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璠《河岳英灵集》的文学批评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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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璠《河岳英灵集》的文学批评论

殷璠《河岳英灵集》的文学批评论

　　【内容提要】

天宝末年，丹阳进士殷璠，以其卓越的识见，严肃的精神，完成了李白的未竟之志，选编了一部很有特色的盛唐诗歌选本一一《河岳英灵集》。

和《文选》的编者萧统一样，他也旨在通过选本来体现自己的文艺观点，开展文学批评。

尤其选诗的标准、范围、题材、特征以及发展路向等，在众多的“唐人选唐诗”版本中独树一帜，唱响了那个时代的“盛唐之音”，历千年洗练依然魅力不衰，同样称得起是“河岳英灵”之作。

【关键词】殷璠；《河岳英灵集》；盛唐之音；文学批评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诗人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光辉的艺术成就，争奇斗胜，呈现出一派缤纷壮丽的色彩，这就是人们所称颂的诗歌的“盛唐气象”。

这个艺术史上的不寻常现象，不只是后之来者回望那遥远的艺术史的高峰而景仰赞叹,就是身当其时的诗人，也对展现在面前的崭新鼎盛景象,感到欢欣振奋。

天才横溢的李白就曾引吭高歌:

”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冥。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古风》其一]。

他赞美同时代的诗人像秋天夜空中灿烂闪烁的群星，光辉四射。

他也曾有志对这一代的诗歌进行删述，以冀永传。

但又自叹“吾衰竟谁陈！

”深恐这一千秋大业无人交付。

所幸李白的希望没有落空，天宝末年，“丹阳进士”殷璠，以卓越的识见，严肃的精神，完成了这一事业，得遂李白的未竟之志。

这就是殷璠及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

一

殷璠，丹阳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

他选编的《河岳英灵集》,是一本很有特色的盛唐诗歌选本。

殷璠和《文选》的编选者萧统一样，也是通过选本来体现自己的文艺观点，进行文学批评的。

他在《河岳英灵集·序》中坦言：

“璠虽不馁，窃尝好事。

常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

爰因退迹，得遂宿心。

粤若王维、王昌龄、储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岳英灵也。

此集即以河岳英灵为集。

”这既说明了编选诗集的初衷，也点明了诗集名称的由来。

《河岳英灵集》选诗范围，《序》称“起甲寅，终癸巳（天宝十二载，753）”。

选录了这一时期自常建至阎防24家诗234首，今本实为228首。

由于选者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艺术鉴赏能力，选录标准又非常严格，因而在唐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中历来最受重视，影响深远。

（P247）

开元、天宝之际，是唐诗繁荣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音律和体裁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序》和《集论》中论述了诗歌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认为“伶伦造律，为文章之本”；“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

所以诗人“不可不知音律”；但又不可“专事拘忌”，流为“矫饰”。

他批评了齐梁以来诗歌”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的不良倾向，指出唐代诗歌正是在纠正上述诗风中“去伪从真”，逐步向前发展。

到了开元中期“声律风骨备焉”殷璠评诗注重“风骨”和“兴象”。

他选录的标准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冀）、窦（宪），终无取焉”。

由于有比较正确的艺术观点和标准作为指导，通过选诗以标举其论诗宗旨。

集中所选，虽因当时的条件所限，不可能搜罗得很全面，但这个时期的一些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欣、崔颢、祖咏、储光羲、常建等人的优秀诗篇都能入选，反映了盛唐诗歌的基本面貌。

集中没有选及杜诗，盖因杜甫蛮声诗坛稍迟于上列诸家，当时还没有篇什广为流传的缘故。

另外，他也没有选入自己的诗，不像同时的《国秀集》的编选者芮挺章和楼颖把自己的诗选了进去，为后人所批评。

殷璠编选诗集的严谨态度，于中可见一斑。

二

殷璠回顾了自梁至唐的诗歌发展道路，把梁以来二百多年的诗歌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河岳英灵集·序》云：

“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

武德初，微波尚在。

贞观末，标格渐高。

景云中，颇通远调。

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就是说,自萧梁至武德,中间包括陈隋两代,都是“尤增矫饰”,只重视词采的华丽。

唐开国以后,也仍然沿着齐梁的老路走,一直到贞观末才开始有了转机。

高宗、武后共有六十多年,殷璠称之为“标格渐高”,大约因为这个时期有了四杰和陈子昂,已经不完全是亦步亦趋的按照前期的样式作诗了。

接下来是睿宗景云时期,殷璠认为是“颇通远调”。

当时,沈（俭期）宋（之间）和李（麟）杜（审言）已经建立了律诗的格式,张说、张九龄、贺知章已崭露头角,及至孟浩然、王翰等扬名之后,“盛唐之音”已在形成之中,故有“远调”之说。

