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下.docx
《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下.docx（3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下
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下）
2011-09-0610:
50:
26
——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英文标题：
TheNon-PublicInformationSeenfromtheArchivesofChinaandJapan:
AndtheNewsPracticebyYanFu,XiaZengyouandWangXiuzhiinTianjin
摘要：
本文利用中日两国档案，尤其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专档，探讨《国闻报》创建过程、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戊戌政变后的表现、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最后结局，揭示了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天津地区的改革派人士的办报活动以及日本和俄国与这份维新派报纸的特殊关系。
关键词：
国闻报严复日本外务省俄国
作者简介：
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村田雄二郎（murata,ujiro），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七、《国闻报》与百日维新
通观晚近以来的中国改革运动，与报刊的关系均十分密切。
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率先在京师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称《中外纪闻》），介绍西学，鼓吹变法，后来又创办了《知新报》。
严复则利用天津的《直报》屡屡发表充满新意的政论文章。
尤其是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国势危迫，呼吁采用西法，改弦更张，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时务报》介绍西学，屡发新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自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其议论使人耳目一新。
该报在鼓吹新法、号召民众方面的作用，愈来愈显得与众不同。
当百日维新进行之际，《国闻报》则取代了《时务报》，成了变法运动中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要舆论工具。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时务报》的主持人汪康年无法抵制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思想影响，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隔阂日深，步调未能一致；在《时务报》奉旨改为《昌言报》之后，康有为等与汪康年之间出现了争夺该报领导权的斗争，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在变法运动中宣传作用的发挥。
《国闻报》由于距京师近在咫尺，而且许多京师维新志士，如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等人，与报馆的主笔夏曾佑关系密切。
他们将京师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朝廷动向，源源不绝地向天津通报。
因此，《国闻报》能及时全面地反映维新变法的进展，将改革运动的成就及挫折不失时机地向全国传播，真正成了康梁维新派的喉舌。
这种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所处的危迫局面，阐述变法刻不容缓。
譬如戊戌春季，发生了德国侵略军亵渎山东即墨县文庙事件，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鼓动在京师会试的各省举子，纷纷向朝廷上书，要求责问德国，保卫孔教。
