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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说:
“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
”这当然是正确的。
如果没有哪个社会制度理解暴力的用途，“国家”这个概念便也消失了，这时就会出现所谓的“无政府”—就这个词的特定含义说—状态。
当然，暴力肯定不是国家的常规手段或唯一手段，谁也没有这样说;
然而暴力却是国家特有的手段。
今天，国家和暴力之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在过去，各式各样的制度—从氏族社会起—都知道，暴力的使用是十分正常的。
但今天我们却必须说，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
请注意，“疆域”乃是国家的特征之一。
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
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
这同一般的说法基本相符。
当某个问题被称为“政治”问题，某位内阁部长或官员被称为“政治”官员，或有个决定被称为“政治”决定时，其中便总有这样一层含义:
在回答那个问题、做出那个决定，以及确定那个官员的活动范围方面，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中的各种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些积极从事政治以追求权力的人，他们或者是为了以此作为达到某些理想或自私目标的手段，或者仅仅是“为权力而追求权力”，即享受权力带来的名望感。
就像历史上以往的制度一样，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
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须服从权力宣称它所具有的权威。
人们什么时候服从，为什么服从?
这种支配权有什么内在的理据和外在的手段?
2.支配权的类型
从原则上说，内在的理据—即基本的正当支配类型—有三。
首先，是“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通过源头渺不可及的古人的承认和人们的习于遵从，而被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
昔日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君主所实行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支配。
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个人神宠—我称之为“超凡魅力”—chrisma型的权威，它来自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
这种“超凡魅力型”的支配，由先知们实行，在政治领域，则是由推举产生的战争头领、靠民众直接认可而当政的统治者、伟大的群众煽动家或政党领袖所实行。
最后，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
这些法律。
则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
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可望得到服从。
实行这种支配的，是近代的“国家官吏”，以及所有那些在这方面同他类似的权力拥有者。
不难理解，在现实中，服从是由极强烈的惧怕或希望决定的—惧怕魔法的力量或掌权者的报复，希望得到这个世界或来世的奖赏。
除此之外，服从还取决于十分不同的原因。
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谈到。
然而，在为服从的“正当性”寻求答案时，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三种“纯粹”类型:
“传统的”、“超凡魅力的”和“法制的”。
这些正当性概念和它们的内在理据，对于支配的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现实中，当然很难找到这些正当性的纯粹类型。
不过今天我们无法讨论纯粹类型极其繁杂的变种、转型和组合形式，这属于“一般国家学说”的话题。
这里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
人们因服从纯属“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而产生的效忠，由此形成的支配。
因为天职这个概念的最高表现，正是根植于这个支配类型之中。
对先知、战争首领、公民大会或议会中所有伟大的煽动家身上超凡魅力秉赋的效忠，意味着领袖本人被认为是一位内心“受天职召唤”的领袖。
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传统或条律，而是因为对他怀有信仰.这位领袖如果不单纯是个狭隘虚荣、昙花一现的暴发户，他便是为他的事业而活着，“为他的工作不懈奋斗”。
他的门徒、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表现出的效忠，针对的是他本人，是他这个人所具有的素质。
超凡魅力型领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曾出现。
以往，这种索质最重要地表现在两类人物身上，一类是巫师和先知，一类是战争头领、帮派首脑和雇佣兵队长。
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城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自由“煽动家”这种类型的政洽领袖。
就像城邦一样，这种煽动家是西方，尤其是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
此外，像议会党团领袖这种形式的政治领袖，滋生于宪政国家的土壤，而这种国家，也是西方的特产。
当然，这些“受天职召唤”的政治家—从“天职”一词最真切的含义说—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政治权力斗争中唯一决定性的人物。
他们所能调动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性意义。
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如何来维持其支配呢?