这是殷璠对《文选》以后、玄宗之前一段时期诗歌发展的简要概括,也是符合诗歌发展实际的。

当然,殷璠真正要编选以使之流传后世的还是开元十五年以后的诗歌。

他在《序》中说:

“开元十五年以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翁然尊古,有周风雅,再阁今日。

”这段话涉及到了几个问题。

首先,盛唐诗歌的声律风骨是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起成熟起来的。

这时盛唐时代的主要诗人李白、王维都已二十七岁,高适、岑参、李欣、王昌龄、崔灏等也届壮年,在诗坛引领风骚。

他们的出现,以新诗风、新气派,开唐代诗歌的“盛唐气象”。

其次,殷璠把“盛唐之音”的形成原因归之于玄宗的爱好与影响这自然有些把问题简单化了。

一代诗风的形成,绝不会仅仅决定于帝王的好恶,而是经过长期酝酿、探讨以及创作实践的结果,其原因是很复杂的。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帝王的艺术倾向及其由此产生的号召与提倡,对艺术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玄宗即位之初,确如殷璠所说,“恶华好朴,去伪从真”,并从政令上对华丽的文风施加了批评和限制。

有一则诏令曾说:

“我国家效古质,断浮艳,礼乐诗书,是宏文德，缔丽珠翠,深革弊风。

必使情见于词,不用言浮于行。

”（《玄宗禁策判不切事宜诏》）。

又因为“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教令改变考试内容（《玄宗条制考试明经进士》）。

这些诏令既然事关士大夫的科举前程,自然对革除浮艳诗风产生了相当的作用。

此外,殷璠还把“风骨”视作盛唐之音的基本特征。

不言而喻,这也是《河岳英灵集》选诗的重要标准。

但是只简单举出“风骨”二字,毕竟太笼统了,他深恐未来读者对此发生误会,因而在《集论》中又作了一番具体的阐明:

“璠今所集,颇异诸家:

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

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感。

”[Pl]殷璠认为,诗歌不可不有音律,只是不必过于严格罢了。

所谓“文质半取”，即是李白所赞许的“文质相炳焕”的意思。

殷璠和李白所标榜的“新声”,正是盛唐新兴诗风的“盛唐之音”。

人们一向认为,“风”是现实主义的,“骚”是浪漫主义的。

殷璠所说的“风骚两挟”,即是说的两者的结合。

而且,他还主张诗歌应该既有健康的思想内容,又须注意声律协调使之便于吟咏,兼有音乐美的效果。

所谓“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也是重申诗歌必须继承建安时代明朗健康、刚劲有力的风骨和精神。

“建安风骨”是从陈子昂起便大力倡扬的现实主义传统,殷璠不仅也很重视,而且一再提示。

他认为,盛唐诗歌应该是继承了建安风骨而又具有随后的太康时代诗歌所不及的音韵之美。

这两点是他选诗的标准,也是对盛唐诗歌的总的评价。

殷璠的注意力不是偏执的,他把“风”与“骚”、“文”与“质”、“新声”“与“古体”、“建安风骨”与“太康富商”等相提并论,是充分注意到了形式与内容、风骨与声律等的协调与统一的。

殷璠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比较完善的标准,并非只是他自己的臆想,而是对当时诗歌成就所作的理论概括。

　　三

殷璠和他的《河岳英灵集》,除了上述提到的选编范围和标准以外,在所选诗歌的题材方面,也是五彩缤纷、风格多样的。

开元、天宝阅征战频仍,因而产生了不少反映战争的诗篇。

这些诗不再是因袭六朝及初唐边塞诗的旧意,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的“盛唐之音”。

如常建《塞下曲》中的“天涯征战”、李白《战城南》中的“放马天山”、王维《陇头吟》中的“长安少年”、李欣《古意》中的“长征男儿”、高适《燕歌行》中的“沙场征战”、王昌龄《出塞》中的“秦时明月”、王翰《凉州词》中的“醉卧沙场”、祖咏《望蓟门》中的“燕台惊客”等等,都是这一类诗歌的名作,反映了征战的悲苦和战士们向往建功立业、保卫边陲的英雄气概。

唐玄宗在天宝之后,荒淫误国。

杨氏兄妹恃宠弄权；李林甫、安禄山等奸雄作祟。

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忧心忡忡,写诗感怀伤时,讽刺朝廷。

李白《远别离》中的“皇英二女”、王维《息夫人》中的“息夫人”、王昌龄《春宫曲》中的“承宠新人”等,多借古讽今,揭露了国家的隐患,反映了当时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盛唐时,山水诗再度兴起,反映了士大夫漫游生活的阅历及田园生活的闲情逸致,描写了大自然雄伟、奇险、优美、壮丽的风光,给读者以美的陶冶与享受。

