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想象与现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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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想象与现实
产业转移：
想象与现实
产业转移：
想象与现实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2010年09月20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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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炙烤大地，房屋拆迁废料四处散落，推土机在大片开阔地里左右扫荡。
四川省西充县多扶镇，一个普通的西部小镇，居民们很难想到会有园区建在镇里，之前连县城都没有工业园。
现在，西充县政府告诉大家，多扶食品工业园建成后，到2015年可实现产值200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60亿元、利税20亿元，解决1万人就业。
附近居民们摇着蒲扇，围观着工地，畅谈着可能因工业园区建设而改变的生活。
这是现在中国中西部常见的景象。
各类工业园区都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在政府的宣传中，人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一场声势浩大的“产业转移”已经启动，工厂将填满那些正在建设的园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将外出打工挣的钱，用到附近县城乡镇买房。
如果在家就能打工，他们就不再去沿海了。
地方政府有着勃勃雄心，希望借产业转移之机，完成城市角色的重塑。
这完全有经验可循。
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发生了三次以上大规模跨国、跨区域产业转移，几乎每次都必然推动承接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活力，推动承接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催生一批中心城市和工业带，成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迅速崛起的助推器。
不过，在四川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另一番景象却正为政府的产业转移热忱发出警报。
农民们开始找政府理论，因为他们当初被急征的土地闲置了。
这个主要依托产业转移、规划年产值超过千亿元的工业园，如今多块企业用地荒废。
经历今夏持续交替的酷暑和暴雨，饱食阳光雨露的野草，正肆无忌惮地疯长。
在本刊记者采访中，包括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等承接地的多位官员均坦言，推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仍有很大难度。
产业转出地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在行政干预下迅速发酵，而转移产业总量仍然相对稀缺，这令承接地之间的厮杀加剧。
在缺乏整体有序、合理规划的产业转移指导方略下，如饿虎扑食的中西部地方政府，不惜出手各种优惠政策，精明的商人渔利其间，重污染的化工厂占据了一半以上中国人饮用水的源头。
为迎接产业转移，原有地域经济形态被打破，并引发资源分配、区域分工、城市定位、环境污染等一系列新问题，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各转入地之间、企业与地方之间，诸多利益亦纷争不断。
产业转移这幅巨图，能否在政府执笔下绘就，尚无答案。
撬动“龙头企业”
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构建起产业初步集聚效应后，进而吸引大量相关行业企业及配套项目落户的链状转移模式最受推崇
细雨洒落长空，装在火车集装箱的电脑，整装待发。
5月19日，重庆制造的首批电子产品专列，首次通过重庆铁路集装箱枢纽站，开往深圳盐田港，再由海船转运至欧洲。
这标志着重庆铁海联运华南通道全面打开。
而制造这批电脑的，正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集团。
富士康集团项目落户重庆可谓一路加速。
2009年8月4日签约，在50天后，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就开工建设，创下重大项目自签约到开工用时最短记录。
在经过八个月调试运行后，2010年5月19日，富士康（重庆）产品外销基地正式投产出货，运往欧洲。