这个问题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支配，因此也适用于所有形态的政治支配，无论它是传统的、法制的或是超凡魅力的。
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
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
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
这批行政幕僚，外在地看代表着政治支配的组织。
当然，就像任何组织一样，这个组织通过服从，而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当性，同权力的拥有者联系在一起。
此外还有两种借助于个人利益的手段:
物质奖赏和社会荣誉。
封臣的采邑、世袭制下僚属的傣禄、近代国家官员的薪金、骑士的荣誉、身份特权以及官员的荣誉等等，构成了他们各自的酬劳。
担心失去这些酬劳，是僚属与掌权者结为一体的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基础。
在战争中，追随者有荣誉和战利品可得，煽动家的追随者则可“分赃”，即通过垄断官职，对被支配者进行盘剥，以及只有政治才能带来的好处和虚荣心的满足。
这些报酬也都是来自一个超凡魅力领袖实行的支配。
正像经济组织一样，利用暴力来维持支配，需要某些物质手段。
一切国家都可以这样进行分类:
看它原则上是依靠那些个人拥有行政工具的僚属，还是依靠那些同行政工具“分离”的僚属。
这种区分，同我们今天说资本主义企业中同物质生产资料“分离”的领薪雇员和无产阶级，有着同样的含义。
对于僚属、官员或手下无论什么人的服从，掌权者要做到可以信赖。
行政手段可以是钱财、建筑物、战争物资、车辆、马匹或其他什么东西.这里的问题是，掌权者是否亲自领导和组织行政工作，只将执行权委派给他的个人侍从、受雇官员或个人宠臣和亲信，他们都不是行政工具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他们本人无权使用物质的行政工具，而是要受主人的指挥。
行政工具所有权的有无这种区别，存在于以往的一切行政组织之中。
有些政治团体，它的物质的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独立的行政僚属自主控制，可以称这些团体为“身份制的”团体。
例如，封建团体中的封臣，自己掏腰包支付他封地内的行政和司法费用。
他提供自己的装备和给养用于战争，他下一级的封臣也是如此。
当然，这对领主的权力地位是有影响的，他所能依靠的，只是一种个人信任的关系，和这样一个事实:
他拥有采邑，拥有社会荣誉方面的正当性，其来源则是上面的主人.
但是，从最早的政治形态以降，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领主亲自领导行政的情形。
他让那些奴隶、家臣、随从、“得宠者”，以及他拿自己库房的钱财供养的受俸牧师，对他产生人身依附，以求把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力求用他自己的钱袋，用他家庭财产的岁入，支付各种费用;
他努力建立起一支依附于他个人的军队，因为军队的装备和给养来自他的粮库、钱库和武库。
在“身份制”团体中，领主在独立的“贵族阶层”的协助下进行统治，因此他要同他们分享他的支配权;
亲自实施行政管理的领主，或是靠他的家族成员支持，或是靠平民的支持。
这是些没有自身社会荣誉的无财产阶层，他们在物质上完全同他拴在一起，自己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
所有形式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制的支配，苏丹的独裁制以及官僚制国家，都属于这后一种类型。
官僚制的国家制度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发展，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
3.近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近代国家的发展，无论在何处，都是由君主发动的。
对于他周围那些自主的、“私人”拥有执行权的人，那些有权拥有自己的行政、战争和金融工具，拥有一切可用作政治资本的人，为剥夺这些人铺平道路的，便是君主。
这整个过程，同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剥夺独立生产者而得到发展如出一辙。
近代国家最后控制了进行政治组织的所有工具，实际上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个首脑的统治之下。
没有哪一个官员，对于他所支出的钱，或他管理的房屋、仓库、工具和武器，拥有所有权。
在当时的“国家”中，行政僚属（包括行政官员和工作人员）同行政组织的物质工具的“分离”—这是国家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终告完成。
最具近代精神的发展便由此开始，我们亲眼看到，那些曾剥夺政治工具，因而也剥夺政治权力的人，也面对着被剥夺的企图。
至少从领袖已取得了合法的权威地位这个角度说，这场革命大有收获:
这些领袖通过篡夺或选举，已经取得了对行政班子和物质资源机构的控制权。
无论他们是否有权这样做，他们从被统治者那里推论出自己的正当性。