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常建的《题破山寺禅院》、崔灏的《黄鹤楼》、祖咏的《望终南山余雪作》等,以不同的笔调,再现大自然的风貌风情,流传后世,为人吟诵。

更有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伤春惜花,但所展现的仍然是一幅愉快美丽的春晨图画,它清新活泼而并不低沉哀惋。

这就是“盛唐之音”。

（p207）还有王维的《鸟鸣涧》,忠实、客观、简洁,如此天衣无缝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静之极却又生趣盎然,写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二。

它优美、明朗、健康,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p207）

即便是在这样“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的“开元盛世”,也仍然有不少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故而感慨多端。

李白《将进酒》中的“天生我才”、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等,表现了一种干渴求进而不得其门的苦闷；而李欣《送陈章甫》中的“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高适《别韦参军》中的“自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等,显示的又是一种英雄人物昂藏不凡的精神面貌；它如高适《听张立本女吟》中的“清歌一曲”、李欣《听董大弹胡茄》中的“幽音胡茄”,让我们看到了时人对音乐的热爱和对音乐的生动的表现力；而崔灏的《江南曲》、王昌龄的《长信宫词》,又从不同方面描写了当时的妇女生活。

如此等等,足见《河岳英灵集》所展现的题材是广泛而丰富的。

四

殷璠和他的《河岳英灵集》,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

马茂元先生说他“略仿南朝钟蝶《诗品》,对入选各家诗歌的艺术风格都作简括的评论,其中有不少精辟之见为后人所称述。

这种把‘评’和‘选’结合起来,在体例上实属创举,为后来许多评选本诗文集的滥觞。

”（p47）实际上,随着“盛唐气象”的形成,“唐人选唐诗”的风气也盛极一时。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集印《唐人选唐诗（十种〉》,然而,有人（P525）细检《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着录的“唐人选唐诗”,竟达六十余种,真可谓洋洋大观!

殷璠有感于当时流行选本的多而不精,立志要把他所称之为“圣代”的诗歌编选成集,传之后世。

以“河岳英灵”名之,就是要把入选诗人看作是时代的精华,诗国的代表。

所选诗歌,无论题材多么不同,风格又如何迥然相异,抒发的都应是时代的声音一一盛唐之音。

在评价诗人时,殷璠很注重生活和创作、社会与人生的种种关系问题,即如孟子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这种“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观,殷璠可谓是深谙其道。

他评李白是“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评崔灏“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评薛据“为人骨镀有气魄,其文亦尔”。

尤其对向被看作是超然世外的储光羲的评价:

“璠尝见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十卷,言博理当,实可谓经国之大才也。

”（P523）这段文字，让我们看到储光载并非只是超然世外的逸人,而且还是博学多识、经国济世的人才。

以上这些对诗人的评价,对于了解和评论这些诗人诗作,无疑具有拨云见日的作用。

在评价作品时,殷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艺美学概念一一“兴象”论。

他评孟浩然诗云：

“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评陶翰诗云：

“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可谓从中读出了诗歌所蕴含的意境。

论常建诗云:

“似初发通庄,却寻野经百里之外,方归大道。

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

”这里的“旨远”、“兴僻”,是与以前的宫廷诗人的艺术风格相对而言的。

“唯论意表”则是指常建的诗，注意通过客观景物的描述来表现诗人的胸怀、情趣。

他所举“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样的佳句,显示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清澄、和谐、统一的境界。

我们今天读来,那种古寺佛门的禅昧,与人间的现实生活固然相去太远,但是,盛唐诗人却感到诗中的禅味比之世俗的宫廷繁华要高出一筹。

在评王维时更是提出了“词秀调雅,意新理惬”的词、调、意、理四个概念,这也是一首好诗所不可缺少的四个要素。

王维的诗因为注意到这四个方面的融会,故被评为“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成为完美的艺术品。

后人论王维诗者,多沿用殷氏此说,就因为它用语精练、生动、准确,给人以鲜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殷璠还特别注重诗歌的创新,并从创新的角度评价、肯定诗人的成就。

如说李白“《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P168）集中所选李白的十三首诗,几乎都可以说是李白的代表作,篇篇皆如行云流水,白发奇致,通体无暇,不可句摘。

其新颖奇巧之意境,惊世骇俗之格调,大为盛唐诗坛增色添辉。

评其他诗人的诗,也多从“新”、“奇”的角度出发,予以肯定。

如评岑参诗是“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评孟浩然诗是“半遵雅调,全削凡体”；评储光羲诗是“削尽常言”；评祖咏诗是“调颇俊奇”。

这些评语,都是概括各家诗歌特征而得,也显示了盛唐时代的诗人莺飞鱼跃,各展英姿,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努力创造自己独特风格的热烈情怀。

综上所述,殷璠和他的《河岳英灵集》,经受了时代的考验,称得起是河岳英灵之作。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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