《国闻报》围绕此事件，于戊戌闰三月十六日发表了《拟上请办德人拆毁孔庙呈稿》以及梁启超号召举人签名的《公启》，[1]（184期,闰三月十六日）数日后该报又在“国闻录要”中连续登载了《江苏举人为圣庙事呈稿》、[1]（187期,闰三月十九日）《江苏淮安府举人公递都察院呈稿》等文章，[1]（190期,闰三月二十二日）连续报道京师举子纷纷上书的情况，在知识分子中起到了轰动效应。
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人为了鼓动京官投身于变法运动，先后在京师南横街的广东会馆召开保国会，号召京官们奋起保国救亡图存。
《国闻报》紧密配合维新志士在京师的活动，为变法救亡大造声势。
该报于戊戌闰三月二十三日刊发《京城保国会题名记》，首次刊布了与会者岑春煊、陈虬、徐仁镜、阔普通武、王贻谷、杨深秀等人的名字。
次日，再次刊布《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将刘鹗、宋伯鲁等人的姓名见诸报端。
[1]（191、192期,闰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二十九日，又刊发《书保国会题名记后》。
[1]（197期,闰三月二十九日）
《国闻报》刊布名单，是为了证实京师有爱国之心的京官参加保国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四月初三日该报再次刊登《论保国会》以及《闻保国会事书后》，并于四月初十日开始接连登载“南海康长素工部”在《保国会三月二十七日第一集上的演讲稿》、《闰三月初一日保国会开会第二集演说大意》以及浙江举人陈虬等请总署代奏《变法自强力保大局，请求立会折稿》。
数日后，又在“京师新闻”《会事续闻》中，发布了皇上支持保国会，而不理会潘庆澜、李盛铎等御史弹劾保国会的奏章。
[1]（213期,四月十六日）
《国闻报》这些连篇累牍的文章，大大长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志气，在读书人中间传播了以西学而更张旧法的观念。
它旗帜鲜明地站在改革派一边，使该报成了名副其实的改革派的喉舌。
①
《国闻报》对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的积极态度，与《时务报》形成鲜明的对比。
《时务报》对此的报道，远远不如《国闻报》积极主动。
其原因则是汪康年受到了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制约。
汪康年于戊戌闰三月二十五日，收到梁鼎芬从武汉发来的信件，该信要汪康年拒绝刊载康有为的保国会活动：
“致时务报馆汪穰卿：
康开保国会，章程奇谬。
闻入会姓名将刻《时务报》，千万勿刻，至要！
鼎芬。
”[2]（P1911）梁鼎芬对保国会的立场，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这种看法与张之洞对康有为的态度显然是不谋而合的。
或者梁鼎芬此举，就是在执行张之洞的指令。
张之洞、梁鼎芬等人与康有为等人格格不入的立场，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在变法高潮中作用的发挥。
（二）《国闻报》为改革派张目，及时全面地报道维新志士的重大变法举措及其在京师的重要活动。
首先，对于百日维新的头一件大事废除八股取士的报道，即大大振奋了改革派的斗志。
在维新派再三请求之下，光绪皇帝冲破刚毅等守旧大臣之阻挠，五月初七日，《国闻报》在“上谕恭录”栏目中，刊布了光绪帝颁发的“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1]（234期,五月初七日）
两天之后，该报又在“国闻录要”中，进一步刊布了皇帝废除八股曲折过程的新闻。
其文曰：
《改科宸断》，八股取士，习非所用，本月初五特奉上谕，改试策论。
风闻中外耳目一新。
有京友来函：
此次改科谕旨，初二日业已拟发，以枢臣、礼臣，均谓兹事重大，请从长计议，是以暂缓降谕。
皇上锐意维新，力排群议，以为非得人才，不足以图富强；而非改科目，不足以得人才。
遂于五日特涣轮音，明告天下。
六百年来相沿积习，毅然决然，断自宸衷，一旦弃去。
非圣人其足语于斯乎。
[1]（236期,五月初九日）
行之数百年的取士旧法，一旦废除，在全国上下的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新党人士读着《国闻报》所刊登的新闻，无不拍手称快。
其次，《国闻报》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报道，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即宣扬以康有为为主的维新党人在京师的变法活动，以及他们在政治上所追求的目标。
百日维新的帷幕刚一拉开，《国闻报》即在“京师新闻”中，以《简在帝心》为题报道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等志士的赞赏。
其文称：
