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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初年，开始让阁和个别部的尚书对中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贴于疏面进上，称为“票拟”，然后呈皇帝“易红书批出”。
到了正统初年，英宗朱祁镇以九岁登极，年龄幼小，太皇太后专一委政阁，使票拟制度化。
阁制度的形成使皇权空前加强。
（2）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
洪武初年的监察机关称御史台。
洪武十五年十月改称都察院，长官有左、右都御史等，专职弹劾百司。
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员110人，职纠外官员。
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官阶虽低，威权甚重，外出巡按，号称“代天子巡狩”，“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给事中制度是独立于都察院之外的另一套监察体系。
明初统设给事中，洪武六年始按六部的建制分设六科。
十三年置谏院，称为独立机构。
后谏院虽罢，六科给事中仍独立存在，负责稽查各部。
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官”。
科道官的创立，有利于对各级部门的监督，提高了行政效能，同时加强了皇权。
（3）建立五军都督府和卫所制度，加强了明朝的军事实力
洪武十三年（1380）以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丞相制的同时，为防止军权的过分集中，也废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
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正一品；
都督同知，从一品；
都督佥事，正二品。
以中军都督府断事官为五军断事官。
洪武十五年，置五军十卫参军府，设左、右参军。
洪武十七年，五军各设左、右断事2人，提控案牍1人，并从九品。
洪武二十三年，升五军断事官为正五品，总治五军刑狱。
分为五司，每司设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5人，均为正七品，各理其军之刑狱。
同时，朱元璋为了防统军将领的专权，又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无调遣权，其调遣之权由皇帝直接掌管；
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
每逢战事，由皇帝临时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率卫所部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军队归还卫所。
永乐元年﹐建留守行后军都督府于﹐后仍分五府﹐称“行在”中﹑左﹑右﹑前﹑后都督府。
十八年﹐定都﹐除“行在”二字﹐洪熙元年﹐复称“行在”。
宣德三年﹐革“行在”都督府。
正统六年﹐复建五府﹐无“行在”字。
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
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等。
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可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4）肃正纲纪，重典治国，制定了《大明律》和《大诰》。
《大明律》是明朝基本法典，它“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洪武二十二年，至洪武三十年始颁示于天下”，前后经过四个阶段，共历时三十年。
第一阶段是吴元年的草创阶段。
1367年，朱元璋称吴王后，令左丞相善长等制定律令，当年十二月完成。
这次编定律285条，令145条，合称吴元年律令。
其中律承袭《元典章》体例，依六部顺序编排，引起刑律体例的变化。
吴元年律令颁布后，又编撰《律令直解》为其注释，以便于百姓周知通晓。
第二阶段是洪武六年的更定阶段。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后，命令儒臣四人会同刑部官员，每天给他讲解唐律20条，作为修订明律的参考。
洪武六年冬，下令刑部尚书惟谦等草拟《大明律》，至洪武七年二月成书，编目仍依唐律12篇，但将《名例律》放在最后，律文也增至606条。
这是《大明律》的正式制定。
第三阶段是洪武二十二年的整齐阶段。
洪武九年以后，《大明律》又经过数次修改。
至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命令大臣进行全面整理修订，将《大明律》改定为7篇，30卷，460条，又改《名例律》为首篇。
经过这次整理修订，《大明律》基本篇章体例容基本定型。
第四阶段是洪武三十年的正式颁行阶段。
历经三十年的更定和修改，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最终完成并颁行全国。
作为明朝的一代大法，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守之。
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因此，《大明律》经这次正式颁行以后，继任各代未再对律文容进行修改。
《大明律》历经三十年的反复修改补充，扭转了元朝落后的立法习俗，重新确立了中华法系的立法传统，成为我国君主专制社会后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
其主要变化和特点，一是简明扼要。
《大明律》全律共7篇，30卷，460条，是此前历代法典中最简明扼要的一部。
二是变更体例。
《大明律》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国家机关分工编目，改变了以往法典分立篇目的原则和传统，是中国古代立法制度史上的一大变化，同时也体现了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利用立法手段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意图。
《大明律》的反复修订，反映出明初统治者非常重视立法，也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立法水平。
因此，《大明律》直接影响了清朝和东南亚各国的封建立法。
（5）明代学校和科举制度得到很大发展，为明朝培养选拔了大量人才，为后世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明代学校教育，无论其制度建设，还是其实际的发展状态，都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尽管自西汉就有了地方郡学和中央太学之设立，并在此后各代获得不断发展；
但只有到了明朝，才最终形成了健全完备、完全向良民开放。
并且与科举制紧密结合的儒学教育体系。
主要表现为：
1.地方和军队儒学教育空前发达。
2.中央设立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
3.官办儒学教育体系空前完备。
4.确立了官办教育以科举为轴心的基本格局。
5.确定了监生入仕制度。
承宋、元之制，明代科举多所创新，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
其主要特征为：
实现了科举与官学空前紧密的有机结合，表现为科举成为官办教育的轴心和导向，而官办教育成为科举广阔而坚实的基础和重要补充；
形成了包括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的五级考试体系，进一步提高了科举的规程度和难度；
形成了空前完备的由状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和监生、岁贡、生员等学校功名构成的层级功名体系，显著地提高了科举和学校的包容性、适应性及影响力；
科目单一和考试高度统一，为统一阅卷标准、提高科举的公平性创造了条件；
防和惩治作弊的制度空前严备，基本保证了科举考试在规、公正的轨道上进行；
取士地域空前广泛并得到制度保证，空前提高了全国各地各阶层对朝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创建了进士观政制度，对新进士熟悉政务和提高行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明中叶后形成了中央和地方要职几乎全部由进士占据和庶吉士及一甲进士成为阁臣主体的局面，科举功名已成为决定士子个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资源的决定性因素。
2、经济方面
（一）农业进一步发展，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被大量引入，生产技术日趋先进。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
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
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
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省和省一带。
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纺织业上，当时发明了一种“代耕”新式农具，耕田利用机械原理，既省力，又效率高；