在这个至少是表面上成功的基础上，他们是不是可以正确地抱着希望，在资本主义企业内实行剥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虽然同行政机构的管理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两者所遵行的规律毕竟十分不同。
今天，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
我只为我们的思考做一些纯概念的的说明:
近代国家是组织支配权的强制牲团体，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
为了这一目的，国家将组织的物质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的手中，并且对以往有权支配这些工具的所有自主的身份制官员，实行了剥夺。
如今，国家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处在最顶端。
这一政治剥夺过程取得的成功各有不同，但它出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之中，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他们首先是出现在君主的臣僚之中。
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同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不同，他们不打算自己成为主子，而是只想成为政治主子的臣僚。
在剥夺的斗争中，他们站在君主一边为他所用，通过替君主料理政事，他们一方面挣得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理想的生活内容。
我们又一次发现，只有在西方，才有这种也为君主之外的权力服务的职业政客。
在过去，他们一直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和政治剥夺的工具。
在详细说明“职业政治家”之前，先让我们澄清一下他们从各方面呈现出的存在状态。
同经济中的追求一样，政治即可以是一个人的副业，也可以是他的职业。
人们可以作为“临时的”政治家参与政治，谋求对政治机构内部或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发挥影响。
当我们投下我们的选票，或完成一次类似的意见表达，如在“政治”集会上鼓掌或抗议，或发表“政治”演说等等，这时我们都属于“临时”政治家。
许多人同政治的全部关系仅限于此。
所有那些党务工作者和志愿政治团体的领导，都将政治作为副业来从事，他们通常只在需要时才积极从政，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从物质上还是理想上，政治皆不是处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生命”。
国家的咨询机构和类似的协商机构只在召集时才发挥作用，它们的成员也属于这种情况。
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我们国会议员中的一大部分人，他们只在开会期间才积极从政。
过去，这个阶层在身份团体中最为常见。
所谓“身份集团”，是指有权拥有个人的军事手段的人，重要行政工具的拥有者，或个人特权的拥有者。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远远不是完全投身于政治服务，也不将它作为优先从事的工作，甚至只能说是偶尔为之。
他们不过是利用自己的特权，谋求获得租金甚或利润上的好处。
只有当他们这个平等阶层的上级领主特别要求他们时，他们才会积极参与政治团体的活动。
有些辅助势力被君主所借助，用来建立一个唯命是从的政治组织，这时他们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
宫廷外参事、在更早期的“库里亚”中开会的顾问，以及君主的其他一些议事机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这种性质的人。
但是，这些把从政作为副业的临时性辅助性势力，自然不能令君主满足。
他必然会尽力网罗一批助手，完全彻底地服务于他，于是便这项工作变成了他们的主业。
逐渐出现的这种王朝政治组织的结构，甚至这种文化的整个形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录为己用的人来自何处。
有些政治团体，它们的成员组成一个（所谓的）“自由”共同体，完全排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远离了君主权力的限制，专职政治家对于这样的团体也是必要的。
它们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它们摆脱了暴力的支配，而是说因传统而成为正当（大多数是靠宗教而神圣化），因而是一切权威唯一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消失。
这种共同体的历史家园也存在于西方。
它们的温床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城市，这种城市里的政治形态，最早出现于地中海文化区。
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以政治为主业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呢?