京师新闻，徐子静学士奏荐康长素主政、张菊生主政、黄公度廉访、谭复生太守、梁卓如孝廉五人，通达时务一折，已经明奉谕旨，于二十八日召见。
闻是日在颐和园召见两君，康奏对至九刻钟之久。
张奏对至三刻钟之久，谅嘉谟入告，必当有大裨时局之言矣。
闻当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长素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由军机处交片与工部及总理衙门两处。
张君现尚无下文，想朝廷锐意维新求才若渴，必当更有破格录用之举也。
[1]（228期,五月初一日）
康有为被光绪帝在颐和园召对，长达“九刻钟之久”。
这是康梁自己的说法，而坊间说法与此并不一致，《国闻报》显然是从康梁处得来的新闻。
接着，《国闻报》又以《总报局告白》的形式，大力推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论著。
其告白曰：
本局在京都琉璃厂土地祠出售《知新报》全年四元，闰月加三角半……。
《孔子改制考》南海康长素先生撰，十本洋二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南海康长素先生辑，八本一元四角；中西学门径书七种，新会梁卓如先生辑，二本洋四角；《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一本洋二角；《南海先生五上书记》一本洋一角；《南海先生七上书记》一本洋一角；《桂学答问》南海康长素先生著，一本一角……[1]（237期,五月初十日）
随后，又披露了康氏在京师的新举措。
该消息称：
《奉旨编书》，工部主事康有为召见后，得旨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本应入署当差，因奉旨编辑译书，是以暂缓入署。
闻近来康主政陆续进呈御览之书，有《孔子改制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岁政纪要》、《文学兴国策》、西国学校诸书。
京友来函云：
康主政近来编译书籍，日事丹铅，颇形忙碌，本应俟全书译成后，恭录进呈，闻有旨令其随译随呈，皇上之振奋实学，考求洋务，益于此可见矣。
[1]（251期,五月二十四日）
上述新闻中有的书名并不确切，《列国岁政纪要》应为《列国政要比较表》。
《文学兴国策》则未及进呈。
这些进呈到紫禁城的新书，是坊间无从得知的，故其新闻必来自康梁诸人无疑。
再次，《国闻报》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在改革高潮中，改变其变法纲领一事，作了及时报道。
众所周知，自乙未以降，康有为曾多次吁请设立“议郎”，要求以“三占从二”的方式讨论政事；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请设议院以通下情”等等。
到了丁酉冬，随着“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于《上清帝第五书》中直接提出了“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
他在代替陈其璋草拟的《为外衅危迫，亟宜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而维危局折》中亦提出了“议院之情，可先时而防患”的主张。
[3]（P119）然而，在戊戌正月初三日被总理衙门王大臣传见问话后，康有为于正月初八日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随后又递了《第七书》。
在这些上书中，康氏不再有请求开国会和颁布宪法的建议，而代之以“制度局”。
尤其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康氏被光绪帝召见之后，更加明确地举起了以君权变法的旗帜，主张“以君权雷厉风行”、“拔通才以济时艰”。
《国闻报》于五月二十八日刊布了《答人论议院书》。
在该文中，康氏直言不讳地宣称：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
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
必不能也。
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
[4]（P62）
这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该文真实地表达了当时康有为对于君权与民权关系之理解，与康氏向光绪帝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孔子改制考》等书的立场是一致的。
此后，《国闻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新旧两党围绕制度局所展开的争斗。
五月二十九日的“国闻录要”称：
