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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前言

前言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

一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

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

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

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

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

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

《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

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

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罗贯中的生平不见史传，仅有的一些材料记载，多有参差，其中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较为可信。

他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

与人寡合。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与余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

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竟不知其所终。

”至正甲辰是公元一三六四年，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大约在一三三○到一四○○年间。

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现在留存的，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等。

他亦能词曲。

所作的杂剧，除现存的《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以外，尚有《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等二种。

罗贯中经历了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他接近社会下层，目睹当时现实斗争，对人民苦难深重的生活处境有所了解，对他们的理想追求也有所认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提出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任何设想。

从罗贯中所写几种小说的思想倾向看，他推崇“忠”“义”，主张用“王道”“仁政”治理天下。

罗贯中一定程度上看到社会动乱的某种政治因素，但他所持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从根本上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他这种政治主张不仅表现在《三国演义》里，在《隋唐志传》和《三遂平妖传》里也有明显反映。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

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

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

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

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

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

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

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

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

?

二曰增，?

?

三曰削，?

?

。

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

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

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

第二，它是一部历史小说。

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

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

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

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

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

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在封建统治者残民以逞之下，不难看出广大人民遭受蹂躏的痛苦和不幸。

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

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二

《三国演义》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前后黄巾起义与被镇压的过程，广泛而具体地描写了魏、蜀、吴等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反映了当时某些历史情况。

东汉末年是个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的黑暗时代。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地主阶级的统治。

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在公元一八四年像一声霹雳，猛然地爆发了。

黄巾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动摇了它的基础，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生存。

地主阶级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对黄巾起义军进行疯狂屠杀。

黄巾起义军虽然在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罪恶的东汉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无法再维持对全国的统治。

地主阶级内部各派武装集团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他们之间面临着一场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斗争。

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大小地主武装，为了取代东汉王朝，攫取财产和权力，进行了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和频繁的军事混战。

《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情况下，封建统治者一面“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第一回），负隅顽抗；一面调兵遣将，向黄巾起义军反扑过来。

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搜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地方武装，配合“官军”围攻起义军。

原先相互争斗着的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和军事集团，在维护地主阶级政权的共同目标上，又相互勾结起来，采取联合行动，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

当农民革命归于失败后，官僚豪强间又重新进行混战。

汉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何进掌权，宦官杀何进，袁绍又起兵杀宦官，董卓赶走袁绍，后来又废刘辩而立献帝刘协。

各有野心的官僚豪强，朝野呼应，反对董卓。

王允设计杀死董卓，而董卓的部属李傕、郭氾之辈又大杀王允和其他官僚。

以袁绍为首的十七镇诸侯，以讨伐董卓为名义，先后割据一方，混战互杀。

从镇压黄巾起义中起家的曹操、刘备和孙坚，在多次战争中，一步步扩大势力。

曹操自“移驾幸许都”后，使用汉献帝名义发号施令，经过十一年的长期角逐，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成了割据中原地带的大军阀。

赤壁大战以后，决定了曹操、刘备、孙权三国分立的形势。

此后，三国之间又混战了七十二年，全国才得到统一。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正像鲁迅所描绘的：

“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

”（《南腔北调集·沙》）他们为了争夺统治权，今天这几个集团聚集在一起，明天又破裂了；今天那几个集团势不两立地互相混战，明天又杯酒言欢了。

《三国演义》有关这种情况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

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且对认识剥削阶级的实质也有所帮助。

《三国演义》在反映这些政治军事集团争权夺利的尖锐斗争时，还描写了一个个政治骗局，一幅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场景。

第七十八回写孙权劝曹操做皇帝，就是一个例子。

孙权这独霸一方的大豪强，是早在做皇帝梦的野心家。

但当他杀了关羽，吴、蜀联盟破裂，形势不利时，就遣使上书曹操，“伏望”曹操“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自己愿意“率群下纳土归降”。

孙权这种做法是圈套，企图让曹操和刘备之间发生战争，同时，使拥汉派进一步反对曹操，所以这正是陷害曹操的一种手段，正如曹操所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

”又如第一百六回、一百七回，司马懿夺取曹爽兵权前，以“衰老病笃，死在旦夕”及其他种种假象麻痹曹爽，使曹爽感到“吾无忧矣！

”然后发动突然袭击，一下致曹爽于死地。

诸如此类的阴谋诡计，在《三国演义》中是屡见不鲜的。

其实，这些也正是剥削阶级一贯使用的手法，他们不仅用来对付人民群众，而且也用来对付本阶级的政敌，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因此，《三国演义》的这些描写，对于我们了解剥削阶级的狡诈手段，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这些大小豪强、军阀，两手都沾满被压迫人民的鲜血，一次次争权夺利的混战，带给人民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