以垂直整合能力著称的富士康，还为重庆带来了50多家供应商，仅5月19日当天，就有30多家富士康供应商与重庆市政府签约，包括全球最大笔记本电池企业新普公司。
整个产业链为之撬动。
昆山宏达兴工业材料有限公司就是富士康集团的一家供应商，该公司50％以上的业务来自富士康集团。
总经理申国顺告诉本刊记者，2004年和2006年间，追随富士康集团的脚步，这家公司先后在深圳宝安和山东烟台设了厂区。
他说，如果跟着富士康获得的订单可靠，那么公司将会随其“再下一城”。
这是时下西部最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转移故事。
卖力推动产业西进的各地政府，最为推崇的，正是通过引进一些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构建起产业初步集聚效应后，进而吸引大量相关行业企业及配套项目落户的链状转移模式。
这种模式在一些重要的中西部城市更是势如雨后春笋。
其中又包括已有基础的链状转移和空降式的链状转移。
前者诸如各地摩托车企业转向重庆，因为重庆摩托车产业本已比较发达，产业链基本齐全。
再如湖北宜昌磷化工产业集群，则因当地有中国最大的精细磷酸盐生产企业和全球最大的六偏磷酸钠生产企业——湖北兴发化工集团，以此吸引相关产业。
后者则如富士康等电子企业的落户。
2010年1月26日，惠普中国第二座综合性电脑生产基地在重庆投产，惠普就召集了20多家产值规模在百亿元左右的配套厂商，到重庆考察投资，目前大多已落子重庆。
仅仅一个月后，2010年2月26日，全球最大服务器制造商——英业达中国第二生产基地在重庆开建，该公司在当天也携70余家核心供应商而来，给重庆牵线搭桥。
湖北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此类情况不胜枚举。
在2010年湖北省就突然冒出了两个全国百佳产业集群，即宜昌磷化工产业集群和仙桃无纺布产业集群。
这跟转移企业的到来密不可分，反过来，集群吸引亦促进了产业转移。
数据也的确令人鼓舞。
以湖北省为例，2009年该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项目2332个，实际到位资金达到1120亿元，吸收转移产业态势整体趋好。
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今年4月向台湾企业推荐湖北时便充满自信地表示，现在产业转移和资本转移的大趋势愈加明显。
为抓住机遇，早在2008年，湖北省政府就曾委托包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内的多家机构，调研产业转移情况。
同年末，调研成果《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与湖北产业承接的机遇研究》报告出炉。
该报告称，转移的策源地，将主要来自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环渤海等外向型经济活跃圈层。
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等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将增长至1.4万亿元左右的规模。
报告乐观地指出，目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尚处于启动阶段，下一步将进入产业转移规模化阶段，产业转移将日益加速。
“趋势”未成“现实”
直到2009年，一向被认为“油电煤运”成本更低的内陆，在加工贸易上的地位仍是微不足道，被广泛提及的“西部优势”也往往并不完全真实
然而，在重庆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健看来，产业转移从“明显趋势”到真正成为现实的距离，并不如承接地政府所想的那么近：
“在前两年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人工成本、土地费用、环保成本上升，当时就预计会有大规模的转移，金融危机时有人说感觉趋势更明显了，但现在看来，我不认为目前国内已经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
实际上，中西部内陆省份迫切盼望的“产业转移”中，沿海加工贸易向内陆的梯度转移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这一提法在过去20年内并不新鲜。
但至2009年底，中国加工贸易达到1.1万亿美元（约合7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占到整体进出口贸易规模一半，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早已成为“世界工厂”，一向被认为“油电煤运”成本更低的内陆，在加工贸易上的地位仍是微不足道。
在企业层面，被广泛提及的“西部优势”也往往并不完全真实。
苏州维鲸电子绝缘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维鲸电子）业务经理孙明正就觉得，到西部投资用到劳动力上的成本，最终并没有下降。
在他离开苏州时，当地月基本工资标准已经超过了1000元，而重庆璧山县才560元，最初他们觉得人力成本可少两成左右。