《议覆制度局》，工部主事康长素先生，于前月条陈新政，大旨谓：
小变不如大变，零变不如全变，请特设制度局一所，专办变法之事，庶天下之耳目一新，而上下之指归以定。
所有一切改科举，改官制，改兵政，改刑律，改财赋之事，事无巨细，凡属新法，皆隶于制度局。
条陈既上，廷旨交总理衙门议奏。
昨有京友传说云：
总署业于本月日前奏复，大约以为事多窒碍，势难施行。
皇上将总署议复之折，留中数日，复交下，命再行核议具奏。
闻总署各堂之意，拟再行议驳云。
[1]（256期,五月二十九日）
接着，《国闻报》又报道了京城关于召开制度局的传闻。
其文曰：
康工部上月时上一折，言开制度局事，交总署议。
闻皇上及皇太后迭次催议，总署议驳，上复发回总署，会同枢垣再议驳。
二十六日奉殊谕，饬总署、枢垣切实议行，无得空言塞责。
于是，京朝议论汹汹，……制度局者，不过如重修会典则例，开一会典馆，但稍加删改云耳。
[1]（261期,六月初四日）
康有为制度局建议的核心，是建议皇上拔擢通才议政，而将守旧派大臣排除在外，因此，制度局遭到朝臣的极力抵制。
为了解除朝臣的后顾之忧，康有为曾经故意将制度局说成“不过如重修会典则例，开一会典馆，但稍加删改云耳。
”令人惊奇的是康有为的原话，一字不改地出现在《国闻报》的新闻报道中。
显然，此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康梁自己。
数日之后，该报又登载了康有为将制度局改名为懋勤殿的消息。
[1]（八月初二日）其实，无论是制度局，还是懋勤殿，均系安插维新通才议政的机构，守旧派是寸步不让的。
从上述新闻中可知，《国闻报》在百日维新中，是步步围绕康有为的变法宗旨，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作用。
除此之外，《国闻报》还对梁启超、黄遵宪、李端棻等许多维新党人变法言论进行了追踪报道，表现了该报纸为改革派张目的鲜明的政治立场。
《国闻报》对新政的热情，已引起光绪皇帝的注意，据该报所登“北京访事人”戊戌八月初来信云：
《征文恭纪》，北京访事人来信云：
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悉。
语次，上问：
“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
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
”严对曰：
“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馆登报耳。
”上又问：
“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
”严对曰：
“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
”上云：
“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
朕急欲观之。
”[1]（八月初四日）
由以上光绪帝与严复的对话不难看出，《国闻报》所登载之变法论文，已经引起了光绪皇帝很大的兴趣。
《国闻报》与改革派是息息相关的。
关于《国闻报》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还可由下列事例得到证实：
在上个世纪50年代由中国史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报纸新闻》所辑录文章，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南北练军》始，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共选编与百日维新有直接关系的重要新闻195则，其中刊于《国闻报》109则，《中外日报》35则，《申报》24则，《知新报》19则，《昌言报》4则，《万国公报》2则，《字西林报》与《译文汇报》各1则。
由此可见《国闻报》与维新运动关系是何等紧密。
八、戊戌政变后的《国闻报》
《国闻报》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密切，还表现在戊戌政变刚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该报馆既没有退缩，也没有改变原先之立场，仍然是以显明的态度，对改革派表示同情与支持。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件事上。
其一，慈禧等守旧派上台伊始，便迫不及待地逮捕、镇压与变法有关的维新党人。
他们于八月初九日将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等人关押于刑部监狱，随后又未经审讯而残杀于菜市口。
《国闻报》不顾顽固派的反对，于十二日刊登了一则来自京师的消息，题名为《视死如归》。
其文曰：
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
