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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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
清光绪帝砒霜中毒类型及日期考
【英文标题】TheResearchontheTypeofArsenicPoisoningandthePoisoningDateofGuangxuEmperor
【作者】钟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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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元1908年11月14日）,死因是砒霜中毒（见本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
本文整理出从十月十日（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日子）前后到二十一日光绪帝死亡大致十天内的情况,并结合现代法医有关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的论述,探讨了光绪帝砒霜中毒的类型,以及中毒时间的下限和可能的上限。
砒霜中毒有四种类型,各有相同和不相同的表现,但由于脉案的记录有一定的模糊性（比如最常见的呕吐、腹泻等一直就没在脉案上出现过）,因此判断属哪种类型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加之各种传世的资料众说不一,又增加了很多困难。
但从病程长短上看,这四者是有较大的区别的:
（1）急性麻痹型:
患者常在数小时内急性死亡。
（2）急性胃肠型:
患者可于数小时至数天内死亡。
若病程迁延则可能恢复。
（3）亚急性型:
病程持续数周至数月。
（4）慢性型:
病程可达数年。
①如能将光绪帝砒霜中毒的时间确定下来,则其死亡为何种类型即可以上所列划属。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问题在于,迄今未见有人将光绪帝死前的病情做逐日较为真切的描述,使得利用砒霜中毒类型的病程长短进行判断,无法进行。
笔者以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光绪帝临终前参与诊治的医生亲笔回忆录、能搜集到的军机大臣的日记、军机章京的日记、起居注官恽毓鼎的日记以及他的《崇陵传信录》为依据,试图进一步明晰光绪死前的真实情况。
笔者对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进行了梳理和修订,这是由于他对十月十六日后至光绪帝死亡日,除了十七日空缺,逐日都有记录,非常珍贵。
而对十月十六至十九这四日的《起居注》真实性的怀疑,笔者也明确指出。
至于更外围的传世文字,经查验后,发现出入太大,不易分辨:
即使那些认为光绪帝是非正常死亡的材料,也与上面所举的资料多相冲突。
这种情况,笔者将另外撰文分析,此次均不予采用。
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四年皇上脉案（三月二十四日立）》中最后一条脉案为:
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
肢冷、气陷。
二目上翻。
神识已迷。
牙关紧闭,势已将脱。
谨勉拟生脉散,以尽血忱。
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
水煎灌服
此处子时是指二十日夜里23时至二十一日的1时,其长为两小时。
光绪帝死亡的时间记录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四年大行皇帝升遐档头本》:
“奴才李长喜等谨奏:
二十一日全顺、忠勋请得皇上六脉已绝,于酉正二刻三分驾崩。
”酉正二刻三分为18点33分。
即使把太医院院使张仲元所说的“子刻”定为二十一日1时,则光绪帝中毒后延续时间最少也为17个半小时。
因此可以排除光绪帝属急性麻痹型砒霜中毒。
这次光绪帝头发含砷本底值的测量,虽较现代人为高,但其与隆裕太后的发砷本底值基本一致,且距慢性中毒死亡的发砷含量有相当距离（见本期《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
因此不属慢性中毒类型。
实际上,从光绪帝尸身腐烂后浸透到内衣上的砒霜值,即可排除慢性砒霜中毒。
至于光绪帝死因是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还是亚急性砒霜中毒,则要考察光绪帝死前一段时间的身体情况。
以下是对光绪帝死前十天左右身体状况的逐日梳理。
◎十月初六日:
光绪帝接见达赖喇嘛。
②
◎十月九日（慈禧太后生日前一日）:
光绪帝参加了内部的祝寿活动:
初九日辛酉上诣仪鸾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辰刻诣颐年殿跪接圣母皇太后幸颐年殿看戏午初进果桌午正进晚膳赐内廷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小食毕跪送圣母皇太后还仪鸾殿驾还涵元殿……是日起居注官延清黄思永③
◎十月十日:
光绪帝带领王大臣等祝寿,但率百官祝寿被慈禧太后阻止。
起居注官恽毓鼎的两段亲历的文字,记录了慈禧太后在十日突然在内部强行宣布光绪帝这一天（即死前十日）“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
《恽毓鼎澄斋日记》:
初十日,阴。
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
