作为惟一标准，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硬要由西医认可中医疗效才算，这在医学界早已司空见惯。
西医认为，SARS是全新的疾病，既无治疗先例，也无可靠药物。
但西医西药却可堂而皇之地全面进入SARS治疗过程。
然而，在中医看来，SARS只是一种瘟病，治疗并不难。
一些瘟病中医权威，却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得以介入SARS治疗；
一些对瘟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却非得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
虽然明知抗生素、激素等西药杀不死SARS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可名正言顺在病人身上进行超大剂量试验，美其名曰是治疗：
被西药治好的人，今天近半数已开始出现股骨头坏死。
中药现代化并非西医化
“中医药科研长期西化的结果，不仅害了患者，更伤害了中医药的健康发展。
”中医药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痛切地告诉记者，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使中药科研走向了废医存药的境地。
他指出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青蒿素”，通过有效成分提纯后，已不具备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等性能，已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了，就是说已不再是中药，与黄连素、麻黄素等植物药提取物一样，早已归于西药范畴。
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1～3年，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铃酸”成分所致；
后又发现另外的一些中药也含有“马兜铃酸”；
于是大肆炒作所谓“马兜铃酸肾病”、“中药肾病”，使中药在西方的形象大为受损。
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的结果，是不辨证论治、辨病使用中药或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食用的结果。
一些人不遵守中医“药之害在医不在药”之理念，盲目修改《药典》中龙胆泻肝丸处方，必然导致恶劣影响。
在抗击SARS过程中，中医界暴露的一个问题是，面临疾病，有些人不是考虑如何辨证论治，如何用中医理论解决临床问题，而是首先考虑用什么方、什么药，甚至完全按照西医抗病毒思路来组方、选方。
“据统计，用‘六味地黄丸’治好的病有430多种，但若按西医病名使用，什么病也治不了。
”这位专家指出，按照现行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即主要针对西医病名并按西医理论进行实验来开发中药新药，根本就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这样的名方成药来。
因为“六味地黄丸”并不能够专治某一种病，而是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之证使用，其应用范围很广，疗效也极为显著。
中药研究走简单模仿西药的道路，必将逐步失去中医药学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创新体系，不仅永远赶不上西药，而且必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最后彻底消灭中医药的覆辙。
这只会阻碍中医药学发展，绝不可能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专家指出，中药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从中药现代化多年的实施过程来看，基本的思路和做法是要与国际接轨，想按西医的科研思路与标准，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治疗某种病的“新型中药”。
这完全是研究开发新西药的方法，若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是无可非议的，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惟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西化，必然导致废医存药，最后连中药也将不复存在。
中医药萎靡之“病灶”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得以繁衍昌盛的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现存古籍中，1/3是医籍。
现今中医药地位低下甚至陷入困境，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制度问题和中医自身问题。
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
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
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旁观者清，早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学贫血的“症结”所在。
可以说，中国近代100多年的屈辱史，中医药也是身染沉疴。
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失败后，不少国人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奋起图强，但也有许多人因此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
维新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
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破旧立新”，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明确了要保护中医的方针。
尽管如此，一些否定中医的权威又提出要用西医彻底改造中医，这种思想从提出到现在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医学界。
“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
20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相当大程度上将“西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当作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从梁启超、孙中山到陈独秀、鲁迅都认为中医能治病，并不否定中医之疗效，但都认为中医不科学。
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并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才认识到中医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但20世纪民族精英的错误认识造成中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荒疏、淡漠，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曲解。
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
某些法律与制度导致的歧视和阻碍
1982年，“发展传统医药”被庄严地写进宪法，这是中医发展的根本法律保障。
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医疗行政管理制度上，一直存在歧视、歪曲和阻碍中医发展的因素。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不具备这种学历，不少人是学徒出身，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
中药店坐堂医师制和中医师个人行医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非常方便就医，符合老百姓看病治病习惯。
但现行医疗规定不允许医师坐堂行医，全国已经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医师门诊。
中医师临床自制药是每个合格中医师的基本技能，但现行医疗制度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大大约束了中医师的手脚，且还要被执法部门以销售假药之名誉以制裁。
按现行规定，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会受法律制裁；