谭嗣同曰：
“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
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谓自谭嗣同始。
”即纠数十人谋大举，事未作而被逮，闻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
[1]（八月十二日）
谭嗣同面对死亡，仰天长笑，无丝毫畏惧，国内其他报纸称其为“逆犯”，而《国闻报》则称赞其“视死如归”，其同情维新派的立场跃然纸上。
上文中的“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显然是指日本外交官。
因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王照等志士是依靠日人掩护而逃脱清政府抓捕的。
所述“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谓自谭嗣同始”等豪言壮语，与梁启超后来在《清议报》所刊布的亦大略相同。
其二，《国闻报》在守旧势力猖獗一时的情况下，继续在报端宣传康有为在逃离北京之后，发表的一系列公开反对慈禧守旧派的言论。
戊戌九月二十三日，《国闻报》在显著位置“本馆照录”栏目中，刊载《照录八月二十七日上海新闻报康有为言论》；在“国闻录要”栏目中，刊载《再录西报六月十六日康有为奏对之词》；次日，又刊登《录上海新闻报九月初四日康有为问答之词》。
[1]（九月二十三日）
该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在《本馆照录》中，公然嘲笑守旧朝臣请求禁毁康有为变法书籍的文章：
《孙中堂请禁康氏悖谬各书奏稿》，本馆按，孙中堂此折乃五月底所上，当日奉旨。
是康有为之折为管学大臣所奏，事在数月以前。
至八月以后，而始纷纷奏请毁禁康氏书籍，则直支那俗语所谓“放马后炮”，“打落水鸡也”。
本馆附志。
[1]（九月十五日）
《国闻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刊布头号“逆犯”康有为在海外的反政府、反慈禧的言论，为改革派鸣不平，引起京师守旧文人一片哗然，并群起而攻之。
其三，政变之后，守旧派倒行逆施，废弃新法，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倒退。
许多没有气节的文人，全然忘记了他们在光绪帝推行新政时，曾积极参预变法的言论，八月初六日之后，摇身一变，又为慈禧歌功颂德。
尤为典型的是端方进呈《劝善歌》事件，成了京城的一大新闻。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
甲午战争之后，有志于变法，与维新派关系尤为密切，故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命其督理新政机构农工商局。
然而，政变之后，端方惧怕引火烧身，于是由原来的赞同光绪皇帝变法，变为向慈禧大唱赞歌。
据费行简之《慈禧传信录》记述：
直隶霸昌道端方，亦以保国会会员附有为，获三品卿衔，总管农工商务局，后将重惩之。
方托骨董商投荣禄门下，且贿李莲英乞助。
一日后为枢臣言：
吴懋鼎、端方皆倖进，必为有为党，罪当戍新疆。
禄对端方官直隶，政声卓著，且臣素知其为人，绝非附康者。
刚毅争曰：
农工商皆百姓之业，何必官为越俎，设局代谋。
此皆有为为洋人汉奸，欲假此局以攘民业，卖之外夷，端方为承其乏，其不端方可知，圣论处分甚当。
而后重违禄意，不示可否，遂已。
未几，莲英为后言，端方近颇刊布书籍，颂后圣德，后触禄前论，竟擢为陕西按察使。
在戊己间，以司新政而迁官者，仅方一人耳。
[5]（P469－470）
显然，端方是根据李莲英的授意而进呈《劝善歌》的。
荣禄又从中说项，故而端方愿望很快得逞。
《劝善歌》是古往今来少有的美化封建统治者、欺骗广大民众的文字，流毒深远。
此歌坊间已很少见流传，今据《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本馆照录》栏目所载的《劝善歌》，转录如下：
大清定鼎亿万岁，圣圣相承仁政多。
古来赋敛不均平，十分取一又加征。
我朝丁粮不重取，征了地粮免抽丁。
古来加赋真无厌，征兵调饷民愁怨。
我朝减赋至再三，苏松两府减百万。
古来动工用民兵，往往十去九不归。
我朝发价雇人役，穷民借此得善瞻。
古来百姓怕富兵，一家三丁抽一丁。
我朝招兵有的饷，听民自便投军营。
古来待官不以礼，作得大官敲折骨。
我朝开国除廷杖，要为臣工养廉耻。
古来刑法十分苛，既用非刑又连坐。
我朝例律最审详，若用非刑官职革。
古来方物取之民，强买强卖失人心。
我朝贡物俱发价，不用民间花一文。
古来皇亲多擅政，欺君误国大不敬。
我朝只封承恩公，一年才得千金俸。
古来内监权势重，卖官鬻爵还领兵。
我朝内监不出宫，私自出宫有重刑。
古来宫女有三千，挑选民女民骚然。
我朝宫廷有则例，但选八旗无汉官。
我朝事事胜前代，百姓人人同感戴。