辰正,皇上率王公百官在来熏风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入班叩贺。
④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熏风门外。
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为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
须臾,忽奉懿旨:
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
上闻之大恸。
⑤军机章京许宝蘅的日记比较详细:
十月初十日。
五时入直,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
各部院皆推班不奏事,外省奏折亦多暂压不递上,故值班无事。
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余与捷三同入内直房听旨,军机大臣退后更换朝服,余二人遂循湖北行至宝光门,门内盛设仪仗,南为长廊,北为景福门,门内为仪鸾殿,即皇太后所居宫也。
景福门外铺极大棕毯,自大学士以下皆齐集门内,院中为王公大臣,余等旁立观看。
八时二刻景福门掩,闻内作乐,盖皇太后已御殿,内庭主位先进贺也,旋启门,门内外百官皆肃立,闻礼赞声皆下跪,凡三跪九叩首,礼成掩门均退,余等亦趋出,至直房而同人早散出矣。
⑥原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先到勤政殿,召见军机。
并“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
鹿传霖的日记说“辰刻见,面祝万寿,三跪九叩,面赏菩提手串”,是一致的。
召见的时间是“八时”,属辰刻。
⑦从起居注上看,光绪帝还是到仪鸾殿率“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行庆贺礼”,但没有率百官祝寿。
就是说从勤政殿出来后,再到仪鸾殿。
这与恽毓鼎的记录并不矛盾。
《起居注》:
初十壬戌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万寿圣节辰刻上诣仪鸾殿率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行庆贺礼礼成诣仪鸾殿东暖阁圣母皇太后前请安递如意毕诣仪鸾殿跪接圣母皇太后幸颐年殿看戏午初进果桌午正进晚膳圣母皇太后赐内廷王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小食毕跪送圣母皇太后还仪鸾殿驾还仪鸾殿……是日起居注官荣光许泽新⑧
◎十一日:
本日起居注与前一日（九日）完全相同。
即光绪帝出席了当日的活动。
这天值得注意的是,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记录了慈禧亲自对张之洞谈到了光绪帝的身体情况:
十一日,皇太后谕张中堂之洞曰:
“皇上病日加剧,头班用药不效,予因日来受贺、听戏劳倦,亦颇不适,你看如何?
”张曰:
“臣家有病,吕用宾看看尚好。
”皇太后曰:
“叫他明日来请脉。
”⑨从《起居注》上看,这次祝寿活动,是初九、初十、十一这三天。
慈禧太后在大寿的最后一天,表明自己身体不适。
其实,从慈禧太后的脉案上看,大寿前,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就已经有下午申时诊病的记录了,而入十月后,四日诊病酉时,八日（祝寿活动前一天）诊病申时,这种下午3点至7点诊病的加班频率增加。
到了大寿的十日,酉时也有一次加班诊病。
而且脉案上已经有“小水发赤”的情况出现。
到本日（祝寿活动第三日）,张仲元等甚至在“戌刻”,即晚9—11点之间为她诊病一次,这是三个月来第一次出现这样晚的时间还请太医诊病的记录。
也说明杜钟骏本日所记慈禧太后“亦颇不适”是确实的。
⑩“小水发赤”,即尿中带血,却未见后人对慈禧太后这一病症进行分析。
慈禧在祝寿的当天（十日）,不允许光绪帝率百官祝寿,而且十一日又主动对军机大臣说“皇上病日加剧”,很值得注意。
◎十二日和十三日: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次日,两宫皆吕一人请脉。
吕请皇太后脉,案中有“消渴”二字。
皇太后对张中堂曰:
“吕用宾说我消渴,我如何得消渴?
”意颇不怿。
张召吕责曰:
“汝何以说皇太后消渴?
”吕曰:
“‘口渴’误书。
”越日复请脉,皇太后亦未言。
按消渴即糖尿病。
过去的知识阶层历来对此病有误解:
因司马相如患此病,而行为浪漫,因而消渴有重欲的意味在内,慈禧太后自然不怿。
查脉案,十二日吕用宾果然来为慈禧太后诊病。
脉案中又确有“口渴”“渴泄”字样,应是根据慈禧太后的态度改过的。
查“次日”（十二日）和“越日”（十三日）这两天的脉案,确有吕用宾的开方,说明杜钟骏昨日和今日的记录都是确实的。
但必须指出,本日还有张仲元和戴家瑜为慈禧太后诊病,并非只有吕用宾一人。
而本日光绪帝的脉案,确是只有吕用宾一人开的脉案。
◎十四日:
一个病原透露了光绪帝在为慈禧太后祝寿期间未服药。
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实际上缺十四日的记录（分析见后）。
学者唐瑞裕在《清德宗瀛台幽禁及病亡质疑》一文中,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脉案（无15名氏诊脉或脱落）:
前数日未服药时,每晨大便,犹能略下些须,乃至服药二日中,竟丝毫未解。
至于咳喘、难步、腿酸、失眠、麻冷、发热、身痛等症,亦皆因服药有增无减。
昨晚戌初,睡至亥初醒,只睡一个时辰后即频作大嗽,搅扰不能再睡,勉强忍至丑初二刻起来。
起后仍屡作咳,左右半身之筋,皆作顿痛,大便仍未解下动转气逆,发喘无力行走,食物作闷,耳响堵闷,诸恙皆如前。
（军机档录副光绪朝第二七三○箱第一四六包第一六九九九八号）11此条其实并不是“无名氏诊脉或脱落”的脉案,而是光绪帝自己写的病原!