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却没有任何责任。
因前者无抢救死亡责任标准，后者则有标准。
这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行之有效的中医急救方法现已消亡殆尽。
再者，同是大夫，中医大夫无权开病人死亡证明。
现行新药审评办法，所需文件及标准统统参照西药制定，甚至连已列入《药典》里的一些中药，其说明也要采用西医说法。
这使许多中医大夫无法据其功能主治使用中药。
《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
“发生灾情、疫情、突发性事件或者临床急需而市场没有供应的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
同时又规定：
“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
这是在法规上对中医药的实质性歧视。
另外，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都是在限制而不是在发展中医药。
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
导致中医药科研发展缓慢
近百年来，中医药一直是在指责中讨生活。
建国以来，中医药事业虽有相当发展，但相对于中医药伟大深厚的理论与实践传统而言，对中医药的投入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相对于西医的投入和发展而言，更不可同日而语。
中医界为了求生存，违心地提出了“中西汇通”论，要“求同存异”，致使放弃了中医理论的旗帜，不敢坚持自己的学说，成天喊“结合”，千方百计用西医方法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要西医“拉兄弟一把”，产生了邯郸学步后果。
令许多老中医寒心。
首先是中医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严重不足。
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中医临床知识经验底蕴深厚，中医药发展首先是要认真学习和全面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
但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医药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
现在，除极少数知名中医对传统中医文化有较厚实功底外，绝大多数中医师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
如此下去，再过若干年，传统中医文化将只存在于典籍之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医了。
日本应用中医药1400年。
但明治维新否定了中医的合法性，今天法律只允许西医大夫辨病开“中药”，所以就出现了小柴胡汤事件。
日本已经彻底“消灭”了中医。
中医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多数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手段上均简单模仿西医。
人们用西医理论来评判与修正中医理论；
用西医和植物化学方法来研究中药和开发新中药；
用西医标准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
几十年来，除了在局部领域的个别方面有一定成就外，我国中医的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药方研究基本上没有进展。
且成果中相当部分实际上是类西医成果而无法用以指导临床。
我国中医院多为中西医“结合”医院，纯正中医或以纯中医为主的中医院并不多见。
诊断大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常以西医方法为主；
处方大都是中西药并用；
验效则多采用西医手段确认。
导致真正的中医临床日益缩小，中医药研究的基础日趋薄弱。
中国医保需要发挥中医药优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医疗改革是失败的。
试想，当前13亿人民，9亿农民无缘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城镇中一半左右的低收入居民也缺乏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只有2亿多人口有条件享受较充分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这样的现状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借鉴西方福利社会的模式与中国是行之有碍的。
拿美国来说，自1980年以来，美国医疗费用逐年大幅上升，到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达1.3万亿美元，人均4650美元，占GDP的13%，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
而美国人口才2.8亿，只占世界人口的5%。
即使如此，美国尚有15%（即约4000万）人口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
在美国，若无政府补贴，多数医疗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
西方医学成果已为世界公认，但其治疗费用之高昂也是有目共睹。
西医越现代化，投资也越大，费用也就越昂贵。
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普遍发生了支付危机。
我国若采用美国模式，且不论西医学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即使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总额水平，我国就需要1.3万亿美元（合10.7万亿元人民币）投入，而我国2002年的GDP总额才10.4万亿人民币。
若要达到美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占GDP
13％的水平，2001年我国就需要投入1.25万亿元人民币，而当年实际只投入5150亿元，占GDP的5.3%，人均403元。
近5年来是我国医疗卫生费用增长较快的时期，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长0.5个百分点。
我国医疗卫生支付比例不可能一直这样增长下去，也不可能增长到美国目前的比例水平。
因此，国情国力不允许采用这种模式。
从技术治疗效果看，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医师、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解决不了一般慢性病、老年病及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大约占人类疾病的70%。
面对现实，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研究并着手改革现行卫生保障体系，以降低成本，并使更多公民受益。
在这种背景下，过去被否认和禁止的中医、针灸、草药等传统医学方法，开始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和重视，并作为“替代和补充医学”，逐步被纳入各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医保体系之路上，这自然应增强我们以中医药为基础的信心。
于是，回顾我们曾经的经验。
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人口覆盖率高达85%，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奇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
一个基本原因是，中医药学和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2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事业主要是西医取得了空前发展，但主要的受惠者是城镇，且是城镇中有公费医疗保障条件的部分人，80%左右的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被排除在外。
在普遍医疗卫生服务上，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为此，中国受到了世界的批评。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生保障公平性进行了评价，中国被排在倒数第4位。
今日的不成功可以说是在西医化思想主导下，抛弃自身优势的咎由自取。
中医药的特性表明，只要重视利用，其不仅造福过去，还要造福今后。
专家指出，建立新型的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