事实是，“璧山县的工人对工资绝对值要求很高，通常为1400元，他们甚至希望社保不用买了，直接发给他们。
”孙明正说，但这怎么可能？
要达到他们的预期，就只有两班倒多加班才行，而在当地招聘的绝大多数工人，目前的劳动效率还达不到这个要求。
农民工的跳槽比预想要严重，也加重了成本负担。
在长三角的时候，该公司给农民工保证有宿舍居住，很少有人跳槽到其他公司。
但到了农民工家乡，“现在我们在重庆修宿舍，还得装上空调，让他们住得舒舒服服的，请他们别跳槽，因为工厂需要熟练工呀。
”孙明正表示，农民工频繁跳槽，导致培训成本增加和生产效率提高不起来。
重庆市綦江县原政协副主席、重庆川江针纺公司董事长冯秀乾说，如果加上诸如养老保险等待遇，农民工在西部地区的待遇，跟在东部地区的待遇在进一步缩小。
反过来，缩小的待遇促进了农民工回流趋势，则在逼迫着企业西进：
“农民工都回流了，企业在沿海，真能正常生产？
”
对农民工而言，是选择被拴在沿海的工厂里劳动、生活，甚至很少与外界接触？
还是回到户籍地过着“离土不离乡，天天见婆娘，娃儿有人带，土地不撂荒”的生活？
冯秀乾说，如果西部地区的工资提高了，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很多农民就不愿外出。
在重庆市开县，本刊记者就遇到了此类情况。
当地农民王楚元带着一帮邻里亲朋，在广州服装纺织企业打工多年，2008年准备集体离开。
打工的公司多次挽留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跟部分农民工合伙到重庆开办开县盈进毛纺有限公司，用的还是之前那些农民工。
不过，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劳动力问题能够成为推动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力，甚至不是个体企业西进的主要理由。
根据《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与湖北产业承接的机遇研究》抽样调查数据，转移到湖北的企业，69.2％的迁移企业因想降低成本、46.2％的要拓展内地市场、30.8％的想利用当地资源、17％的因可来此申请发展用地，只有12％的企业因为当地工资低。
另外，转移企业更多看重的还是经营成本和土地价格。
30％的被访者认为可降低经营成本，25％的被访者认为土地价格低，均高于12％的被访者选择人员工资低。
但在现实中，即使链状转移模式被广为推崇，也仍不能有效降低因产业配套不善带来的经营成本高企。
有家广东转向湖北的企业，转入的一年时间里，向当地政府反映了80多个问题，其中60多个涉及产业配套，最小的甚至涉及螺丝钉，称其采购也需到外地才行。
而作为纺织大市，武汉有2000多家纺织服装企业，2009年纺织服装工业总产值达到89.36亿元，产业集群特点突出。
尽管如此，每年武汉市的服装企业仍有近20亿元面辅料需要远赴浙江采购。
企业即使大如富士康，也未必能承载起整个产业链转移之重。
目前，落户重庆的笔记本电脑配套商总量已达80家，但多为一级配套商。
维鲸电子的孙明正表示，富士康重要的下游客户已随迁来渝，但上游供应商只是在渝设立了服务点，对市场尚处观望。
湖北省一家商会的秘书长向本刊记者表示，产业链如同食物链，越是下游的企业，生存环境越是恶劣。
下游小企业对成本特别敏感，如果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实际的帮助，很多小企业都生存不下去。
就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看，化学纤维、橡胶制品及塑料制品行业的产品，往往具有原材料及半成品性质，这几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可以初步衡量一个地方的产业配套能力。
根据《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与湖北产业承接的机遇研究》数据，在2007年，湖北省这一比例为4.16％，江西省为2.24％，湖北为2.06％，山西为0.28％，而广东省为4.46％，数据基本呈越往西部数据越低的情况，这实际上也表明了，越往西部产业配套能力越弱。
金融服务业的配套支持也显不足。
重庆开县盈进毛纺有限公司在落户开县后，一度运行困难，公司负责人曾在2009年初多次找到开县政府主要领导，请求贷款支持。
尽管县府也曾多次协调银行，但是贷款始终难落实，企业一度面临倒闭。
湖北省产业转移发展促进会筹备组成员张明进说，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企业要关闭原来在沿海的工厂，有关闭成本，搬来承接地，则有建设成本。
对小企业而言，这样的成本可能不堪重负，如果缺乏相应的金融支持，他们将很难承受。
这就是造汽车的转来了，造车厢的跟着来了，然而就是造螺丝钉的却没有来的原因。
湖北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表示，目前湖北正在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机制，允许转移企业以股权融资、项目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以保障转移企业的融资需要。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则不将眼下龙头企业西进，带动部分产业集群兴起，视同为“产业转移”：