4.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
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
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排斥的。
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至少他有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他也肯定会两者兼而为之。
“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
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
从这种内心的意义上，所有为事业而生存的忠诚之士，也依靠这一事业而生存。
因此这里的区别所涉及的是事物十分基本的层面，即经济的层面。
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
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支配下，一个人要想从这种经济的角度看有能力“为”政治而活着，就必须存在一些琐细无足道的（如果各位愿意这样说的话）先决条件。
在通常情况下，政治家不必在经济上依赖政治给他带来的收入。
简单地说，这意味着政治家必须很富有，或者，他在生活中必须具有某种提供足够收人的个人地位。
至少在正常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
战争首领的追随者，对正常的经济状况几乎毫不在意，其情形一如追随革命英雄的街头群众。
这两种人的生计所系，都是战利品、掳夺物、没收品、捐献，或者依靠本质上同这些东西一样的行为:
强行派发一些毫无价值的债券但这些现象必定是不正常的。
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唯有一定数量的财富，才能使人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
不过单凭这一点还不够，职业政治家还必须有经济上的“闲暇”，这即是说，他的收入不必依靠他本人持续不断地将精力和头脑完全用于、或至少主要用于经济收益的经营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食利者才是完全具备“闲暇”条件的人。
他因此是个完全的不劳而获者。
他可以是往昔的领主，或今日收地租的大地主或贵族。
在古代和中世纪，他们向奴隶或农奴收租，在近代，他们从股份、债券或类似来源获得红利—这些人就是食利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工人或—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企业家，特别是近代的大企业家，都不是经济上有闲暇的人。
企业家显然被他的企业拴住，因此他不能有闲暇。
考虑到农业的季节性特点，工业企业家同农业中的企业家相比，情况尤其如此。
大体上说.企业家想找个什么人在企业中代表他，即便是暂时性的，也十分难以做到。
他的闲暇机会，就像医生一样渺茫;
他越是杰出和忙碌，他就越是不能得到闲暇。
纯粹是出于组织方面的原因，律师想做到可干可不干就容易一些，因此律师在担当职业政治家的角色方面，占有不成比例甚至往往是主导性的地位。
我们不想再继续这样的分类了，还是让我们对其中的若干门类做一澄清。
领导国家和政党的人，如果他们（从经济的角度讲）并不靠政治维生，而是全身心地为政治而生存，那就必然意味着，这个政治领导阶层是在“财阀统治”的原则下组成的。
这当然不是说，这种财阀领导集团的存在，同时表示政治上处在支配地位的阶层不会试图“靠”政治吃饭，因此这个居支配地位的阶层一般也不会利用政治支配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
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阶层，不曾多多少少“靠”政治活着。
这里的意思仅仅是说，职业政治家不必直接为他的政治活动谋取酬劳，而这是没有资产的政治家绝对必须要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说，无财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完全是或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的经济好处。
我们无意说，他不会首先去考虑“工作”。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从一切经验来看，富人在其整个生活取向中，总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基本立足点，即他对自己生存的经济“安全”的关切。
有些阶层，因为没有资产，故同维护既定社会的经济秩序乃其利益所系的阶层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轻率而无节制的政治理想主义，即或不说完全，也是主要来自这一阶层。
在非常的年代，因此也是革命性年代.情况尤其如此。
以非财阀政治的方式吸收有兴趣的从政者，吸收领导层和追随者，必定要同一个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挂钩:
经营政治的人可以得到定期而可靠的收人。
政治可以是“名誉职务”，由那些通常所说的“独立的”人，即富人，特别是食利者来从事。
或者，政治领导集团也可以向无财产的人开放，这时他们就必须能得到报酬.“依靠”政治吃饭的职业从政者，可以是纯粹的“食禄者”或领薪‘官吏”，这种情况下从政者因为特别的服务而从收费和赏金获得收入—小费和贿赂只是这类收入中不定期的、正式说来非法的一类;
或者他得到实物形式或货币薪水形式的固定收人，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
他可以扮演一名“企业家”的角色，像雇佣兵队长、包租人和捐官者，或者像美国的党老大，他将自己的花销视为投资，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获得收益。
他也可以有固定的工资，像党报编辑、党的书记、近代的内阁部长或政治官员。
在过去，典型的报酬有封建采邑、赠送地产和各种形式的律禄。
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君主、获胜的征服者和成功的政党首脑的追随者所获得的报酬，则以赏金和俸禄尤为典型。
今天，对于忠心耿耿的服务者，党的领袖送给他们各种官职—党内职务、报社、合作社、健康保险机构以及国家的职位等等。
一切党派斗争，既是为客观性目标的斗争，也是争夺官职授予权的斗争.