农业肥料，使用高效的“榨油枯饼”；
植棉采用著名的“五典种棉法”；
农业灌溉采用徐光启仿制的“龙尾车”取水，“省物而不烦，用力少而得水多”；
实行了农业多种经营，等等。
在农业和棉纺织业方面，当时江南稻谷亩产达二三石，北方小麦亩产在二四石之间，甘薯、玉米、烟草、油料、花生，已在南北各省种植。
棉布已成为全国主要衣料，徐光启的棉纺工具“搅车”，以一人当三人，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二人可当八人。
明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的“农业革命”，通过对越南稻种的改良，在南北广泛推广新稻种。
水稻的亩产量出现了大面积提升。
明朝江南首现生态养殖法，在水稻田地里养鱼，用鱼来吃水稻田里的蚊虫卵，因蚊虫卵而产生的疟疾，在宋元两朝曾肆虐中国，到明朝却已不是大害。
明朝第一次创造了泄洪渠和水库综合治理，在江南治理水患，持续千年的江南水患问题得到彻底消解，徐贯等人留下的水利工程，今天还是江南抵抗雨季的生命线，从此有了上有天堂，下有杭的说法。
（二）明朝的工商业在当时的世界上遥遥领先，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
明朝无论是铁、造船、建筑，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方面，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
明朝民间的手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却不断萎缩。
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
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伴随着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达，货币职能逐渐由贵金属银子来承担。
这是适应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需要的结果。
明初禁用，使用纸币宝钞。
当时，政府不让纸币兑换贵金属金银，因而纸币不久便壅滞不行。
处于经济运转的需要，政府在正统元年开始对南直、、、湖光等不通舟楫之地的赋税折征银两，后来“朝野率皆用银”。
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南炳文先生认为，明代中、后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
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但尚未在全部生产关系占据主导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应该是出现了较多的雇佣劳动者，具体说就是，老板所使用的雇佣劳动数量，要到达使之可以完全脱离劳动的程度。
按照这样的特征，在明代中后期，很多部门都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其中丝织业、棉布袜织造业、榨油业、冶矿业等最为明显，在农业中也有表现。
这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单位，主要出现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
（三）居正“一条鞭法”对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上承唐代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制，是中国赋役法上的大事。
统一赋役法，简化了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的弊病；
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3、文化方面
（1）《永乐大典》的编纂
《永乐大典》编纂于永乐年间，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纂修，历时六年编修完成，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
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
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和百科文献。
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
它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
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3000多种。
《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类书《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2）文学发展
文学方面，中国小说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就是出于明朝。
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
与“三言”类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凌蒙初编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发现的《型世言》（陆人龙编著）。
传统雅文学的发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基、宋濂、高启、方孝孺、唐寅、归有光、徐渭、王世贞、袁宏道、钱谦益、岱、吴伟业等人。
散曲家则有王磐、维敏、薛论道、译、康海等人。
万历时期，猛烈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与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
他们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有各个不同的时代，即有各种不同的文学。
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主独抒性灵，并且乞灵于古人，目的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3）思想上，理学的地位被心学所冲击，明代晚期出现启蒙思想。
明朝初期把理学推向至尊位置、实行八股取士之后，程朱理学便成了封建政治教条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余地。
虽然也产生了几位所谓的理学名家，如薛萱、吴与弼、胡居仁等，但也都是些死守先儒教条。
明英宗以来，明朝的政治统治有所动摇。
这使得封建统治者中部分文人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以挽救地主阶级面临的社会危机。
于是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的王学。
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和皇朝统治思想，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与广泛传播，反对圣贤偶像、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潮的滥觞以及明后期反理学或心学空疏误国，倡导“实学”这样曲折的过程。
各种学说并立，名家辈出与有识之士对理学或心学的修正批评，以及启蒙色彩的新思想的出现，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总结和终结宋明理学，批判封建专制统治，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着思想条件，也为明清之际实学高潮的形成推波助澜。
哲学思想上，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并且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
而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更进一步的强化此方面的论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义。
而贽则更肯定“人欲”的价值，认为人的道德观念系源自于对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现追求个体价值的思想。
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
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而明代晚期书院的兴盛，冲击官学的地位。
许多知识分子利用在书院讲学之际借机批评时政，例如曾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及高攀龙，就常讽刺时政，也使东林书院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中心，进而造成东林党争。