这是因为在脉案的原始档案中,有脉案之间用浆糊粘接,中间时或接有光绪的病原。
凡查阅原始记录时,遇此等文字,自然没有医生署名。
一看述说人的口气（详述晚上从“戌初”到“亥初”,再到“一个时辰后”,再至“勉强忍至丑初”等等晚间非常私密化的种种细致的描述）,即可明白这就是一张病原。
还有,病原一般只叙述病情,而脉案后必须开出药方。
这里“乃至服药二日中,竟丝毫未解”,当然指的是十四日和十三日这两日。
查这两日吕用宾脉案也都写有“大便未行”。
而第一句“前数日未服药时,每晨大便,犹能略下些须”,与吕用宾十二日开出的脉案“大便秘结不畅”也是一致的。
但从光绪的这份病原中,可以知道,十二日光绪就没服吕用宾的药。
至于比十二日更早的“前数日”,却是看不到十一日至六日的脉案（五日的脉案上还有“大便虽见不畅,并不燥结”）。
但从“前数日”可以完全确定:
至少在慈禧庆祝大寿的那一天（十日）,以及大寿前一天,以及后两天,光绪帝竟然也没有服药!
然而他却在数日没有服药后的第九天“龙驭上宾”!
虽然看不到十一日的脉案,但既然十一日可以断定光绪帝肯定没有服药（十二日前数日光绪帝都没有服药）,则回过来再看杜钟骏《德宗请脉记》里这一条:
十一日,皇太后谕张中堂之洞曰:
“皇上病日加剧,头班用药不效,予因日来受贺、听戏劳倦,亦颇不适,你看如何?
”张曰:
“臣家有病,吕用宾看看尚好。
”皇太后曰:
“叫他明日来请脉。
”从这里就可以得到一个至关重要的情况:
上面这条恰恰说明,在光绪帝死前十天（从祝寿那日起）,开始制造“皇上病日加剧”消息的,正是慈禧太后本人!
但她表示得很巧妙,说自己也“颇不适”,原因是“予因日来受贺、听戏劳倦”（这倒可能是真的）,暗示光绪帝也是由此而劳顿,所以“病日加剧”,而且还把责任推到“头班用药不效”上。
其实,头班开什么药也没有用,因为光绪帝根本就不吃药!
由于病原是公开的,慈禧太后一定看过,但她还说那样的话。
慈禧太后第二天对张之洞那样说,也是公开向外面解释为什么光绪帝没参加头一天“率百官”的祝寿活动。
同时也说明,从十日起,慈禧太后就已经不让外界知道光绪帝的真实情况,已经开始硬性指令光绪帝身体的情况应该是如何如何的了!
◎十五日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第三日,皇太后未命吕请脉,独皇上召请脉。
这个“第三日”,竟然是十五日,而不是上接“次日”（十二日）或“越日”（十三日）!