“一些企业肯定会转移，但不会出现转移潮。
因为从整个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很少有国家的企业成批量地转移到自己国家内地。
”沈明高说，曾有哈佛大学教授曾研究过，全球约80％的经济活动，发生在沿海。
他认为，沿海地区劳动生产率更高，效率足以抵消不断上涨的工资压力。
此外，对企业而言，在沿海地区还有产业链比较长等优势。
按照全球此前三次大规模的跨国和跨区域产业转移的规律，每隔五年应有个高潮。
湖北省的一名官员也向本刊记者坦言，自2005年大规模推动产业转移以来，今年刚好第五年，但至少目前的情况来看，高潮还未达到。
“在珠三角的广东有南粤和北粤的差距，在长三角的江苏有苏南和苏北的差距，在浙江也有产业弱地，环渤海带则刚刚发展起来，怎么转移？
”多位中西部承接地的官员也坦承，承接的转移量小于预期。
“腾笼”并未“换鸟”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鸟”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源源不断地飞来或孵出，这对于产业转移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新鸟没来，怎敢让旧鸟飞走”
在跟浙江的服装制造企业们接触时，本刊记者发现，他们已不愿再高调地谈“转移”了。
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维下，转出地的地方政府，要么希望企业留下，要么希望在省内转移。
这种意图，在首先提出“腾笼换鸟”的广东，也十分明显。
自2005年始，广东开始在省内推进产业转移战略，在2008年，建了26个经省政府认定的产业转移工业园。
到2010年3月，广东在省内推进建设的产业转移园，已经达到34个。
但在政府成为转移主要推手的背景下，即便省内的转移也并不顺畅。
广东东莞市政府的内部人士就告诉本刊记者，两年前，广东省政府推进产业转移的力度很大，往往通过直接下达任务给地市级政府，要求他们将一部分企业转移到韶关等较为落后地区。
东莞也一直和韶关都有转移对接项目，韶关出土地，建立产业转移园，东莞的企业转过来，两地款税平分。
韶关市政府当然很乐意接受这些企业。
“但是东莞政府就不乐意了，一个企业再烂，效益再差，政府也不愿意赶它走，毕竟它即使不能创造税收，也可以创造劳动就业机会啊，还可以带动周边的消费，在一些指标数据上也有贡献。
”
同时，东莞目前有很多农村，在过去30年早已脱离农业生产，村里大量修建厂房，租给外来加工贸易企业。
村民们最不乐意这些企业搬迁。
因为按照规定，加工贸易类的企业每生产一定数量产品，就要向村集体缴纳部分代工费；如果企业整体搬迁，或者向外扩张而更改东莞分支的企业性质，这部分代工费收入都将失去。
因此，面对“转移”的行政命令，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想方设法留住企业。
上述东莞政府人士说，产业转移是知易行难。
实际上，对于广东等较发达地区而言，产业转移并不仅仅是产业转出的问题，而是经济转型。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广东省开始进一步思考转型。
“毕竟目前的产业模式太落后，利润低，受国外的影响又很大。
”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说，珠三角生产环境、资源、能源、土地已经很稀缺了，政府希望通过“腾笼换鸟”，吸收更先进的产业，这才是产业转移真正的目标。
但现在，产业转移却变了味。
丁力说，目前产业转移带有政治色彩，“现在广东为了推进产业转移，通过下转移指标的方式来进行。
这样的话，不管企业愿不愿意，都要走。
”一份广东省政府的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珠三角共关停、搬迁加工贸易型企业4900家。
例如，东莞厚街镇厂房空置率高达25％。
前述东莞市政府人士表示，虽然说东莞也有推进产业转型的意愿，但总体来讲还是处于在省政府领导下被迫推动的状况。
“目前东莞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了80％，加工贸易企业在2万家左右，要把劳动密集型企业赶走的话，消费、出口、税收都下降，村子里厂房租不出去。
”企业转型风险也很高，东莞市领导也表示对此心里没底。
许多珠三角政府也希望新的产业尽快发展起来，如东莞考虑发展物联网产业，深圳等地则鼓吹LED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鸟”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源源不断地飞来或孵出，这对于产业转移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新鸟没来，怎敢让旧鸟飞走。
”丁力如是说。
在企业层面，只要传统模式尚存一丝利润空间，企业大多宁愿守成，不想转型。
尤其在政府表示“经济好转，订单回暖，广东省最困难的时间都过去了”时，企业将此直接解读为最新的政策信号，即“不用转型，出口复苏，还有太多退路”。