当时学者也会借用寺庙周边的空地举行“讲会”，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尖锐的反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已经达到了民本传统和的极限，具有一种冲破千年专制网罗之潜势，一旦新的阶级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种文化精神，经过改造，便将直奔主义。
但是由于清军入关，这一线民族主义被推迟两百多年。
（4）科技成果斐然
明朝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大力总结主要是由私家学者来完成的，这又一次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封建王朝重人文轻科技的缺陷。
明朝科学家在总结古典科技的同时还继续推动着中国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探究农业科学、总结中国历代农学著作和当时农业生产经验并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编著而成的一部科学巨著。
全书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门，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古农书，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保存、整理并补充了历代以来的农业科学资料。
二是记载了当时各地老农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反映了当代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水平。
三是记录了徐光启的科技革新思想和当时经营地主思想，他反对传统的“风土论”，强调“人力定能胜天”的说法，认为北方也可种稻，薄地也能植棉，关键在如何钻研选种和种植的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
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并通过空气传播，同水波相类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提出：
“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
”提出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
在《物理小识》中正确地解释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
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
明代的冶炼技术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煤炭冶铁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广，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下编记载五金采冶、兵器和火药制作、制曲、酿酒、珠宝玉料采琢等生产技术与经验。
书中说：
“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
鼓风器也有了改进，已由简单的活门木风箱改为活塞推拉的木风箱，这种风箱能连续供给较大的风压和风量，从而提高冶炼的强度。
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
”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
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徐光启的《崇祯历书》是明代崇祯年间为改革历法而编的一部丛书，共46种，137卷。
由徐光启主持的历局负责编纂，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知识。
主要容包括天文学基本理论、天文表、天文学中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天文仪器知识和中西各种度量单位换算表五类。
该书引入了清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学、视差、大气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和有关的改正计算方法；
还采用了一些西方通行的度量单位如60进位制等。
明朝的特点
1、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巨大潮流之中，中国的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
明清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跃，相继进入近代工业文明轨迹。
而中国在世界围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变化也恰恰发生在明清之际。
就综合国力而言，处于鼎盛时期的明前期、清前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人口数量和疆域辽阔稳固等方面均较历代皇朝明显提高，在亚洲以至世界围仍属头等强国，至少明前期在世界围仍保持领先地位。
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方显露资本主义曙光也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动曾程度不同地在东西方同时显现。
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正处于明末农民战争高潮与清兵入关前夜，从此明显进入两种不同轨道。
这一时期的盛极而衰是在世界围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封建农耕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封建社会并未走到天然尽头。
但这时封建制度下取得的繁荣，已经远远不能和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巨大飞跃相比。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巨大潮流之中，中国的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明清之际殖民势力的东来和“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高于自身社会发展的先进文明相遇。
即使是封建制的强盛也已抵挡不住新兴资本主义的挑战。
在这次东西文明碰撞较量中，传统的“天朝上国”无可挽回地败退衰落。
二、制度建设空前完备。
废除中书省制度，阁制度形成。
建立完备的监察制度。
建立五军都督府和卫所制度，加强了明朝的军事实力，肃正纲纪，重典治国，制定了《大明律》和《大诰》。
明代，科举制度得到很大发展，为明朝选拔了大量人才，为后世的考试、选官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建立厂卫特务机构，进一步加强皇权。
具体容在上文已有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三、商品经济空前发展。
在此背景下，东南发达地区的若干手工业部门中较多地采用了雇佣关系，也即人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萌芽。
四、阶级机构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加快。
宋代以后，非贵族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主体，而到了明代，非贵族地主的数量得到了空前提高，除了占主体的缙绅地主外，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一部分的经营地主。
平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社会流动加快，学校和科举几乎成为了非贵族地主和平民进入统治阶级唯一的途径，良好的社会流动对补充统治阶级人才，维护社会稳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五、明朝中后期社会风气大变，思想文化异彩纷呈。
首先，出现了普遍重商、“竞相逐利”和追求享乐的风气，“人必有私”观念和拜金主义流行。
其次，程朱理，学衰微，王氏心学风行，天下之士由谨守“格物致知”到普遍“贵疑”、“自得”、“厌常喜新”，乃至追求个性解放。
其三，文学界提倡“独抒性灵”，以小说为代表的反映市民文化的通俗文学空前繁荣，其中尤以《金瓶梅》和《三言》、《两拍》更多也更直接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及生活面貌。
其四，学风经历了由朴实到空疏，再到求真、的变化。
六、官方对外政策崇尚睦邻友好，但总体保守、落后。
总的来说，明朝的对外政策遵循两条原则：
1.厚往薄来，2.禁止中外商人自由贸易。
尽管明朝在永、宣时期的“和下西洋”在中外交往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也并没有突破上述两个原则，“和下西洋”总体来说还是停留于宣扬国威的目的上。
有明一代，对外政策总体上处于保守、落后的状态，这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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