祖宗功德说不尽，再说太后恩似海。
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廉训政爱黎民。
官加俸禄兵加饷，豁免钱粮千万金。
当时天下未平静，发捻搅乱遍行省。
太后知人善任人，救民水火全性命。
从此天下庆太平，鸡鸣犬吠都不惊。
试问此事谁恩德，重生父母还不能。
光绪初年遭荒年，御膳房内曾减膳。
省出银钱去放赈，救活饥民数百万。
其余水旱与偏灾，发帑截漕乐不倦。
多者发帑三千万，少者截漕数百万。
及至光绪二十年，中日失和乃交战。
太后深念兵苦寒，立发内帑三十万。
又思彼此须息民，中外邦交日以亲。
一律均沾相待厚，远人感惠多欢欣。
近年驻跸颐和园，借此颐养稍息肩。
圣心尤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
当今皇帝真圣孝，视膳问安尽子道。
躬率臣民同视暇，屡为圣母上徽号。
我朝恩德同天地，顽石也应知感激。
如何逆党惑人心，乱臣贼子人切齿。
官员听我劝善歌，文莫贪赃武莫怯。
清廉自有好儿孙，忠勇身受高官爵。
兵弁听我劝善歌，谨守营规莫放纵。
出营不可犯秋毫，临阵须当齐奋勇。
士子听我劝善歌，架讼包漕均不可。
且莫联盟去结党，身败名裂遭奇祸。
农夫听我劝善歌，孝悌力田安本分。
丰年好好完钱粮，歉岁时时有蠲赈。
工人听我劝善歌，勤俭手艺莫学懒。
也有一艺能成名，也能发财逾万贯。
商家听我劝善歌，公平交易莫取巧。
但能勤俭去经商，应享利权官为保。
众人听我劝善歌，莫打官司莫械斗。
莫去赌博吸洋烟，莫去冶游滥交友。
教民也是良家子，一体相待无歧视。
民教彼此要相安，勿为国家妄生事。
会匪有莠亦有良，被胁入会无主张。
但能自新速解散，不究既往准安常。
人人都说外国好，外国又把中国羡。
外国税重中国轻，外国物贵中国贱。
我今与你苦口说，字字真切无传讹。
仔细听我劝善歌，福多寿多子孙多。
[1]（351期,九月初六日）
端方呈递《劝善歌》，正中慈禧下怀。
据清档记载，慈禧在看到《劝善歌》之后，于八月二十五日连续颁布两道指令：
一是由军机处寄发全国各直省将军督抚。
该上谕谓：
“谕军机大臣等：
端方呈进《劝善歌》，于人心风俗不无裨益。
著各该将军督抚即行刊印，分饬各州县于城市乡村遍行张贴，俾小民一体周知。
钦此。
”[6]二是由军机处片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
该日军机交片称：
“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端方呈进《劝善歌》，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行刊印，于京城内外地面，各处张贴，俾民间一体周知，钦此。
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
此交。
”[7]
以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端方为了讨得慈禧欢心，除了由军机处呈递《劝善歌》之外，还主动将《劝善歌》送到《国闻报》刊出。
如《清代人物传稿·端方传》即持此种观点。
该文称：
端方政变后几乎被治罪，据说由于贿赂了荣禄、李莲英，得到二人的袒护，又作了一千余字的歌功颂德的《劝善歌》进呈，并刊于《国闻报》上，才免被追究。
十月，任陕西按察使，翌年护理巡抚并改任陕西布政使。
[8]（P67）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国闻报》原件，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
《国闻报》是在批判《劝善歌》欺诈与愚昧。
该报居然不顾清廷之反对，以“本馆跋”的形式，在刊登《劝善歌》的同时，大唱反调：
跋：
右《劝善歌》一篇，中国政府以此颁示其国中臣民者也。
其谓赋役之法，兵刑之制，中国自古至今未有如大清之善，则历代陈迹，载在史书，苟参互而考求之，是非得失，明于政治者，必能辨之，无俟本馆之屑屑也。
至若皇亲擅政，内监用事，皆为本朝家法之所禁，防微杜渐，垂戒后人，此固大清开国之君，鉴既往之覆辙著为律令，以保其子孙黎民者也。
然吾闻清国家法，其著为律令者，当不止此数端，今果能一一遵守之否？
度明于本朝掌故者必能言之。
固非吾外臣所得知矣。
若乃劝士之法，则曰切莫结党；劝农之法，则曰歉岁有赈；又曰外国税重中国轻，外国物贵中国贱。
兹数说者，若不考情实，猝然闻之，亦似切近情理，洞见利害。
然于政治得失之故，其道相左，其效相反。
守一先生之说，固不足以定天下之是非也。
盖士而无党，则导民以散，国必不强。
农而有赈，则导民以惰，国必不富。
外国税重，有所以能重之故，故虽重而民不怨。
中国税轻，则何以商贾视关卡为畏途，十室之邑，必有逋赋。
外国物贵，有所以致贵之由，故虽贵而民用不匮。
中国物贱，则何以乞丐遍于都市，八口之家，常无一日之蓄。
泰东西政治家恒谓：
税之轻重，物之贵贱，于国家治化之浅深相消息，歌者盖未之前闻也。
夫士之必得有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