长期研究珠三角、长三角经济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就发现，不少企业向内地转移或者扩张的方式，只是“订单转移”，而不是“工厂转移”，更不要说升级。
他指出，目前珠三角向内地“转移”的企业中，以港资企业为主，这些企业的经营模式，多是在香港接订单后，与珠三角的一些企业合作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港资企业在珠三角一无自有厂房，二无大量昂贵机械设备，转移成本较低。
在珠三角“用工荒”加剧的情况下，港资企业拿到的订单，珠三角的企业不能按时完成，则港资企业将订单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内地城市，寻找当地企业开展合作。
广东“腾笼换鸟”的结果低于预期，等待东部“飞鸟”的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情况也自然受到影响。
不少地方建好工业园，等企业入驻，但“飞鸟”迟至，甚或寥寥可数。
更何况，即便从沿海移出，许多加工贸易企业也并非一定要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转移。
因为同样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禀赋条件的，还有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在加工贸易产业基础上，优于中国内陆。
中西部地方政府开始变得迫不及待，于是纷纷到沿海“抢转移”，到转出地“进笼抓鸟”。
四川省一名长期在深圳招商的官员私下说，现在是调动各种力量，想尽一切办法，给尽能给的好处，鼓动这些企业转移，绝大多数已转移的企业，基本上是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答应的。
“我们还和媒体联系，因为他们在采访中知道哪些企业要转移，我们就到企业门口做工作。
”
承接“攀高比傻”
“现在来看，我们都在攀高比傻，但是不比不行呀，都给政策，你给，仅仅是为了同起点竞争”
中西部地区政府对产业转移寄予厚望，从他们对城市角色的设计上可见一斑。
重庆和四川争夺西部龙头之位，都提出了成为长江上游或西部经济中心的目标；湖南和湖北等中部省份都希望成为中部的中心。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广东省社科院的丁力说，产业转移的背后，地方政府之间的争夺不可避免。
企业转过去了，当地GDP上去了，税收上去了，政绩上去了，甚至还有个人利益可能也上去了。
湖北省对产业转移极为重视，提出开放先导战略，把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作为扩大开放的重中之重。
许克振告诉本刊记者，湖北省政府专门组织多场针对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经贸洽谈会，搭建引资通道，抢抓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机遇。
然而，转移总量的相对稀缺，跟众多承接地相比，僧多粥少，承接地的竞争势必惨烈，而各承接地政府使出的杀手锏如出一辙，就是“低价拉客”。
“例如地价这个东西，你去谈就知道了。
”深圳市加工贸易协会高层人士说，名义上地价必须通过“招拍挂”确定，但里面暗含很多操作空间。
比如，有块地最低拍价每亩13万元，你得按这个价格来拍，但拍完之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费用减免，把这部分地价返还给你。
“可返还的方式很多，最终不知会以哪种方式操作。
”
至于土地供应，则都能解决。
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征地景象处处可见。
比如，重庆曾分五次批复丰都县工业园天水坪组团征用土地1965.37亩。
而截至2009年10月，该县工业园管委会已与天水坪组团2584名农民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实际的补偿占用土地高达4205.5亩。
获得土地后，这些工业园出地的方式亦多种多样，甚至不通过“招拍挂”。
重庆的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和重庆长寿化工园区，曾向23家单位协议出让31宗共计5806亩工业用地，这两个园区还以低于征地成本价出让5826亩土地，为的就是吸引企业入驻。
四川省前述官员表示，此类情况普遍存在，谁也不比谁好。
“就这点企业在转移，各地都在争呀，都在给各种优惠政策，你不给，企业进不来，你就只有继续落后。
”他说，“现在来看，我们都在攀高比傻，但是不比不行呀，都给政策，你给，仅仅是为了同起点竞争。
”
同时，各地还都在提高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标准。
例如，重庆市在2006年时，就规定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享受当地北部新区、经开区和高新区三个国家级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