这是因为,查慈禧脉案,十三、十四两天,慈禧都召吕诊病。
而恰恰是十五日这天,没有吕用宾为慈禧诊病的脉案。
此日为慈禧诊病的是太医院的张仲元和戴家瑜,而且开了两次脉案,其中一张上还注明是“申时”（下午3点至5点）。
光绪这十五日这一天的脉案虽未见,如果有,从前后数天脉案看,都有吕用宾,故此日应该也是吕诊病。
这样一来,前后唯有十五日才大致符合“皇太后未命吕请脉,独皇上召请脉”。
十六日,吕又为慈禧诊病一次。
到吕再为慈禧诊病时,已经是二十一日了。
这样算下来杜文缺少了十四日的记录。
◎十六日的活动杜钟骏《德宗请脉记》:
至十六日,犹召见臣工。
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中,关于十六日这天的记载是:
十六日,尚书傅良自东陵复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
太后神殊惫,上天颜黯淡。
12二十六年后（1934）,傅增湘本人在游西陵,谒光绪崇陵时,恰也留下了有关十六日的回忆记录:
戊申十月十六,余以新简“直隶提学使”请训赴任,蒙召见于西苑勤政殿,当时光绪仅垂询数语,余皆孝钦发问,太后神殊惫,闻是日病已不支,上天颜癯晦,玉香低微,御座中掖以数枕,强自支持,翌日即辍外朝,又五日即以升遐。
召见臣工,以余为殿,亦可谓亲承末命矣。
13上两条可以互证,因此,杜钟骏的十六日这天的记录是准确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召见的地点,傅增湘说是在勤政殿,恽毓鼎说是在瀛台。
这是笔者见到的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惟一的一条慈禧太后亲自到瀛台的记录!
而本日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即是其中之一:
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十月十六日戊辰上诣仪鸾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是日起居注官崇山恽毓鼎因此,应以恽毓鼎本天日记中的“瀛台”为准。
看来光绪帝只能靠枕头支撑才能坐着,因此慈禧太后亲自到瀛台来。
而起居注却记录光绪帝亲自到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
同在一个早上,可能吗?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往日起居注的格式,在请安句式后,还一定有下面这样的句子,而且是一种定式:
奉圣母皇太后幸颐年殿侍早晚膳看戏毕圣母皇太后还仪鸾殿驾还涵元殿而本日《起居注》中这几句都没有了,只剩下请安那两行:
上诣仪鸾殿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亲献崇熙皇太后前请安如果说这几天光绪帝身体不好,伺候慈禧太后吃早晚饭、看戏都免了（或慈禧太后由于身体情况不去颐年殿了,而且进食减少了、改时间了）,那么,每日都有的光绪帝“驾还涵元殿”这一条为什么也没有了?
还有一处。
本日起居注的开始竟然有“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十月”这样的字。
按例只应在本月（十月）第一日会有,之后任何一天都不再写这些字。
为什么偏偏在十六日这天,突然多加了这些完全不必要注明的日期,而实际内容却删得只剩请安那一句了?
写起居注有一套老格式,恽毓鼎们应该是熟悉的。
但为什么这之后直到十九日的六位起居注官也都按恽毓鼎这个简化的样式写呢?
当然,二十日是“不豫”,二十一日是“龙驭上宾”了,自然不在此列。
无名氏的《慈禧及光绪宾天厄》就记“翌日（十七日）,帝派人往太后宫请安”14,也就是说,光绪帝的身体出问题了,走不动了,派人到仪鸾殿代他向慈禧太后请安。
这种派人请安的礼仪方式是否存在?
朱金甫先生就曾指出过起居注从十六日起的这种不同以往的记录,提出“也可能是派人代为前去”:
“根据《内起居注》记载,自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慈禧与光绪均无政务活动。
光绪帝除每日赴仪鸾殿（也可能是派人代为前去）向慈禧请安外,亦一反常态,每日早晚并不到慈禧处侍膳。
这可能是慈禧病情加重,但更可能是光绪帝已病得卧床不起。
因为自十月十七日起,光绪帝的病已经进入危险阶段。
”15既然“自十月十七日起,光绪帝的病已经进入危险阶段”,为什么起居注还说光绪帝每日照常去请安呢?
总之,这种突然的改动,本日起居注官恽毓鼎本人应该心里清楚,但他没有留下解释的文字。
或者,是抄缮时有所改动。
◎十七日:
光绪帝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大变化。
笔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三十四年十月日记档》查到:
十七日……为医官陈秉钧请假呈报军机处。
……奉三堂谕;本堂现在奉旨:
着请示,速使陈秉钧刻即来京,钦此。
当办转电行处。
……
……奉带堂谕:
现办来鲜金石斛六盆,托本府大臣代为呈进,其余已回。
……（此条可参见见鹿传霖日记:
“十七日,晴,六钟入直,候世相觅鲜石斛,进上。
午回。
”）
奎公交下手谕一纸,奉继、奎、恒堂谕;着给直隶杨士骧打电话,着张彭年刻即来京请脉等。
因已给天津电话局打电话,冷姓接电后,张彭年电云因病卧不起,是以不能来京等语,已回奎公,并由班上呈回三堂。
……奎公奉三堂谕:
医官吕用宾等着在关防衙门（“关防”二字后圈去,旁加“帝庙”二字———笔者注）住宿。
传谕已由凤口前往踏勘后,传知医官矣。
并由奎公呈回三堂。
奎公奉三堂大人谕:
自明日起,本堂轮流在西苑公所直宿。
所有已值夜诸公,暂毋庸入直。
……
因此,十七日,光绪帝身体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致内务府不得不匆忙应对。
此日,发两封电报,催促张彭年和陈秉钧迅速来京。
张彭年倒是干脆,马上回电,病了,来不了。
至于陈秉钧,直到光绪死,也没来:
“昨晚（二十一日）内务府电令御医陈秉钧毋庸来京。
”16
光绪帝的病情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接电报的医生,也从电文中猜到了光绪帝的情况不
妙,不肯进京了。
更直接的证据是:
本日通知吕用宾等医生晚上在附近临时安排的地方住宿;同时规定:
下一日（十八日）晚上起,内务府的“三堂”开始“轮流在西苑公所直宿”。
这是在此前从来没有的严重情况!