如写董卓：

“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

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

”（第四回）董卓由洛阳西迁长安，临行大肆烧掠，使洛阳内外“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

既行，“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

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

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

如有行得迟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手执白刃，于路杀人。

”（第六回）董卓是这样，其他豪强、军阀也何尝不如此！

“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第六回）最能说明他们共同的阶级立场。

当时，社会生产力遭受空前破坏，人民大量被屠杀，地主和农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三回），而以董卓之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则过着奢侈豪华、纵欲无度的生活，“别筑郿坞”，“内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第八回），形成两个阶级鲜明的对比。

这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是以残杀人民来建立他们的反动专制统治，以人民群众的血泪和尸骨来维护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的。

然而，作者描写这一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用来歌颂“王道”的一种陪衬。

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却又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王道”。

为了欺骗人民群众，地主阶级一直极力鼓吹“王道”。

他们说，“王道”是封建统治的“正道”，实行“王道”的封建统治者是“宽仁爱民”的，人民对这样的统治者则“心悦诚服”。

《三国演义》把刘备美化成一个“仁慈”的、备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也正是把他作为“王道”的化身来进行歌颂的。

在写刘备从新野、樊城撤退的那些章节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作者笔下，刘备对人民群众何等关心，为了人民群众，他竟然把自己的安危都置于度外了；至于人民群众对于刘备，更是竭诚“爱戴”，宁可死去，也不愿离开刘备。

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刘备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不但没有丝毫的矛盾对立，而且简直到了共命运、同休戚的地步。

这种描写，企图使人们去憧憬刘备这样的施行“王道”政治的封建统治者。

但在实际生活中，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鱼水般的融洽关系；历史上，也没有存在过这种情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演义》通过刘备鼓吹“王道”的同时，还把他写成封建王朝的“正统”代表。

在汉献帝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对汉献帝忠心耿耿，他看到“朝廷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悲愤得“心胆俱裂”（第三十七回），决心“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为重整汉王朝而奋斗。

当汉献帝被废以后，刘备在四川做了皇帝，以继汉统，作者就把蜀汉作为三国的“正统”。

而对于董卓、曹操之流，作品则一再斥责他们为违反“纲纪”、破坏“正统”的“乱臣贼子”，所谓“名虽汉相，实为汉贼”。

这就是说，封建王朝的“正统”、封建制度（即所谓“纲纪”）的忠实维护者，就是“仁慈爱民”、实行“王道”的人，而人民的灾难，则是由“乱臣贼子”破坏封建“纲纪”所造成的；所以就封建统治的本质来说，是保护人民、跟人民利益相一致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三国演义》作者批判董卓、曹操等人物，跟他的歌颂“正统”、鼓吹“王道”一样，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也正是从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三国演义》对农民革命直接进行了诬蔑。

小说所写的黄巾军，是汉末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深刻指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但作者却一再诬蔑他们是“黄巾贼”，并通过小说中所谓“正面”人物之口，公然主张把农民起义军斩尽杀绝，“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反；若容其降，无以劝善”（第二回），反对农民革命的态度，十分坚决，十分鲜明。

但在这里，却也就同时暴露了“王道”的虚伪性。

正如鲁迅所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封建统治阶级吹嘘的什么“仁慈爱民”、“广布恩德”，全都不过是欺骗人民、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虚伪口号，在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对人民群众极端残酷的屠杀和迫害。

大肆宣扬“王道”“仁政”的《三国演义》，同时却又公然主张把起义人民斩尽杀绝，这也就有力地说明了作者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总之，《三国演义）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对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但也宣扬了错误的有害的封建思想。

所以，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剔除它的封建性糟粕，明确认识作品所歌颂的“王道”、“仁政”完全是不真实的。

封建社会真正代表地主阶级和体现封建统治者意愿的，不是那一类实现所谓“王道”“仁政”的“仁君”，而是另一类残民以逞的所谓“乱臣贼子”。

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

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

每与操相反。

”（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

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

《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

《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

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

“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

‘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

’”（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

“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

‘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

’”（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

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

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

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

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

《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

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

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

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

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

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

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

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

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

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

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

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

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

操曰：

‘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

’百姓叩谢。

”（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

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

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

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

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

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

“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

”“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

”“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

”“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

”（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

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

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

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

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

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

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

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

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

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

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四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

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

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

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

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