此举显然超越税收管理权限，比照享受国家级开发区政策，制定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大项目，地方政府让步就更多。
2009年8月4日，重庆市跟惠普签订有关惠普（重庆）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备忘录规定，为重庆下单结算惠普产品而设立的独立法人，设立十年内若有额外的税收成本，重庆将余额返还；作为惠普商业伙伴的物流供应商，其在重庆设立的独立法人，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至2020年。
按此优惠政策，该项目建成投产十年之内，不仅对地方财政无任何所得税、营业税等税收贡献，地方政府还必须列支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返还惠普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国税部分。
对此，前述四川官员表示，重庆是看重惠普带来的长期效益和联动效益。
不管怎样，惠普肯定会为重庆未来的发展提供不错的保障，放到其他省市，肯定也一样照做不误。
在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与重庆签订的备忘录中，也明确记录着重庆相关部门确保给巴斯夫提供土地使用权的总费用，包括平场和所有相关费用不得超过150元/平方米。
审
计部门测算，巴斯夫一体化项目占地5035亩，征地和整治成本为15.98亿元，平均每亩成本为31.74万元。
若按备忘录的价格，每亩地则不超过10万元。
《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与湖北产业承接的机遇研究》抽样调查显示，17％的企业是冲着可申请发展用地而来的，至于拿到地后做什么却是个问题。
深圳市加工贸易企业协会曾到富士康集团，考察该公司涨工资的问题。
富士康高层称，若继续这样涨工资，顶两年都是没问题的。
既然顶得住为何要搬呢？
“郭台铭的野心，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深圳市加工贸易企业协会人士称，以富士康的规模和产值，到内地随便圈一块地，都能以很低的价格拿到，几年后随便出手，光这块地就赚很多钱。
“有类似企业，在全国圈地超过10万亩。
”该人士说。
台湾一芯片制造企业转入西部某城市投资时，曾提出要地的想法。
如今该市核心商务圈，这家企业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巍然屹立。
内地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都会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转让土地，企业给政府一个未来大概的投资承诺。
但很多企业圈一块地之后几年都不投资，任地长草，等着升值。
“地卖出去了，钱赚到了，拍屁股走人。
”他说。
曾经在沿海的暴富神话，正在中西部翻版重演，也暗示着，“攀高比傻”背后，产业转移的整体规划混乱。
规划乱象
针对全国整体产业转移的布局，直到9月6日，中央层面才正式出台《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
在整个产业转移过程中，村村拆迁、烟雾四起，屡见不鲜，有的地方根本不宜大规模开发，但同样亦在开发。
自2008年9月开始，重庆市以七家市属国有企业作为贷款主体或提供担保，向进出口银行贷款50亿元，用于三峡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16个区县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吸纳转移产业。
而这些地方的绝大多数区域，早已被列为限制开发区域。
作为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木，对产业转移中的产业规划，特别是涉及环境问题的产业规划尤为关注。
伍新木说，尽管目前国家相关部委有十多个关于产业转移的引导性文件，但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缺乏可操作性，地方多未按此运作。
伍新木说，特别是化工产业的转移，普遍布局在整个长江中上游。
目前，四川省宜宾市、泸州市，重庆万州区、长寿区、涪陵区、丰都县，湖北宜昌、荆门等，都在吸收转移而来的化工企业。
2007年6月，巴斯夫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及当地政府签署了相关合作备忘，拟在长寿化工园区兴建40万吨MDI装置。
MDI是生产聚氨酯的重要原材料，聚氨酯是一种用途极其广泛的塑料材料，可用于几乎所有工业领域。
正因中国对MDI的需求量很大，尤其在建筑和房屋保温领域，巴斯夫在其网站上称，特别看重中国市场。
在其网站上，巴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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