查此日脉案,是周景涛和吕用宾二人合开的,其中光绪病情的描述只是:
“所有腰痛腿酸等症,缠绵日久不愈,以致行步艰难,肢体倦软。
现在咳嗽、气逆、发喘,日甚一日。
夜寐每为咳嗽所扰,竟不称寐。
饮食不易消化……”并未见有什么突变。
或者是被内务府大臣们以“恐皇上骇怕,嘱勿写”而不写（见后面杜文）,或者是医生们没看到什么,而事情是在他们走后发生的。
他们一般都是在上午诊病,因此说,十七日是一个大转折点,大关键点。
但也不排除此日慈禧太后的身体也有大变的可能性。
晚上对内务府三大臣和吕用宾等人的安排,也许是为她而设的?
查此日慈禧太后脉案为:
十月十七日,皇太后传羚羊五钱,焦三仙各五钱。
十月十七日:
老佛爷鲜石斛三钱,羚羊尖二钱研后入,佩兰二钱,杭菊十朵,鲜金银藤三钱,连翘二件,霜桑叶一钱,荷梗二尺,鲜青果二十个,去尖研。
较前后两日都平和,且没有医生的名字。
从十八日起,就全部是太医院的张仲元和戴家瑜诊病了。
十六日过后,脉案中未见吕用宾为慈禧太后诊病,直至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吕才又为她诊病开方。
考虑到张彭年曾为光绪帝诊病,且并无为慈禧诊病的记录。
因此,从打电报给张彭年、留医、轮值等情况综合分析看,应是光绪帝此日病情有急剧的变化。
◎十八日:
光绪帝出现危症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所引同一页内务府日记“十七日”的文字后,直接写“十九日”。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丢失,而是根本不记录任何十八日的情况!
这太不正常了。
正应该着重记录的地方,却一字不写,应该是发生了非常事件!
西医屈永秋（桂庭）的记录是:
迨至十月十八日,余复进三海,在瀛台看光绪帝病。
是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
“肚子痛得了不得!
”。
时中医具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盖太后亦患重病,宫廷无主,乱如散
沙;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
余见帝此时病状:
夜不能睡,便结,心急跳,神衰,面黑,舌黄黑,而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
余格于情势又不能详细检验,只可进言用暖水服熨腹部而已。
此为余进宫视帝病最后一次。
以后宫内情形及光绪病状,余便毫无所知,惟闻庆王被召入宫酌商择嗣继位问题,未几即闻皇帝驾崩矣。
17
应该指出,下面杜文所说的十六日后的“次夜”,却并不是十七日夜晚,而是十八日的夜晚（分析见后）。
即他又空缺了十七日的记录。
幸好十七日光绪帝的情况可以从上日内务府日记中看出,而内务府日记有意不写的十八日情况,却被杜钟骏留在了《德宗请脉记》里:
次夜,内务府忽派人来,急遽而言曰:
“皇上病重,堂官叫来请你上去请脉。
”予未及洗脸,匆匆上车。
行至前门,一骑飞来云:
“速去速去。
”行未久,又来一骑,皆内务府三堂官派来催促者也。
及至内务公所,周君景焘已经请下脉来,云皇上病重。
坐未久,内务府大臣增崇引予至瀛台。
皇上坐匟右,前放半桌,以一手托腮,一手仰放桌上。
予即按脉。
良久,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
“头班之药,服了无数,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
”予曰:
“臣两月未请脉,皇上大便如何?