在德国，赞成地方分权和赞成中央集权的人，无论他们是在柏林、慕尼黑、卡尔斯鲁厄还是德累斯顿，他们之间的斗争焦点，都是由哪些势力来控制官职授予权。
政党认为，在谋求官职上遭受挫折，要比反对它的客观性目标的行动更为严重。
在法国，因政党政治而造成的外省长官易手，一贯被认为是比政府计划的改变更为严重的变化，也总是引起更大的震动，与此相比，后者几乎只是些无聊的繁言。
有些政党，特别美国的政党，在因宪法解释引起的昔日冲突消失之后，已经变成了纯粹分封官职的政党，它们授人职务，根据猎取选票的需要修改自己的重要纲领。
近几年来，在西班牙，两大政党按照常规，自上而下操纵“选举”，以此为手段轮流执政，借此为其追随者提供官职。
在西班牙各殖民地，在所谓的“选举”和所谓的“革命”中，利害攸关的总是国家这只面包篮子，胜利者要靠它来喂养自己。
在瑞士，各政党在它们之间按比例和平地分配官职，我们的一些“革命性”宪法草案，例如巴登宪法的第一个草案，试图将这种制度扩大到部长级职位。
可见，国家和国家的官职，是被视为纯粹的猎取政治职务者提供官职的机构。
天主教中央党对这个草案最为热衷。
在巴登，作为党纲的一部分，这个政党主张按比例向党内派系分配官职，因此并不考虑各派系的成就大小。
由于官僚化的普及造成官职数量越来越多，也由于这些官职代表着特别可靠的生活保障，使得这一趋向在所有政党中有愈演愈烈之势。
对于政党的追随者，政党日益成为达到以此种方式提供官职这一目标的手段。
5.专业官吏的兴起
和这些状况相反，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高度素质化的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各有专长。
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的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
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
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上升，尤其是随着社会化的扩大，这种重要性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在美国，由于总统选举的结果，使得成千上万的官员大换班，甚至波及下层邮差，由此造成由猎取官职的政客实行业余水平的行政管理，行政人员根本不知道专业的终身文官制为何物，不过这种业余行政方式，长期以来已被“文官改革法案”搞得千孔百疮。
行政管理中纯粹技术性的、无法推诱的需要，一直在决定着这一发展。
在欧洲，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官员，经过五百年的逐渐发展而出现。
意大利的城市和领地开其先河，君主国中的先行者，则是诺曼人征服者的国家。
但是，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却同君主的理财有关。
从马克西米连皇帝的整饬朝政，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个领域，即使面对极端紧迫的压力和土耳其人的统治，官吏要想废黜君主是多么难以成功。
财政领域最难以承受那些一知半解的统治者—当时的统治者充其量不过是名骑士。
战争技术的发展呼唤着专家和专业化的官吏，司法程序的细密化，也要求有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
16世纪时，在较先进的国家，专业官吏在战争、财政和法律这三个领域取得了明确的胜利。
就在君主专制主义凌驾于身份等级制度之上的同时，君主大权独揽的统治也逐步让位于专业官吏体制。
正是这些官吏协助君主取得了对贵族等级的胜利。
和具备专业训练的官吏崛起的同时，“政治领袖”的发展也告实现，尽管这其中的转变远不是那么易于察觉。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年代或什么地方，都存在着这种有实际决定权的君主顾问。
在东方，为了使苏丹尽可能远离因施政成败而承担的个人责任，设置了“大宰相”这一典型的人物。
在西方，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查理五世在位时，主要是受威尼斯使节所写的报告影响，外交首先变成了一种自觉培养的技艺。
在专业外交官的圈子内，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威尼斯使节的报告。
擅长于这门技艺的人，主要是那些受过人文主义教育者，相互之间以内行知交相待，一如中国战国晚期的那些文人政客。
对包括内政在内的整个政策从形式上进行统一指导的必要性，最终因形势所迫而出现，只能以宪政体制的发展为条件。
当然，有些个人，如君主的顾问或事实上的领袖，一再出现于既往的历史中。
但是，即便在最先进的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最初是循着其他途径演进的。
合议制的最高层行政机构已经出现。
从理论上说，他们在君主本人的主持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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