”皇上曰:
“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
”予曰:
“皇上之病,实实虚虚,心空气怯,当用人参,痰多便结,当用枳实,然而皆难着手。
容臣下去,细细斟酌。
”请脉看舌毕,因问曰:
“皇上还有别话吩咐否?
”谕曰:
“无别话。
”遂退出房门外,皇上招手,复令前,谕未尽病状,复退出,至军机处拟方。
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
继大臣曰:
“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
”予曰:
“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
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
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
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
不能不言。
”当即带见六军机。
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
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曰:
“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
医案如此写法,内务府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
然关系太重,担当不起,请王爷示。
”醇邸顾张中堂而言曰:
“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
”即遵照而退。
为什么说此日为十八日,而不是“十六日”的“次日”十七日?
这是将杜文中所说的光绪、慈禧死日（二十、二十一日）,根据清宫记录光绪、慈禧确实的死日（二十一、二十二日）,对齐后,逐日顺次校正,倒推得到这个结果。
后面将分析到,这样调整后,则杜书中一些细节的记录,均与同日的脉案记录相同,而且这些细节都只出现一次,不重复,于是完全可以和宫内的记载互证。
同时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天确实是十八日,而不是杜书误记的“次夜”（十七日）。
再从一些细节考察:
查光绪脉案,杜钟骏上次为光绪诊病是八月初八,而且是和其他医生们集体开出了脉案。
然后,进行轮值（两个月换一班,他被
排在第三班）○18。
其后实际轮值的次序比较乱,但杜钟骏却一直没有入值。
经查,从本日（十八日）起,才又出现了杜的脉案（从这条也可判断不存在十七日杜钟骏为光绪帝诊病的事）,杜钟骏说这之间为“两月”,是大略言之,确切说是两月另十天。
所以他再次见到光绪时,第一句话就是:
“臣两月未请脉”,这个细节是对得上的。
又,查《清宫医案研究》十八日杜钟骏自己开出的脉案,确实有“为今之计,有虚不能补,实不能攻之难。
何者?
病经日久。
实实虚虚,在在棘手。
”
而杜文的叙述使我们知道,原来他的初稿写的是“虚虚实实,恐有猝脱”。
只是后来在继禄和醇亲王载沣等人的干预、认可下,做了某种改动。
“虚虚实实”保留,“在在棘手”顶替了“恐有猝脱”,情况的严重性被淡化了一些。
查后数日的脉案,杜开出的脉案中,只有第二天（十九日）有类似的字样,之后再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字。
也即是说,不会早于十八日,足见这一细节的真实。
杜文确实是在描写十八日晚间发生的事。
应该指出,“倒推”和“比较日期及文字细节”,两种手法,都得到同一结果,其特别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晚间的记录可以为同样是十八日上午屈桂庭的回忆记录互证,说明了从十八日光绪帝此日的身体情况。
再参考内务府的日记,十八日出现的严重情况,很可能是上一日（十七日）的某种延续。
但是,杜文中也有不准确的地方。
如他说被“当即带见六军机”,其实,庆王奕劻此时已经被慈禧派到清东陵去了,直到二十日才赶回来。
还有一个军机大臣也不在现场,这就是鹿传霖。
鹿传霖的日记中并没有说本日晚上他和别的军机大臣又来到军机处的记录。
是他不愿在日记中记录在晚上发生的这种非常的局面吗?
不会的。
我们看他本日最后还记录了他自己后半夜大便吃力,痔下垂的细节。
下一日,即十九日的日记中有“晚赴世相谈要件,夜赴邸弟并到西苑探两宫病状。
”他不但在晚上见到了同是军机大臣的世续,而且还在夜里赶到载沣（庆王还在东陵,故邸弟应为醇邸）那里和西苑去探听光绪和慈禧的病情。
○19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十八日晚不是让所有的军机大臣都在场。
前面已经提到,至少庆亲王奕劻是不在的。
在现场的,估计最多也就是醇王载沣和军机大臣张之洞两人。
也正因为有这种醇王载沣晚上留在军机处处理光绪帝病情的情况存在（内务府三大臣已经在轮流值班了）,才会有鹿传霖日记中“晚赴世相谈要件,夜赴邸弟并到西苑探两宫病状”的文字。
关键是载沣的日记有没有这样的记录。
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没有引十八日载沣的日记,只是说,十九日紧急召庆王奕劻赶紧从清东陵回来,是“有关王位继承的事”。
从这样的话也推断出,光绪帝十七、十八日的身体变化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再看本日的《恽毓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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